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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嚴法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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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頁
：居士文章
劉元春教授：當代中國佛教信仰價值趨向
當代中國佛教信仰價值趨向 劉元春 一、前言 中國佛教歷經風雲變幻，曲折坎坷，正應了佛法“諸行無常”的真谛。但是，中國大乘佛教信仰的脈絡一直延續至今，關注現實，積極人世，並與時代發展息息相通的本色，未曾失卻。我們要想研究中國佛教，探索中國佛教發展的未來，就需要弄清當代中國佛教信仰的價值趨向，了解當代中國佛教信仰者的生活與信仰狀態。 我們知道，佛教徒是由僧侶與居士兩大群體組成的，按性別劃分就是所謂的“四眾弟子”，從而構成了佛教信仰的僧侶團體和居士團體。依據佛教傳統規定，僧侶住持寺院，是佛教信仰的主導者；居士遍布社會各個階層，是佛教寺院的供奉者，也是佛教信仰活動的生力軍，是佛教活動的群眾基礎。僧侶團體由於容易受到“體制內制約”，而更具有傳統性、穩定性等特點。但是，居士群體及其信仰更加具有群眾性、廣泛性、社會性、變化性等特點。因此，自古以來，居士團體及其信仰活動的社會影響，比較明顯的反映著佛教信仰的價值趨向和發展方向。 同時，中國社會未來發展的一個方向是城鄉一體化進程會加快，城市化將是社會現代化的一個突出標志。城市化是一個動態的發展的過程，是一種綜合的復雜的經濟和社會文化現象。從文化的角度說，所謂城市化，就是人類在經歷自然生態的過程中組合成高密度的會聚地，以此來建構自己獨有的文化形態。城市是創造新文化、新知識、新理念的場所，城市中匯集了知識、人才和科技，起著文化主導的作用，代表著現代文明。而“都市佛教”是隨著近現代中國城市化進程，適應現代都市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倫理而形成的，無論其存在的實體模式，還是教義學說，都有自己的獨特之處。都市佛教除了具有佛教的一般特點之外，最主要的有兩點：一是信徒以綜合素質較高的居士為主，二是信念以實踐人間佛教為核心，因此呈現出現代、積極、開放、活躍的氣象。 近現代以來，上海佛教居士群體一直處於重要地位，甚至長期起到領導作用。他們當中不少人屬於民族資本家、文化精英等社會上層，素質高能量大，並富有信仰熱忱，在全國佛教界都有十分重要的影響。後來，由於社會變遷，特別是居士群體中社會精英階層的減少，使得上海的居士信仰活動缺乏活力。但是，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發展和深入，隨著社會全球化進程的加快，上海佛教發展中的居士佛教信仰日趨活躍，不斷出現新景象，新問題。這成為我們觀察研究當代中國佛教現狀與發展的一個視點。 二、佛教居士群體的生活狀況 生活狀況包括物質和精神生活兩個方面的狀況。因為宗教信仰活動往往是宗教徒精神生活的主要表現形式，所以，這裹所謂的生活狀況主要是指佛教徒的物質生活現狀，而它一般與他們的性別、年齡、工作、婚姻、家庭、收入等因素有關。文化素質實際是受教育的程度，它雖然不能完全反映出一個人的“整體素質”，但是屬於最基本的因素。而且，文化素質對生活狀況的影響越來越大。生活狀況和文化素質對宗教信仰活動的形式和信仰價值趨向有直接的影響。 在20世紀90年代末，連續對居士群體進行了調查。1999年初，對經常到上海某著名寺院活動的居士進行了問卷調查，並對收回的224份有效的調查表作了統計。具體情況如下： 1、性別：男-48名，占21．43％；女-176名，占78．57％。 2、年齡：60歲(含60歲)以上者占43．30％；40--60歲站244．64％；30--40歲占8．48％；18—30歲占4．46％。 3、文化：不識字；小學占8．48％；初中占38．39％；高中、中專、職高占30．80％；專科、本科占20．09％；研究生以上。 4、政治面貌：黨員占6．7％；團員占2．68％；民主黨派；無黨派占99．02％。 5、工作：在職(國家行政、事業單位干部，國營、集體企業職工，外企、私營業者，外來、流動務工人員)占19．69％；離休；退休、病休占71．88％；下崗、無業占5．38％。 6、婚姻：未婚占8．48％；已婚占70．98％；離婚占2．68％；再婚占2．68％；獨居(喪偶、獨身主義、兩地分居)占9．82％；與子女親共同生活占4．02％。 7、家庭人口：一人占10．71％；兩人占13．39％；三人占31．70％；多人占25．89％。 8、家庭關系：夫妻和睦占40．63％；一般占31．70％；不和睦占1．34％；子女孝順占29．91％；一般占33．48％；不孝順。 9、經濟狀況：困難(溫飽型)、特困(須救濟)占11．t6％；一般(正常的城鄉生活)占60．71％；中等(高於平均水平)占19．64％；富裕、非常富裕占6．25％。 10、身體狀況：健康占25．89％；一般占57．59％；有殘疾、長期有病、多種疾病占8．48％。 11、戶籍：城市210名，占93．75％；城鎮9名；農村2名；暫住3名。 根據以上統計結果，可以看出當時佛教徒基本情況的有關變化和特點： 其一、佛教徒性別比例說明，女性仍占大多數。年齡比例中，50歲上下的中年人明顯增多，改變了以往60歲l~2_k老人占絕大多數的局面。就其職業特點看，雖然以離退休人員為主，但是在職人員也逐漸增多，而且分布在多種不同行業，社會面擴大。 其二、信徒的文化程度提高，不同於過去佛教徒中文盲半文盲是絕大多數的狀況，中學文化程度的占多數，中青年信徒中受遇高等教育的比例明顯增加，而且他們在宗教活動中的影響逐漸加大。盡管不能十分准確地反映出佛教的全貌，但是即使是在上海這樣受教育程度普遍較高的大都市，這與過去佛教信徒中文盲率很高的實情相比，確實是一個積極的現象。文化層次的提高是上海市佛教徒素質的一個突出特點。 其三、信徒的物質生活狀況普遍屬於城市生活的中等水平，困難和特困生活狀況的比例不多。生活狀況普遍不錯，絕大多數並不是因為生活困難、體弱多病等原因而信仰佛教的，信仰的非理性因素減少。而這些過去往往被傳統的觀念認為是最易導致“宗教迷信”的社會因素。 由此可以看出，文化素質較高、社會階層廣泛、生活狀況正常的城市居民成為上海佛教的信仰主體。 而進入二十一世紀之後，佛教隨著上海更加開放的步伐，信徒素質廣泛提高，居士信仰群體日益年輕化、知識化，信仰活動也朝著理性化方向發展。相關寺院領導人的弘法意識不斷加強，相繼開辦了居士佛學研修班，比較系統的傳授佛學理論。 從2001年7到2004年7月，又跟蹤調查了該寺居士研究班的情況。因為一直擔任他們的佛學課，所以了解他們的真實情況。現將基本情況列表如下：(表：略) 需要說明的是，該寺的居士研修班是通過嚴格的考試錄取的，並對年齡和學歷作了一定的限制。錄取率一般都在3：1或4：1左右。其它寺院也基本采用同樣的方法。盡管不是全面的反映，但是仍然比較真實的反映了居士佛教群體的發展趨勢。在幾年前，十幾年前，是不可能有如此多高學歷高素質的信仰者參與考試和競爭的。結合實際調查，當前的上海居士群體和信仰呈現出新的景象。 一、中青年人成為居士群體的主導力量。雖然離退休老人仍然占全部信徒的大多數，但是近年來越來越多的中青年人積極參與，依靠他們的能力和活力，已經成為居士群體的組織者和領導者。在相關寺院的義工隊伍中，很少見到老年信徒了。 二、高學歷者成為居士群體的修學榜樣。高學歷者的專業涵蓋了文、理、工、醫等多個學科，他們憑借科學的理論思維方式理解佛學，並作為修行理念指導個人的行為，往往都能比較快的有所體會，能說會道，得到一般信徒的尊敬。他們的言行，在信仰活動中產生重要影響。居士群體中不斷自發組織的修學沙龍等很活躍。 三、企業高級白領成為居士群體的重要階層。所統計的在職人員中，絕大多數在企業從事管理、財會、銷售等工作，一部分是私企老板，經濟實力和社會能量成為他們“弘法”的基礎，強化了他們在信仰活動中的影響。 四、新移民成為居士群體活動中的活躍分子。新移民中大多是大學畢業後留在和進人上海工作的中青年人才，多數是高級白領和企業主。他們多數是基於對佛學的興趣和精神生活的追求，主動接觸和信仰佛教的，因此具有能動性。他們參加佛教活動，成為休息日的幾乎全部內容。同時，移民信徒人數在不斷的增加。 二、佛教信仰的價值選擇 關於信佛的機緣和目的，作為調查的一個重要問題。這其實是信仰的價值趨向問題。所謂信仰的價值選擇，就是要探討信仰者為什麽信仰與信仰想干什麽的問題，以及明白他們的信仰對個人和社會的意義，也就是要弄清他們信仰的原因、動機與目的、追求。對此，根據以往研究和調查結果，在《調查表》裡設計了“信佛的原因和目的”、“對佛教現狀的看法和要求”等調查條款。多年來，根據調查和研究，居士信仰的機緣和目的變化不是太大。1999年調查結果如下： 1、受父母親友信佛的影響占36．61％。 2、由朋友介紹、僧人和居士的勸導，逐步接觸並開始信仰26．34％。 3、通過看書、電影、電視等途徑而發生興趣、好奇，就有了信仰7．59％。 4、通過旅游而喜歡寺院的清淨環境和僧人的生活方式6．7％。 5、受佛教徒善良行為的感染，認為信佛就是做好人26．79％。 6、看不慣社會的不良風氣，認為信佛可以改變不好的習慣16．96％。 7、受到了佛教界好人好事的幫助，有報恩目的3．57％。 8、因為練氣功了解一些佛教知識，認為學佛有利於練氣功4．01％。 9、認為學佛可以健康長壽14．29％。 10、學佛可以得到佛菩薩的保佑，心想事成，萬事如意23．21％。 11、學佛可以往生西方極樂世界，來世不受苦38．39％。 12、臨終時不受苦，被佛菩薩接引31．25％。 13、學佛可以成為受人尊敬的人4．01％。 14、學佛能夠獲得神通，增長力量2．23％。 15、因為自己工作和生活遭受挫折和痛苦，認為信佛可以解脫-8．04％。 16、離退休、下崗後無事可做，感到孤獨，信佛可以找到朋友，互相來往、幫助、安慰4．46％。 17、到寺院裹可以放松自己的情緒，精神得到休息7．59。 18、為了聽經說法，了解佛教，增長社會知識，並不想真正地信仰4．46％。 19、因為過去自己親身經歷了一些神秘的現象、感應等，認為信佛有報應9．4％。 20、信佛能夠保佑自己生意興隆，升官發財0．89％。 以上所列款項裹，前8項大致是“原因”，後面的是“目的”。在信佛的原因裡，第1、2項可以合為一個，即“受家庭親友的影響”；第5、6項屬社會性的，“看不慣社會的不良風氣”是關鍵，因而就容易“受感染”。在信佛的目的裹，排在前4個的依次是第11、12、10、9項，其中前3項的關鍵是“學佛可以得到佛菩薩的保佑”，保佑他們“心想事成”、“來世不受苦”、“臨終不受苦”；也就是說，對來世的憧憬和對臨終的懼怕仍然是大多數信徒信仰的最基本目的。而第9項“學佛可以健康長壽”盡管所填的比例不高，但在教徒的心理中是十分重要的，是最普遍的現實需求。幾個方面是有內在聯系的，概括地講，對生命的渴望與對痛苦的排解是他們宗教信仰的根本追求。不過，其中的一些原因(比如第14、19)所占比例相對不大，但是，他們所產生的消極作用是不容忽視的，它們往往是封建迷信活動的溫床和心理基因。大致看來，信仰的社會價值趨向明顯。在信仰佛教的諸多原因裹，對臨終、來世避免痛苦而享受幸福的追求仍然是信仰的最基本目的，這是無可厚非的宗教信仰價值追求；不過，因為受佛教徒善良行為的幫助和感染，並對佛教道德理念所應起到的社會積極作用寄寓了期望，佛教的社會道德形象影響是最重要的因素。 不過，近年來，中青年信仰佛教的機緣和目的是有些不同的，並且這部分人數不斷增加。他們根據各自不同的教育背景和生活閱歷、生活處境，接觸並信仰佛教的原因是不同的。突出的有： 一、想了解佛教，學習佛教知識。這是受過高等教育的居士初人佛門的基本目的。在參加寺院研修班的學生中，占三分之一多屬於想學習佛教知識而後皈依佛教的。他們因此與以往的居士不同，對教學要求很高，理辯性很強，不盲從。但同時也存在缺乏真實體會和信仰，信仰的變化性比較快。 二、作為一種精神追求，尋求群體歸屬感。移民信仰者普遍認為，身在異鄉很孤獨，工作之余希望生活在群體之中，精神上生活上都能夠得到一定的安慰和幫助。參加信仰活動成為結交朋友的機會，而且多些信任感。當前居士群體自發的“學修沙龍”等，多數參加者是獨身的移民。由於他們定期不定期的采取聚餐、游園等方式，期間可以暢所欲言，交流學習生活心得，越來越多的吸引著更多的信仰者。 三、期求佑護，尋求精神激勵力量。這是最基本的信仰意識，也是宗教信仰的一般特點。社會變化不斷，工作、愛情等的難以把握，給精神意志的巨大壓力和沖擊力，促使他們都希望從佛教信仰活動中得到釋放和安慰。這是很現實的。也是與過去老年信仰者氣球來世報應是不同的價值傾向，而且更加具體。 四、佛教信仰活動的價值期待 有了信仰，但信仰活動與社會影響，才是信仰價值與品味的驗證者。就個人修行來講，佛教信仰活動形式繁多，四萬八千法門只是個概數，隨著眾生的根基與緣分，而千變萬化的。但是，大乘佛教主要是為了利益社會的，不論是個體還是群體信仰活動的價值最終要由其社會意義來鑒定的。大乘佛教不排斥追求個人修行與解脫，而且特別強調個人道德品格的提升與人格形象的塑造，但是，倡導在服務於社會的人間佛教的實踐中去實現，而反對消極避世的自娛自樂自說白話的所謂解脫。這一點，在居士們的問卷回復中，表達的很明白。他們對佛教信仰活動的社會作用很是關注，可以說表達了強烈的信仰價值期待!有關問題的回答如下： 1、佛教能否發揮積極的社會作用：能夠151。67．41％／很大23。10．26％／說不清34。17．86％／不大6。4．47％ 2、發揮作用最主要在：社會道德規范123。54．91％／文化藝術創造1。／個人修身養性96。42．86％／休閒旅游服務2。 ／國際友好交往1。／ 3、在現階段佛教最需要：建更多的寺院3。／更多的出家人5。／更多的法會5。／切實的信仰建設(虔誠的信仰、如法的修行、綜合的素質、高尚的品質等208。92．86％／ 4、目前佛教界服務社會最需要：積極的思想意識117。52．23％／強有力的帶頭人58。25．89％／靈活多樣的實踐方式30。13．39％／雄厚的物質基礎9。0．40％／ 5、佛教存在的最突出問題：僧人專注趕經忏，一切向錢看，不弘揚正法，損害佛教的社會形象105。46．88％ ／教徒特別是居士活動的迷信色彩太濃，功利心太重，缺乏真切的信仰56。25％ ／寺院不講經說法，不弘揚佛法，忙於應付旅游招待，變成了商業場所43。19．20％／思想保守，觀念陳舊，方法死板，態度消極8。0．36％／ 6、最關鍵的是：在保持純正信仰的前提下，轉變觀念，消除不符合現代社會發展現實的思想、形式等72。32．14％／提高佛教教育質量，培養出高素質的弘法人才92。41．07％ ／利用現代傳媒積極宣傳佛教18。0．80％ ／開展積極的公益活動，為社會作出實際的貢獻42。18．75％／ 7、請你根據自己的體會再說出幾點，為佛教與社會主義兩個文明建設服務出謀劃策：意見匯總—— (1)多做有益的社會公益活動，提高佛教在大眾中的形象。 (2)寺院要多講經說法，以弘法為主，以作佛事為輔，提高寺院的品質。 (3)僧人要加強自身的道風建設，居士要注重正知正信的建設。 (一)集中善信的功德，成立一些義工組織，濟世救人。 (5)對居士進行系統的完整的佛學知識教育，多培養能夠真正理解佛教的人才。 (6)應利用政府行政手段與寺院出家規范相結合的辦法，嚴格控制出家人的數量和素質，防止僧伽隊伍的混亂，避免對社會的不良影響。 (7)要嚴肅對待一些常住寺院的僧人背地裹有家庭的問題，其帶來了嚴重的社會影響。 (8)希望成立臨終關懷組織(如“愛心念佛團”)，幫助教徒臨終念佛，安詳往生；同時也可以防止不良現象的蔓延(如，居士中也有人趕經忏賺錢)。 (9)利用講經和法會等機會，提倡居士也自願忏悔，從而糾正他們的不良行為。 (10)弘揚大乘佛法，必須符合中國社會實際。 (11)力求使佛教能夠解決各種階層和類型人的實際問題，而認識到佛教的有用有效。 (12)要培養有威儀有智能的法師，爭取社會的尊重。 (13)不要在寺院裹宣揚具有迷信色彩的觀念。 (14)糾正信徒歸依拜師中存在的不良問題，制止因為不同的師徒關系而形成互相矛盾小團體。 (15)居士可以模仿泰國臨時出家的方法，在寺院進行培訓。 (16)弘法應針對不同的知識層次、信仰傾向等，分出不同的組織形式。 (17)應對居士進行佛教禮儀、紀律的教育，提高自我約束能力，防止信仰活動的一盤散沙。 (18)弘法要結合社會現實，要結合具體的實例，分析透徹，生動易懂。 (19)要充分利用現代宣傳工具，如網絡傳媒等，積極地宣傳佛教； (20)要根據信徒們實際的修行和對社會的貢獻，進行評比，樹立先進，以激發大家為現實服務的積極性和自覺性。 五、佛教信仰活動中問題與特點 信徒的信仰活動是多層面多形式的。根據大乘佛教的信仰活動特點，應該包括兩個層面：一方面是純宗教意義的信仰活動，這是教徒的本分是最基本的活動方式。比如，佛教徒的禮佛誦經、持戒修行等。另一方面是社會意義的現實活動，這是教徒在信仰觀念的影響下積極參與服務現實人群的行為方式。比如，佛教徒在“人間佛教”精神鼓舞下所從事的扶危濟困等的菩薩行，都是普利社會的好事，已經超越了純粹的宗教意義。分析佛教徒信仰活動的問題與特點，應該從這兩個視角去客觀地觀察思考。 關於上海佛教徒信仰活動情況，調查分析的簡要結論有以下幾個： 1、居士中絕大部分人都能夠遵守佛教的活動規律與戒律規范，而且大部分人還是市內的佛教寺院為最主要的活動場所。不過，其中一部分人(一般都是非離退休的在職中青年居士)因為工作時間的限制，不能經常性地參與在寺院進行的宗教活動，也難以嚴格遵守佛教的一般律儀(比如長期吃素等)。根據我的調查，居士群體中比較年輕的那部分人無法經常性地參加在寺院舉辦的宗教活動等，習慣於聯系志同道合者組成松散的“信仰沙龍”，自由地交流和研討心得體會，周末聚會成為他們滿足信仰需求的有效形式。而這一部分人一般都是文化層次較高的青年知識分子，活躍在社會的各個階層，思想開放，重視理性探討，對佛教信仰的精神需求高。當然，他們既容易學習和接受佛教思想理念，成為正信教徒，也容易陷入“所知障”，執著偏激、自以為是，演變成佛教信仰中的“另類”或“不安分者”，產生消極後果。另外，因為城市交通、身體狀況等影響，一部分老年信徒大多無法到寺院參加活動，只能在家自己燒香念佛。也就是說，現實條件的影響，都市佛教徒的宗教活動雖然以寺院為主要活動場所，但是並非規范劃一，存在多種活動方式；而且，某一活動群體往往又是某種社會群體的聚合，因而也就是有著相同或者獨特信仰價值追求的階層組合。形式多樣，豐富多彩，是居士佛教信仰活動的基本特點。 2、居士信徒在宗教活動中的物質投入依次是印經、建寺、法會、造像，而印經的比例最高。其它的投入依次是化緣、師父、社會救助、寺院補助，而用於“游方僧人”的最多，竟然高於社會救助!根據我的調查，上海佛教徒建寺、造像的投入並非都用於本地的，甚至大多用於江浙等外地。多年來建寺熱潮持續不斷，有的是必要的修復和重建，有的是違法建築，但大多數屬於地方政府或者有關利益集團純粹的經濟行為，與宗教信仰無關。他們的投入雖然大多出於自願，但是，不少人是被別人(我喜歡譽之是“托”，其中不少是“游方居士”)“說服”的，並非真正的自願。至於游方僧人，相當多的是假冒的或者說是“騙子”。這些原本出於信仰的經濟投入，有一定的盲目性，而其存在的廣泛性，反映了城市佛教徒的信仰理性還有待提高和進一步的引導。在印經活動中，往往也存在著隨意性，缺乏有效的規劃和組織。不過印經是信仰功德，弘揚佛法，無可厚非。因此，印經弘法，注重文化，歷來是城市佛教徒熱衷的事，相比農村信徒由於經濟困難、文化水平的限制，這一直是居士佛教徒信仰活動中的主要特徵。 3、在信仰行為的變化中，肯定自己在精神和行為兩方面都有積極的改變。突出的是助殘扶困，培養了良好的處世方式。在被調查的居士中，多數是近幾年信仰佛教的，他們的感情是純真的。盡管他們的信仰心態中很自然地保持對來世的憧憬和佛菩薩保佑的期求，但是，越來越多的人更加關注對自己精神的提升和陶冶，更加熱心對社會有益活動的參與，也就是說，他們期望通過佛教信仰活動改變自己的精神面貌，確立自己人生的社會價值。調查中所反映出的一部分人存在著消極傾向，其中一個關鍵因素是他們對信仰期望較高，不滿足於一般性的或者是傳統的信仰活動，產生了失望等情緒所致。把自己的信仰行為與社會人生價值聯系起來，並且積極尋求貢獻社會人群的途徑，是值得高度重視和熱情鼓勵、有效引導的大好事，是與當代社會發展要求相協調的良好行為，是大乘佛教精神的實踐趨向。積極人世，展現個性，服務社會，是居士佛教信仰活動中的突出品質。 4、城市信徒絕大多數都有的弘法意識，以及大都市人所具有的自信心和優越感，加之信仰素質比較高，經濟實力比較強，其中不少人都曾經幫助、資助甚至經常性地支持江浙乃至全國各地的佛教寺院和居士團體，有的還經常性地到固定的外地信仰群體中講經說法，扶持當地信徒。這當然與大都市的地位、影響、實力，特別是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作用有關。上海佛教在近現代中國以及世界佛教中的影響，它所產生的巨大的輻射作用和歷史價值，已經是有目共睹的。自然，城市人所具有的一些毛病(比如驕慢、功利等)也會因為有關人的缺乏正信，而產生消極甚至惡劣的後果，也是不能回避的。比如，有些人我執我慢太重，到外地特別是農村，習慣於反客為主，盛氣凌人，並且參與矛盾，不利於佛教徒的團結和信仰的健康發展。這是我調查中耳聞目睹的實際感受。隨著大都市社會地位的進一步提高，都市佛教的影響也必將擴大。輻射范圍廣，活動影響大，是居士佛教的一個重要作用。 六、中國佛教信仰價值趨向討論 基於以上的調查結果，我們可以了解以上海為代表的居士佛教信仰狀況，也為我們了解當代中國佛教信仰價值趨向提供了比較有代表性的資料。最重要的一點，這些真實的資料可以幫助我們改變以往的成見，對包括佛教在內的中國宗教有一個比較准確的看法。只有具有了這樣契實的觀念，才能比較准確的把握一種宗教信仰未來發展的價值趨向。從宗教學視角，至少能夠得出以下幾個結論： 1、宗教信仰的產生和價值趨向的表現，有著非常復雜的原因，不是單純的社會物質或個體精神因素作用的結果。宗教信仰存在於不同的社會人群之中，是他們生命自然需求之一，是一種深刻影響生命形態的生活方式。其信仰價值趨向的選擇與表現，是與信仰者總體生活狀態和生命體驗有著密切的關系，是信仰者所具有的社會的、個體的經歷共同作用的結果，與其現實生活狀況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但是，不論是生活的客觀條件還是主觀條件，雖然對某種信仰價值趨向產生一定的影響使其具有一定的可能性，但是並不具有必然的因果關系和決定性意義。 2、信仰者物質生活的貧困或富裕，對信仰價值趨向中的某些傾向的產生有著一些不同的影響，但是，它們並不能決定著對信仰價值趨向的必然選擇。目前，隨著社會生產力水平的不斷提高，物質生活處於絕對貧困的人數越來越少，因為溫飽問題而祈求神靈保佑的因素也越來越少。在上海城鄉雖然仍然存在貧困現象，但是，在所調查的佛教信徒中因為生活貧困才信仰的人數比例並不多。即使因為下崗造成了一定的物質生活狀況改變，但是，並非主要因為“物質因素”的作用，特別是情感與精神因素的影響更大些。 3、信仰者宗教信仰活動最基本的價值追求仍然延續過去的一般功能取向，即對來世幸福的憧憬、臨終痛苦的緩釋、現實精神的安頓與整合。不論社會文明如何發展，人類都無法回避生與死所帶來的變化、痛苦、焦慮、無奈、失望，以及因此所可能產生的對已經經歷的和將要經歷的、甚至暫時無法預知的生老病死等諸苦的關心、遐想、探索，而這種“眾生平等”的定式，正是現實宗教信仰最本質的原因。 4、目前宗教信仰價值趨向多樣化，但是，隨著信仰者文化素質等因素的有益改變，信仰的理性化傾向日益明顯，對信仰活動的形式、內涵、場所、功能、意義，特別是其信仰活動的社會認同性更加關注，信徒的社會參與意識日益增強。因此，注重某一宗教信仰活動的社會道德意識和作用，已經是當前佛教信仰者們的突出的價值追求。這有利於社會主體信仰的樹立和發揮導化作用。 5、宗教界內部的信仰建設是非常必要的，這關系著宗教信仰活動能否健康地進行。目前，在宗教(特別是佛教)信仰活動中，存在著商業化傾向，一些宗教團體信仰的主體價值理念弱化，失去了導世化俗、淨化心靈的精神整合功能，一味地追求金錢，個別人不擇手段，侵害了信眾的利益，污染了社會風氣。在不違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前提下，利用國家法律手段與宗教信仰規范，幫助和促進宗教職業者素質的提高，去偽存真，純潔信仰品質，應是積極引導宗教信仰活動與社會文明發展的內容之一。 6、宗教信仰活動是社會人群、特別是社會弱勢群體作為精神保障而獲得社會支持的途徑之一。一般地講，所謂“社會支持”不僅包括社會物質保障，同時應該包括社會精神保障，兩者應該是有機的和諧的統一的，不可偏廢。就人類的本性來講，在基本的生存需求得到保障之後，精神生活的要求更加突出，尋求多樣的、符合自己內在情感取向的精神活動，是必然的。因為弱勢群體普遍存在的敏感、脆弱、消沈等心理障礙，使他們更需要社會群體的安慰、幫助、理解，使他們在感到被認同、有歸屬感、有寄托的心理自慰中，自強自立。這是一個文明社會應該允許並加以積極引導的事業，是社會公正民主的標志。因此，當前在建立和實施社會保障體系的時候，應該注重建立顧及各種人群的多樣的社會精神保障體系，應該保護並引導社會主體信仰之外的精神保障體系的建立和健康發展。 當代中國正處於社會轉型之中，當代中國佛教也必將隨之而變化發展。當代中國佛教信仰能否健康地發展，根本還在於佛教信仰者能否選擇並堅守好自己的信仰價值趨向，從而推進佛教文化與社會文明發展相融合，並起到導吐化俗的作用。 當然，與其它宗教一樣，佛教界關注什麼，如何發展，都必須與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建設相適應，符合國家有關政策和法規要求，更應該有利於人類社會的和平與發展、文明與進步。這是都市佛教發展的社會前提。目前，中國共產黨和政府已經為宗教營造了發揮積極作用的政策保障與社會氛圍，思想界、學術界也在不斷提出科學求實的理論觀點，推動宗教界積極地發揮有益的作用。2001年12月16日，《深圳特區報·文縱橫版》發表了時任中國國務院經濟體制改革辦公室副主任潘岳先生的《我們應有怎樣的宗教觀——論馬克思主義宗教觀必須與時俱進》一文，比較權威的論證了“宗教的特殊功能”等有關問題，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他認為，“在經濟與科教飛速發展的今天，宗教並沒有消亡，其原因在於宗教對於人類社會生活有著科學與物質財富無法替代的特殊功能。”關於宗教的“無法替代的特殊功能”，他認為有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是心理功能。人不僅是物質存在，也是精神存在；不僅是理性存在，也是情感存在。壓力與困惑，幸福與快樂，都是心靈對現實的主觀反映。很多人對人生的種種不幸與壓抑，需要通過宗教的途徑來求得慰籍。在今天，宗教顛倒的幻想形式裹有著美好內容，宗教的自律與操守，更是其服務社會主義的切人點。 其次是道德功能。宗教曾在理想主義普遍失落、功利主義到處泛濫時期，是一種保持信念道德的精神生活方式。社會不能沒有法律，更不能沒有道德，法律與道德如鳥之兩翼，缺一不可。道德是法律的基礎，防患犯罪行為於前；法律是道德的保障，懲罰犯罪行為於後。宗教勸人為善的精神，是宗教影響社會生活最重要的功能。一個民族的精神產生於文化，文化的靈魂體現於道德，道德的支撐在於信仰，而一個沒有信仰的民族不可能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要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相適應，不要簡單排斥宗教道德的合理成分，特別是對宗教價值倫理觀中的和平平等、棄惡從善等等，我們都要尊重。 第三是文化功能。在許多以宗教為文化傳統的國家中，抽去宗教就等於沒有文化。中國文化也是如此，如佛教三大石窟和道教永樂宮壁畫，如中國語言中的“世界”、“實際”、“體會”、“覺悟”、“平等”、“解脫”、“想人非非”、“不可思議”、“燃眉之急”、“回頭是岸”等等，都產生於佛教。宗教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部分，而中國傳統文化又是中國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一部分，先進文化指導我們以德治國，以德治國是為了重建我們的道德體系。“宗教是文化”的理念，將淡化無謂的意識形態之爭，使人們更全面地理解宗教的豐富內涵，為信仰者、研究者、管理者提供互相合作的舞台。 除上述功能外，宗教還兼具服務、公益等多種功能。 他認為，中國自春秋戰國以來，人文主義精神占主導，國家長期實行君主專制，使我國政教關系有別於他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這種政治文化傳統使一切不是政治形態，而是社會文化形態，佛、道二教在中國歷朝歷代一直是社會穩定的因素和力量。在中國宗教的發展史上，道教是土生土長的，佛教是請進來的，伊斯蘭教是傳進來的，基督教是打進來的。就外來宗教與中國文化融合程度而言，佛教最為成功。 作者論證的目的，是依據“三個代表”思想，強調“馬克思主義宗教觀必須率先與時俱進”，為了“以新型的執政意識重新審視宗教功能，以理性的管理方法去解決迫在眉睫的政教難題，以現代的思想理念去研究科學合理的政教關系”，從而“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也就是說，作者論證的觀點是從執政者、管理者的角度提出來的。盡管有關論述並不一定全面和完善，也不是針對某一種宗教的，但是，佛教在未來的發展過程中，應該重視和發揮有關的社會功能，那是毫無疑問的。 為此，我認為中國佛教在未來發展中，必須固守三個根本。 一、終極翔，信仰之本。 終極關懷是任何宗教的最基本特質，是宗教發揮持久魅力的根本所在，是宗教信仰的精神內核。著名學者王雷泉先生認為，宗教不解決任何人生、社會的實用問題，宗教是解決人生終極問題的。人兼具動物性、社會性和超越性，可以下墮為畜生，也可以提升馬聖賢，而人之所以為人，在於人有永不滿足的精神追求，不斷地超越自己的自然、社會層面，使相對、有限、有缺陷的存在趨向絕對、永恆、完美。對社會來講，宗教提供了一種宣洩和解毒機制，從而維護著社會安定和精神生態平衡；所以，宗教不僅是個人的精神家園，也是整個社會的精神公園。宗教的超越性給人生和社會提供了終極的價值標准，無用之用才是大用。(馮林主編《21世紀中國大預測·下》頁749，改革出版社，1996年12月版)所言極是! 生命何去何從，生存的理想形態和生命的最終價值是什麽，時時萦繞著人們的心靈。這實際上是關於人生觀和價值觀的大問題。不論是唯物主義哲學，還是唯心主義哲學，都在探討的問題。被劃為唯心主義的宗教“神學”，也都利用各自的方式試圖解答人們有關的困惑，當然，也都依據各自的理論體系賦予了“神聖性”色彩。所以，提及宗教的終極關懷，現代一般人往往視之為“神秘”或“迷信”。不錯，從歷史的維度看，“神”與“聖”等是宗教或神學的語言，古代社會那種對生命神聖性的體驗曾經采取過宗教體驗的形式，關於人生、生命的價值等問題的解答和理論建構，也確實表現出更多的神秘化或者迷信的特點。由於理性、科學時代的沖擊，宗教的神秘性逐漸淡化。在西方，人們曾經在人本主義思潮和現代化進程中，提出“上帝死了”的口號，似乎現實功利主義就可以滿足人類的一切需求。事實卻相反。即使在東方社會裹，由於極端的“理性主義”追求，在科學技術和物質生活日益發達的背景下，卻不斷地出現信仰危機與人生迷茫，在感官刺激不斷滿足的時候，帶來了嚴重的精神空虛。也就是說，人類沒有了信仰的支撐，反而日益失去了尊嚴和幸福。 正如弗羅姆在《為自己的人》(頁184，三聯書店，1988年版)中所說的一樣，“過去反對信仰，是為了解脫精神枷鎖，是反對非理性的東西；它表現了人對理性的信仰，表達了人根據自由、平等、博愛原則建立一種新的社會秩序的能力。今日缺乏信仰則表現了人的極度混亂和絕望。”缺乏對生命和自身人生價值的深刻認識與體驗，沒有最高的理想追求和精神信仰，從“什麽都不信”到“什麽都信”，從絕對的自我(自私自利)到自我的最終消失(喪失人格)，“下墮為畜生”，乃至精神迷亂。——這已經是當代社會的通病了。 未來社會，特別是在現代化發達的都市裹，人類的生活方式將越來越信息化、自動化，生產力的極大提高將給人充裕的閒暇和空間。但是，其結果是人類越來越生活在“虛擬”的人造世界裹，隨著空間距離的“貼近”，活生生的心靈將被“機械化”，精神空間卻要“壅塞”。這樣，人將在人造的世界裹被奴役或異化的可能性，比以往任何時代都要大。因此，人類需要重新構築精神家園，來確立生命的價值和生存的意義。所謂精神家園，是精神和心靈始終離不開的依托，是超越物質層面上的堅定不移的精神追求的目標和人生努力的方向，失去了它就使人生漂泊無住、迷失沉淪。在宗教，它就是終極目標、終極關懷。終極目標是社會群體倫理生活的根，它賦予生活方式、理想追求的價值意義，使社會道德行為成為個人自發的、主動的、神聖的、持久的、美好的、無限的，而且讓道德行為者超越世俗、超脫人生。 佛教從對現實社會人生的現狀考察開始，探究並引導人們去直接體驗、徹悟人生萬象的實質，然後樹立涅槃寂靜與大乘般若的終極理想，來印證生命的最高價值。為眾生構築美好的精神家園，賦予最高的價值理念，是佛教信仰的根本。 二、人格高尚，修行之本。 信仰是對人類精神追求的整合與陶冶，其根本目的是塑造出高尚的人格。人格就是人與其它動物相區別的內在規定性，是個人做人的尊嚴、價值和品質的總和，也是一個人在社會中形象和作用的統一，體現出一定的行為傾向和生活態度。人格是一種復雜的社會文化現象，是人的各種心理的、外部的諸多文化要素相互作用的結果，它既是社會文化氛圍所造就的，也可以影響甚至改變社會文化趨向。在一定的社會群體中，任何人都有不同於其它人的特有的人格形象，有正常與異常、高尚與低劣之分。人們一般根據一個人的社會道德行為的意義，來劃分人格的高下，而社會發展要求是改變低劣的，塑造高尚的，贊歎那些對社會具有積極意義的高尚人格。 人格不是抽象的、空洞的、孤立的，它最終以社會普遍的道德標准來評判。在中國傳統的文化理念中，成賢作聖要立得、立功、立言，要“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為國為民，大公無私，乃至奉獻一切。用現代的標准看，理想的人格，必須代表先進文化的發展方向，促進社會文明的健康發展，造福於全人類，崇高而神聖。一切優秀的文化和美好的理想，最終都要靠眾多具有理想人格的人去實現。所以，人格體現著一定的信仰理念，是信仰活動的關鍵。 佛教修行，就是塑造人格的過程。比如，《華嚴經》中提出了塑造崇高人格的基本條件，要經歷嚴格的精神修煉和社會實踐：堅定的信念(十信)，堅毅的心志(十住)，切實的實踐(十行)，恢弘的胸襟(十回向)，高尚的境界(十地)。佛教推崇大乘菩提精神，反對只是追求個人解脫的阿羅漢思想，而號召人們做菩薩，直至成佛。佛的本義就是富有智能的最高尚的人格形象，是眾生學習的精神楷模。佛教修行的最高層次，應該是個人人格被社會普遍地承認。 三、輔助弱勢，化俗之本。 社會現實的苦難，以及人類乃至所有眾生界存在的不平等、不合理、不圓滿現象，正是佛教創立的基本出發點。對社會現實消極面的體察與批判，並積極尋求解決的辦法和途徑，是佛教的本色和職責，也正是佛教生命力之所在。 佛陀反對當時印度社會不合理的種姓制度，深切同情被欺壓而處於弱勢的群體，閃耀著人性真善美的光輝。在有關佛陀的《本生經》裹，諸如捨身飼虎等等故事，不僅反映出眾生平等的思想，而且顯示出扶貧救弱的價值取向。大乘佛教精神，更是進一步的升華。 目前世界，存在著嚴重的兩極分化，已經是社會動亂、戰爭的根源。弱勢群體分布在各個社會階層，雖然有相對性差異，但是其結果都是一樣的，造成相關人群心理的、精神的、權益的、生存狀態的不平衡，導致社會體系的喪失，和平安寧的破壞。強勢群體與弱勢群體的矛盾，隨著市場經濟發展，加之相關社會保障體制尚未建立和完善，可能會不斷加劇。尤其是在開放的國際大都市裹，必須高度重視。那麼，作為以救度眾生為己任的佛教(也包括其它宗教)，應該從理論到實踐，都要關注和輔助弱勢群體。導世化俗，最重要的是“雪中送炭”，不論是精神上的鼓勵，還是物質上的幫助。這是佛教界信仰活動中應該、也能夠堅持不懈的方向。 當然，談到弱勢群體，人們往往把它限定在物質生活上貧困的人群，而忽視了精神生活層面的弱勢群體。前者是硬性的、明顯的，後者卻是軟性的、隱性的。但是，貧困的人，不一定精神弱勢，甚至充滿了朝氣，也不一定必然需要救助；相反，生活富裕的人群，卻存在著嚴重的精神疾病，處於需要關懷和精神救助的弱勢地位。根據調查，在發達的大都市裹，富裕的、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輕人中，由於社會、工作的壓力，普遍存在著精神抑郁症，所引發的比如自殺等社會問題不斷增加。即使相對落後的地區，也一樣存在類似的問題。所以，有人預言，21世紀是流行精神疾病的世紀。在佛教發展中，在盡力而為地幫助社會救助貧困者同時，更應該關注精神上的弱勢群體。這正是佛教發揮特長的時代機遇。 (信息來源：《宗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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