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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其海教授：天台佛學 第三章 天台佛學與宋明理學關系研究 一、天台宗對宋明理學的影響 　（點擊下載DOC格式閱讀）

	一、天台宗對宋明理學的影響   　　智凱采取了“六經注我”、“隨義立名”等方法，從當時中國祖會的實際需要出發，對印度佛教進行了取捨、發揮和再創造；又把中國哲學中有關人的心理活動、精神修養、人性等理論吸收到天台佛學中，提出種種命題，並用一系列的范疇進行思辨論證，建構了天台宗完整的佛學思想體系。天台佛學思想不僅直接影響其後的佛教各宗，而且對宋明理學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理學的出現，標志著我國古代哲學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宋明理學為什麼要援佛入儒呢？宗密《原人論》中提到這個問題，他的看法是：“推萬法，究理盡性，至於本源，則佛教方為決了。”這是說，在“究理盡性”、探究宇宙本原等哲學理論方面，佛學是最高明的。儒家在這方面是不入門徑，大為遜色的。所以李士謙在論三教時也說：“佛日也”，“儒五星也。”(一)［注：(一)《佛祖歷代通載》三十九。］對於這種貶責，不少儒家人物是默認的。一些想重振儒學的學者更是自覺地意識到這一點。一方面，他們力求從儒家固有的經典中搜求有關思想，如涉及心性修養的《孟子》、《大學》，講天道天命的《中庸》等均被重視起來。另一方面，就是援佛入儒。把佛教思辨的本體理論、精致的心性理論和直覺的修持方式等加以改造、吸收，以充儒學之不足。正如全祖望所說的：“兩宋諸儒，門庭徑路半出於佛老。”以其先導周敦頤為例，《宋元學案》中說：“又謂周子與胡子恭同師僧壽涯；是周學又出於釋氏矣。”(一)［注：(一)《題真西山集》。］又如程颢，《宋元學案》中說：“明道不廢佛老書，與學者言，有時偶舉示佛語。”程颢自稱“泛濫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二)［注：(二)《二程集》。］又如辟佛最有力的張載，《宋史》中說：“載讀其書，猶以為未足。又訪諸釋老，累年究極其說。”(三)［注：(三)《宋史·道學傳》。至於理學集大成者朱熹，則自述：某年十五六時，亦嘗留心於禅。”(四)［注：(四)《朱子語類》。］王陽明也自述，心學三變，其中一變是“訣佛老歸儒學”。實際上，朱熹、王陽明都是繼周程之後，汲佛學以會通儒學最得其妙者。對此，學者早有所識，張方平說：“儒家淡薄，收拾不住，皆歸於釋氏矣。”袁枚說得更為明白，他說：宋儒“目擊佛老濤張幽渺，而聖人之精旨微言，反有所悶而未宣；於是入虎穴，探虎子，闖二氏之室，儀神儀貌而心性之學出焉。”(五)［注：(五)《小倉山房文集》卷二一。］確實如此，理學以儒為宗，采佛學之長補已之不足，從而突破了儒學規范化以後導致的停滯、僵化局面，使儒學得到改造和發展，並把我國古代哲學推向一個新的境界。 　　葉適曾說過：“程張攻斥老佛之深，然盡用其學而不自知者。”(一)［注：(一)《習學記言序目》卷五十。］葉適這句話道道出了當時儒學者對佛家學說既吸收又排斥的心態。據台灣學者唐君毅在《略談宋明儒學與佛學之關系》一文中統計，宋代理學家中只有楊慈湖、直德秀是不辟佛的，明初的儒者只有陳白沙、宋濂是不辟佛的。如張載、朱熹、王陽明都是極力排佛的。理學家排佛盡管言論盡多，但大致不外乎幾點：一是儒釋門之見，儒以正統自居而貶斥佛學。二是儒為入世之學，佛為出世之學，儒斥佛空談而不能經世致用。三是斥佛為“導端之學”、“西方之教”，儒以道統自居。四是不知而作，有些人沒有涉及佛學之深處，就去批佛，批評極其皮毛。 　　理學對佛的“排”與“援”是辨證的統一，理學在對佛學的批判和吸收中前進、發展，是合乎思想發展規律的。在二者的比較中，理學的“援佛”遠遠超過了“排佛”。佛學長期發展成熟的心性之學滲入到理學內部，使儒學的世界觀顯得更加深刻。因而從認識發展的角度來看，理學的援佛入儒，無疑是個進步。 　　關於佛學入儒，學術界一般認為：朱熹近道、陸九淵近禅、王陽明近狂禅。筆者認為，這些都是從形跡上看的，其實，對宋明理學影響最大的是天台宗的佛學思想，天台的義理、心性、思辨之法對宋明理學之影響，可以說是沉入深處，進到骨子裡，遠遠超過“不立文字”的禅宗。 　　宋明理學的代表人物是朱熹和王陽明，要探索天台宗對宋明理學的影響，只要剖析一下朱熹和王陽明思想也就可見十之八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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