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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廷傑教授:南傳上座部佛教經典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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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傳上座部佛教經典的形成

韓廷傑

  佛教於公元前三世紀阿育王時期發展為世界宗教,當今流行於斯裡蘭卡、泰國、緬甸、老撾、柬埔寨以及我國雲南省的這支佛教,大體位於印度南部,故稱南傳佛教,與流行於中國、朝鮮、日本、越南的北傳佛教相對應。
  南傳佛教即上座部佛教,根本上座部又稱為雪山部,然而流行於當今斯裡蘭卡等國的這支佛教,並不是純粹與大眾部相對立的上座部佛教,而是分別說部,因對五蘊、十二處、十八界等教義理論分別解說而得其名,南傳七論之一《分別論》表現得尤為突出。由“分別說部”之名,可見《分別論》在這支佛教中的重要地位。
  這支分別說部佛教又稱為赤銅碟部或銅碟部(Tambapanni),另譯銅掌。《大史》和《異部宗輪論》都未提及,玄應《音義》卷二十三認為:銅碟部即指上座部。南傳上座部佛教以斯裡蘭卡為根據地,以斯裡蘭卡的大寺派為其正宗。巴利文的《大史》、《島史》和《大唐西域記》卷十一在講斯國起源時,都講到這樣一個故事:北印度梵伽國(今孟加拉一帶)國王娶羯陵迦王的女兒為後,生一美女,住在羅羅國的森林裡,與獅子同居,生一男一女,兄妹二人結為夫妻,生三十二個孩子,長子毘阇耶被立為付王,他及其部屬皆行為不端,被驅逐出境,被趕進大海。當他們下船登陸的時候,已筋疲力盡,便用手撐著地坐了下來。因為觸到了古銅色的土塵,手掌被染紅,所以這個地方和這個島就有了“銅掌”之稱。
  由此可見,所謂分別說部或赤銅碟部之稱不是上座部佛教的原稱,而是上座部佛教經典尤其是論典形成之後的後人稱謂。
  佛教創始人釋迦牟尼三十五歲的時候,在菩提樹下靜座沉思而悟道。從此以後,他稱為覺者,即佛陀,簡稱為佛。釋迦牟尼成佛以後,開始他的弘法活動,直到他八十歲時在拘屍那迦城郊的沙羅樹下圓寂,其間共四十五年。
  佛教以反印度的正統宗教 —— 婆羅門教而起家。婆羅門教把人分為四個等級,即四種姓:婆羅門(祭司)、剎帝利(武士)、吠捨(農民和手工業者)、首陀羅(服務行業的勞動者)。前三種姓稱為再生族,他們可以參加婆羅門教,婆羅門教能給他們第二次生命,首陀羅稱為一生族,他們沒有資格參加婆羅門教,婆羅門不能給他們第二次生命。除此以外,還有不可接觸的“賤民”,他們處於社會最底層,誰要是看見他們,就被認為是不吉利的,所以他們出門時往往帶著梆子,邊走邊敲,讓人回避。
  針對這種情況,佛教提出“眾生平等” 的口號,任何人都可以參加佛教僧團,這使佛教迅猛發展,很多低種姓人都加入佛教僧團,如釋迦牟尼的大弟子優婆離,原來是個理發匠。這些社會底層的人們,很多是文盲,沒有文化。面對這些人,釋迦牟尼弘法的時候,不能咬文嚼字,必須通俗化大眾化。
  印度的語言很復雜,很不統一,釋迦牟尼弘法的時候,為了讓他們聽懂,只能用方言俗語來講。有人主張用文言文梵語,受到釋迦牟尼的嚴厲批評。釋迦牟尼認為使用梵語弘法,會嚴重脫離群眾,使那些想參加佛教僧團的下層人民大眾不敢加入,勢必影響佛教僧團的發展,所以釋迦牟尼非常堅定地主張用方言俗語弘法。這種傳統延續了很長時間,一直到公元前四世紀部派佛教出現以後,仍然保留著這樣的傳統。部派佛教的各個部派分布的地區為同,使用的方言也不同,如正量部使用阿巴勃朗姆濕語。說一切有部流行於古印度西北部,當時這裡已經普遍使用梵文,所以該部使用梵文。
  釋迦牟尼最初弘法使用何種方言?學術界說法不一,至今沒有令人信服的一致結論。釋迦牟尼的弘法活動,主要在摩揭陀國,所以他使用了摩揭陀方言,這就是巴利文(PāLi)。巴利文並不是純粹的摩揭陀方言,還受到其他方言的影響,所以有人把巴利文稱為半摩揭陀方言。“巴利”一詞來源於阿育王石刻銘文中的pāliyāyāni,因在其婆羅蜜文體中,a、ā可以互換,所以paliyāyāni,也可以寫成pāliyāyāni,原形是pāliyāya,來源於梵文的paryāya,其意為“必須重誦的經典”。由此可見,巴利文是佛教重要的經典語言,巴利文經典比梵文經典更接近原始佛教。
  釋迦牟尼逝後,弟子們回憶他說過的話也這樣做,也是用方言俗語,所以最初的佛典是方言。這樣做,局限性很大,因為一個地區的方言,只能在這個地區使用,其他人不懂,不利於佛教的傳播,到公元四世紀,印度已經普遍使用梵文,佛教徒為了擴大佛教影響,就想把原來佛典的方言俗語改寫成梵文。改寫的時候遇到一個很大的困難,佛典中分為偈頌和長行兩個部分。偈頌是佛經中的詩體,起提示、總結、綜合作用;長行是佛經中的散文體,往往是對偈頌進行解釋或者論述。偈頌必須押韻,不像長行那樣自由。有的字按方言俗語押韻,按梵文則不押韻。要改寫,難度很大,為了回避這個問題,他們把長行部份改寫成梵文,偈頌仍然是方言俗語。如普遍流行的《妙法蓮華經》、《無量壽經》等梵文本至今還是這種形式。有的佛典雖然把偈頌、長行都改寫成梵文。但偈頌部分為了押韻,仍然保留著俗語成分。這種獨具特色的梵文、俗語共存形式,稱為混合梵文或佛教梵文。自說一切有部以後,因為梵文已經普遍使用,新寫的佛典就是純粹梵文了。
  有個問題很值得關注。如前所述,不同部派因為流行地區不同,使用的方言也不同。很多佛典都已改寫成梵文,唯獨上座部佛典一直是巴利文,並未改寫。如何解釋這個問題?我認為上座部佛典最龐大最具特色,改寫起來困難最大,所以沒改。還有一個問題很值得關注,我國歷史上的譯經師只是翻譯梵文佛典,以大乘為主,兼顧某些小乘派別,如屬於法藏部的《長阿含》和《雜阿含》等。屬於上座部的現存巴利文經典一本也沒譯,這只能從我國譯經師的宗教觀點來解釋,他們是大乘佛教徙,致力於弘揚大乘佛教,他們翻譯某些小乘經典,是為了大乘探源,所以對純屬上座部的巴利文經典不感興趣。
  釋迦牟尼在世時,他的說教靠師徒口授相傳,並無文字記載。他過世以後,為了對他的說教進行甄別審定,佛教徒舉行集會,由親聞佛說教的人背誦佛的教誨。得到大家公認的,就肯定下來,此稱結集。泰國拉瑪一世王在位期間(1782 ——1809),僧王瓦那拉特(vanarat)用巴利文著《結集史》(sangitivamsa),講述南傳佛教的九次結集,前三次在印度,四至七次在斯裡蘭卡,第八次和第九次在泰國。
  第一次結集於釋迦牟尼逝後當年雨季舉行,地點是摩揭陀國首都王含城,參加結集的有五百比丘。當時正是阿阇世王執政時期,他對這次結集在物質生活條件等方面給予很大的支持,這次結集由迦葉主持,由阿難誦出經藏,由優波離誦出律藏,上述內容據《五分律》卷三十、《摩诃僧祇律》卷三十二等。
  佛教經典對第一次結集的記載非常混亂,據《四分律》卷五十四、《十誦律》卷六十等載,在舉行第一次結集時,由阿難誦出經和論,由優婆離誦律。據《付法藏因緣傳》卷一等載,由阿難誦經,由優婆離誦律,由迦葉誦論。據《迦葉結經》等載,經律論三藏皆由阿難誦出。
  據《法藏經》記載,以迦葉為首的五百比丘在王捨城舉行結集,先使優婆離誦毘尼藏(即律藏),次使阿難誦五阿含,最後誦阿毘昙(即論)。有一萬羅漢後來,以婆斯婆修為上首,皆住界外,各誦三藏。真谛的《部執論疏》對這個問題的記載,與《法藏經》略有出入,但比《法藏經》更加具體。以大迦葉為首的五百比丘於四月十五日在王捨城的七葉窟舉行結集,先使阿難誦五阿含為經藏,次使富樓那誦阿毘昙,即對法藏,次由優婆離誦毘奈耶為律藏。當時有無量比丘想來聽法,迦葉不允許,使住界外,各自如法誦出三藏,婆師婆比丘為上首,因為他們人數眾多,所以稱為大眾部,界內比丘以迦葉為上首,因為釋迦牟尼佛親自指迦葉為上座。釋迦逝後也為弟子所依,所以該部稱為上座部。
  玄奘著《大唐西域記》卷九對第一次結集的情況是這樣記載的:“出王捨城北門行一萬余,至迦蘭竹園,自竹園西南行五、六裡,南山之陰,大竹林中,有大石室,是尊者摩诃迦葉於此與九百九十九大羅漢以如來涅槃後結集三藏,阿難集經藏,優婆離集律藏,迦葉波集論藏。雨三月盡,集三藏訖,以大迦葉僧中上座,因而謂之上座部焉。
  大迦葉結集西北,有窣堵波,是阿難受僧诃責,不予結集,至此宴坐,證羅漢果,證果之後,方乃予焉。
  阿難證果西行二十余裡,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大眾部結集之處,諸學無學數百千人,不予大迦葉結集之眾,而來至此,更相謂日:如來在世,同一事學,法王寂滅,簡異我曹,欲報師恩,當集法藏。於是凡聖感會,賢智畢萃、復集素坦纜藏、毘奈耶藏、阿毘達磨藏、雜集藏、禁咒藏,別為五藏。而此結集,凡聖同會,因而謂之大眾部。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三與《大唐西域記》的記載基本一致,對“九百九十九”之說進行了解釋。原因是阿難當時漏(āsrova,煩惱)還未盡,迦葉讓他出去勤修一夜,漏盡以後才趕來參加,而且由他誦出經藏。玄奘弟子窺基所著《異部宗輪論述記》卷上也講到第一次佛教結集時有窟內、窟外之分,形成大眾部和上座部,堅持這種意見的還有《文殊師利問經》等。
  有不少佛教經典,如《阿育王傳》、《十誦律》卷六十、《四分律》卷五十四、《大智度論》卷二、《摩诃僧祇律》卷三十二、《善見律毘婆沙》卷一和《增一阿含經》的《序品》等,都曾記載佛教的第一次結集,都沒提到窟內、窟外之分。所以大眾部和上座部的分裂應當是第二次佛教結集,這和南傳佛教《大史》、《島史》的記載是一致的。
  如前所述,各個部派分布的地區不同,使用的方言不同,佛教觀點也不相同,不可能一起舉行結集,只能是分別結集。英國渥德爾著《印度佛教史》指出:“我們所能找到的一切材料一致說明十八部各有其不同修訂本的本藏。”(王世安譯本,第11頁)。
  結集只能是結集經藏和律藏,不可能結集論藏,因為論晚出,第一次佛教結集時,論典還沒有產生。《大唐西域記》卷九所說第一次佛教結集形成五藏,難以立足。《大唐西域記》的記載有明顯的時間錯誤,玄奘認為大眾部部結集處的窣堵波(Stupa,佛塔)是阿育王(Asoka,意譯無憂王)所造。佛教第一次結集是在釋迦牟尼涅槃那年(一說是釋迦逝後三天,一說是釋迦逝後兩個月),而阿育王是釋迦逝後二百年的人物。
  第二次佛教結集舉行於釋迦逝後一百年,參加結集的比丘有七百人,故稱七百結集。結集的地點是吠捨離(在今印度比哈爾邦穆查發浦爾),所以這次結集又稱為吠捨離結集。這次結集分裂出大眾部和上座部,這是佛教的根本分裂,因為此後佛教還要繼續分裂,以後的分裂稱為枝末分裂,根本分裂的原因,北傳佛教的《異部宗輪論》稱:“如是傳聞,佛薄伽梵般涅槃後百有余年,去聖時淹,如日之沒,摩揭陀國俱蘇摩城,王號無憂,統攝贍部,感一白蓋,化洽人神,是時佛法大眾出破,謂因四眾共議大天五事不同,分為兩部:一、大眾部,二、上座部。四眾者何?一、龍象眾,二、邊鄙眾,三、多聞眾,四、大德眾。其五事者,如彼頌言:“余所誘無知,猶豫他令人,道因聲故起,是名真佛教。”
  《異部宗輪論述記》對這段話進行解釋。“龍象眾”是指如龍或象一般“性禀兇頑”的大天之流。“邊鄙眾”是指大天的門徒,“心行理外因之邊,無德可稱,名之為鄙。”“多聞眾”是指凡夫學者,“隨順聖人,妙達幽微,廣聞三藏,助善朋黨,故日多聞。”大德眾即聖眾。這就是各有首、徒的二善眾和二惡眾。對於這四眾還有另外的解釋。
  《異部宗輪論述記》和《大毘婆沙論》卷九十九對“五事”進行了解釋,大天認為小乘佛教修行的最高果位阿羅漢還存在五種缺點:
  1、一般人具有兩種漏:煩惱漏和不淨漏。阿羅漢已斷煩惱漏,未斷不淨漏,迂有魔女的引誘還會遺精等,這就是“余所誘”。
  2、無知有二種:染污無知和不染污無知。阿羅漢已斷染污無知,未斷不染污無知,所以不知道自己已經達到的果位,這就是“無知”。
  3、疑有二種:隨眠之疑和處非處之疑。“處非處”即理非理,與理相應稱為“處”,與理不相應稱為“非處”。阿羅漢已斷隨眠之疑,未斷處非處之疑,還沒有透徹理解佛教理論,在判斷是非時仍有猶豫,這就是“猶豫”。
  4、阿羅漢必須依靠他人的記別,才能知道自己是羅漢。如捨利弗智慧第一,目犍連神通第一,通過佛的授記,方知自己是已達解脫的羅漢,這就是“他令人”。
  5、因為佛教的基本原理有苦、空、無常、無我等,阿羅漢至誠唱念“苦哉”之聲,有利於認識這些佛教真理,這就是“道因聲故起”。
  大天等人認為上述五種觀點是真正的佛教,這就是偈頌中所說的“是名真佛教”。支持“大天五事”的比丘占多數,組成大眾部。反對“大天五事”的,多是僧團中年老位高思想保守的比丘,組成上座部。羅漢是小乘佛教修行的最高果位,大乘佛教認為還應進一步成菩薩成佛,可見大天指出羅漢的五種缺點,已是大乘佛教思想萌芽,所以小乘佛教罵他犯殺父、殺母、殺羅漢、佛身出血、破和合僧五逆罪,死後下無間地獄。《分別功德論》則贊美說:“唯大天一人是大士,其余皆是小節。”
  窺基著《異部宗輪論述記》講得更加詳細具體,四眾因爭論“大天五事”而分裂,庶民百姓、大臣,乃至阿育王前去調解都無濟於事。這種記載有明顯的年代錯誤,第二次佛教結集舉行於佛逝後一百多年,阿育王是佛逝後二百多年的人物。
  南傳佛教的《大史》、《島史》也認為佛教的根本分裂是從第二次結集開始,分裂的原因是東方跋耆族比丘提出的“十事”。關於“十事”的記載,佛教典笈互有出入。南傳佛教《大史》第四章只是列出“十事”名稱,並沒解釋。據《四分律》卷四,“十事”如下:
  1、應兩指抄食,南傳佛教有“二指淨”之說,看來不是一事,“二指淨”是想把“過午不食”的戒律執行得靈活一些,太陽的影子偏過中午二指後,亦可進食。
  2、得聚落淨。南傳佛教稱為“他聚落淨”,在城市吃飯以後,還可以到附近鄉村就餐。
  3、得寺內,相當於南傳佛教的“住處淨”,在一個地方居住的比丘,可以分別舉行布薩儀式。
  4、後聽可,相當於南傳佛教的“贊同爭”,僧團中一部分比丘,可以就某事首先作出決定,事後再取得他人承認。所以這一事又稱為“未聽淨”,即有些比丘沒有當場聽到對某一事件的決定,可以事後追認。
  5、得常法。相當於南傳佛教的“所習淨”,出家前學習的東西,出家後仍可學習,《五分律》認為有的可以學習,有的不可以學習,不能一概而論。
  6、得合。相當於南傳佛教的“酥、蜜、石蜜和酪淨”,可以把這幾種東西混合在一起吃。
  7、得與鹽共宿。相當於南偉佛教的“角鹽淨”,把鹽放在角器中,第二天仍可食用。這一事又稱為“鹽姜合共宿淨”,即把鹽和姜放在一起,第二天仍可食用。
  8、得蓄不截坐具。又稱為“作坐具隨意大小淨”,相當於南傳佛教的“無緣坐具淨”,作坐具不用貼邊,可以隨意太小。
  9、得欽阇樓羅酒。相當於南傳佛教的“欽阇樓伽酒淨”,比丘可以喝沒發酵或半發酵的椰子酒。
  10、得受金眼。相當於南傳佛教的“受蓄金銀錢淨”,比丘可以接受居土布施的金銀錢幣。
  關於“十事”,另有異解。第二次佛教結集以東方跋耆族比丘的“十事”為中心,雙方各派代表四名參加辯論,這八名代表是:薩婆伽羅、離婆多、三菩提、耶捨、修摩羅、沙羅、富阇蘇彌羅、婆薩摩伽羅摩。會中辯論的“十事”屬於“微細戒”,跋耆族比丘主張執行戒律可以寬松一些,遭到阿難弟子耶捨等人的強烈反對,分成兩派:贊成“十事”的組成大眾部,因為他們人數眾多。反對“十事”的組成上座部,因為他們年老位高,思想趣於保守。
  關於第二次佛教結集的記載,《五分律》卷三十、《毘尼母經》卷四、《大唐西域記》卷七等的記載與南傳佛教基本一致,《大唐西域記》卷七稱:“城東南行十四五裡,至大窣堵波,是七百賢聖重結集處。佛涅槃後一百一十年,吠捨離城有諸比丘,遠離佛法,謬行戒律。時長老耶捨陀……宣明聖教。”(中華書局校注本第601—602頁)玄奘是大乘佛教徒,理應同情大眾部,這裡卻贊同上座部。
  佛教部派的分裂以摩揭陀國的強大為其背景,在頻婆娑羅王的統治下,摩揭陀國吞併了安伽國。頻婆娑羅王的兒子阿阇世王繼承王位以後,又吞併了喬薩羅國和吠捨離。吠捨離就是提出“十事”的跋耆族比丘所在地,也是第二次佛教結集的所在地。這個地區商業發達,富商多,有錢的人多,所以往往出現向比丘施錢的現象。按照原始佛教戒律,居士向比丘施錢,比丘接受居士布施的錢,都是違背戒律的。
  在這種新形勢的影響下,富商居士開始向比丘布施金銀錢幣,比丘只好接受,這就是“十事”金銀淨的來由。跋耆族比丘認為形勢變了,比丘的戒律也應當隨之而變,但思想保守的耶捨長老等反對這種觀點,反對這種變化,這種矛盾越來越尖銳,使佛教僧團走向分裂。《摩诃僧祇律》卷三十記載,上座部、大眾部的分裂只是吠捨離比丘受取金眼,並沒有講到其他原因。由此可見,“受取金眼”是佛教根本分裂的主要原因。
  隨著時間的推移,佛教傳播的地區越來越多,勢力范圍越來越大,釋迦逝後一百多年以後,佛教在摩揭陀國以西的摩偷羅國也盛行起來,由於東西兩地的生活習慣不同,使佛教戒律發生相應變化,其余“九事”則與此相關。
  佛教在其自身發展的進程中也蘊藏著分裂的因素。佛教以反婆羅門教起家,又和沙門思潮中的其他派別不同。在其發展進程中逐漸受到婆羅門教和耆那教的影響,使它的神話色彩越來越濃,這在大眾部中有明顯的反映,這是大眾部遭到保守派——上座部反對的重要原因之一。
  據《中阿含.箭喻經》,結發童子曾向佛陀提出十個理論問題:“世有常,世無常;世有底,世無底;命即是身,為命異身異;如來終,如來不終,如來終不終,如來亦非終亦非不終耶?”南傳佛教的《分別論》亦記載了這一事實。佛陀對這些問題避而不答,認為討論這些問題徒勞無益。隨著佛教理論的進一步發展,這些問題又不能不涉及到,釋迦在世時沒有回答,他涅槃以後,他的弟子們各按自己的意願進行解釋,這就必然帶來意見分歧。
  此外,釋迦在世時,他有一定的權威性,他的弟子們可以團結在他的周圍。他去世以後,他的弟子們都能影響相當數量的居士,他們之間的矛盾越來越尖銳,第二次結集的分裂已成必然。從戒律方面來講也存在著同樣問題,在第一次佛教結集時比丘們就對“微細戒”問題展開辯論,據《十誦律》卷六十記載,主持會議的迦葉堅持“我等盡當受持不應放捨”。但究竟哪些戒律是“微細戒”,大家的意見是不一致的,這也埋下了分裂的種子。跋耆族比丘提出的“十事”實際上就是微細戒,有人堅持,有人反對,由意見分歧發展為公開分裂。
  第三次佛教結集只有南傳佛教有記載,北傳佛教沒有記載。結集的時間是釋迦牟尼逝後二百三十六年,護法王是阿育王,有一千比丘參加,結集地點是摩揭陀國的首都華氏城,結集的目的是對第一次結集的《阿含經》重新會誦整理,批駁外道邪說。據《法藏經》記載,第一次佛教結集時由阿難誦出五阿含,這顯然是南傳佛教的五部:《長部》、《中部》、《相應部》、《增支部》、《小部》。
  會後,目犍連子弟須撰《論事》一書,是研究部派佛教的重要典笈。
  據《善見律毘婆沙》卷二記載,阿育王在雞園寺供養上萬的出家人,有許多非佛教徒混雜其內,異論紛雲。為了純潔三藏,在阿育王即位後的第十七年,召集第三次結集,以目犍連子弟須為上座,有一千比丘參加,用了九個月的時間。結集完了以後,把十幾個上座分成幾批,派往各地,四出傳教。阿育王派末闡提到罽賓和犍陀羅,帶的是《譬喻經》,相當於《增一阿含經》的第三十卷,受教人數八萬,出家一千。阿育王派摩诃提婆至摩郁婆慢陀羅國(相當於現在的買索爾),帶的《天使經》,相當於《增一阿含經》的第三十二卷,受教人數四萬,全部出家。阿育王派勒棄多至婆那婆私國(相當於現在迦那羅的北部),帶的《無始相應經》,相當於《雜阿含經》的第三十三卷,受教人數六萬,七千人出家,建立五百寺院。阿育王派昙無德到阿波蘭多國(相當於現在的古賈拉特),帶的《五聚喻經》,相當於《雜阿含經》的第三十三卷,受教人數三萬,男、女各一千人出家。他派摩诃昙無德到摩诃勒咤國,帶的《摩诃那羅陀迦葉本生經》,八萬四千人受教,三千人出家。他派摩诃勒棄多至叟那世界國(位於今印度西北部),帶的《摩迦羅經》相當於巴利文《增支部》的第二卷,七萬三千人受教,一千人出家。他派末示摩、迦葉、提婆純毘弟須、提婆等往雪山邊,帶的《初轉*輪經》,相當於《雜阿含》的第十五卷,數萬人受教,五千人出家。他派須那迦和烏多羅至金地,帶的《梵網經》,六萬人受教,三千五百男人出家為比丘僧,一千五百女人出家為比丘尼。他派他的兒子摩哂陀及其眷屬壹地臾、烏帝夜、參波樓、拔陀沙羅四位長老同沙彌須摩那、伏婆塞盤頭迦到獅子國(今斯裡蘭卡)傳播佛教。
  經過阿育王的傳教活動,使佛教勢力很快超出恆河流域,遍及全印度,並傳播到世界上很多國家,使佛教發展成世界宗教,成為世界三大宗教(基督教、伊斯蘭教、佛教)之一。
  關於第四次佛教結集,南傳佛教載為上座部佛教結集,北傳佛教載為說一切有部的結集。北傳佛教又有《婆薮槃豆法師傳》和《大唐西域記》兩種記載。《婆薮槃豆法師傳》記載如下:這一次結集舉行於釋迦牟尼逝後五百年中,地點在古印度西北部的罽賓國,召集人是說一切有部的著名論師迦旃延子,有五百羅漢和五百菩薩參加,由馬嗚撰《阿毘達磨毘婆沙論》百萬頌。
  《阿毘達磨毘婆沙論》,即《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abhidharmamahavibhasasastra),共二百卷,往往簡稱為《大毘婆沙論》或《婆沙論》,其內容是注釋古印度說一切有部論師迦多衍尼子的《發智論》,內容豐富,按照《發智論》,分為雜、結、智、業、大種、根、定、見等八章,並批駁小乘佛教大眾部、法藏部、化地部、飲光部、犢子部、分別說部等部派及數論、勝論、順世論、耆那教等外道觀點,還記載了法救、妙音、世友、覺天等四大論師關於說一切有部理論的不同觀點。
  馬嗚(asvaghosa)是早期大乘佛教論師,其傳記沒有記載他寫過《大毘婆沙論》,可見《婆薮槃豆法師傳》的記載難以置信。
  據《大唐西域記》卷三,第四次佛教結集是迦膩色迦王(kaniska)執政時期(一四四——一七0)舉行的,這次結集是由於脅尊者的建議,以世友為上座,地點是迦濕彌羅(今克什米爾),有上百羅漢參加。結集的目的是論釋三藏,先作《邬波第捨論》十萬頌,解釋經藏。次作解釋律藏的《毘奈耶毘婆沙論》十萬頌,後作解釋論藏的《阿毘達磨毘婆沙論》十萬頌,共三十萬頌九百六十萬言。迦膩色迦王讓人把這些論典刻於赤銅板上,存於石函,並建塔藏於其中。
  據斯裡蘭卡《大史》記載,第四次佛教結集在斯裡蘭卡國王伐多伽摩尼阿巴耶(vattagamaniabhaga,前八十九——前七十七年在位)統治時期舉行。地點是斯裡蘭卡的馬特列村阿盧寺,由羅希多主持,有五百比丘參加,主要任務是修訂上座部佛教三藏注釋,重新安排經典次序,成文的巴利文三藏及其僧伽羅文注釋自此形成,相傳對這次結集的經典核對了一百多次。
  通過四次結集,形成佛教經典,最初的佛典都是刻寫在具多羅樹葉上,為了保存,往往放於竹箧,這就稱為“藏”。人們把佛經進行分類,大體上分為三種,稱為三藏:一、經藏。經是梵文sutra的意譯,音譯素怛纜,是佛的說教集;二、律藏。律是梵文vinaya的意譯,音譯毘奈耶。律藏是佛為佛教徒制定的戒律;三、論藏。論是梵文abhidharma的意譯,音譯阿毘達磨。論藏是後人寫的,是論述佛經中的義理。“佛經”這個詞,從狹義上來講,只是三藏中的經藏。從廣義上來講,可以理解為“佛教經典”,包括經、律、論三藏。廣義的佛經又稱為“眾經”、“一切經”等。
  佛說的法依其形式和內容分為十二種,稱為十二分教:
  1、契經。又稱為長行,以散文體記載佛的教誨。
  2、應頌。以詩體總結契經的內容,所以又稱為重頌。
  3、記別。又稱為授記,原為教義的解說,後來特指佛對其弟子的予言。
  4、諷誦。又稱為孤起,全部以偈頌形式記載佛的教誨。
  5、自說。不用其他人提問題,佛陀自行開示教說。
  6、因緣。記載佛說法教化的因緣,很像經的序品。
  7、比喻。佛以比喻形式宣說法義。
  8、本事。除《本生經》以外,佛陀及其弟子的前生故事。
  9、本生。佛陀的前生悲行故事。
  10、方廣。宣講廣大深奧的教義,即大乘教義。
  11、希有法。又稱為未曾有,記載佛陀及其弟子所顯現的奇跡。
  12、論義。論述抉擇諸法體性,分別辯明其義。
  十二分教是大乘佛教的區分,南傳上座部佛教只承認九分教,即十二分教的前九種。
  大乘佛教只承認四次結集,對以後的五次結集概不承認,因為以後的五次結集都是校勘出版巴利文的南傳上座部佛教經典。即使是上座部佛教國家,對以後的五次結集意見亦不一致。
  根據斯裡蘭卡的傳說,於提婆南毘耶帝須王(Devanampiya Tissa)在位時期(公元前二四七 ——前二0七年)舉行過一次結集,以阿利陀(Arittha)長老為上座。本次結集於以摩哂陀為首的弘法團到達斯裡蘭卡後舉行,根據摩哂陀長老的意願,有六萬阿羅漢參加,由摩哂陀長老的第一位僧伽羅族弟子阿利陀誦經藏,結集地點是斯裡蘭卡古都阿奴羅達布羅的塔園,具體時間是公元前二三二年,本次結集歷時十個月,斯裡蘭卡的巴利文《大史》沒有記載這次結集,其傳說出於僧伽羅文資料。《大史》記載了迦膩色迦王時期的第四次佛教結集,還有一次結集於一八六五年舉行,地點是羅特那布羅(Ratnapura),以希迦杜維悉利蘇蒙伽羅(Hikacluve Siri Sumangala)為上座,持續了五個月,受到伊達摩爾喬達巴斯那耶迦.尼拉梅(Yddamakgida Basnayaka Nilamae)的贊助。
  泰國的《結集史》把提婆南毘耶帝須王時代的結集稱為第四次結集,把迦膩色迦王時代的結集稱為第五次結集。緬甸佛教界不同意這種劃分,他們認為第五次結集於緬甸敏頓王(Mindon)在位時期(一八五三 ——一八七八年)的一八七一年舉行,地點是敏東王的首都曼德勒,參加者除二千四百名緬僧以外,還有多名斯裡蘭卡高僧,本次結集以律藏為中心,考訂律典原文的同異,本次結集共經五個月。最後把校勘過的律典刻在七百二十九塊石板上,豎立於曼德勒山麓他陀塔寺(Kuthoaw)中,外有四十五座佛塔圍繞,現在還存於曼德勒古都,敏頓王被稱為第五次佛教結集的護法王。
  泰國的《結集史》認為第六次佛教結集於斯裡蘭卡大名(Mahanama)國王時期,時間大約是五世記末六世紀初,佛音(Budhaghosa)把佛經注釋從僧迦羅文譯成摩揭陀方言,即巴利文。緬甸佛教界不同意這種觀點,他們認為從公元一九五四年五月到一九五六年五月,在吳努的主持下,在緬甸舉行了第六次佛教結集。這是緬甸向全世界傳播上座部佛教的突出事件,吳努對此非常重視,參加這次結集的國家有緬甸、泰國、巴基斯坦、尼泊爾、不丹等十個國家,舉行這次結集的目的有二:一、為了淨化經典;二、為了加強緬甸和世界各國的聯系,以便於向國外傳播上座部佛教。
  此次結集在和平塔區的石窟裡舉行,這個石窟是仿照印度第一次佛教結集時的七葉窟建造的,這個石窟能夠容納參加結集的二千五百名比丘和四、五千信眾,此次結集以第五次結集所刻的七二九塊大理石刻文為依據,參照斯裡蘭卡、泰國、柬埔寨以及英國倫敦巴利聖典協會的巴利文本進行校勘。
  在舉行第六次結集之前,吳努曾召集善法派、瑞經派、門派等緬甸佛教三大派的十七位法師開會,讓他們互相諒解。會議期間,把緬甸的一千一百二十九個大長老分散到一百一十六個會場工作,核對和重新編輯巴利聖典。把一百八十五個斯裡蘭卡高僧分成三十七個組,編同樣的典笈,最後由緬甸、斯裡蘭卡和泰國的大長老核對定稿。
  兩年期間共進行了五次會議,第一次集會完成了律藏五本書,每本二千二百六十頁。第二次集會由緬甸國師任主席,第三次集會由柬埔寨和老撾兩國長老主持,並由兩國王子和緬甸總統分別致辭。當時正在緬甸進行友好訪問的中國佛教代表團應邀出席了公元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八日下午的會議。出席的人,除參加結集的二千五百比丘以外,還有緬甸總統吳巴宇、總理吳努、聯邦佛教總會會長吳敦以及其他高級官員,外賓應邀出席本次會議的還有各國駐緬大使。會議期間,由緬甸的蘇巴納和普卡迦兩位法師高聲朗誦在修纂佛經中的疑難問題。第四次集會由泰國國師主持,第五次集會由斯裡蘭卡暹羅派首領摩爾伐德(malwatta)主持。
  由此可見,第六次佛教結集是由斯裡蘭卡、緬甸、泰國、老撾、柬埔寨這五個上座部佛教國家任領導,在佛陀涅槃二千五百周年紀念日的公元一九五六年五月二十四日結束,前後共進行了兩年時間。政府為了紀念這次結集,決定減刑大赦,發行特種紀念郵票,出售紀念車票和機票。並發布屠宰業者休業四天的命令。當時有二千六百六十八名青年集體出家。
  第七次佛教結集是在斯裡蘭卡波羅迦摩巴忽(parakramabahu)王在位時期(公元一一五三——一一八六年)舉行的,地點是斯裡蘭卡的王宮,持續了一年的時間,以大迦葉波(mahakassapa)為上座,任務是修訂佛音編纂的三藏注釋。當時的斯裡蘭卡佛教徒腐敗不堪,不守戒律,甚至有妻室兒女。所以波羅迦羅摩巴忽王利用大迦葉波整頓僧團,以他為首組成宗教法庭,審判犯罪比丘,清除不守戒律的僧人。並使大寺派、無畏山寺派和祇陀林寺派三派佛教徒聯合成一個整體。統一後的僧團,以大寺派為主,無畏山寺派和祇陀林寺派實際上已被取締。在此基礎上組織本次結集。本次結集除修訂佛音編纂的三藏注釋以外,還很注重戒律,把大家共同承認的戒條刻寫在伽爾(KaL)寺的石板上。按照這種戒規,每年都舉行一次授戒儀式,要求國王親臨現場。
  第八次佛教結集是在泰國阿瑜陀耶王朝的波羅摩脫賴瑙那王(Boroma TraiLoKanat)在位時期(公元一四四八——一四八八)舉行的,此時清邁的泰族國王提拉克也笃信佛教,在該地建立寺宇,奉祀有名的綠玉佛像。為了使佛教在泰國打下牢固基礎,於公元一四七七年他在自己的首都清邁召集了第八次盛大的佛教徒結集大會,參加此此次結集的有泰國名僧一百多人,用一年的時間校刊全部佛教聖典。
  第九次佛教結集是於泰國近世曼谷王朝時期舉行的。近世曼谷王朝時期是指公元一七八二年拉瑪一世王建立曼谷王朝開始至公元一九一七年為止的一段泰國歷史。這個時期的泰國版圖大致在現有疆界內逐漸確定下來。公元一七六七年緬甸人占領了阿瑜陀耶城以後,毀掉了該城的寺院、佛像和三藏經典,為了改革僧團,重新編訂三藏典笈,拉瑪一世王於公元一七八八年在曼谷涅槃寺召開了第九次佛教結集,他派遣優秀和尚到一些省份,甚至到柬埔寨去搜集最好的三藏經典帶回首都,為第九次佛教結集做好准備工作。
  參加此次結集的有二百一十八名高僧和三十二名俗人學者。會議期間,把到會人分成四組,每組負責校刊一個類型的經典。此次結集先後經歷五個月的時間,從公元一七八八年十一月十二日開始,一七八九年四月十日結束,共編二百八十八篇,起碼有三千五百六十八捆棕榈葉,還專門為國王准備了一套付本,包括三百五十四篇,起名叫“結集篇”。
  這次結集以後,涅槃寺改名為室利沙哩婆若(srisarvajna,吉祥一切智)。第九次結集編訂的三藏經典就存放在這裡。
  拉瑪一世王對此結集非常重視,他和他的弟弟每天早晚都到場,早上給和尚送飯,晚上與和尚一起念經,並送臘燭和清醒劑。會議結束以後,國王贈給和尚袈裟,贈給俗人學者衣服。
  泰國《結集史》所講的九次結集,前五次與斯裡蘭卡《大史》所載相同,後四次,不僅大乘佛教不承認,其他的上座部佛教國家亦有不同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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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以此功德,莊嚴佛淨土。上報四重恩,下救三道苦。惟願見聞者,悉發菩提心。在世富貴全,往生極樂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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