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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嚴法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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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士文章
呂建福教授：俗講：中國佛教的俗文學
俗講：中國佛教的俗文學 呂建福 《世界宗教文化》2005年第2期 佛教在中國流傳二千年，一靠一批知識階層人士孜孜不倦地深研教理，二靠一些王公貴族和平民百姓的刻意弘揚，於是才能流傳到今天。在鼎盛期的唐朝，佛教之所以能在民眾中廣為傳播，與俗講有不可分割的聯系。 所謂“俗講”，就是佛教經典及其有關內容的通俗化演講，是唐代寺院中普遍流行的一種特別的講經說法形式。俗講的對象，主要是俗處大眾，尤其是沒有文化或文化水平較低的人。其目的是直接向廣大聽眾宣傳佛教思想、普及佛教知識。形式上采用的是大眾喜聞樂見、生動活潑的說唱藝術，說與唱結合為一，說話、唱詞完全用當時流行的口語俚俗語和押韻文，通俗易懂，引人人勝，歌唱曲調婉轉而流暢，富於感染力，觸動聽眾感情。講唱者稱為俗講法師(講師、法師)、都講，所講唱話本，稱講經文，稱變文、俗文、講唱文、唱文，稱押座文。 俗講的程序，一般是先敲鐘集眾，眾人依次進入講堂，法師隨人升座。然後大眾合聲唱佛名禮拜。又有一僧舉聲唱梵贊，大眾唱和。其後唱押座文，再次開經、開贊、忏悔、贊歎、解釋經題、入經說緣喻、申贊歎、回向發願。其中人經說緣喻，即是說經本文，本文與一般經疏相同，分為序分、正宗分、流通分。它的講說順序，先由都講唱一段經文，隨後由法師解釋此段經義，復以韻文吟唱。俗講的本文如果是經文，便稱其為講經文，如果俗講的本文是經典故事或民間故事，則所講為變文，變文亦說唱結合，散文、韻文相次而輔。 講經文是俗講話本的主要體裁，大致分散文與韻文二大部分，散文用科判方式分析全經結構，韻文以七言為主，間雜以三言、五言、六言，末尾總以“某某某某唱將來”的格式結束。內容以解釋、敷衍全經者為多。敦煌出現了很多這類作品，如《長興四年中興殿應聖節講經文》、《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講經文》、《佛說阿彌陀經講經文》、《妙法蓮花經講經文》、《佛說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講經文》、《無常經講經文》、《父母恩重經講經文》等。 押座文，亦作押坐文。押，通壓，為鎮定、安靜義，座，即指在座聽眾，押座，即是正式開講之前梵呗贊唱以使聽眾鎮靜下來，收攝心意，專注聽講，與人話、引子等的作用相當。押座文的正本題某經押座文或某某押坐文，如敦煌發現的S．2440卷子之4、5題《溫室經講唱押座文》、《維摩經押座文》。押座文均為七言押韻文，文字較短，一般四句一偈，共約八至十幾偈。有的如《維摩經押座文》每偈後標有“佛子”的注文，最末注有“重述”二字，當是用來作白及提醒自己。最初二句或一偈是頂禮文，最末二句或一偈是用來引起下文或提醒聽眾的，如上文最末一首作：“不僅聽經求解脫，學佛修行能不能?能者虔恭合掌著，經題名目唱將來”。《溫室經講唱押座文》亦作：“能者恭敬合掌著，經題名字唱將來”。《三身押坐文》作：“既能來至道場中，定是願聞微妙法。樂者一心合掌著，經題名字唱將來”。《八指押坐文》作：“願聞法者合掌著，都講經題唱將來”。 變文是演繹佛經故事及有關內容而成的說唱體話本，其演繹的內容還包括中國歷史故事和民間故事。變，即是轉變、演繹、依經中故事為根據繪成圖畫，稱“變相”，依經中內容及其思想為根據而編成說唱之文，則是“變文”。變文的唱詞，一般是七言為主而間雜以三言，也有少數間雜以五言或六言的。變文的說詞，是長行散文白話，也有以當時的骈體文來寫人狀物的。其文從數十字經文而渲染誇張成為千數百字，體制宏偉，描寫活潑，詞藻華麗，想象豐富，為俗文學中的傑作。變文中也有只是散文體的，但一般都帶伴唱音樂，唱詞中往往注有“平”、“側”、“斷”等字，可能是指唱時用平調、側調或斷調而言(周叔迦《法苑談叢》“佛教文化藝術”，中國佛教協會出版，1985年9月)。敦煌出土的俗講變文很多，其中比較流行的如《目連救母變文》、《降魔變文》、《維摩經變文》、《八相成道變文》及《舜子變》、《伍子胥變》、《王昭君變》、《孟姜女變》等。變文的出現，與六朝以來的佛教通俗的諷詠轉讀與唱導有關，是轉讀與唱導合流的結果。印度佛經有歌詠的“呗”，傳譯的漢文經典也有用梵律制成的曲調“轉讀”，而歌贊則另有“梵呗”，轉讀與梵呗同是有聲調的，但轉讀不入曲，而梵呗人曲。六朝以來佛經的轉讀與梵呗盛行，行其法者稱“經師”。同時另有一種“唱導”，以宣唱為業，有唱導專文，其內容以歌唱事緣為主，不同於詠經為主的經師。但至梁陳之世，經師與唱導合流為一，後來便出現了俗講式諷詠唱導。“在六朝的時候，佛教通俗既用轉讀與唱導兩種方式，當時轉讀是用原經文的，因為經典大都是六朝的翻譯，譯文與當時口語沒有多大距離。諷詠原文，一般士俗還可能了解。到了中唐以後，民間的口語有了轉變，諷詠原文是不能使人聽懂的。於是不得不將經文譯成唐代的俗語，這就成為‘變文’了。佛經的體裁既然是長行與重頌兼用，自然在‘變文’中也是散文與韻文兼用，而說唱同時了。在現在所發現的‘變文’之中有的是演繹佛經的，有的是敘述中國歷史中故事的。但既同是在敦煌經卷中所發現，二者必然都是僧侶所習用。……可以假定，那演繹佛經的變文是經師用的，那敘述史事的變文是唱導用的。經導二者既然在隋唐已經合流，當然二者是同時而不可缺一的東西了”(周叔迦“變文的起源”，《周叔迦佛學論著集》下冊，中華書局，1991年1月)。 俗講在唐初即已出現。《續高僧傳·善伏傳》記載，貞觀三年(629)善伏在常州“日聽俗講，夕思佛義”(卷二十)。可知唐初俗講已流行於常州一帶，長安等地自然亦流行。據圓仁《人唐求法巡禮行記》卷三的記載，直到中唐時俗講仍盛行於京師，且有敕令開講者。開成六年 (841)敕令於左、右街七寺開俗講，其中海岸法師開講《華嚴經》於資聖寺，齊高法師開講《涅般經》於菩提寺，體虛法師開講《法華經》於保壽寺，光影法師開講於景公寺，文溆法師開講於會昌寺。而在眾多法師中，“城中俗講，此法師(文溆)為第一”。文溆法師俗講之影響，據《因話錄》記載，說他“為聚眾禅說”，信徒“轉相鼓扇扶樹，愚夫冶婦，樂聞其說，聽者填咽寺捨，瞻禮崇奉，呼為和尚。教坊效其聲調，以為歌曲”(卷四)。 20世紀初，敦煌出土了很多俗講變文，說明除長安城以外，俗講已經流行到邊遠之地。五代時俗講還在流行，而至宋代便廢止不行了，但變文卻直接影響到後來小說、評話、寶卷、彈詞等文學體裁的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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