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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振農教授:弘揚佛教文化之風代代相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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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揚佛教文化之風代代相傳(上)

◎高振農

弘揚佛教文化,是中國佛教的一個優良傳統,也是上海玉佛禅寺的一個優良傳統。自一九二八年玉佛禅寺在槟榔路(今安遠路)。建立新寺以來,至今已有七十余年。期間雖歷經興衰,但弘揚佛教文化的風氣卻代代相傳,一直延續至今。在新的世紀裡,全國佛教界正在大力提倡人間佛教思想,弘揚佛教文化精神,回顧一下玉佛禅寺歷代祖師、高僧弘揚佛教文化的情況,對於中國佛教今後的發展,對於上海佛教今後的發展,乃至對於玉佛禅寺今後的發展,都有一定的現實意義。

一、建國以前玉佛禅寺 弘揚佛教文化

自一九二八年在今安遠路新建的玉佛禅寺落成後,當時的住持可成老和尚即十分重視對佛教文化的弘揚。平時,他帶領全體僧眾,舉行禅七,參話頭,講開示,法緣盛極一時。他還特地禮請天台宗名宿谛閒法師來寺弘法講經,一連數日,前來聽經的缁素多達數百人,深受歡迎。而常州天寧寺的住持冶開老和尚、因與可成老和尚關系密切,也常到玉佛禅寺說法、講開示,盛況空前。

可成法師圓寂後,其弟子遠塵法師繼任住持,仍繼承其師遺風,常聘請一些高僧大德來寺講經,弘揚佛教文化。一九三九年,遠塵法師曾禮請華嚴座主應慈老法師到玉佛禅寺開講四十卷《華嚴經》,聽講者座無虛席。特別是他十分熱心佛教教育事業。為了培養青年一代僧才,借以光大佛門,乃力排眾議,在寺內籌設上海佛學院。為了把佛學院辦得更好,他親自至鎮江竹林寺,禮聘佛學造詣高深並有辦學經驗的震華法師前來玉佛禅寺擔任佛學院院長之職,同時請他繼任玉佛禅寺住持。

震華法師到寺後,即著手佛學院的種種籌辦事宜。他親自訂立章程,聘請教師,並開始招生。一九四二年五月廿九日,上海佛學院在玉佛禅寺舉行開學典禮,同時舉行住持交接儀式,由震華法師繼任玉佛禅寺住持。

上海佛學院的創辦,是上海佛學院的一件大事。因為自一九一四年由月霞法師創辦的華嚴大學自上海遷往杭州海潮寺續辦後,上海一直沒有一所佛學院校。上海佛學院的創辦,填補了上海佛教教育的一個空白,其意義十分重大。

上海佛學院原定招收學僧四十人,後來實際在校學僧三十人,聘有教師十余人。震華法師任院長兼教務主任。課程設置有佛學、佛史、國文、史地、算術、日語和梵呗等。當時曾聘請鎮江超岸寺玉山佛學社的守培老法師為佛學院的特座講師。而真禅法師亦應震華法師之邀,前來上海佛學院擔任訓育主任。上侮佛學院開學以後,由於師資力量雄厚,學僧學習認真,院長震華法師領導有方,各方而都有聲有色,受到教內外一致好評。

震華法師原來信心十足,擬將上海佛學院辦成一所高級佛學院,無奈當時正值抗戰時期,上海物價飛漲,寺內佛事清淡,收入減少,佛學院辦學經費發生很大困難。震華法師雖向各方呼吁,籌集資金,但收效甚微。在這種情況下,佛學院學僧中有些人不堪清苦的生活,先後退學離去者甚多。前後進進出出,佛學院最多時有學僧三十余人,最少時,堅持在院學習的僅十余人。多虧震華法師的不懈努力,才使上海佛學院維持到一九四五年,終因上海時局日益緊張,教師、學僧紛紛離去,加上經費沒有著落,最後只得停辦。

抗戰勝利後,震華法師於一九四六年春,邀請福善法師來上海佛學院任教務主任,以加強佛學院的領導和教學力量。於是上海佛學院又重新開學,原來離去的教師和學僧又重新回到佛學院。是時,又新招收了一些學僧,最多時學僧多達六十余人。於是佛學院一時呈現出一片興旺的景象。與此同時,玉佛禅寺又設立了圖書館和弘一大師紀念堂等。圖書館藏有大量佛教圖書和其他典籍。時有王少湖居士捐贈法相典籍二百余冊,丁福保居士捐贈自己所藏的內外典籍數千冊。這些圖書,上海佛學院的師生和寺內的僧職人員都可以借閱。弘一大師紀念堂除定期舉行紀念弘一大師的活動外,上海一些文化界和佛教界的名人,常來此集會,研討佛學。

震華法師在玉佛寺,除了辦理上海佛學院以外,還在寺內創辦《妙*輪》月刊,自任主編。該刊主要內容有佛教經籍研究,兼載佛教新聞和當代佛教名人的書信、言論等。立意在於普及,不偏於任何一宗,舉凡經論之提要,佛史之探尋,道場之沿革等等,不拘文字體例,一律加以刊載。他本人也經常在該刊發表佛學論文。一九四四年起,因稿源不足,加上經費匮乏,改為雙月刊。一九四五年十一月起停刊。,前後共刊出二卷二十四期。《妙*輪》月刊雖然辦刊時間不長,但對開展佛教文化的交流,推動上海佛學思想的研究,都起有相當的作用。

一九四七年,震華法師和福善法師相繼圓寂,上海佛學院一時乏人領導和管理,乃由育枚法師出任教務主任,暫時維持。一九四八年,由葦舫法師擔任佛學院院長,繼續辦理了一段時間。其後,由於時局更為緊張,經費實在困難,終於在一九四九年初停辦。

上海佛學院前後辦學近七年,雖歷經困難,但還是培養出了一批僧才,其中有一些後來成為海內外佛教界的知名人士。

一九四六年起,太虛大師駐錫玉佛禅寺。其時,他作為中國佛教會整理委員會常委,即以玉佛禅寺作為整理中國佛教的基地。他先後在玉佛禅寺主持召開了多次有關整理中國佛教的會議。例如:

一九四六年七月十六日,太虛大師在玉佛禅寺主持召開了中國佛教會整理委員會第三次常務會議。出席者除太虛大師外,有李子寬居士、章嘉大師(大醒法師代),列席者有王慧達居士和心高法師。會議討論了在鎮江焦山舉辦中國佛教會整理委員會會務人員訓練班章程的修改和制發畢業證書以及召開中國佛教會整理委員會第三次會議等事項。

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日,太虛大師在玉佛禅寺主持召開了中國佛教會整理委員會第三次會議。出席者除了大虛大師外,有李子寬居士、章嘉大師(大醒法師代)、虛雲老和尚(張小廉居士代)、黃涵之居士、圓瑛大師(白聖法師代)等六人,列席者有王慧達居士。會議主要討論了中國佛教會整理期滿後召開全國代表大會以及各地對中國佛教會章程和各種規則草案所提的修正意見等。

一九四六年七月廿一日,太虛大師在玉佛禅寺主持召開了中國佛教會整理委員會第四次常務會議。出席者除太虛大師外,有李子寬居士、章嘉大師(大醒法師代)等。會議繼續討論中國佛教會整理委員會第三次會議未了事宜。

一九四七年三月五日,太虛大師在玉佛禅寺主持召開了中國佛教會整理委員會第七次常務會議。會議主要討論了全國佛教整理工作告一段落後,於佛誕日(農歷四月初八)在南京毗盧寺召開中國佛教會抗戰勝利後第一屆全國佛教徒代表大會等事宜。出席者除太虛大師外,有李子寬居士、章嘉大師(大醒法師代)等。

太虛大師在玉佛禅寺除了主持召開有關整理中國佛教的各種會議外,還於一九四六年七月在寺內創立了覺群周報社,發行《覺群周報》,自任社長,由福善法師任編輯部主任,止方法師為發行部主任。這是抗戰勝利後,太虛大師由重慶返回在上海創辦的一個佛學刊物。每逢周一發行,十六開本。主要宣揚太虛大師本人改革、整理佛教的主張。作為一份密切結合時政進行宣傳、弘揚佛教的刊物,主要內容有一周人世,專談國內外政治新聞;一周佛教,載國內外佛教動態。太虛大師有關改革、整理佛教的文章,均在該報刊載。

一九四七年二月,《覺群周報》的編輯部主任福善法師因病圓寂,同年三月十七日太虛大師又圓寂於玉佛禅寺的直指軒,《覺群周報》即於三月起改為《覺群半月刊》,同年八月,又改為《覺群月刊》,到一九四八年一月停刊。

太虛大師在玉佛禅寺的時間不是很長,前後不到一年,所辦的《覺群周報》也只發行了五十七期,但對上海佛教界的影響卻很大。

總起來說,自一九四二年震華法師來上海玉佛禅寺辦理上海佛學院起,到一九四七年三月太虛大師在寺內直指軒圓寂為止,這五年中是建國前上海玉佛禅寺弘揚佛教文化最興旺的時期,其深遠影響一直延續到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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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以此功德,莊嚴佛淨土。上報四重恩,下救三道苦。惟願見聞者,悉發菩提心。在世富貴全,往生極樂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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