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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嚴法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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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士文章
高振農教授：民國年間上海佛教界赈災活動資料點滴
民國年間上海佛教界赈災活動資料點滴 高振農 今年我國發生了歷史上罕見的特大洪水災害，使許多災區的工農業生產和億萬人民群眾的財產受到嚴重損失。為此，全國佛教界人士發揚佛教救苦救難的慈悲濟世精神，和全國人民一起，捐款捐物，幫助災區人民抗洪救災，重建家園，恢復生產。 赈災濟困是我們佛教的優良傳統。民國年間，我國一些地區連年災荒，民不聊生，饑民遍野，各地佛教界曾多次伸出援助之手，利用各種方式，募集赈款，成立赈災組織機構，派員深入各地災區查放赈款，受到當時社會各界的好評。佛教界的一些赈災活動，對於幫助災區人民渡過難關，恢復生產，重建家園，確實起了相當大的作用。 下面我介紹幾則當時上海佛教界赈災活動的資料。 1917年秋京津地區水災，千百萬畝農田被淹，千萬人民流離失所。消息傳到上海，上海佛教界知名人士狄楚青、王一亭居士等集合滬上佛教界人士決定發心辦赈救濟，並邀請當時在終南山結茅潛修的高鶴年居士出山辦理赈災事宜。高鶴年是一位虔誠的佛教徒，也是一位具有慈悲心腸的佛教居士，畢生以救助他人為樂。高鶴年居士在接到上海佛教界的邀請函後，當即慨然應允，離開終南前往上海，與狄楚青、王一亭、程雪樓居士等一起商談救災事宜。此後，高鶴年居士受上海佛教居士之托，分別赴浙江普陀山和寧波觀宗寺，拜谒印光、谛閒二位法師，請他們參與赈災事宜，均蒙發心相助。高鶴年返滬後，經與王一亭、狄楚青等居士商討，決定在上海組織佛教慈悲義赈會，專事災區赈濟事宜，並設會址於玉佛寺。當時決定，由狄楚青居士綜理一切會務，高鶴年居士任總務之職，負責分赴各地勸募赈款、勸辦分會以及赴災區察看災情、辦理發放赈款等事宜。高鶴年接受任務後，曾分別前往蘇州、杭州、常州、鎮江、揚州等地，與佛教界人士洽談，並請得冶開、濟南二位上人以及蘇州西園寺、杭州靈隱寺等寺院住持的大力協助，共同勸募赈款，勸辦赈濟分會。最後終於在半年左右的時間裡，募得大量赈款。1918年3月，高鶴年奉佛教慈悲義赈會之命，攜帶大量赈款，親至京津一帶災區進行赈災查放事宜。同行者還有馮夢華、魏梅荪二位老居士以及曹樂鈞先生。天寧寺住持冶開老和尚也一度陪同前往。前後參加赈災查訪的人員共有十余人。在查訪過程中，曹樂鈞先生曾提出：查災放赈“是最難辦之事”。因此，“放赈以救命為急，分別受災輕重之等差，酌量發給票款之多寡。其手續以查災民戶口為第一關鍵。查戶真切，則事事有濟；查戶含混，則項項虛糜。以救命不救貧為主旨，達到救人須救徹之目的。人既有少壯殘疾之各異，赈自有極貧次貧緩急之不同。蓋赈款有限，恩難遍施，或相倍蓰，或相什百，只要破除情面，不以公濟私，不以緩害急，本諸良心，隨機應變，則不均而自均，斯得查施之旨矣。”(高鶴年《名山游訪記》1995年版第228頁)這些意見，得到全體查訪人員的贊同。其後的查訪赈災工作，即本著這一宗旨辦理。在查放中，從京至津，查訪人員看到沿途水災奇重，房屋沖塌無數，無家可歸者極多，他們一一予以救濟。數月之中，災區居士得赈者無數，許多災民得以度過難關，重建家園，並逐步恢復生產。後來，京津一帶赈災事宜告一段落，尚余有一部分赈款，高鶴年居士即請示上海佛教慈悲義赈會的狄楚青、王一亭等，請將余款移赈湖南地區災民，得到同意。高鶴年即偕一部分查訪人員，奔赴湖南一帶放赈。這次佛教慈悲義赈會派員到京津一帶赈災的義舉，受到當時社會各界的高度贊譽和評價。 1922年，上海佛教居士林(世界佛教居士林前身)成立了慈善布施團，以救濟災民、難民為主。其時我國北方五省災情嚴重，各省也先後多次發生水災、兵燹。災區難民流離失所，民不聊生。上海佛教居士林的慈善布施團，即向各界勸募赈災基金，專供赈濟災區難民之用。當時曾假上海大舞台義演助赈，同時發表宣言：凡捐款10萬元以上者，上海佛教居士林即為之鑄銅像頂戴於公共游藝場所，以資鼓勵。後來，上海佛教居士林即將募得的赈款，通過各種渠道，發往北方五省災民及其他各地災民手中，緩解了部分災區的燃眉之急。其後，上海佛教居士林改組為世界佛教居士林，仍設有慈善部，負責赈災事宜。1933年，世界佛教居士林又特地成立了一個赈災協會，由沈潤秋居士任主任，專門負責赈濟各地災民的工作。該協會曾先後多次將勸募所得大量赈款，陸續送到各地災民手中，使部分災民免受凍餓疾病之苦。 1931年，陝西地區災荒嚴重，災民遍野，慘不忍睹。當時佛教界知名人士朱子橋居士聞訊後親自入陝，赴各災區實地查看災情。旋即通過種種關系，聯絡華北、上海等地的佛教慈善團體，勸募救災基金。經過他的努力，得到華北、上海等地的佛教慈善團體以及廣大佛教徒的支持，共同發起募集赈款。在募得大量救災款後，朱子橋居士即親赴陝西災區，先後三次查災放赈。他先後在災區散發大批赈糧，並在災區設施粥廠十余處，每日就食者多達四萬余人。又以工代赈，動員災民修路築橋；發放種子，支持災民恢復生產；還設災童教養院和婦女織染廠，鼓勵災民生產自救；同時施醫施藥，掩埋餓殍。在此期間，他還在陝西聯合當地的各種慈善團體，共同組成華北慈善聯合會，開展救災赈濟工作。又於災區設立災民教養院，於院內開設佛學講座，請專人宣講佛學基礎知識。還在災區開設佛教養老所，專令老人念佛，求生極樂淨土。朱子橋在陝西災區的赈災救濟活動，使無數的災區人民通過生產自救、以工代赈等方式，得以安養生息，度過難關，重建家園。而他所奉行的這種以佛教慈悲濟世思想為指導的愛人、益人行為，也受到廣大災民的崇敬和社會各界的稱贊。 1940年，皖南各縣發生大旱災，災民流離失所，情況悲慘。上海佛教同仁會聞訊後立即召開董事會，商討赈濟災民事宜。當時決定，向各界勸募赈款，組織人員前往皖南查明災情，然後決定施赈辦法。1941年2月，該會由董事長范成法師親自率領西竟、白聖、寬明等法師，攜帶募得的赈款，前往皖南各縣施赈。前後三個月，他們走遍了皖南各縣災區，共發施赈款六、七萬元，受益災民甚多，大大地緩解了當地的災情。其後放赈人員看到許多災區有疫病流行，他們又返滬向各界籌募大量藥品，並配備醫務人員，攜帶藥品到皖南災區救治災民。 1946年，蘇北一些地區災荒嚴重，許多災民流離失所。上海市佛教界得到消息後，馬上行動起來，成立赈濟組織勸募赈款，組織人員前往施赈。時有上海市佛教會和紅字會等，共同發起組成了蘇北災區救濟傷亡委員會，推舉李天真居士為主任委員，止方法師、范成法師和朱警辭居士為副主任委員。經過幾個月的勸募赈款和人員組織，這個委員會派出一批赈災人員，攜帶赈款和醫藥用品，前往蘇北地區，查明災情，發施赈款。同時將施赈人員分成醫藥和掩埋二組，不僅救活了不少奄奄一息、無力救治的災民，而且還掩埋了不少露體荒野、無人認領的災民屍體。差不多與此同時，上海佛教同仁會也募得寒衣數百套，送往蘇北災區，讓災民御寒過冬。其中1946年冬，送出寒衣240套，1947年冬又送出寒衣50套，使災區部分災民免受寒凍之苦。 1948年春，蘇北邳縣發生嚴重災荒，上海佛教界人士聞訊分頭募集赈款，並專門發起組織了蘇北邳縣急赈委員會，推選屈映光、黃涵之任正副主任委員，窦存我、胡松年居士和海山、忠實、皖峰等法師為查訪委員。後來由查訪委員攜帶募得的赈款，前往邳縣災區，查明災情，分別情況，將赈款發放給災民。此外，上海市佛教青年會福利部也發動全體會員踴躍參加赈災活動，將捐獻的錢物送往邳縣災區，救濟災民。 上海的一些佛教團體，還對本地區遭到火災的居民進行救濟。1940年以後，上海滬西等地的一些棚戶區多次發生火災，上海佛教同仁會均一一予以救濟。如上海法華東鎮陸家路棚戶區白日起火，多數貧民均外出謀生，歸來時住房已成灰燼，天寒露宿，苦不堪言。上海佛教同仁會馬上勸募救濟基金，發放施粥票，制發棉被60余條，以濟燃眉之急。1942年冬，滬西金家巷棚戶區不慎失火，無家可歸的難民多達100余戶，計300多人，他們露宿街頭，受凍挨餓。上海佛教同仁會當天即前往發施粥票，先解除災民的饑餓之苦；又設法募款，搭建瓦頂竹屋125間，分配給災民居住。後來該地區災民為感激上海佛教同仁會伸出的援助之手，即將該地區命名為同仁?。差不多與此同時，滬西金家巷後邊上天殡儀館東隅棚戶區又失火，燒毀五六十家，該會也給予糧食、棉衣救急。1943年，滬西余姚路牛奶棚西首棚戶區又發生大火災，受災難民多達四五百戶，男女老幼總數達千余人。上海佛教同仁會立即發動大規模勸募，所得款項即就該處搭建瓦頂竹屋250間，分配給無力建屋的災民居住。後又在該地設立義務小學一所，招收四級學生共百余人，使之免費就讀。 此外，上海的一些佛教組織和團體還在上海廣設難民收容所，收容和救濟各災區流入上海的災民和難民。特別是抗日戰爭期間，各地連年發生災荒，還有連年戰爭造成的兵災。當時，有大批災民、難民擁入上海，他們流落街頭，乞討為生，景況悲慘。上海的一些佛教組織和團體，紛紛發揚佛教慈悲濟世的精神，募集款項，成立了各種各樣的難民收容所，收容、救濟災民、難民。如圓瑛法師領導的中國佛教會，曾辦有許多難民收容所。而由佛教居士黃涵之、趙樸初等領導的慈聯救濟戰區難民委員會，收容、救濟災民、難民的工作做得最好。委員會下設有收容股，由趙樸初居士任主任，負責所有收容事宜。這個委員會先後在各處設立了50多個難民收容所，收容災民、難民多達50萬人次。在收容所內，不僅施衣、施食、供給醫藥，還對難民進行抗日救亡教育。而組織難民中的優秀青壯年投奔蘇北新四軍，參加抗戰，又是佛教界對抗日救亡運動做出的一大貢獻。由於該委員會難民救濟收容工作辦理得十分出色，受到大家的廣泛支持，上海各界市民紛紛出錢出力，從各方面支持救濟戰區難民委員會的收容救濟工作。 上海佛教界的這些赈災活動，曾受到當時社會各界的好評，許多新聞媒介也都作了報道。 民國年間佛教界發揚佛教慈悲濟世精神、赈濟災民的事跡還有很多，因手頭資料不全，已難窺其全貌。但從上所述，已可看出佛教界救世濟民的一貫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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