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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嚴法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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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士文章
馮學成居士：也談僧伽禅修
也談僧伽禅修 馮學成 僧伽是世間住持佛法的主體。體證無上佛道、作好人天師范是僧伽的天職。在物欲橫流、見濁增勝的當今世界，僧伽荷擔著前所未有的歷史使命。僧伽素質的優劣、識見的高低不僅直接關系到佛教的盛衰，而且影響到世間的治亂。可歎的是，因歷史的原因，百年來僧伽對世間的影響，可以說是佛教傳布中土兩千年來最低微的，近來雖有所回升，但仍為識者所憂。惠空法師命余作一篇相關文章，余僻居西蜀，識見短淺，且就一己之所知，在《佛藏》上談談自己的看法。 一、歷史的啟示和高僧的垂范 佛法傳布中國，於今已整兩千年了。中華佛教，經漢代的齋忏祭祀、晉代的盛唱般若、南北朝的三學並弘、眾師異說，到唐代的八宗鼎盛，最後終凝歸於禅，獨行於宋元明清。其中因緣，自然不是少許言說可以道盡，不過有一點是清楚的，這就是：中華之禅，實為攝六度為一，攝三學為一，攝定慧止觀為一，赅因徹果的活般若。 中華佛教於禅修渾然一體，密不可分，這在歷史上也是極為清楚的。且不說禅宗，以天台宗的創立為例。天台初祖南岳慧思大師，他“十年專誦(《法華經》)，七載方等，九旬常坐(禅)，一時圓證(法華三昧)，大小(乘)法門，朗然洞發。”天台二祖慧文大師在此基礎上修“一心三觀”、“三谛一心”之禅觀，並傳給了智者大師。而智者大師的經歷更具啟迪。智者受學於慧文，“悟法華三昧”後，先在金陵傳授禅法。但住了幾年，學禅真有所得的人並不多見，自己也感到不甚得力，於是決定到天台山實修。智者大師在天台山修禅，一住便是整整九年。通過這九年的禅修，於禅於教方才成熟，終於以“一念三千”、“圓融三谛”的禅法，圓滿了天台教觀。 再看華嚴宗，華嚴初祖杜順大師本身就是一位禅僧，並傳下了華嚴宗的根本禅修觀法——“華嚴五教止觀”和“華嚴法界觀門”。以後智俨、法藏、澄觀、宗密諸祖也是遵循於禅修的程序，圓滿和傳授華嚴教觀。以圭峰宗密大師為例。當年雖住持一方，名播天下，仍“捨眾入山，習定均慧，前後息慮，相續十年”。圭峰大師本來就出身禅門，後入華嚴，成名之後，仍以十年禅修為其加行，這裡又有什麼啟示呢？ 再看慈恩宗，玄奘大師英睿卓絕，千古一人，歸國之初就向唐太宗奏請入少林寺譯經，以期在禅修中譯經，或在譯經中修禅，但不為唐太宗所許。終因譯事浩巨、禅修無暇而使玄奘大師神形皆乏，故晚年再一次奏請入少林寺修禅譯經。在給唐高宗的奏表中，玄奘大師明白地說道：“斷伏煩惱，必定慧相資，如車二輪，阙一不可。至如研味經論，慧學也；依林宴坐，定學也。玄奘少來頗得專精教義，惟於四禅九定未暇安心。今願托慮禅門，澄心定水，制情猿之逸躁，絷意馬之奔馳。若不斂跡山中，不可成就。”在這份奏章中，玄奘大師雖一再傷歎自己“身力疲竭，頃年已來，更增衰弱”，並保證“翼禅觀之余，時間翻譯”，但“帝覽表不許”。唐高宗懦弱，精神上對玄奘大師依傍甚深，自然不願放行，以至成為玄奘大師的一大憾事，也為許多高僧所歎息。不過，要深入唯識境界，也必須精修唯識觀才行。 僧伽若要成就，就必修禅觀，歷代高僧得力於禅修的不勝枚舉，如憨山大師或虛雲老和尚的禅觀修為，已為當代僧伽所熟悉，這裡就無須多表了。 二、禅修在佛法和僧伽學修中的地位 禅修在佛教的體系中和僧伽的學修中到底處於什麼樣的地位呢？留心於佛法的人都知道，佛法浩瀚無涯，深廣不二。從主體上講，有佛法僧三寶；從結構上講，有教理行果四維；從修行上講，有信解行證四門。廣說，則有八萬四千法門，統攝，則惟實相無相之一心。雖說有大小、頓漸、偏圓、顯密等種種教法，但無不以“行”——實踐作為綱樞。離開了“行”，雖信解又有何益？離開了“行”，欲取證則無所依。而“行”的基礎和根本，則在於禅修——當然是佛教的禅修而非凡夫和外道的禅修。 圭峰宗密大師在《禅源諸诠集都序》中說：“禅是天竺之語，具雲禅那，此雲思惟修，亦雲淨慮，皆定慧之通稱也。源者，是一切眾生本覺真性，亦名佛性，亦名心地。悟之名慧，修之名定，定慧通名為禅。此性是禅之本源，故名禅源，亦名禅那。理行者，此之本源是禅理，忘形契之是禅行，故雲理行……定之一行最為神妙，能發起性上無漏智慧，一切妙用，萬行萬德，乃至神通光明，皆由定發。故三乘人欲求聖道，必須禅修，離此無門，離此無路。至於念佛求生淨土，亦修十六禅觀，及念佛三昧、般舟三昧等也。”圭峰大師的這段開示，對今天學佛的人，特別是對僧伽而言，更有著重要的指導意義，應引起足夠的重視。 先且不說禅的特殊意義，僅就其常規意義——思惟修、淨慮而言，對僧伽修行的關系就非同小可。要知道，出家並不等於成道，寺院也並非淨土，僧伽與在家人一樣，彼此都是娑婆世界裡的眾生，是凡夫。僧伽與在家人的區別，在於受了比丘戒，並寓居寺院，成了專職專業的、以學修佛法、轉凡成聖為惟一目的的修行者。所以在見道之前，俱生和現薰的煩惱與在家人是處在同一層面之上。如果不通過思惟修、淨慮這樣的禅修對自己的心地來一番大清洗，能把菩提般若安置於心中麼？能激活自己性地上的菩提般若麼？ 我們知道，經論和祖師們的開示，無不是基於禅定所激發的智慧，若無禅修實踐，又怎能如實領悟其中的奧義呢？又怎能登堂入室呢？且不說佛法中的解脫道，僅就治學而言，佛學和世間學就有著根本的、層次上的差別。世間一切學說都是基於第六識中的明了意識，並不可避免地受到第七識中根本煩惱的制約。世間學說並不知道第六識中的禅定意識，更不知道在禅定中明了意識的功用和天地。四禅八定乃色界、無色界眾生的意識形態，尚非欲界眾生所能知曉，更何況佛法中的三乘禅法！ 以治學而言，每一位僧人都應“通達經教，智慧如海”。但經教並非容易通達，必借禅定之力以強化和純化明了意識的功能。慧皎法師在《高僧傳?禅論》中說：“禅也者，妙萬物而為言，故能無法不緣，無境不察……心水既灌，則凝照無隱。”六識功用進入這樣的狀態，一是煩惱息而得輕安，二是用諸教法，則可無往不利，更不用說“四等六通，由禅而起；八除十入，藉定方成”這樣的妙用了。 《月燈三昧經》中介紹了禅修的“十種利益”。一曰“安住儀式”，二曰“行慈境界”，三曰“無煩惱”，四曰“守護諸根”，五曰“無貪喜樂”，六曰“遠離愛欲”，七曰“修禅不空”，八曰“解脫魔綱”，九曰“安住佛境”，十曰“解脫成熟”。這十種利益，當然是禅修次第之所得，由淺入深，功用厥偉。《法華經?安樂行品》更簡明地說：“深入禅定，見十方佛。”既有如此利益，豈可不依佛教而行修於是哉！ 綜上而觀，不論大乘小乘，台賢淨密禅教諸宗，只要是身為僧伽，禅修就是日常的必須課程。本著出家的初心，沿著求道的志向，這禅修是可或缺的麼？ 三、現代社會中禅修的意義 當今的社會，科技發達，文化繁榮。在科學技術日日翻新的局面中，三百年來，宗教愈處下風——僅靠信仰，不足以應付科技的挑戰，也無從保持自己固有的領地，憑什麼來給與世人以“終極的關懷”呢？ 佛教的“業力不滅”、“業感緣起”、“三能變緣起”、“法界緣起”等根本理論，正日益受到宇宙科學、生命科學和精神——心理學等學說的強大挑戰，僧伽當如何回應呢？佛教的一系列精典理論，長久地就供養在藏經樓上，非但為現代文化所不熟悉，大多的僧伽也不知所雲。把佛菩薩的經論和歷代祖師們的注疏從教內傳布到教外——現代文化的環境中，這本身就是一個艱巨的領會、消化、吸收和釋放的過程。從事這種工作的僧伽本人，也是一個強化性的精神轉化和升華過程。如不借重於禅修，肉身凡胎的第六識能勝任麼？要知道，僧伽若不在禅修上著力，如何顯示“人天師”的本分，又如何繼往開來呢？ 古往之時，紙貴如金，經典奇缺，故古人學法，師弟之間是口傳心授或口誦筆抄。大多數師僧都是一部經或一部論，甚至以幾句佛言祖語營養一生，有的還因之見道成就。若非福德殊勝，身處當道，誰有條件去參究這千經萬論。但在今天，印刷業的繁榮，乃至電腦的運用，僧伽得聞佛法已是十分便捷，無論什麼經論，也不論是哪個宗派的著述，念頭一動即可入手。加之佛學院林立，所以對於佛教的理論，各大宗派的宗旨，要了解和熟悉並非難事。如今法財侶地似乎一樣不缺，師僧們較之古人，福報可謂好極了。 但是，中土僧伽積弱已久，如今能夠通達經論、深入禅定的師僧已不多見。放眼各處叢林，有相當一部分僧人素質較差，不僅對佛教的基本理論素養不足，識見也不敢恭維，更談不上禅修。雖有一些師僧志向清遠，欲效法古人，隱居深山無人之處，建茅棚坐庵而行，間或詢及，亦不知禅觀為何物。綜觀上述，不是大大值得警省的麼？ 所以，如今僧伽整體素質的提高和優化，難的不在於經論義學，難就難在對禅修的實踐上。道理很清楚，有了禅修，才能使師僧們在心地上達到淨虛和思維修的狀態，一方面可排除和降伏煩惱的干擾，另一方面，則可強化自己的智慧，使之通達經教。沒有禅修的基本功行，又怎能在物欲橫流、見濁增勝的娑婆世界中站穩腳跟、住持正法並教化眾生呢？ 要知道，佛教三世因果、三界六道之說並非臆想，乃是我佛基於甚深禅定、五眼觀照所見的客觀真理，是現代的宇宙科學、生命科學和精神——心理等學說的盲區，基督徒尚知道人類只是品嘗了智慧之果，並沒有品嘗到生命之果。所以當代師僧務必要以禅修為務，以卓絕的禅修實踐，親證我佛所示的境界以昭示眾生，教化眾生，以逆轉當今五濁惡世、自我毀滅的急流——核恐怖、生態危機、人口爆炸等等當代難題，對此，佛教是負有責任和最大發言權的。 當然，在禅修的過程中，“能發起性上無漏智慧，一切妙用，萬行萬德，乃至神通光明”自是可喜可賀。總之，應牢記圭峰大師的這一句：“故三乘學人欲求聖道，必須禅修，離此無門，離此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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