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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嚴法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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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士文章
王孺童居士：沉痛悼念台灣法鼓山創辦人——聖嚴法師
沉痛悼念台灣法鼓山創辦人——聖嚴法師 王孺童 剛剛還沉痛於吳立民大阿阇梨圓寂的憂思中，今日又從寶島台灣傳來噩耗：2009年2月3日下午4時，台灣法鼓山創辦人聖嚴法師，因病醫治無效，在台灣圓寂，享年80歲。 聖嚴法師是一位學者型的高僧，其在佛學及諸多領域，頗多造詣，著作等身。聖嚴法師特別重視佛學研究，大力支持促進祖國大陸與台灣佛學界的學術交流。我與聖嚴法師的幾次直接交往，也是基於各種兩岸佛學研討會之機緣。 聖嚴法師一生經歷展轉傳奇，回顧其一生化儀，是對法師最好之追思。 聖嚴法師(1930—2009)，俗名張保康，江蘇南通人。十三歲在故居的狼山廣教禅寺出家，1949年到台灣，服役十年後，於東初老人座下再度剃度。1969年赴日本東京立正大學深造，在六年後，他完成了文學碩士及博士的學位。1985年創辦中華佛學研究所，1989年創辦法鼓山。2006年，擔任“你可以不必自殺網”代言人，勸告有意自殺的人：“多想兩分鐘，你可以不必自殺，還有許多的活路可走。” 一、童年 聖嚴法師，1930年農歷12月初四出生於江蘇省南通縣狼山前的小娘港，俗家姓張。其祖父張希凡、祖母蔣氏，父親張選才、母親陳氏。據其父母所述，此張氏家族原居於長江出口崇明島腳盆圩，因大水而遷至南通狼山前，而且大都居於南通和海門一帶，1931年以後，則除了部分住在海門縣之外，大多數則遷居至常熟縣常陰沙。法師俗家中有六個兄弟姊妹，其排行最麼，為其母張氏於四十二歲時產下，上有三個哥哥、兩個姊姊。 二、少年 1943年夏，法師虛齡十四，一位姓戴的鄰居自江北狼山游歷而來，聞說狼山廣教寺方丈托他在江南找沙彌，一方面出於被動，另一方面卻又出於自願地將生辰八字交予此為戴居士送上狼山請示，是年秋，便亦由戴居士帶上狼山出家。 江蘇省境內長江北岸，北自徐州、南迄崇明，除了連雲港的雲台山，僅在南通市南郊約九公裡處，有五座山頭臨著長江。由右至左分別為：黃泥山、馬鞍山、狼山居中、劍山及軍山。五山之中，則以狼山靈峰獨秀，被古來兵家視為天然的江防要塞，亦為蘇北民眾進香的佛教勝地。 聖嚴法師在狼山僅居住至1944年10月間，便去了一趟上海，之後再回到狼山，直到1946年春天，復又離開至上海，自此便沒再回到南通了。而最後將要離開之時，狼山已被當時抗日的國軍連番駐防，狼山已不復見昔日的香火鼎盛了。 聖嚴法師的佛法學識根基，則在狼山上出家半年以後，除了世代的長輩適時督導之外，另有一位教導《禅門日誦》的法師，以及一位教導四書五經的還俗居士傳授學識與涵養。之後，到了上海的大聖寺，每天為施主家裡增福延壽及超薦亡靈而誦經、拜忏、放焰口之外，再無余力讀書。法師為了讀書，於1947年春，便離開了上海大聖寺，到同樣位於上海的靜安寺佛學院，當一名插班的學僧。 靜安寺佛學院課程大概是中學到大學的程度，英文和數學是小學高年級到初中，國文是高中程度，佛學則是教《大乘起信論》、《梵網菩薩戒經》、《印度佛教史》、《八宗綱要》、《八識規矩頌》等。 法師在靜安寺一連住了五個學期，直到1949年入伍從戎為止。 三、軍旅 聖嚴法師在其所著之自傳《學思歷程》一書中提到在1949年之所以選擇加入軍旅從戎，而最後又選擇了通信連，其主要原因則如在書中所述： “當時的社會和國家的局面，除了有錢自備機票和船票離開大陸，只有進入軍隊是通往台灣最容易的路。我既無信徒，也沒有積蓄，更不能得到師長的同意和資助，所以考慮再三，只有選擇從軍的路。而招兵站的軍官說明了，只要人數招齊了，馬上開船送往台灣，接受新軍的訓練；見到我們幾人是和尚的身份，大概不便直接上戰場去沖鋒陷陣，所以建議我們做軍中的後勤工作。” 聖嚴法師從軍時照片在軍隊生活中是另一種生活方式的轉變，由於法師在軍隊裡主動地聲明了：“原來我是和尚，還來還要作和尚！”所以雖然在軍隊裡的生活固然困苦，但依然在每逢假日之時，能夠保有自我信修的空間。是年，5月19日在上海外灘碼頭上船前往台灣。經過兩天的航程，在台灣高雄上岸。其後，經一夜的移動則在新竹駐扎下來。隨著部隊幾經移防、駐扎，於1950年6月以上士報務員的階級，分發到台北縣金山鄉的海邊339師1016團團部所在地，在金山、石門、小基隆沿海一帶住了兩年多。之後隨著部隊的整編以及升遷考試，到了高雄縣鳳山鎮陸軍第二軍團司令部任准尉軍官，那時是1954年6月。 在這段時間裡，陸陸續續地在《學僧天地》、《雄獅》、《當代青年》……等期刊發表文章。1953年報名參加李辰冬博士主辦的中國文藝函授學校，選讀小說班，當時的老師有謝冰瑩、沈櫻、趙有培等六七位當代著名的文藝作家。而這個時期創作的作品僅余被刊於《文壇》雜志的《母親》和《父親》兩個短篇，之收錄於佛教文化服務處出版的《佛教文化與文學》。由於文筆鋒健在1956年秋天調到國防部，也開始了大量閱讀與發表文章的時光。在這段時間內，接觸了太虛大師“人成即佛成”以及印順法師的“人間佛教”，也對於佛教的問題陸陸續續地寫了許多文章，並成為了日後對於佛學、佛教的主要理念。 四、出家 從1949年5月8日入伍，到1960年1月正式退伍。這一段軍旅生涯超過了法師少年和尚的年數，但在其心中一直認為自己是個出家的和尚。這一次出家，是依止镫朗東初老人(西元1907年—1977年)為剃度師，所給的法派字號為“慧空聖嚴”。東初老人是太虛大師的學生，也曾經擔任江蘇省鎮江名剎曹洞宗定慧寺的方丈，亦是曹洞宗創始人洞山良價下第五十代傳人，老人同時也在臨濟宗下常州天寧寺參學，亦在臨濟宗普陀山系的寺院出家，故一人傳承曹洞宗與臨濟宗兩支法門。聖嚴法師除了從東初老人得到兩系的傳承之外，在1978年12月5日承臨濟宗法脈的靈源和尚將法脈賜給聖嚴法師，其法脈字號為“知剛惟柔”，並給了一份法脈傳承譜《星燈集》，使其與鼓山湧泉寺臨濟宗派下法脈有了傳承關系，並同時成為臨濟義玄之下第五十七代傳人。 東初老人為承繼太虛大師遺志鼓吹“人間佛教”的建立，故與幾位佛教青年合辦了《人生》月刊，當法師投到東初老人座下時，正當《人生》的主編提出請辭的要求，故法師於是從投稿者而成為主編，前後一共為它服務了兩年。1961年農歷8月，法師於基隆八堵的海會寺，依道源能信長老(西元1900年-1988年)座下，求受沙彌、比丘、菩薩的三壇護國千佛大戒，而被選為沙彌首。 五、戒律 1961年秋天，受了三壇大戒之後，十月下旬回到北投中華佛教文化館，待了一個星期不到，便向東初老人辭行，也同時請辭《人生》月刊的編務。然後法師一人來到高雄縣美濃鎮廣林裡的“大雄山朝元寺”修持佛經、戒律。這段時間內修讀了有關戒律學的《四阿含經》，即是指：《長阿含經》、《中阿含經》、《增一阿含經》、《雜阿含經》，奠定了日後戒律學的基礎。這段時期內，法師在《佛教文化與文學》發表了有關戒律學的文章：1961年6月發表《優婆塞戒經讀後—如何成為理想的在家菩薩》；1962年3月發表《弘一大師三十三種律學合刊讀後》，在本篇中對於菩薩戒有如下的看法：“《璎珞經》中說，有戒可犯是菩薩，無戒可犯是外道；所以有戒而犯者，勝過無戒而不犯；受了菩薩戒，發了菩提心的人，即使犯了戒，犯戒的罪業雖重，並要遭報，但其必將由於他曾受過菩薩戒，而可決定得度成為真實的菩薩，乃至證得無上的佛果……故我希望在加弟子們，均能發最上心，求受菩薩戒。” 之後，寫成了十九萬字的《戒律學綱要》，交給星雲法師的佛教文化服務處發行。書分七章依序為：《緒論》、《皈依三寶》、《五戒十善》、《八關戒齋》、《沙彌十戒與式叉六法》、《比丘比丘尼戒綱要》、《菩薩戒綱要》，目前已成為國內外兩岸三地之間著名的戒律學教材。南京金陵刻經處，也將這本書翻印流通。 六、宗教論戰與著述 面對佛教環境被教內外所污染和誤解，聖嚴法師感念於環境的隳壞與教義之不彰，遂起而為文，以匡正佛法。在那個階段的早期，主要由煮雲法師在公園裡公開演講佛教與基督教的比較，但隨著煮雲法師的身體狀況不佳，也停止應戰了。同時，另有一位長老印順法師，本是基督徒出身，經過三十年的學佛之後，竟有人上門尋他挑戰、向他傳教，印順長老遂有感寫下兩篇長文：《上帝愛世人》及《上帝愛世人的再討論》，之後又因為有位杜而未神父將佛教信仰套入月神信仰，又引發了一篇《東方淨土發微》。 煮雲和尚在台南公園所講的“佛教與基督教的比較”，後由李至剛居士記錄成書，在1950年代蔚為佛教潮流。之後，有位在《基督教生命雙月刊》當主筆的基督徒吳恩溥先生針對煮雲法師的言論著作了一本《駁佛教與基督教的比較》，內容多有攻讦之詞，而這本《駁佛教與基督教的比較》輾轉到了法師的手上，經讀後，法師認為其中有許多偏頗的論調，遂而利用十天的時間，為文寫下了《評駁佛教與基督教的比較》一書，以疏解其中偏頗的言論。 之後，陸陸續續於1959年寫下一篇《關於胡適思想的宗教信仰》，指陳胡適先生的宗教觀；寫《論佛教與基督教的同異》以返正香港道風山“基督教中國宗教研究社”所出版的《景風》雜志對於佛教與基督教的混淆，隨後又再次發表一篇《再論佛教與基督教的同異》以正視聽。 在1964年到1966年之間，陸陸續續寫成了幾篇文章，分別交給《海潮音》、《覺世》、《香港佛教》等佛教雜志刊出，1967年後則交由佛教文化服務處集結成冊出版，書名為《基督教之研究》，在其《自序》中提到了：由於基督教的攻佛、破佛、叫陣挑戰，才使我對基督教發生了研究的興趣，結果使我寫成了一本書，所以本書的功臣，應該是攻擊佛教的基督徒。我為寫作本書，特別精讀了五十多種有關的中西著作。我的態度，是以西方學者的見解，介紹西方人信仰的宗教，是用基督徒正統的素材，說明基督教內容的真貌，同時也對佛教與基督教之間若干重要問題，做了客觀和理性的疏導。我不想宣傳基督教，也無意攻擊基督教，只是平心靜氣地加以分析研究，用歷史的角度，考察基督教。 本書的出現，獲得了宗教界正反兩極的反應，而對於基督教的基本教義派者，更是極力地加以攻讦。此後關於宗教的專著論述先後出版：1968年出版《比較宗教學》、1969年8月寫成《世界佛教通史》上冊，此二書目前仍為華文地區佛教教育課程所習用的教本。 七、留學 1969年3月14日聖嚴法師在沒有任何支援之下，離開台北前往東京。初到東京，便向位於品川區的立正大學佛教學部辦理入學登記。當時，法師已經年屆三十又九了。 1971年聖嚴法師確定了其碩士論文：“大乘止觀法門之研究”，論文內容共分三章：一、大乘止觀法門的組織及其內容，2.大乘止觀法門的真偽及其作者，3.大乘止觀法門的基本思想。論文完成後，請了駒澤大學的佐籐達玄先生以及牛場真玄先生加以潤飾，並抄寄一份回台灣給《海朝音》雜志發表。1971年10月將全書翻譯成中文，並於1979年由東初出版社出版。 1973年立正大學的一位退休教授—牛場真玄先生，將印順法師的《中國禅宗史》譯成日文，送到立正大學，並代為申請博士學位。由於聖嚴法師當時與牛場真玄先生往來密切，於是便代行其勞。是年，便讓印順法師的專著通過博士申請，也促成了中國第一位博士比丘的誕生。為此，聖嚴法師則為文記述之—《劃時代的博士比丘》。 聖嚴法師於碩士畢業之後，選擇了藕益大師做為博士論文的研究主題，其原因如書中所述：1.藕益大師是明末四大師之一，他不僅是一位學者，實際上亦是一位實踐家。所謂行解相應，正是佛法的標准原則。2.大家都認為藕益大師是中國天台宗最後一位大成就者。我對天台宗所倡導的教觀並重、止觀雙運非常向往。因為這是教理和禅觀的相輔相成，也正是今日佛教所需要的一種精神。3.我在選擇論文題目的時候，曾向指導教授坂本幸男請教，他說：本來他想寫，現在老了，所以曾經鼓勵另外一位中國留學生寫，但仍然沒有消息，現在如果我能夠寫，那自是在好不過了！ 於是，在1972年便開始著手進行論文資料的收集。但是，在1973年指導教授坂本教授去世，論文指導教授則由金倉圓照及野村耀昌承接為正副指導教授。論文的第一章寫的是藕益智旭的時代背景，第二章則是寫智旭的生涯，第三章是寫智旭的信仰與實踐，第四章則是寫智旭的著作，第五章則是討論智旭思想之形成與開展。1975年元月法師提出博士論文，經過立正大學嚴格的審查之後，順利地於是年2月12日通過。同年3月17日上午獲頒授“學位記”(即是授予博士學位的證書)。而論文的正式出版則是直到當年的11月23日才在日本出版。 八、游歷 在法師出版論文的階段，應邀回台參加了“第四屆海外學人國家建設研究會”，在會議中提出了三個問題： 1.宗教教育應納入大學的教育系統。 2.社會教育應注意風化區的整頓和黑社會的疏導。 3.注意精神的教育，也就是人文和科技當並行發展。 雖然會議上並無達成任何的具體成效，但是在當時的佛教界，對於僧中出了一個博士，反應畢竟是充滿兩極化的。再加上法師認為在那個階段能夠做的不多，因此在會期結束返回東京之後，便應美國的沈家桢居士之邀，在1975年的12月10日前往美國弘法講學了。 沈家桢居士在美國組了個“美國佛教會”(The Buddhist Associ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經由該會出面安排，將法師安排至該會所屬的紐約市布朗士區大覺寺。法師在大覺寺居住前後不到兩年，然而由於西方人重實際，因此佛教佛學的推廣則著重於修密持咒、學禅打坐上。直到現在，西方人在接觸佛教和修學佛法上，還是以西藏的密和日本的禅為其主流。 1977年12月，聖嚴法師的剃度師東初老人在台灣圓寂，法師在接獲消息之後，立刻回國料理後事，並奉其遺命承繼道場，成了中華佛教文化館的負責人，此後，便在美國和台灣兩地奔波、東西兼顧。之後，法師在紐約成立了禅中心，為了授課需要而編了一本《禅的體驗》，並陸續發行了兩種英文的定期刊物：《Ch'an Magazine》(《禅雜志》季刊)以及《Ch'an Newsletter》(《禅通訊》月刊)，至1992年底為止《禅雜志》已經發行了58期、《禅通訊》亦發行了96期。自1978年開始，在台灣北投的中華佛教文化館以及農禅寺，舉行大專青年學生及一般社會人士的禅修活動，並陸陸續續地出版了關於禅的著作七種，包括《禅的生活》、《拈花微笑》、《禅與悟》等，因此在國內外許多人都把聖嚴法師當成了禅師。 九、大事記 1930年，生於江蘇，名“保康”； 1943年，年14歲，於南通狼山廣教寺出家，法名“常進”； 1949年，入伍通信連，由上海登艇來台； 1959年，結束十年軍旅，於東初老人座下再度出家； 1961年，於高雄美濃朝元寺閉關六年，解行並進，深入經藏； 1969年，留學日本立正大學，六年後取得文學博士學位； 1976年，抵美國，開設周日靜坐班，隔年首次舉辦禅七； 1977年，因東初老人圓寂返台，繼承中華佛教文化館、農禅寺； 1981年，擔任文化大學、政治大學研究所教授； 1985年，於北投中華佛教文化館創辦“中華佛學研究所”； 1989年，創設法鼓山； 1990年，召開第一屆國際學術會議； 1993年，提出“心靈環保”，為法鼓山核心理念； 1994年，提出“禮儀環保”； 1997年，出席第十一屆國際宗教領袖和平會議，訪問梵谛岡，晤見當時的教宗若望·保祿二世(John Paul II)； 1998年，獲《天下雜志》遴選為四百年來對台灣最具影響力的五十位人物之一、在紐約與達賴喇嘛進行“漢藏佛教世紀大對談”； 1999年，“提出心五四運動——廿一世紀生活主張”、領導法鼓山投入921地震救災工作，積極展開“災後人心重建運動”； 2000年，漢傳佛教唯一代表參加“千禧年世界宗教與心靈領袖和平高峰會”、獲二十屆行政院文化獎、於美國象岡道場舉辦“默照禅四十九”； 2001年，於台北縣金山鄉法鼓山園區舉辦“默照禅四十九”； 2002年，出席在紐約舉行之“世界經濟論壇會議”，是唯一受邀的佛教領袖、出席在泰國曼谷舉行之“世界宗教與精神領袖理事會”、以《天台心鑰——教觀綱宗貫注》一書獲中山學術著作獎； 2003年，推動法鼓山人文社會獎助學術基金會與北京大學合作設置“法鼓人文講座”。應世界宗教領袖理事會之邀，出席日本京都“世界青年和平高峰會”第一次籌備會議，膺獲第二屆總統文化獎； 2004年，推動法鼓山人文社會獎助學術基金會分別與台灣大學、北京清華大學合作設置“法鼓人文講座”；主持法鼓人文社會學院動土典禮；出席在曼谷召開的“世界宗教領袖理事會”與“亞太青年和平高峰會”；出席在約旦召開的“世界宗教領袖理事會”；擔任總召集人，舉辦“世界青年和平高峰會台北論壇”； 2005年，出席在愛爾蘭都柏林召開的世界銀行“信仰暨發展會議”；推動法鼓山人文社會獎助學術基金會分別與台灣成功大學、南京大學合作設置“法鼓人文講座”；於中國北京大學、台灣清華大學、南京大學及廣州中山大學進行專題演講；獲頒泰國朱拉隆功僧伽大學榮譽博士學位；創設之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落成開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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