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
| 聖嚴法師 |
|
|
|
首頁
：法師開示
道堅法師：《華巖文叢》前言
《華巖文叢》前言 道堅法師 《華巖文叢》緣起 中國佛教的三個優良傳統。第一是農禅並重的傳統。第二是注重學術研究的傳統。第三是國際友好交流的傳統。這三個傳統是中國佛教徒在二千年來的佛教活動中，經過長期的探索和實踐發展起來的。其注重學術研究與文化教育事業，是佛教發展的最主要的動力之一。佛教傳入中國以後，受到了以士大夫為首的一些佛教徒的重視，刻苦鑽研佛教的教義理論成為他們一生的偉大事業；在佛教界內部，一大批有文化、有思想、有獨立創見的僧人在不斷地研討佛教教義，或者翻譯著述，或者講經說法，等等。如果沒有魏晉南北朝時期的佛學繁榮，中國佛教就不會出現隋唐佛教民族化的宗派，我們所熟悉的歷史上對佛教學術文化有卓越貢獻的道安法師、慧遠法師、玄奘法師、宗密法師以及各個宗派的創始人，如天台宗智者大師、華嚴宗法藏法師、律宗的道宣法師、法相宗的玄奘法師等都是熱心於佛教學術文化的中國文化巨人。禅宗被佛教史認為是不立文字、直指人心的宗派，但這個派別的祖師造出的語錄和文字最多，所以正是由於有了這樣一批熱愛佛教學術文化事業的先輩，才使佛教的思想文化日益深入人心，佛教才能對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發生全面影響，最終與儒家和道教鼎立，成為中國傳統文化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之一。 一 巴渝地區的佛教歷史悠久，文化底蘊豐厚。巴渝地區處於南方絲綢之路的范圍。兩晉之後，由於長江中下游湖北地區佛教發展迅速，處於水路聯系緊密的重慶地區，自然也會受到這一佛教形勢的影響。隋唐時代是整個中國佛教大發展和鼎盛時期，巴渝佛教也在這時有了大的變化。這時在中國佛教史上有過貢獻的僧人如玄奘大師、馬祖道一等人都來過重慶。玄奘取道重慶到湖北荊州。馬祖在渝州從圓律師受戒。巴渝佛教石刻藝術發達，以大足地區為中心的佛教造像，成為重慶佛教的最重要特征，並為以後的佛教發展奠定了基礎。大足石刻是巴渝佛教徒自己設計和雕造的佛像，不僅數量多，達數萬軀，而且技法成熟，代表了中國佛教雕刻最成熟時期的作品，在中國佛教藝術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明代，民間流傳“上朝峨眉，下朝寶頂”的說法，“峨眉”是佛教四大名山之一，西蜀佛教的重鎮。“寶頂”是大足寶頂山石刻，被譽為川東明珠。明末清初，破山海明從浙江天童寺回重慶以後，在梁平雙桂堂高樹法幢，巴渝佛教開始出現新的生氣，進而在全國各地產生了影響。近現代，重慶佛教一直活躍在中國佛教界中，特別是在20世紀上半葉，因受抗日戰爭的影響，這裡曾經一度成為全國佛教的中心，以太虛大師為首的一大批高僧在重慶領導了全國的佛教事業。1987年５月，原來屬於四川的重慶市，經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批准，升格為直轄市。重慶成為現在我國城市人口最多、面積最大的一個城市。現在重慶佛教已經形成了注重教育、行持和慈善的獨特體系，在全國佛教界和巴蜀佛教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具有豐富人文資源的重慶佛教，本應該是學者能夠充分利用的資糧，但是到現在為止，嚴格地說，我們對重慶佛教的研究還沒有形成一個氣候。從2005年重慶佛教文化節期間舉行的“華巖佛教文化論壇”學者提交的文章可以看出，只有為數幾篇文章是談論重慶佛教的。而且談論的重點還是在當代的佛教，對重慶古代佛教基本上沒有涉及。雖然大足石刻博物館的研究人員在研究大足佛教時，聯系到重慶佛教的歷史與藝術，寫出不少的文章與專著，但是這些文章的成果主要是集中在佛教藝術與石窟研究的領域，對重慶佛教的歷史與思想，以及人物等，還沒有全部展開。與當今全國每年都有數千篇佛學研究文章發表，數百本佛教專著出版的形勢相比，重慶佛教的研究真可謂寥寥無幾，這與重慶作為一個直轄市，作為一個人口大市的情況的確是不相稱的，這一局面應該盡快改觀。 研究重慶佛教的意義在於，首先，重慶是我國省際地域最大的地區之一，也是人口最多的省份之一，對於這麼重要的一個大省，佛教肯定在這一地區發揮了應有的作用，研究重慶佛教，就是想說明重慶佛教的歷史與文化現象，展現重慶佛教的風采，闡述重慶佛教在歷史和當今所起的歷史作用，也為重慶佛教在中國佛教的格局中所處的地位作一個很好的說明。其次，重慶佛教的內涵豐富，資源眾多，研究重慶佛教，是研究重慶地方文化現象的重要內容。重慶的文化有自己的特點，重慶的佛教也具備了自己的特點，充分挖掘重慶佛教的特點，不僅為過去，也為現在與未來的重慶佛教發展，將會有一個很好的定位。再次，研究重慶佛教是為了發展重慶的經濟與旅游，以及文化事業的最好途徑，重慶佛教有很多可以利用的資源，像雙桂堂、華巖寺、漢藏教理院等都是對中國佛教作出貢獻的重要寺院，在佛教史上也值得濃重寫上一筆。整理這些寺廟的歷史與文化，發掘它們的內涵，不僅可以促進重慶的旅游經濟發展，直接為重慶經濟發展作貢獻，而且也可以推動佛教界自身的發展，與旅游經濟互動，取得雙贏的局面。第四，研究重慶佛教是重慶佛教界自身發展的需要。重慶有眾多的佛教徒，通過研究重慶佛教，讓重慶的佛教徒了解重慶佛教的貢獻，促使他們更加關心和熱愛重慶佛教，體現了愛國愛教的精神，為重慶佛教的可持續發展，打下良好的基礎。 二 重慶華巖寺，因寺南側有一華巖洞而得名。傳說古洞中石髓下滴成水花，故稱華巖，或曰清初僧人聖可掛錫於此，夜夢五色蓮花大如車輪，因有華巖之名。明清兩代歷有修建。華巖寺巖高百丈，形狀如笏，雄偉壯觀。環寺崗巒起伏，群山如蓮，又有天池夜月、曲水流霞、萬嶺松濤等八景。全寺由大老山的大雄寶殿、接引殿和華巖洞三部分組成，建築總面積近萬平方米，寺院占地70余畝，有房300余間。殿閣巍峨，山水依傍，茂林修竹，泉水潺潺，被譽為巴山靈境、川東第一名剎，為重慶市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寺裡留存清人龔晴皋及趙熙等名人題寫的匾額和碑石，供人們瞻仰。 華巖寺自創建以後，一直把辦文化教育事業作為寺院的主要任務之一。開山祖師聖可大師，受乃師破山海明的影響，重視佛教教育與文化的建設。他曾經撰寫了《禅林寶訓順硃》一書，以宋宗杲、竹庵所編《禅林寶訓》為藍本，對其順硃填墨，進行知識性與思想性的疏釋，以之作為當時僧伽教育的教材。援易儒道以正面開示禅道，強調長老、住持以至學道僧人以悟道修德為大體和根本。聖可認為，叢林乃悟道修德之所。“同建法化，互相酬唱，令法久住”，“共同建立法幢，興隆教化。或抑或揚，互相酬唱。令諸佛法，久住世間。”叢林乃薰化聖凡之場。“所謂叢林者，是何說也？乃是陶鑄凡愚，以成聖哲。撫養鞠育人才美器之地。教令法化，鹹由茲出。” 僧材的使命乃“克紹洪規，如當家種草”。德玉釋之曰：“種草言繼業。好人為好種草，猶好田出好種草也。”“能續大法洪規，為擔當佛祖家業的好種草”。此乃昌盛門庭、丕振僧教之肯綮。對叢林僧材的诠選。聖可诠釋說，“羅致收拾東西南北英靈俊秀衲子，隨順其器具量度，或淺或深，並才力性情，有能無能，開發而選用之”。廣攬四方英俊讷子，開發以行道。關於教化的對象，他指出“凡一切人之性情，本無一定可守，隨人教化而改移。”所謂“衲子無賢愚，在宗師誘致”。關於叢林教學方法，他說：“道尊然後人知敬學”，教人“時時刻刻，以戒忍為牆籬。定慧為甲冑。常自防衛。”以“感動於人”、“感服於人”。“衲子無賢愚，在宗師誘致”。因材施教、觀機說法。《順硃》非常注重悟道修德的首要地位。“道德乃叢林之本，衲子乃道德之本”，“空無作無相之道，布施愛語利同之德，乃叢林之根本。英人哲士，又乃道德之根本。”“叢林保護衲子，衲子保護道德，兩相保也。主法人讵可無三脫、四攝之道德耶？無則叢林必廢無疑矣。”《順硃》對悟道修德的諄諄勸導，仍然對現代叢林培育僧德、僧格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在現代叢林教育中，應當成為現代僧人涵養德性、磨砺人格的龜鑒，可以成為現代僧人日弦夜誦、精進勵行的范本。他還撰述《道德經順硃》、《梵網戒順硃》、《百頌》等專著，開重慶地區佛學研究之先河。 聖可圓寂300年後，中國社會進入了民國時期，華巖寺經過了不少磨難，到了覺初和尚任方丈的時候，寺院開始有了起色。覺初和尚是一位致力於推動佛教教育與文化的僧人。他畢業於四川法政學校，因念世亂將興，人生虛幻，遂入佛門。覺初研精教律，兼修禅觀，慨佛法凌夷，僧徒失學，昏歧無燈，曾經在成都文殊院創辦佛教小學。在華巖寺創辦華巖小學，兼收僧俗二眾。又曾東渡日本，考察佛教。他被推任華巖寺方丈，先後八年傳戒七期，倡議發起創辦漢藏教理院，辦川東聯合佛教會，創川東聯合佛教中學部，對中國佛教系統教育有積極意義。覺初和尚將一生的心力全部投入佛教教育之中，認為教育不力，佛教不興，所以他不僅辦教育，而且還做文化，當時在寺廟裡面設立了刻經處，雕版刻經，印刷流通，華巖寺的刻經享譽西南地區。可惜的是，覺初和尚因操勞過度，過早地離開了塵世。 覺初辦佛教教育與文化的的遺志是由宗鏡來完成的。宗鏡大和尚曾在寧波觀宗法社從谛閒和尚學習天台教義，又應寧波七塔報恩佛學院之聘，教養學僧。1932年，原設在報恩寺的川東佛教聯合中學部，遷移華巖寺，改組天台教理院，宗鏡曾經在教理院任教授。1935年8月，宗鏡被推任華巖、報恩兩寺住持，極力維護教理院之發展，1837年將教理院改為華巖寺佛學院。其中得到了著名學者王恩洋先生的支持。宗鏡禮請王恩洋先生來寺講經，“商將本寺佛教小學堂擴充，改辦佛學院，敦聘大德講授，更輔以本寺諸師和合共事，敢信其必有成也。”認為“以叢林之基礎，建法王之勝幢，五年十年，乃至百年，務期學風淳厚，教義丕揚。”所以宗鏡和尚主寺以後，做了二件大事，一件是力提僧綱，嚴肅威儀。二是創辦了華巖佛學院。華巖寺得以中興。人稱：“故華巖自可師開山後，丈席之任代有薪，傳至宗鏡上人來寺住持，革故鼎新，振聾發聩，肅僧綱嚴，戒律宗風為之一振。復建立佛學院，顯揚聖教，利益有情，時人號中興焉。” 自宗鏡大和尚之後，經過半個多世紀的風風雨雨，華巖寺再度迎來了黃金時期。1987年，心月恩師主持華巖，1991年正式舉行升座法會。1993年，華巖寺組建了三年制的中專僧伽學校。1995年，重慶佛學院由羅漢寺遷入華巖寺，與僧伽學校合並，是年9月1日，正式命名為“重慶佛學院”。惟賢法師與心月法師分別任正、副院長。2004年12月，重慶佛學院經國家宗教事務局批准，升級為國家高等宗教院校。重慶市佛教協會會長、慈雲寺方丈惟賢法師親任院長，道堅法師任副院長。2005年5月，重慶佛學院舉行隆重的成立授牌儀式。重慶佛學院以“戒、定、慧”三學為綱，以“智、行、悲、願”為院訓，堅持“學修一體化、生活叢林化、管理科學化”的辦學方針；旨在培養愛國愛教、弘法利生、解行並重、德才兼備的現代僧才。該院的學制為：預科二年制，本科二年制，研究生三年制。現有法師、講師總計30多名，聘請社會其它大學兼職教授9名。現已畢業六屆學僧，共計400多名，分赴各地寺院管理，或佛學院任教，各地佛教協會任職，更有不少優秀學員到北京等地繼續求學深造，或到各地弘揚佛法。佛學院現有弘法樓、覺初圖書館，收藏各種書籍30000多冊，建造教師樓、學生宿捨等。重慶佛學院還於2005年12月舉辦了以佛教教育為主題的“重慶華巖佛教文化論壇”的學術討論會，來自全國各地的佛教學者60余人參加了會議，提交論文45篇，收入在《重慶華巖佛教文化論壇論文集》裡。 三 現在，我們已經進入21世紀。新世紀的佛教文化和佛學研究事業，仍然是佛教界和學術界文化建設的重點，也是各個寺院建設的重點工作之一。寺院將成為發展佛教文化和學術研究的主要力量，對佛教文化和學術研究的工作投入更多的資金和人力，寺院經濟的發達與佛教學術文化的發展呈一致的趨勢。華巖寺將一如既往地堅持祖師大德前賢注重修持，開辦教育與弘揚佛教文化的傳統，為此倡議出版發行《華巖文叢》叢書。這套叢書的落腳點在西南地區的佛教，重點是扶持重慶佛教文化與學術研究事業，此外還兼顧其它與佛教內容有關的著作，最終形成出版多層次、內容廣泛，有影響的佛教著作文叢。 最近黨中央提出了構建和諧社會的主張，其中把“建設和諧文化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任務，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是建設和諧文化的根本”放在了顯著的位置，說明了黨中央關注當前我國文化建設的重要性與迫切性。十六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又把處理好“宗教關系”列入五個重大關系之中，要求“發揮宗教在促進社會和諧方面的積極作用”，這是對我們宗教界要發揮正面積極作用的充分肯定。要建設和諧文化，離不開傳統文化的作用，宗教文化是傳統文化的一個重要的內容，特別是作為社會道德組成部分之一的宗教道德裡的催人向善，熱愛和平，反對暴力的基本價值觀，是我們今天仍然要弘揚與發展的倫理思想，黨中央的決定為宗教界人士提供了大有作為的天地。 《華巖叢書》的編纂與出版，是重慶佛教界及華巖寺的一件文化大事，我們熱切希望佛教界和學術界人士關注重慶佛教，研究佛教的歷史文化，研究當代佛教，並將你們的將研究的成果交給“叢書”發表，讓重慶佛教的百花園發出芬芳，提升重慶佛教文化的品位。 是為序。 釋道堅 20006年12月15日於重慶華巖寺丈室
上一篇：道堅法師：永明延壽的萬善同歸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