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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嚴法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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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士文章
呂建福教授：回避問題不是真正的尊重
回避問題不是真正的尊重 金陵刻經處：呂建福 關於“佛教教育”，就佛教本身而言，必定是學修並重的，也即是通常所說的是“知行合一”的教育，這是由佛法的特質和“解行並重”的修學原則決定的。佛學非一般知識之學，而是由解而行以至證悟解脫的實踐之學。近代學院佛教教育有側重知識教育的傾向，有其歷史原因。應該說是對傳統叢林教育法久弊深、尤以明清以後下焉者不學無術、上焉者也籠侗真如、颟顸佛性，不重佛學義理、大多空疏之病的一種反動。 在近百年後的今天，學院式佛教教育如何實現學修並重、切實以佛法的特質來培育僧才則已是一個很重要也很迫切的問題。尤其在世俗社會普遍重視“知識”(所謂“知識社會”)而忘失“智慧”的時代，這關系到佛教如何站穩自己的本位、真正以佛法的修行來弘揚佛法、修己利人的根本。在這方面，學術界與佛教界的看法會有所不同，多年來在國內佛教學術會議上經常表現出來，在這次會議上也是這樣。表面上這似乎構成了“教界”與“學界”對佛教學術研究態度的不同，就此我願意多說幾句，表達一下自己的想法。強調佛教學術研究需有“體驗與修持”的基礎，往往是“教界”的看法，“學界”則將之歸入“信仰”一邊，以為是信仰上的問題，對之既尊重又慎重，不願深談。 實質上，無論教界、學界，關於佛教學術研究的基礎問題，本身應該可以作為一個共通的問題來研究，這樣有利於教界、學界的真正溝通和佛學研究的深入，回避不是辦法，應該說也不是真正的“尊重”。學術研究以客觀求真為基本態度，佛法也以“如實觀”為根本精神，本來並無深入探討的必然障礙。在我看來，通常將佛教界重視佛學研究需有“體驗與修持”的基礎歸為“信仰問題”，這在學術上是並不正確的，也是沒有明了真正的佛教精神的。而佛教界有些人強調佛學研究需有“修持”，若帶著“信仰”的情見，以為不信佛便不能進行佛學研究，同樣也是不明了佛法的真精神的。 我常以為，一個人開始不信佛法，而研究佛學，倘若真以客觀求真的態度去研究，久之將為佛教教理的博大精深所折服，愈來愈明了佛法關於宇宙生命的正確道理，漸漸會親近乃至相信佛法的，這就是“文字般若”的力量。由“見”而“信”才是“智信”。在原始佛教裡，“信”的內涵就是“見”。 倘若研究佛法多年而不起信，以佛法的立場來看，應該說是尚未真正明了“佛法”的緣故。此外就佛學研究而言，也有領域的不同，除“法義”的研究外(傳統之“義學”研究)，還有佛教歷史、人物、宗派、經典翻譯等方方面面的研究，以通常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如語言學、文獻學、社會學、史學等)對厘清佛教的某些史實、疏理佛教發展的脈絡、辨析佛教與社會的關系等，往往能得到極有價值的研究成果，應引起佛教界的重視，可為佛教自身建設、佛教事業發展之重要參考。至於“法義”的研究，即作為佛教內涵的“佛法”關於宇宙和生命究竟說了什麼，以及提供了怎樣的方法去明了宇宙生命的真實，這方面的研究，無疑是需要有“體驗和修持”的基礎的，以通常的哲學、文獻學、宗教學等學術方法來研究，是很難中其肯綮的。即如儒家學問之研究，離了體驗，也很難把握其精義，何況發自人性對宇宙生命之深層悟證經驗的“佛法”呢！ 當年熊十力與馮友蘭先生論儒家之“良知”，馮友蘭將其作為一個學理“概念”來探討，即遭熊十力呵斥，因為在熊十力的“體驗”中，“良知”是人生一個真真實實的“經驗”。佛法之“般若”、“空性”、“觀照”等概念和方法以及禅宗研究中之公案禅理，倘無一定的體驗和修持而作純學術的所謂“客觀”研究，大多是隔靴搔癢，得出的結論往往似是而非，這在學者本人卻是不自知的。當“積非成是”以後形成了所謂的“學術研究傳統”，對真正的佛法研究就構成了障礙，這在佛學界是屢見不鮮的。 即使就通常學術研究而言，當研究到“宗教”，若不重視宗教的“經驗基礎”，不去嘗試對“宗教經驗”哪怕作“比量”的了知，恐怕也很難說是客觀求真的學術研究。所以我認為將教界注重佛學研究之“體驗與修持”歸為“信仰”問題是不正確的。若有此共識，我想學界和教界之間的一些矛盾和困惑也就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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