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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嚴法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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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士文章
陳士東居士：太虛大師與密宗
太虛大師與密宗 天晟傳統文化研究所 陳士東 太虛大師精識五明，殚心三藏，長於融貫統攝，為中國佛學之大成者。密宗為佛教八大宗派之一種，作為希冀八大宗派平等發展的太虛大師，當然對密宗有一定的涉獵，其對密宗密法有褒有貶，毀譽不一，大師著作等身，談密文論散見各篇，為省學人查尋之勞，我今將大師論及密宗之語匯集一處，以供學人參考。 太虛乃大師出家之表字，俗名呂淦森，關於大師名號，亦如其學識一樣眾多文異，有俗名、法名、筆名多種，如在密宗方面，曾托名“密宗革興會”，發表《王師愈诤潮中之閒話》。大師與密宗之緣起，乃在於1915年，時大師二十七齡，是年秋季，讀陳某《中國之阿彌陀佛》文，見其敘及日本密宗教義之獨特，乃有一究密宗之心(見《中國現時密宗復興之趨勢》)。由於忙於他務，大師當時未做參研，直至1918年，方於密部經軌，就《頻伽藏》一度披閱，但也未曾深入(見《自傳》十)。同時，大師積極為密宗之弘揚做出力所能及的工作，如王弘願居士翻譯日僧權田雷斧《密宗綱要》並刻印，不久大師便將其編入覺社叢書中，廣為流傳。1920年，王弘願又譯權田雷斧《曼荼羅通釋》刻印，大師特為此在他創辦的《海潮音》雜志上介紹，刊載該書三卷至五卷，載有《大日經住心品疏續弦秘曲》。此外，王弘願還譯介淨嚴《密教的數息觀》，又撰《日本密教高祖弘法大師傳》等。就這樣，在大師的支持和倡導下，王弘願首先比較系統地介紹了日本密教，為近代密教重興起到了重要作用。大師曾評定說：“以近年聞密教之風興起者，多得力於居士所譯雷斧諸書”。 1921年，大勇法師參加大師在廣濟寺講《法華經》盛會，時在北京弘密的日僧覺隨亦來聽講，力邀大師赴日本，以承傳唐代東傳之東密，大師無意於此，謂“無即身成佛之野心”而辭。而大師門下弟子大勇以為“末法眾生去聖時遠，知見狹劣，垢障叢深。欲令入佛，非得三明六通，難以起大眾之信，回流俗之狂，而佛法終無由昌大，劫亂終無由拯救”，而密宗則正可挽此狂瀾，為末法眾生之良藥。於是，他歡喜隨覺隨不遠萬裡東渡日本學密。大師記載此事說：“全國缁素既知密宗有復興之必要，日加注意。於是日僧若演華、若覺隨之傳密者，先後來華，而誓志東渡留學者亦日多，先則日之紙密、蜀之大勇，繼則有持松，後則有顯蔭。又應諸師接踵東渡，人才濟濟，絕學有重光之望矣”。大師談到諸師接踵東渡，事實確是如此。大約1921年至1935年間，先後東渡的有名者有大勇、持松、顯蔭、純密、談玄、能海、超一、又應、紙密等，其中前三人尤為著名，大師認為“考其數人中，於教理素有研究者，只大勇、持松、顯蔭諸師爾，故真能荷負吾國密宗復興之責任者，亦唯其三人爾”。大勇法師學成歸國，大弘密法，大師聞其傳密於杭，即以嚴切手書，責以速來武漢，乘寒假期間傳修密法。1924年1月27日，大勇開壇傳授十八道一尊密法於大師之武院，入壇者共二百三十七人，武漢密法，忽焉而盛，大師亦以得見密宗復興為志。7月7日，這一天所發生的事對大師復興密法之志有所影響，從而使大師於文中對密宗微有貶斥之詞，原因是這天日僧權田雷斧於潮州開壇傳密法，王弘願得傳法灌頂，為廣東居士傳密之始基(王1926年在廣州六榕寺設壇灌頂，1932年在潮州為比丘灌頂，其弟子馮達庵在六榕寺建解行精捨，另一弟子伍某也開壇灌頂)。大師因是僧人故，故以淨行為尚，對日本僧人有反常態之舉必為不滿，他在得知權田雷斧要來華時，便曾致書王弘願：“讀敬告海內佛學家書，聞知日本雷斧僧正將至中國，此誠一大事因緣也！……然雖冒僧正之名，實缺僧行。 聞之演華師，其年七十余時猶娶妾——聞日本僧皆如此，已成通俗，所行殆不亞於居士非議於淨土真宗之某某上人者。夫密教貴行，空言無行，則只能以哲學者觀之，不能以密教阿奢黎視之也。故私意，當請其周行講學，等之杜威、羅素，而不應有開壇灌頂之事。質之居士，以為何如？”王弘願大不以為然，依然我行我素，因此而造下僧俗、顯密之诤的根源。初以曼殊揭谛與王弘願诤，後大師之《海潮音》出密宗專號，責難王弘願；王弘願也特出專刊以反駁之(王及弟子等辦有《解行佛化》季刊)。大師作《王師愈诤潮中的閒話》再破之。當時東密以“六大緣起”為據，凌駕諸家，大師乃作《緣起抉擇論》以辨之，謂“(業感、賴耶、真如、法界、六大)五種緣起，於所知法，於能知人，皆當以六大緣起為最淺！”由此文可以看出，大師此時對密宗中的東密已生出異議之心，對其今後復興密宗之志定會有一定影響(此處之復興者指傳入日本之唐密)。1924年9月，大師忽召武院全院師生，宣布院務暫交善因代行，辭院長職位。人多不知其因由，實際是武昌佛學院學員傾於密宗，乃至其中大部分學僧及職員如大剛、超一、法尊、觀空、嚴定、法舫等相繼隨大勇法師北上，尤其是李隱塵、趙南山、孫自平、楊選承、杜漢三、黃子理等名流支持密宗，從捐資支持武院院董李隱塵、陳元白、趙南山等受持松上師傳法後，更加癡迷於密法，使武院從經濟及人才上受到痛擊，而至一蹶不振。大師原來以見密宗復興為志，然密宗興而大師事業衰敗，實非其所料及。大勇北上的原因是，他以東密由中國阿奢黎惠果傳於空海，而惠果又得自金剛智、善無畏，間接又間接，且在日本流傳千余年間不無遷變。而西藏密教，則由印度蓮花生直接傳授，於是決心學藏密，便北上投白普仁上師學藏密，開創藏文學院，以為入藏求法做准備。自1915年大師對密宗引生興趣到1924年，可以說是他於東密接觸之期，從協助復興中國密宗到不滿密宗人士某些行為，大致略如上述。 由於大勇法師率團進藏求法的先例鼓舞，僧俗大眾或結隊或單身入藏求法，如根造、密顯、轉逢、李證剛、釋明高、釋通孝、鄧隆、段克興、王森等先後西進，其中如轉逢(1879—1952)於1940年隨大師出國訪問，由噶侖堡進藏，住哲蚌寺禮多傑格西為師修密，後在東南亞國家弘法。又如釋通孝法師，進藏學法十分刻苦，後回漢地弘法，現仍在世，弘法於四川峨眉山。1927年10月，常惺欲去藏區學密，大師勸阻之謂：“融攝魔梵，漸喪佛真之泛神秘密乘，殆非建立三寶之根本。‘經書十倍華土’，‘聖證多有其人’，藏僧誇言，未堪保信！”由此可見，當時大師對藏密是有一定成見的，這成見的來源我想是因大師當時對藏密了解得不夠多而致。1929年4月，大愚(曾皈依大師為弟子)在滬弘法，陳元白為之宣揚，大愚自謂廬山閉關，得見普賢現身，授以心中心咒。由於他好言宿命，以神通惑世，而遭印光大師等反對。同年夏，王森甫等頗為所惑，大師告以：“大愚偶言人宿命，事無可稽，徒益人疑謗，皆不應傳述。凡此鬼神亦優為者，佛法行人勿存心念將以為逗人方便！其被此等方便引生之信心，大抵迷信，徒長鬼神教之焰，反蔽佛光”。1930年6月，康藏學法團成員恆演法師編有《略述藏區之佛教》，大師為序於《覺園》。大勇法師因積勞成疾，於1929年冬圓寂，學法團後由大剛領導，他們迭陳兩電，望大師先往藏區修學正法再事弘通。武院王森甫等去電折之，謂“兩電奉勸虛公，段段以先學後教為請。用意雖佳，而為計已左。同人等一再討論，未便冒昧轉呈。.......區區藏文，何足勞虛公一盼！” 1930年11月，劉湘擬選漢僧入藏留學，以通漢藏文化之友誼。大師欲以川省設學校，集漢藏僧青年而教導之，然王曉西、何北衡等不意如此，最後，以何北衡之建議於廢舊之缙雲寺為漢藏教理院。1931年12月，漢藏教理院籌備就緒，大師撰《漢藏教理院緣起》文。1932年夏，戴傳賢等發起就北平雍和宮修建金光明道場，大師因此作《論時事新報所謂經咒救國》文。同年8月20日，重慶北碚之教理院正式開學，29日，大師致書留藏學僧法尊法師，囑回川主持，因該院教職員唯超一、滿智、遍能、岫廬、慧松諸人，未足勘稱漢藏教理之實。九世班禅額爾德尼.曲吉尼瑪(1883——1937)生於多事之秋，青少年時，英帝國主義入侵藏區，為達目的，“挑撥XX、班禅之間的關系，致使二人矛盾加深”。XX加重班禅轄區稅收，干涉扎什倫布寺事務，迫使班禅於1923年逃往內地。班禅於內地得到擁護後，1932年冬，有建議用兵回攻藏區者，畢朋寺喇嘛羅桑年札等書“血淚書”，表示反對。大師即作《讀藏區比丘血淚書告中央政府及國民》，說明以平息班禅XX間爭斗為善法。1933年12月7日XX喇嘛圓寂，大師作《XX逝矣藏區將奈何》。1934年4月9日，大師抵南京於班禅面商佛事，晚於黃忏華談及知近人對密法多諸疑難，因支那學院對時輪金剛密法批評責難，翌日，大師乃於中國佛學會講《佛法建立在果證上》，以解釋密法倒果為因的高超。時戴季陶等籌備時輪金剛法會於杭州靈隱寺，征文於大師，大師就《法華經》義作《斗爭堅固中略論金剛法會》，內說“一切教法，莫不建立在佛果智證境上；密宗之經咒及儀軌，緣為佛地自受用法樂之事，皆為如來果分不可說之說；香拔拉國與南天鐵塔所流出之密法，決不能以無史實可稽而斥之”。大師又作有《梵網經與千缽經抉隱》，以證密典亦古譯舊傳。還作有《佛法一味論之十宗片面觀》，除素所贊仰之禅宗外，特贊密宗之殊勝，謂“然真空門妙極於禅棕，而假相門妙極於密宗。故行證之妙門，獨以此二為崇。蓋天台、華嚴，著重於玄妙的描寫，致行證反成無力也！”至此時，大師因多接觸藏密人物及辦漢藏教理院之事，對密宗已大為改觀，所言所論皆深合密宗要旨。 同年5月，大師抵杭州參加時輪金剛法會，從班禅受金剛上師灌頂，執弟子禮。其後，作《答客問》以說明之：“數年來，與班禅大師晤談多次，彼此相知漸深。春間，得超一為譯語，談論益暢，贊余為漢地弘法第一人。惜言文隔礙，不能相互研究，因答：余亦極欲研究藏區佛教特勝之密咒。當謂非灌頂不可。余於佛師古制，非萬不獲已，不肯違背。因謂：如能授以總灌頂，俾可自在研究諸咒部者，當從大師授之。亟蒙喜允，為專授金剛阿奢黎大灌頂法。此余為得研習一切咒法之自在，從授灌頂之意義及經過也”。大師不僅參加金剛法會，還曾大力推舉諾那活佛為他所主持之中國佛教會的名譽理事長，恭請其傳無量壽佛法。至於大師的修證如何，因本文只著重於討論大師與密宗之因緣，故不做全面討論，只略舉一例以說明之。民國18年(1929)陳健民上師皈依大師於長沙，因當時湖南未有居士組織，大家欲請大師幫助組織一個居士會，大家推出陳健民寫信請大師來講演，大師很喜歡陳健民，在回信中還給他取了法名。後來，又得大師特許，在他創辦的學院中執教。陳上師英語底子差，1936年在廬山協助貢噶活佛建諾那塔，再次見到大師時，大師勸他與廬山附近外國佛學院聯系，告知他必須學英文。陳上師感覺自己英語差不願學，大師說：“我勸告你，不是出於我的願望，而是佛陀的啟示，因為你將來可能會有很大的機會把佛法傳到西方去，所以必須學好英文”。 後來陳上師果然出國弘法，應了大師的預言。1934年端午前，法尊自藏歸，來谒大師於阿育王寺，大師命速入川主持教理院。同年7月30日，大師與張化聲會面，聞其已轉佛入道，還特舉密法而勉之：“衛藏喇嘛......秘傳之所蘊，在乎氣功，於道家命功，有異曲同工之妙！殆欲界中修習禅定之前方便欤！”9月，大師判攝佛法為六系——五三共法系、大小律藏系、法相唯識系、般若中觀系、中國台賢禅淨系、印華日藏密法系。是冬，法尊譯《菩提道次第廣論》畢，大師一再囑譯《密宗道次第廣論》，俾窺藏密之體系。在《廣論》將印行時，大師序之，贊曰：“從天竺性相各判三時，以至華日諸宗之判攝時教，皆遜於此論獨具之優點！”並說：“今雖未能獨崇密宗，欣諸三士道總建立之典要，乃特提出以申論之”。此外，大師還寫有《宗喀巴大師偈贊》，因文繁不能廣錄，但由“唯師與我，志趣相當......我行未逮，我心正長”數句可以看出，大師對藏密三士道之建立系統至為欽佩，因而大師的判教觀中深深地體現了這一點。大師以五乘共法、三乘共法、大乘不共法貫攝全部佛法，“這與藏區宗喀巴大師，宗承印度的中觀與瑜伽，以‘共下士道’、‘共中士道’、‘共上士道’，而綜合成佛的菩提道次第，恰好相合”(《成佛之道.序》)。大師自己亦曾說：“這三級的分說，與《菩提道次第論》的三士道頗相似，不過我所說的名詞，與之不同罷了”(《我怎樣判攝一切佛法》)。1935年1月29日，於世苑作《答或問》，多涉及密宗有關問題。《龍猛受南天鐵塔金剛薩垛灌頂為密宗開祖之推論》，亦是當時之作。11月10日，大師在滬，以法尊將入藏，擬請其師安東來漢院，大師致函安東，付法尊往迎。1936年7月17日，又序法尊譯克主傑之《密宗道次第論》，於序後又附讀蓮菩提譯之《明行道六成就法》感想。1937年3月，中國佛教會以班禅請定釋尊紀念日(佛誕日)，咨詢各方意見。大師主以5月月圓日為之，印光法師則以則以藏區喇嘛之紊亂中國佛法堅予反對，有“願蹈東海”之憤語。8月31日，大師抵渝，王曉西等來迎，大師以詩“示渝州缁素”，有調和顯密之意，詩曰：“身空莫即方成佛，佛本無成始即身。顯密閒名今謝矣，不從明鏡更添塵！”此說明大師於此時已將顯密平等視之。9月，更為教理院師生講《漢藏教理融會談》。11月，法尊譯出藏區《現觀莊嚴論》、《辨法法性論》，大師為作《現觀莊嚴論序》、《慈氏五論頌合刊序》。 1938年9月，藏區佛學大師喜饒嘉措來缙雲山，大師留其小住講學。1942年6月8日，於缙雲山序《菩提道次第略論》，述及大勇法師藏區求法始末。7月大師於漢院讀《為支那堪布翻案》，以糾正藏僧及蔽於藏區佛教者對於禅宗之歧視。1943年10月4日，大師《閱入中論記》搞成，月稱之《入中論》乃法尊於三十年譯出，大師為之刪潤，此論高揚中觀而廣破唯識，大師因是僧界弘揚唯識之主將(其《全書》中專闡唯識者達五冊、五十余篇)，故不忍唯識被破，乃揚唯識而一一辨之。1945年9月，大師推法尊任漢藏教理院院長；12月1日，漢藏教理譯場成立，初法尊迎東本格西來川，得劉文輝、格桑澤仁、牛次封贊助，成立譯場於石華寺。大師任場主，東本格西任譯主，由法尊譯《大毗婆沙論》(二百卷)為藏文。1947年3月17日大師捨報上生兜率，治喪期間，重慶法尊、武昌葦舫、西安超一、開封淨嚴等先後來集，4月8日舉行荼毗典禮，十日晨法尊等拾取靈骨，得捨利三百余顆，心髒不壞。 大師示寂了，但他的佛學思想永留世間，他對密宗之評論將會指導後人更加了解密法，不僅如此，他的弟子更是承其大志努力弘法，如大勇組團西上，為近代史上有組織的求法活動；大愚信願深切，雖有流偏之處，然亦弘法心切；陳健民上師弘法國外，被尊為佛學泰斗；徒孫中，恆演、密悟留學拉薩得格西之位，尤密悟格西在拉薩哲蚌寺學經十余載，通過“大祈願法會”考試，得拉然巴格西學位，被稱為“昂格”，在藏區名望僅次於XX喇嘛，返川後，重點講授“道之三要”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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