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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建福教授:金陵刻經處因緣略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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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刻經處因緣略述

呂建福

佛教思想由“阿含”而“般若”,由“般若”而“中觀”而“瑜伽”,教理愈趨愈密。瑜伽學之核心即為法相唯識之學,乃印度大乘佛學高度發展的結果,可以說是大乘佛教理論化高度成熟的標志。法相唯識學在印度的成熟,約在佛滅後九百年頃,由無著菩薩針對當時佛教界計空計有之偏執,依據《解深密經》等教理,倡導外境非有、內識非無之唯識中道義,又造《攝大乘論》,並授其弟世親,世親為此論造釋,晚年又著成《三十唯識頌》。後之十大論師各造論釋,由是,一切法皆非外境、唯是識變、“萬法唯心”之法相唯識之學蔚然大興。

唯識學在印度傳揚未久即傳入中國。中國所傳之唯識學萌芽於六朝時期,極盛於唐代。可考者凡有三系:一是後魏菩提流支、勒那摩提等譯出《十地經論》、《破色心論》等有關法相唯識經論,並講習闡釋,形成“地論宗”,此為中國所傳唯識學之萌芽時期。二是梁陳之際真谛三藏大弘《攝大乘論》形成的“攝論宗”,可為中國唯識學之增長時期。三是唐初玄奘法師的唯識學系,乃中國所傳唯識學之宏傳時期。【1】

玄奘法師之唯識學系,雖為中國所傳唯識學之第三時期,究竟而言,並非前期真谛等所傳法相唯識學之傳承,而是直承印度。玄奘認為真谛等所譯唯識經論有未盡善處,對其所弘學說也不無疑義,且因“佛性”問題的久遠爭論,促使他只身西行、去印度取經求法,歷盡難險,誠乃為法孤征。玄奘法師於印度那爛陀寺依止戒賢論師受學瑜伽諸論,又從勝軍得聞護法《三十論釋》,盡得傳授。歸國後,應高足窺基之請,將西域十大論師之唯識釋論糅合為一且折衷於護法,是為奘師所傳最重要之唯識典籍《成唯識論》。窺基(慈恩大師)為作《成唯識論述記》、《樞要》等,發揚光大,開“慈恩宗”,即今日一般所言中國佛教八宗之“法相宗”。

玄奘所傳法相唯識之學,至三傳弟子智周以後漸趨衰落。唐會昌法難,唯識典籍大多散佚。隋唐至宋元,有關唯識義理,僅宋永明《宗鏡錄》、元初雲峰《唯識開蒙》等稍有闡述。明末清初一度稍盛,也僅高原、智旭、王夫之等數人著書闡述唯識義理,但師承中斷,作為一宗之唯識宗已不復存在,且因隋唐唯識古籍散佚殆盡,典籍不備,其所述唯識學理頗有失真,與唐代玄奘、窺基所傳慈恩宗不盡相合。直至清末民初,沉寂已久的法相唯識學始見復興之機緣,絕響千年的法相唯識學遂重放光華。

法相唯識學在近代復興的大因緣,出自思想文化界。清末民初之際,國門打開,西學東漸。面對面方文化之湧入,佛教界、學術界的傑出之士發現我國固有文化中之佛教唯識學,無論就其理論之系統與精密還是其精神之重理性和邏輯,都足以回應西方科學文化之挑戰且合乎我國建立現代新文化的需要。因此,唯識學特別為思想文化界重視。而其復興、弘傳,也不同於傳統教界寺僧師資相傳之宗派復興,而是與學術文化界密切相關,佛教居士及知識界人士在法相唯識學的復興過程中,起著較僧尼更為重要的作用。

法相唯識學在近代復興的具體因緣,則可溯自一八六六年於南京創立的金陵刻經處。楊仁山居士於一八六五年在太平天國戰火之後來到南京,當時社會上連一般信眾最需要的常用佛典如《無量壽經》、《十六觀經》等也難獲得。楊仁山與學佛同道十余人共議,“深究宗教淵源,以為末法世界,全賴流通經典,普濟群生。”遂於一八六六年創辦金陵刻經處,尋覓佛典,精刻流通。楊仁山為尋覓佛典,苦心孤詣,一旦搜尋到散佚佛典,則極為高興,“得一經如獲頭然【2】”。一八七八年,楊仁山隨曾紀澤出使英國,在倫敦結識了正在牛津大學學習梵文的日本著名佛教學者南條文雄,結為道誼之交。爾後數十年中,兩人常有書信往來,互相尋補佛教典籍,為近代中日佛教文化交流之重要事件。金陵刻經處刻印流通的許多我國久佚的隋唐佛學典籍,即由南條文雄從日本寄來,南條文雄也從楊仁山處得到許多日本未見的佛典,日本《續藏經》之編印也得到楊仁山的大力支持,曾提供日本未見章疏及密典達三百余種供其選取收入。楊仁山通過南條文雄及其他友人從日本、朝鮮等地訪得舊刻藏經零本三百多種,後陸續擇要刻印流通。

金陵刻經處在清末民初時刻印流通的這些佛典,許多是我國自唐代會昌滅佛即已失傳,宋明以來千余年間末行於世的重要典籍,如隋嘉祥法師所撰《中論疏》、《百論疏》,乃三論宗之重要典籍;唐窺基法師所撰《成唯識論述記》、《因明大疏》等,乃慈恩宗的重要著作。三論、法相唯識之學,在國內外已成絕學,正由於這些典籍的刊印流通,重行於世,引起學者研求之興趣,遂重啟義學之風。這些典籍的印行,對三論、法相唯識等宗教義復明、研討有路,起到了極重要的作用。歐陽竟無居士在為其師撰之《傳》中寫道:

“明未諸老,仗《宗鏡錄》研唯識,以故《相宗八要》諸多錯謬,居士(即楊仁山)得《唯識述記》而刊之,然後圭臬不遺,奘、基之研討有路”【3】

後來歐陽竟無創辦“支那內學院”,設法相大學,大弘唯識法相之學,並出版流通大量法相唯識典籍及章疏,促進了近代法相唯識學的復興,其初始因緣正來自楊仁山居士。

楊仁山居士創辦金陵刻經處,精印佛典,廣為流通,並深研佛學,至晚年又創辦“袛洹精捨”、“佛學研究會”,大興講學之風,開近代高等佛教教育之先河,對近代佛教之重振貢獻極大,因之被尊為“現代佛教復興之父”。在佛學思想及修持上,楊仁山雖“教宗賢首,行在彌陀”,但並不局限於華嚴與淨土,而是提倡各宗並弘,深得中國大乘佛教之精神。因此楊仁山之門下多才:譚嗣同善華嚴、黎端甫善三論、桂伯華善密宗,章太炎、孫少侯、李證剛、梅撷芸、蒯若木、歐陽漸等則善法相唯識之學。楊仁山居士晚年尤其重視法相唯識之學,以為該學能救治佛門之積弊從而有振興佛法之效。在《十宗略說》中,楊仁山認為法相唯識之學能矯正禅門空疏之病,“誠末法救弊之良藥也。參禅習教之士苟研習此道而有得焉,自不至颟顸佛性、籠侗真如”。

在《與桂伯華書》中說:

“研究因明、唯識,期必徹底,為學者楷模,俾不颟顸籠侗,走入外道而不自覺。”

由此可見楊仁山居士對法相唯識學的重視。楊仁山校勘《瑜伽師地論》前五十一卷未終,去世前囑咐歐陽竟無居士承繼其事。歐陽續刻《瑜伽師地論》後半部,閱七年而成,並撰成長敘,探幽發微,慈恩宗義於是復明,重輝於世。後又創辦支那內學院,大弘法相唯識之學,極大推動了近代佛教法相唯識學的復興。

注釋:

【1】參見“法相唯識學中國所傳”,世光文,載《現代佛教學術叢刊》第二十四冊,《唯識學的發展與傳承》。

【2】張爾田,《楊仁山居士別傳》,《金陵刻經處歷史資料點滴》第二冊。

【3】歐陽竟無,《楊仁山居士傳》,《金陵刻經處歷史資料點滴》第一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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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以此功德,莊嚴佛淨土。上報四重恩,下救三道苦。惟願見聞者,悉發菩提心。在世富貴全,往生極樂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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