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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堅法師:破山海明的禅學思想及其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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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山海明的禅學思想及其實踐

道堅

緒 論

破山海明禅師(1597~1666)開始傳法於浙江嘉禾東塔廣福禅寺,後來在巴蜀輾轉弘法三十余年,歷興寺庵十四處,傳法弟子八十七人,使西南地區的佛教在明末清初的戰亂時期再度勃興。最為難得的是破山以出世的身份,斡旋於明末殘余勢力、農民起義軍及嘯聚山林的匪徒和清軍等各派武裝力量之間,積極引導這些手握生殺大權的強梁們體恤民情,尊重生靈,盡量少給人民帶來戰爭的血腥,甚而度化他們皈依佛教,使億萬生靈免遭塗炭。不管是從社會學還是佛學的眼光來觀察,破山都是中國歷史上不可多得的精神領袖人物,對他的禅學思想及其實踐進行考察,是有意義的。

一、史料綜述

研究破山的史料還是比較豐富的,現存如《破山海明禅師語錄》(以下簡稱《破山語錄》)及其收錄的《破山海明禅師年譜》(以下簡稱《破山年譜》)、《破山自述行實》、《破山明禅師行狀》(以下簡稱《破山行狀》)、《破山海明禅師碑銘》等。下面分原始資料及研究資料作一簡略的介紹。

(一)原始資料

破山思想的原始史料,主要有《破山語錄》及《破山自述行實》等有關資料。歷史上破山的語錄至少出版過四次:在雙桂堂本《破山語錄》後附的《破山年譜》中,錄有明崇祯二年(1629)膽山弟子李燦敬書《破山年譜序》,當時破山剛剛三十三歲,於當年八月初一入住嘉禾東塔廣福禅寺,人微言輕,不可能有《破山年譜》行世,因而此《破山年譜序》可能是李燦為破山的刻經事業等(如破山對《指月錄》等禅宗文獻的刻印)所書的序文。《破山語錄》首次出版發行應是崇祯十五年(1642)之前,當時破山在四川敘州弘法,首刻《破山語錄》行世,卷數不詳,並請吏部尚書郎牟秉素居士作序。第二次出版《破山語錄》是清順治十一年(1654),當時破山派得意弟子丈雪通醉禅師至浙江天童祭掃密雲禅師塔,在浙江嘉禾刻《破山語錄》十二卷,內容多為升堂語要、普說小參、機緣法語、拈頌偈贊、書問雜著等,離為二冊,刊入嘉禾楞嚴藏室流通,順治十三年(1656),請國子監祭酒譚貞默居士作序文。破山此時已住錫重慶梁山雙桂堂四年。破山圓寂後,丈雪通醉禅師派弟子竹浪、野月二人到嘉禾,將年譜、塔銘等補入語錄。康熙二十八年(1689),請江南名士李約庵撰序。第三次出版《破山語錄》,是破山的弟子荊州蓮月印(道)正禅師等有感於以前的《破山語錄》收錄不全,於康熙十九年(1680)到嘉禾增補重刻《破山語錄》,共二十卷,入嘉興藏流通。第四次出版《破山語錄》,是邺州嗣法門人印伊等編輯的雙桂堂本《破山語錄》,增補為二十一卷,附《破山年譜》一卷。

現存《破山語錄》有三種版本:一是乾隆二十五年(1760)出版的雙桂堂本,此版本是根據重慶梁山縣雙桂堂禅院《破山語錄》的重刻本,為破山弟子耶湘印伊禅師等編輯,經雙桂印绶禅師訂閱,簡稱雙桂堂本,共二十一卷,附《破山年譜》一卷,總為二十二卷。這是一個沒有經過刪改的完整版本,如書中仍然保留清朝所忌的“大明”等稱謂;也有表現民族氣節及明顯“反清復明”思想的內容,如稱滿清為“妖氛”,以及關於破山的“酒山肉案”開示的公案等。這個版本基本上能夠體現破山的原始精神風貌及語言風格。其次為康熙十九年(1680)出版的嘉興藏本,浙江嘉禾楞嚴寺般若坊刻印的《破山語錄》木刻本,共二十卷,附《破山年譜》一卷,總為二十一卷。這個版本為蓮月道正禅師等編輯,刊入《嘉興藏》流通,稱嘉興藏本,流通面最廣。嘉興藏本《破山語錄》對原文作過修訂,如刪去清朝忌諱的內容及隱去破山吃肉公案之類的字句。其三為民國二十年(1931)四川成都昭覺寺經房的木刻版本,簡稱昭覺寺本。這是根據雙桂堂本《破山語錄》的覆刻本,只有卷一到卷十四、卷二十一和《破山年譜》,中間缺第十五至第二十共六卷,總共只有十六卷,是個殘本。

除了上述的《破山語錄》三種版本之外,在佛教史書《續燈正統》卷三十二、《續指月錄》卷十九、《五燈全書》卷六十五、《五燈會元續略》卷四、《五燈嚴統》卷二十四、《宗統編年》卷三十一、《錦江禅燈錄》卷九、《黔南會燈錄》卷一、《巴蜀禅燈錄》第八章及《揞黑豆集》卷六等皆有破山的相關史料。本文以雙桂堂本《破山語錄》為基礎,參考其它相關史料,試圖對破山的禅學思想及其實踐進行綜合的考察。

(二)研究史料回顧

除上述佛教史書等對破山的生平、思想等方面進行了簡單的描述之外,關於破山的專題研究資料不是很多。1992年,李豫川先生在《禅》刊上發表了《臨濟高僧破山海明》一文,他詳細地介紹了破山的生平事跡及其思想特色。1992年12月,王志遠先生在《佛學研究》上發表了《論破山海明的禅學教育實踐和思想》一文,他參照《破山語錄》等資料,介紹了破山的生平傳略、弘法傳禅的內容及特色,並依據《破山語錄》中《開學業禅堂緣起》一文,對破山的禅學教育思想作了詳細的考察,提出破山重視僧才的培養,以抓住辦好叢林的關鍵是養育“達人賢才”為目標,並打破門戶之見,倡導教禅律三位一體的圓融觀。他指出破山對於叢林組織者的素質也有一定的要求,一是要有使命感,二是要謙虛謹慎,三是要有慈悲心,四是要有管理能力,五是要有外交能力。他還說破山最注重佛教與社會的相互關系,即政治與宗教有相輔之功,“二教(政教)兼化並行而不悖也”。1996年9月,童志明先生在《浙江佛教》上發表了《甘入地獄救眾生——記破山海明禅師》一文,本文對破山的生平事跡及其弘法利生精神給予了高度的評價。2003年5月,破山傳播佛法的重鎮——重慶梁平縣的熊少華先生著《破山禅師評傳》一書。作者花費了大量的精力,對破山的生平、佛學思想、書法特征及其詩歌風格等進行了詳細的考察,資料翔實,內容豐富。他對破山的生平提出五期說,即第一為佛心初萌的少兒時期,第二為漫游求學的青年時期,第三為開宗立派的萬峰時期,第四為明清交替的流亡時期,第五為大道圓滿的雙桂時期。對於破山的佛學思想研究,他從三教合一的發展趨勢,到“惡辣鉗錘”與“持經念佛”的圓融,禅、淨、教、戒的統一,慈悲情懷與宗教實踐等四個層面來論述破山“痛棒到底”到“內外貫通”的兼容精神。他指出破山的書法藝術境界超然出塵,灑脫而空靈自在,有大家風范。通過對破山詩詞創作的心路歷程觀察,他認為破山詩詞具有“任達率真”、“悲怆沉郁”、“自然圓成”等特性,從早期的浪漫情調到中期的寫實風格,一變為晚期的空靈境界。

上述有關破山的研究資料內容豐富,涉及面廣,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二、破山生活的時代背景

破山出生於明萬歷二十五年(1597),當時正值明王朝的後期,政府官員腐敗無能,黨派之爭日盛,如東林黨與宦官之間相互爭斗,甚至相互殺戮,嚴重地危害了國家的安定團結。皇親貴戚及地方官僚利用手中的權力兼並大量土地,使許多農民無地可耕,淪為地主的佃戶。山西省的土地兼並最嚴重,幾乎全省的肥沃土地全為宗室所有,河南一省有七十二家王子,土地“半入藩府”。朝廷上下只顧一已私利,大肆揮霍,如明神宗修建定陵,花費八百多萬兩銀子,當時的全國財政總收入才四百萬兩銀子。再加上政府機構雍腫而費用無度,連年戰事而軍費日增,以致明朝政府發生嚴重了的財政危機。政府的費用日增,只能通過強征暴斂,增加稅賦來彌補虧空,如明崇祯時,就增收遼饷、剿饷、練饷等全國每年定額近一千六百萬兩銀子,比平常的稅收增加了一倍以上,農民承受不起大量稅收,只好出外逃亡度日,造成大量的土地無人耕種。天災人禍與強征暴斂,人民饑寒交迫,只有揭竿而起,為生存而斗爭,如萬歷二十七年(1599)楊應龍率領民眾攻陷重慶的綦江。綦江離破山的家鄉大竹縣僅數日路程,年僅兩歲的破山很可能就經歷了這場無情的戰爭。萬歷二十五年(1597),荷蘭殖民者首次闖入廣東沿海地區,大肆掠奪,並於天啟二年(1622)占據澎湖等地。萬歷二十九年(1601),山東、山西、河南、陝西、四川等省發生嚴重的饑荒,破山的父母雙親也在這場災難中相繼離世。

內憂外患加之天災人禍連年不斷,朝廷還強征暴斂,生活在水深火熱中的人民無路可走,紛紛起義。天啟七年(1627),陝西澄城的王二率領饑民殺死縣令張斗耀,扯起了起義的大旗。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等人士也加入了起義的隊伍。他們把部隊分散開來,轉戰河南、湖廣、四川、陝西等省份,逐漸形成強大的農民起義軍。崇祯八年(1635),起義軍號稱十三家七十二營,聚集河南召開荥陽大會,聲勢空前浩大。會後,大家按照李自成提出的“分兵定所向”的策略,聯合作戰,分兵出擊,並分化為以張獻忠為首的大西政權及以李自成為首的大順政權兩個農民武裝勢力。於崇祯十七年(1644)正月,李自成在西安建國,國號大順,年號永昌。三月,李自成攻占北京,崇祯帝自殺身亡,隨後清軍入關,這就是《破山語錄》裡常常提到的“甲申之變”。張獻忠的軍部轉戰四川等地,同年十一月在成都建國,國號大西,年號大順,自稱大西王。破山雖然為方外之人,也親身經歷了這次戰亂,《破山年譜》記載:

壬午(1642)冬,師在大寧,聞亂風漸起,乃歸大竹之佛恩,以佛恩山深可避故也。此時人多風鶴之驚,大眾親師已久,依依不忍離其翼贊。叢林擔荷大任者,則有雪臂巒、敏樹相、澹竹密、孤石憲、燕居申、丈雪醉、三吳等,重為修葺,安眾待時。按《佛恩錄》雲:“千千龍鳳從茲止,萬萬獅麟自此歸。”即豎大殿日上堂語也。是冬,烽煙四告,師謂眾曰:“汝等遠避,老僧聽天安命。”群賊入寺,見師形貌奇偉,誤認為達州唐進士,欲加苦拷,師慈心善導,為說山中道人行履,賊皆釋疑,散去。即有偈十首,其一曰:“須短發長近俗容,安名立姓謂唐公。於中幸有一星別,說法聲同意不同。”(《破山年譜》)

崇祯十五年(1642),戰亂已經漫延到開縣大寧寺,破山便逃往家鄉大竹,躲藏在荒野深山裡的佛恩寺裡。然而,農民起義軍很快就找到這裡,還誤以為藏在深山古寺裡的破山為達州唐進士,棍棒交加,拷問數日後才放歸。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蜀江北岸,遍地干戈,惟南岸山溪險危,兼有士兵御侮”。石柱司秦總戎良玉夫人處差官迎入石柱三教寺,破山覺得石柱“風土人情,更覺淳厚,可為安居之地”。(《破山年譜》)由於農民起義軍多為饑民組成,軍紀不嚴,甚至所到之處,殺人無算,四川民間至今仍口頭流傳著“張獻忠剿四川”,導致四川人口銳減的史實。巴蜀之地經受連年的天災人禍,競達到有地無人耕種的境況,後來清朝政府不得不強制推行“湖廣填四川”的政策,以湖南、湖北、廣東、陝西等省居民,遷居四川。因此,游離失所的平民百姓常常憤然地稱農民起義軍為“賊”。

雖然農民起義軍嗜殺成性,但清軍入關並沒有給人民帶來解放,甚至大肆實行民族壓迫政策,如實行大規模的三次圈田運動,將漢人逐出原居住地,把大量的土地賞賜給征戰有功的八旗將士;又改變漢人習俗,強制頒行剃發令,對不遵行者實施斬首等極刑;最可惡的是清軍實行血腥的屠城政策,如揚州之屠、蘇州之屠、嘉定之屠、嘉興之屠、寧都(屬江西)之屠、海寧(屬浙江)之屠、廣州之屠等等,所到之處,血流成河,屍骨如山。在雙桂堂本《破山語錄》中,就公開罵清軍為“妖氛”,可見清軍在人民心中的形象已經同吃人的妖魔不相上下了。

在這個兵荒馬亂的年代裡,擁兵自重的地方武裝,一般在名義上歸屬南明政權,但不受任何人的節制。他們不但是農民起義軍的打擊對象,也遭受到清軍的鎮壓。他們為了保護自己的家園,被迫聯合當地民眾抗拒來犯的各路兵馬,或根據戰事的發展,有時與農民軍聯手抗清,有時與其他地方武裝聯手抵抗農民起義軍等等。如曾經庇護過破山的明末清初巾帼英雄秦良玉,在永貞和尚的協助下,一面抗拒清軍的多次圍剿,一面抵抗多次犯境的張獻忠部將,竭力保護一方人民的暫時安寧。

清順治二年(1645),吳三桂聯合清軍於湖北通山縣的九宮山圍剿李自成,李自成被殺。順治三年,張獻忠在西充的鳳凰山中箭身亡。但他們的殘余部隊仍然轉戰各地,並與其他地方武裝一起形成四支重要的武裝力量,一為李自成余部,二為張獻忠余部,三為夔東十三家,四為南明政權。順治五年(1648),清軍與南明政權、農民起義軍及地方武裝的斗爭達到白熱化程度,各地“兵戎紛起,民不能耕”。(《破山年譜》)各武裝政權都極力拉攏破山,試圖以他的威望統攝軍民,達到以精神力量為號召,最終壯大自己的目的。破山斡旋於清軍、南明政權、地方武裝及農民起義軍甚至嘯聚山林的土匪之間,曾經寓居軍營達數年之久。破山利用一切方便,每每以仁義厚生的道理度化這些豪強,讓他們不要殺戮無辜百姓,盡量減少人民的災難,甚至勸化他們中的一些人皈心向佛,化暴戾為祥和。

破山希望能實現反清復明的願望,他非常敬佩剛烈的民族氣節人士,甚至公開對反清復明的各路人馬都表示支持。然而,南明政權及夔東十三家、農民起義軍之間,常常反目成仇,內戰不休,反清力量在內戰中漸漸削弱。順治八年(1651)秋,在清軍壓境的緊急關頭,這些反清武裝甚至不知顧全大局,相互攻擊,如“張兵與於(大海)李(占春)相戰”,令破山失望不已。當時破山寄身夔東李一陽的軍營中,力勸眾人以大局為重。他在《與本明偈》中道:“干戈隊裡幾經秋,恐我師徒難聚頭。今日相逢舒一笑,兩城煙水自悠悠。”眼看著家國破碎,人民流離失所,他的笑也是苦澀無奈的。看到連年戰爭對人民造成的無盡災難時,破山傷心欲絕,真希望有朝一日能天下太平,讓人民過幾天舒心的日子。當他接到清朝重臣李國英有意拉攏的書信時,曾經一心反清復明的破山心情十分矛盾,思慮再三,他最終還是希望李國英能“重開巴國蘇民困,再造夔門起世賢”。(《破山年譜》)

康熙三年(1664)秋季,破山年屆六十八歲, “巫山已定,楚蜀道通”,戰亂這時才基本得到平息。然而只過了兩年的太平日子,破山就圓寂了。可以說,破山的一生都生活在戰亂與災荒年間,他在亂世中不辭艱辛,捨已為人地弘法利生,使多少苦難的人民在宗教的關懷中看到了生存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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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以此功德,莊嚴佛淨土。上報四重恩,下救三道苦。惟願見聞者,悉發菩提心。在世富貴全,往生極樂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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