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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蓮法師:顯密雙修的能海上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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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密雙修的能海上師
       
隆蓮法師

  能海上師,俗姓龔,名學光,字緝熙,世居四川省綿竹縣,清光緒十二年(公元1886年)臘月二十二日生於綿竹漢旺場。父名常一,母張氏。有姊1人,長師10歲。後遷家於縣城,父以小商販為業,父母旋相繼去世。師依姊為生,就讀附近私塾,14歲入成都“恆升通”匹頭業為學徒。商號主人延塾師課子弟,亦姓龔,喜師穎慧,視如己子,授以經史,師學業日進。

  師既學佛,不事文藻,遺作僅《國慶十周年頌》五律四首,載中國佛教協會主編之1959年10月《現代佛學》月刊,原詩如下:

其 一
祖國河山麗,賢能締造勞。
顛危成往事,人物數今朝。
鳳歷翻新頁,鷹瞵掃舊驕。
紅旗升旭日,萬古拂雲霄。

其 二
周道金繩直,堯天玉宇晴。
行行呈懋績,隊隊列材英。
干羽魚龍舞,箫韶雅頌聲。
陽春一和煦,百卉各敷榮。

其 三
萬國衣冠集,千乘玉帛同。
斗杓瞻北極,霜霰讓東風。
互惠誰為敵?無侵道至公。
和平無數翼,飛去滿寰中。

其 四
十年看樹木,五頂漸成陰。
(按:師時在五台山)
金碧崇新構,鐘魚徹遠林。
盛世無憂上,禅棲法喜深。
山窗制新頌,身是太平僧。


  師既學“藏密”,即以溝通漢藏佛學為己任。窮年兀兀,譯述無倦。其譯著以念誦儀軌為獨到;不惟詞旨深切,且韻律和諧,節奏悉按原文。喜饒嘉措大師曾到師住持之近慈寺參加法會,感歎曰:“到此,我似又置身拉薩寺廟矣!”師譯儀軌,必旋譯旋誦,再再磨勘,始成定稿。

  師教弟子,多以偈誦,便於憶持。如60卷《四分律藏》巨著,亦集為頌文,使比丘弟子誦習。提要鉤玄,取精用闳,以少文攝多義。其文字般若,亦得於青年之苦學。

  師善書,不以書法名。解放後,余見其為日本友人作書,神韻擬破山。手稿頗多,“文革”中散失。墨跡流傳者,吉光片羽而已。

  庚子亂後,清政窳敗,外侮日亟。師矢志報國,決意棄商從戎。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停科舉,興學校。師考入陸軍速成學堂,與劉湘、喬岳、傅常等同學,刻意攻讀,成績優異。1907年,錫良任雲貴總督,調應屆畢業之優秀學生20人去雲南新軍,師為20人之一。錫良一行到雲南後即接辦雲南講武堂第二期,師任第一隊隊長,喬岳任第二隊隊長。當時朱德、朱培德、王均、寸惜陰、金漢鼎、楊森等均為師之學生。講武堂結束,師返川任團長兼川北清鄉司令,旋辭職返渝。袁世凱任大總統後,為專擅軍權,羁縻異系,於民國三年(1914年)置將軍府,師被調入府,無定職。將軍府旋廢,又應川軍將領劉湘之請,任駐京代表;曾赴張家口等地從事實地調查,寄回不少資料。然以澄清之志弗遂,乃日涉佛經以自遣。曾思從事實業以富民,1915年東渡日本,欲考察政治實業,半年後仍回北京。師對日本佛教之盛行,頗多感觸,始萌學佛之念;欲以佛學淑世善民,而臻於有如日本之富強。

  師初學於涪陵天寶寺住持佛源法師。在京時從北大哲學教授張克誠聽講“唯識”,每日徒步往返40裡。嗣後學無常師,遍涉諸宗,無所偏愛。成都少城佛學社常請法師、居士說法,師時自說法,亦從他人聽法,無驕滿意;但未厭其求法之望。當時佛教學風日趨衰微,在家講學者多偏學廢修;叢林則禅講罕興,僧律廢弛。馴致多有在家信徒,自稱但皈二寶,不皈僧寶。師乃銳意以振興佛教為己任。1924年,師39歲,生子述成,甫40日,即禮佛源法師出家,法名能海,字闊初(一作潤初)。除酌留家屬生計之資外,悉以家產捐助少城佛學社。旋赴新都寶光寺從貫一老和尚受具足戒。

  師自學佛以來,於漢譯三藏教典多所研讀,禅教諸宗,盡涉堂奧。嗣聞藏文三藏,多為漢文所無,遂決心赴藏求法。1925年10月,師與同戒永光等到康定跑馬山;大勇法師亦率北京藏文學院學生20余人南下,與師會合。後藏文學院改組,留師及大勇、大剛、法尊、觀空、永光等諸法師17人,共圖次春入藏。師以資用不足,返蓉籌措。1928年5月,再與永光等同赴西藏,旅途備歷艱苦,9月始抵拉薩,依止康薩格西學法,執弟子禮甚勤,特為康薩所器重,日侍左右,為入室弟子。康薩與頗章喀齊名,稱為西藏“日月二輪”。師從康薩,於顯教側重學《現證莊嚴論》,於密法側重學《大威德生圓次第》。

  1933年,師自拉薩取道印度回國,在上海講經,繼赴五台山廣濟茅篷閉關。出關後不斷從事譯述,為弘法准備,並在上海、太原等處多次講經。“七七”事變起,師率弟子20余人返川。由成都文殊院法光和尚請住南郊近慈寺。寺為文殊院下院,年久失修。師率弟子數十人住寺,慘淡經營,不但復其舊觀,且先後建成威德殿、大師殿、藏經樓、沙彌堂、譯經院、金剛院、方丈寮等建築,蔚為一大伽藍。

  師住持近慈寺,仍繼承叢林制,兼吸收黃教寺廟家風。上殿念誦,用漢譯藏文儀軌,間亦加誦漢文《大般若》、《華嚴》等大乘經典。每年開期傳戒,結夏安居,半月誦戒,律宗四大羯磨,如法建立。以沙彌堂培養青年,既學佛學,亦學文化及藏語,並迎五台扎薩喇嘛教辯論。年滿20方許受具足戒。新戒先入學戒堂,學滿5年,方給戒牒。次入加行堂,方得學密法。住加行堂5年以上,擇學行優者入金剛院。又於綿竹雲霧寺建茅篷,為金剛院上座坐靜之處。師亦時往山上閉關,導眾專修。師教徒眾,戒定慧三學並進,特嚴於戒學。時漢僧多衣青,近慈僧皆衣黃,人皆以為黃教標志。實則近慈寺僧衣不同於眾,所至之處,稍不如律,即易為人覺察。故近慈寺與其稱為密宗,毋寧稱為律宗。寺僧不應赴經忏,但每日誦經四座,寒暑無間。女眾入寺,上午必在8時以後,下午離寺,必在4時以前。若逢法會,女眾但隨眾念誦聽經,不得串寮。縫紉洗濯,皆比丘自為之,不假手女眾。女眾住處,必離寺5裡之外。寺僧無事不往白衣家;有事去必2人以上。非必要即在門外立談數語,不入門。非常住公務,不入街市。以此宗風高峻,僧眾嚴憚。一時從師出家者,頗多知識分子。師攝受弟子,有教無類。文化高者,即助師譯述弘法。能工藝者,即委以建築或造像。僧衣法服,供品糕餅,皆寺師自制。耕種園藝,植樹造林,譯誦之余,人執一業。師以出家略晚,涉世較深,於世間資生諸務,多所熟谙。近慈寺有學事堂,入寺必先學事。師嘗謂:“人不會作事,必不會修行,如何會成佛?”

  師於顯教,遍學諸宗,不存門戶之見。既學《現證莊嚴論》及《菩提道次第》,皆淵源於《大般若經》,故自評為“大般若宗”。實即阿底峽、宗喀巴所主張“一切佛說經律論皆每人成佛所需要教授”,按次第安排在三士道中,與漢地講一乘圓教,無根本分歧;而《菩提道次第》所講,尤為切實平易。故師教弟子重點著手在下士道,即五戒十善。師嘗為人書法語:“解般若道,行下士行”,即謂見地要高,行履要實,不能徒尚玄談,無補實踐。師於淨土,以兜率淨土為指歸,即玄奘、宗喀巴遵循道路。兜率淨土寄望於彌勒降生,故於淨化現實世間,不失其積極性。且彌勒學稱為廣般若,包羅萬象,不捨一法。為力挽盲修瞎練之流弊,師竭力提倡講學;為力挽徒尚玄談之流弊,師主張僧眾三學,必依叢林,始能付諸實踐。修必依學,不可盲人瞎馬;學必有修,不能說食數寶。此師一生治學之精神,亦教授弟子之指南。

  師於密法,認為系與顯教相表裡,相輔翼;不能脫離顯教而談孤立的密宗。西藏亦承認離掉顯教的密宗為外道。師以為密法即如來次第禅之流衍,小乘禅法之於漢地失傳者,唯可於密法中求之。故師於深入密乘之後,轉而致力於根本乘。於小乘論特重目犍連《法蘊足論》及《捨利弗毗昙》,以其為釋迦涅槃前二大弟子所作,必能得佛密意。晚年深研《增一阿含》,並寫《增一阿含學記》。師尤致力於律藏,曾撰寫《四分律藏》60卷攝頌4冊,約當於原著五分之一。又特別開講《四分律藏大小持戒犍度》,闡明戒定相通之理。凡此可見師於佛學乃由顯教大乘而入密,由密而上溯根本乘原始佛教,誠為獨辟蹊徑。

  師教弟子學法,由淺入深,執簡御繁。所用偈頌,多師自讀經論心得之節錄,及師傳心受之要點。師為弟子授皈依後,即授以所集《皈依發心攝要頌》,闡明三寶與皈依之意義。再授以《三皈依觀法》為修定入門。再授以師所集《文殊五字真言念誦儀軌》為每日行持所依。實則此書亦即佛教教理知識提綱。以此為綱,可歸納以後逐步深入之大小乘三學。此外為修觀音、彌陀、藥師等咒者,師均集有不同儀軌。師教弟子既循序漸進,條理井然;且說法善巧,信手拈來,皆成妙谛。自知識分子、文人學士,乃至裡巷婦孺,莫不聞法歡喜,得正知見。說法49年,影響遍及國內外。美國總統羅斯福曾致函請往弘法,師辭未赴。林森親為題護國金剛道場匾額,師視之漠然。國民黨政府曾請師出任參政員及“陪都宗教聯誼會”顧問,均謝絕。平生不趨利譽,不事權貴;所得檀施,悉奉三寶;食無兼味,笥無長衣,瓶缽蕭然,如雲水僧。常自謂:“我不過是一個膽小的出家人”,“但愛戒之心,可質之諸佛而無愧。”其對弟子之教育,身教甚於言教,不止於其著述。

  1940年,康薩格西願來內地弘法,師決意親往迎請,乃再次入藏。康薩因病不能成行,盡授其衣缽法器於師,囑回內地弘傳其法。近慈寺道場成為溝通漢藏佛教中心,藏僧來成都,必朝近慈寺,對道場風規,均甚贊歎。師既建譯經院,自題門聯雲:“通聖言而遍寰宇,導世界以趣大同”。故師於佛教,既致力於漢藏之團結,亦注意於國際之影響。師既迎扎薩喇嘛住譯經院,復迎蒙族興善喇嘛教學《毗盧儀軌》。興善為章嘉活佛顧問,抗戰中來川,稱為毗盧法得成就者,於蒙古喇嘛中甚有威望。毗盧即唐密大日如來,千載絕傳,至此復續。興善喇嘛善工巧,能繪數十種壇場,師令沙彌皆學之。於譯經院木雕大威德壇場模型,備極精妙,皆師及興善監制。近慈寺沙彌學塑像於西藏喇嘛,一以《造像尺度經》為本,雖數米高塑像,亦空心不用骨架;今有能從事寺廟造像者,皆師所獎進。

  彭縣龍興塔,建於梁代,後圮壞,四隅僅存其一,稱為天彭破塔。師發起修復,在彭縣開窯燒磚;仿印度菩提道場塔形,先建模型塔,高1丈余,現存龍興寺。峨山磚殿毀於火,師命弟子普超籌劃修復。1949年夏,師率弟子到峨山慈聖庵安居,為普賢銅像裝藏。又於慈聖庵造毗盧佛脫沙像,擬建為專修毗盧儀軌道場。師終生奔走,為保護名山大寺文物,不遺余力,先後在成都近慈寺、重慶真武山、綿竹雲霧寺、峨眉慈聖庵、五台山清涼橋及上海金剛道場,共開建道場6處。復於鐵像寺建尼眾道場,恢復二部僧戒。譯述及講稿共存70余種,多已印行。遺稿尚未完成付印者亦不少。

  1949年12月,成都和平解放。解放前夕,川軍將領鄧錫侯、劉文輝、潘文華,在彭縣龍興寺策劃起義,師亦與聞。1950年,解放軍代表來近慈寺,向師詢問進藏事宜,師悉詳告;並選弟子隆果等為翻譯,協助與西藏地方交涉接洽。旋親往北京,會同喜饒嘉措等同商和平解放西藏事宜,迭電西藏地方當局,申明黨中央眷顧西藏寬大為懷的誠意,促其明察時勢,努力協助完成和平統一之偉大使命。近慈寺應交公糧及退押,師親督主事弟子將全寺儲存錢糧悉數繳納,率先完成任務。1951年10月,參加全國政治協商會議,為特邀代表。1952年10月,出席中國佛教協會籌備會議。12月,赴維也納出席世界人民和平會議,取道莫斯科經蒙古回京。

  1953年,率弟子上五台山開荒造林,定居於中台下5裡之清涼橋。地為三昧律師道場故址,乃寶華山戒壇祖庭。師見遺碑,決就故址重建律宗道場,仿近慈寺道場規模,定為吉祥律苑。選10夏以上比丘先學、照通、請佛、成佛、通一、常浩、貞意7人等,分別為新戒授戒師,自退為戒源和尚。師此後即常住清涼橋,雖地處高寒,年屆70,譯經講律,老而彌笃。常率僧眾與山上農民通力合作,修渠植樹。曾先後赴京出席一、二屆人大及中國佛協會議,任全國佛協副會長及五台山佛協會長。多次出席山西及四川省政協會議。1955年,赴新德裡參加亞洲和平會議,取道仰光回國。1959年,西藏叛亂,師發表談話,堅決擁護政府措施,載《人民日報》。1962年,曾回近慈寺,傳法席於永光和尚。

  1966年,“文革”開始,師亦被斗,移居廣濟茅篷,參加集體勞動。師深信因果,深信政策,橫逆之來,不失常度。12月,紅衛兵宣布遣散五台山僧眾各回原籍,師問左右是否當走(僧家語以捨壽為走),眾未解其意,應雲當走。12月31日,隨眾學習,一如平時,中夜起登廁,遇比丘成宗,囑明日代為請假。次晨,妙輪(原寶光寺方丈)呼師進早餐,見其跏趺端坐炕上,已圓寂矣。世壽81,僧臘43。荼毗後遺骨葬於清涼橋。1978年3月,五台山佛協於顯通寺為師召開追悼大會,國務院宗教事務局及中國佛教協會均派代表參加,並函電致悼。遺骨塔於善財洞側寶塔山麓,行人往還皆望見之。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樸初為題塔銘,文曰:

承文殊教,振錫清涼,
顯密雙弘,遙遵法王。
律履冰潔,智刃金剛,
作和平使,為釋宗光。
五頂巍巍,三峨蒼蒼,
閟塔崇岳,德音無疆。

 

  附記:

  師元配莊氏早逝,只遺一女,名述瑜,適桂氏。繼娶張氏無出。又娶莊氏之妹,始生子述成。張氏從涪陵天寶寺住持佛源出家,莊氏之妹從愛道堂比丘尼隆壽出家。述成20余歲時曾到近慈寺,後即他適。

  得法比丘弟子清定;永光,現任成都市佛教協會會長;請佛任五台山佛協副會長;成佛任五台顯通寺住持;通一、常浩在中國佛協工作;先學、照通已故。比丘尼弟子隆蓮現任四川省佛教協會會長;定淨,成都東城區政協委員。在家弟子,散在各界知名人士甚多,不及一一列舉。

  1984年9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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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以此功德,莊嚴佛淨土。上報四重恩,下救三道苦。惟願見聞者,悉發菩提心。在世富貴全,往生極樂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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