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旭對《周易·大過卦》的佛學解讀
陳 堅
(山東大學 哲學系,山東 濟南 250100)
--------------------------------------------------------------------------------
摘要:晚明高僧智旭所撰的《周易禅解》是易學史上首部系統地以佛解易的佳作。本文探討了其中解《大過卦》的一節。在這一節中,智旭通過對《大過卦》的佛學解讀,依傍《大過卦》中的易學原理闡明了佛教修行中“定”與“慧”的互利關系,指出只有“定慧兼濟”、“定慧雙修”才能最終修成正果,並告誡要防范因“定”或“慧”太過而造成的“增上慢”或“枯木禅”現象。最後筆者指明了智旭以佛解易對現代易學解釋的啟示。
關鍵詞:智旭;《周易禅解》;大過卦;定;慧;“增上慢”;“枯木禅”
Buddhist Zhi-xu’s interpretation on the hexagram of Da-guo in Zhouyi
CHEN Jian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Shandong University,Jinan 250100,China)
Abstract: Zhou-yi-chan-jie (An interpretation of Zhouyi by Buddhism), written by renowned Buddhist monk Zhi-xu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is the first work interpreting Zhouyi from Buddhism thought and knowledge. This article analyses how Zhi-xu interpreted the hexagram of Da-guo. In his interpretation, Zhi-xu clarifi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amādhi(定)and prajňā(慧)in practicing Buddhism. He said that only practicing samādhi and prajňā simultaneously can we attain the mature phala(果) and warned that if we practice samādhi or prajňā separately too much,we would get into "zeng-shang-man"(增上慢)or "ku-mu-chan"(枯木禅), either of which will hinder you becoming Buddha. At last, the author points out the inspiration of Zhi-xu’s interpretation to modern I Ching learning interpretation.
Key words: Zhi-xu, Zhou-yi-chan-jie, the hexagram of Da-guo, Buddhism, samādhi, prajňā
《周易》有著廣闊的意義空間,在這個廣闊的意義空間中可以構築出許多不同的學術領域,這就是人們可以從不同的角度來解讀《周易》,並賦予《周易》以各種獨特的文化內涵,從而使表面上單調、晦澀的《周易》變得豐滿而豐富多彩。直到今天為止的易學發展史告訴我們,人們不斷地通過解讀《周易》來解釋各種自然現象、社會現象和思想文化現象,其中《周易》中的各種原理便是此類解釋的有效的“依傍”或公理。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周易》俨然是一個“意義庫”,人們可以從中尋找出自己所需要的各種意義來為自己服務。既然《周易》是一個“意義庫”,那麼這個“意義庫”中有沒有 佛教的意義呢?智旭(智旭(1599—1655),字藕益,自號“八不道人”,晚明“四大高僧”之一,以推動儒佛合流而聞名於中國佛教史。)所作的《周易禅解》給了我們一個肯定的回答。《周易禅解》是易學史上第一部完整系統地以佛教的知識和道理來解讀《周易》的傑作(今人陳德述和施維對此書作了精心的注釋和點校,並將其與智旭“以佛解儒”的三部作品《論語點睛》, 《大學直指》和《中庸直指》合編為一本(後三者也同樣被作了精心的注釋和點校),名為《周易·四書禅解》,為我們研究《周易禅解》提供了一個方便的版本。在這個合編本的書背有如是之介紹:“《周易禅解》、《四書禅解》是明代四大著名僧人之一智旭的兩部精心之作。他主張融會性、相兩宗,用禅、教、律相統一,定慧雙修的佛理,對《周易》和《四書》(缺《孟子》)進行系統的精密的注解。這兩部書融熔儒、道、易理、佛法於一爐,溶仁愛、慈悲於一體。這是第一部用佛理佛法解儒、解易的創造性著作,也是首次標點、注釋出版問世的極有價值的書籍。《周易》和佛教愛好者可以從中獲得‘易道廣大’和‘佛法無邊’的深邃智慧,還可以從中領悟到奧妙的人生哲理,獲得極豐富的《周易》和佛教的知識。對於專業學術工作者來說,也是一部難得的研究儒佛會通的佳作。”)[1],其作者智旭在中國佛教史上以推動儒佛合流而聞名,這部《周易禅解》就是他為推動儒佛合流所作的努力的一部分。智旭認為《周易》是儒學的“首經”,了解儒學必“先從《周易》始”,講儒佛合流也必須從易佛合流始,這是他作《周易禅解》的緣由。智旭通過《周易禅解》,一方面從《周易》中讀出了佛教的意義;另一方面又借助《周易》中形象的卦爻原理顯明了佛教晦澀的道理,尤其是使佛教中的某些概念之間的關系變得更為清晰明朗,易於為人理解。因此,對於那些想要了解佛教的人,尤其是那些初涉佛教的人來說,《周易禅解》實在是一本不可多得之入門讀本。
關於《周易禅解》的總的思想,筆者在《以佛解易,佛易一家——讀智旭〈周易禅解〉》一文中曾作過全面系統的宏觀介紹和論述[2],這裡不想再重復。本文擬作“解剖麻雀”的工作,對《周易禅解》中解《大過卦》這一節作些微觀的分析,看看智旭是如何用佛學的思想來解讀《大過卦》並反過來借《大過卦》中的易學原理來闡明佛理的,從而“以斑觀豹”,對《周易禅解》有個更為深入細致的認識。
另外,我們之所以要選取《周易禅解·大過卦》一節進行“解剖麻雀”,還有一個更為重要的考慮,那就是,智旭在解讀《大過卦》的過程中,闡發了中國佛教修行中的核心問題即“定”與“慧”的關系問題(這個問題在宋明以後演變為“禅”與“教”的關系問題)。 了解中國佛教的人都知道,這個問題乃是中國佛教中的大是大非的根本問題,中國佛教各宗派的觀點、立場、方法甚至宗派與宗派之間的差異從根本上來說就取決於如何理解“定”與“慧”的關系;對其理解的不同導致了宗派的不同。
一
智旭立《大過卦》(巽下兌上)的主題曰:
約世道,則賢君以道養天下,而治平日久;約佛化,則四依以道化群生,而佛法大行;約觀心,則功夫勝進而將破無明也。夫治平既久,則亂階必萌,所宜防微杜漸;化道既盛,則有漏易生,所宜陳規立矩;功夫既進,則無明將破,所宜善巧用心。
這個主題是從“大過卦”的卦辭“棟桡”取意並以世法比照佛法的。“棟”即屋之棟梁;“桡”是彎曲之意。一幢房屋,最關鍵的部位就是底部的地基和頂部的棟梁。棟梁的彎曲對屋來說顯然是個壞兆頭,但是棟梁部位高高在上,平日不易為人所注意,一旦彎曲變成傾斜,那將後患無窮,因此“棟桡”象征著事物的隱患。智旭取此意認為,佛教在“佛法大行”和“功夫勝進”的時候,也是存在著隱患的,猶如世道“治平日久”就會萌生“亂階”一樣,此時乃需要做“防微杜漸”之工作。
那麼,何以佛教在“佛法大行”和“功夫勝進”的時候也還存在著隱患呢?或者說,何以“化道既盛,則有漏易生”,而“功夫既進,則無明將破(智慧)”呢?這是佛教中的兩個paradox(似非而是的觀點或現象),其中一個叫“增上慢”現象,另一個叫“枯木禅”現象。所謂“增上慢”,佛經上說,“不得謂得,是為增上慢”,它是佛教的“七慢”之一(“七慢”指:一慢,二過慢,三慢過慢,四我慢,五增上慢,六卑慢,七邪慢。),意謂得增上之法而起慢心也,通俗地講就是,一個人懂得了佛法就沾沾自喜,自認為自己超凡脫俗了,進入高層次了,從而自我增高而生傲慢之心;殊不知,佛陀告訴我們,聖即凡,凡即聖,凡聖不二,執著於聖,便是“有漏”(“有漏”,相對於“無漏”而言,所謂“有漏”就是有分別,猶如一口碗分裂成兩半,水就會漏出來一樣。佛教反對一切分別,講求“不二”(生死不二、凡聖不二、一多不二等等),認為一有分別便易生煩惱,猶如碗一分裂就會漏水一樣。如果一個人執著於聖,作凡聖分別,那麼他就不可能脫離煩惱。),便不是究竟(佛陀同時還認為,就是對佛法本身也不能產生執著之心,因為佛法本身也是空的,它只是渡人之船,人一到彼岸便應捨棄船,不能帶著船上岸;同時佛法也像治病之藥,病一好,藥也應捨。佛陀為了防止後人執著於法,遂在弟子面前說,他一生中不曾說過一個字的法,然而實際上他卻說了四十九年的法,此不可不深思也。),一個真正進入佛道的人是平平常常的人,是不以聖自居的人,這就是禅宗的“平常心是道”、“擔水劈柴是道”。智旭之所以說“佛法大行”時也存在著隱患,說“化道既盛,則有漏易生”,正是基於上述“增上慢”的原因。有了這種“增上慢”的心理,佛法越是大行,就越是背離佛教真谛,離真正的佛教修行也就越遠,這是一個二律背反的paradox真理。
對於智旭所說的“化道既盛,則有漏易生”的“增上慢”現象,我們還可以用智(智 (538—597),字德安,俗姓陳,陳、隋間高僧,天台宗的實際創始人。 )〗所說的“度變蔽”現象來加以佐證。“度”即“六度”,指能度人成佛或度人到彼岸的六種行法:一布施,二持戒,三忍辱,四精進,五禅定,六智慧;“蔽”即“六蔽”,是相對於“六度”而言的,指阻人成佛的六種因素:一悭貪,遮蔽布施使不生;二破戒,遮蔽戒行使不生;三瞋恚,遮蔽忍辱使不生;四憐念,遮蔽精進使不生;五散亂,遮蔽禅定使不生;六愚癡,遮蔽智慧使不生。智 通過自己的觀察認為,在末法時代,“度”行法在佛教界雖然十分盛行,但是這些“度”實際上卻都變成了“蔽”,因為它們不但不能助人成佛,反而阻礙了人成佛。他在《觀心論》一文中一針見血的指出:“終日忍饑非節食,終日忍寒非苦行,終日少欲不乖貪,終日行慈奪他命,終日畏罪轉行非,終日求醫彌益病,終日布施更增悭,終日斷嗔三毒盛,難思議難思議。”[3](第46卷,第587中)智 的這段話實在是對智旭“化道既盛,則有漏易生”的最好注腳。以“終日布施更增悭”為例,布施本是無悭,本是能度人成佛的“化道”,然而何以“終日布施更增悭”?何以如此之盛的“化道”反而會生“有漏”之悭呢?個中緣由是這樣的:布施者不是出於慈悲或輕視物質財富而布施,而是為求取社會聲望而布施,因為布施會給他們帶來社會聲望,布施越多,社會聲望就越高。他們貪戀並執著於布施所帶來的社會聲望。在這樣的動機下,越是布施,離佛就越是遠。(現代社會中的有些——也許是大多數——富翁的布施,即舉辦慈善事業,就是出於這樣的動機——為了社會聲望、“廣告效應”及死後的余榮。雖然這些富翁的行為客觀上無疑是有利於社會和民眾的,但是這些行為卻不屬於佛教意義上的布施。這一點是我們必須注意的,可見,興盛的布施背後也是隱藏著佛教的隱患的,是為“布施增上慢”。不過,不可否定,有些信佛的富翁,尤其是在港、台、日、韓及東南亞地區的富翁,他們的布施確實是具有佛教意義的。
另,《壇經》(契嵩本)中有這樣一段記載:“公(韋刺史)曰:弟子聞達磨初化梁武帝,帝問雲:朕一生造寺、供僧、布施、設齋,有何功德?達磨言:實無功德!弟子未達此理,願和尚為說。師(慧能)曰:實無功德,勿疑先聖之言。武帝心邪,不知正法,造寺、供養、布施、設齋,名為求福,不可將福便為功德。功德在法身中,不在修福。”(參見郭朋《〈壇經〉對勘》,齊魯書社1981年6月版,第78-79頁)在達磨和慧能看來,梁武帝的布施也不是佛教意義上的布施,盡管梁武帝表面上看來為佛教做了許多事。)
以上我們探討了在“佛法大行”時所存在的“增上慢”隱患,接著再來探討一下在“功夫勝進”時所存在的“枯木禅”隱患,只有同時了解了這兩種隱患,我們才能深切地理解智旭對《大過卦》的卦辭“棟桡”的佛學解釋。
“枯木禅”本是《五燈會元》卷三十四中所記載的一則公案,此公案曰:
昔有婆子供養一庵主,經二十年,常令一二八女子送飯給侍。一日令女子抱定,曰:“正恁麼時如何?”主曰:“枯木依寒巖,三冬無暖氣,女孩舉似婆。”婆曰:“我二十年只供養得個俗漢。”遂遣出燒卻庵。
公案中的“庵主”自以為禅定功夫到家了,當一個二八芳齡女子過來抱住他時,他毫無感觸,說是“枯木依寒巖”,這時“婆子”遂稱他是個“俗漢”。按理說,坐懷不亂應該是修成正果了,但是,中國佛教是講求“煩惱即菩提”,“世出世間不二”的,不懂得中國佛教的這一究竟勝義,越是坐禅就越是遠離佛。中國佛教本質上如太虛大師(太虛大師(1890—1947),俗姓呂,浙江海寧人,中國近代著名佛學家和佛教改革家, 以提倡人生佛教而著稱。)所說,是一種人生佛教,要求修行者去做一個有血有肉、有靈有性的真正的人,而不是去做一段“枯木”,去做一個毫無感情的冷血動物。智旭所說的“功夫既進,則無明將破(智慧)”,其意思就是,一個人雖然禅定很有功夫,但卻為“無明”所蔽,缺乏中國佛教的智慧,不懂得禅定的目的是要做人,而不是要做“枯木”。應該說,“枯木禅”現象在佛教修習者中是很常見的,它是禅定中存在的最大隱患。可悲的是許多人陷於“枯木禅”而不知,還以為得了真正的禅定。殊不知,真正的禅定不是枯坐,而是活潑潑無煩惱的人生狀態,難怪上述公案中的“婆子”要稱“枯木坐”的“庵主”為“俗漢”了。
二
不管是“增上慢”還是“枯木禅”,對於佛教修行來說都為害匪淺,所以要加以預防,防微杜漸,智旭在解釋《大過卦》的彖辭時闡明了這一點。此彖辭曰: 大過,大者過也。棟桡,本末弱也。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大過之時大矣哉。
智旭解釋曰:
“大”者既“過”,所以必當思患豫防。“初”、“上”皆弱,所以剛中,不宜恃勢令桡,剛雖過而得中。又以“巽”順而悅行之,所以猶有挽回匡濟之術,乃得“亨”也,永保無虞亦在此時,盛極忽亦在此時,其關系豈不大哉。
“增上慢”和“枯木禅”都屬於繁榮背後所藏著的隱患,是“大”者之“過”,前者屬於大“慧”之“過”,而後者則屬於大“定”之“過”。孔子曰:“過猶不及”,“慧”太“過”和“定”太“過”都不是好事,因此,需要“思患豫(預)防”。智旭根據《大過卦》的卦畫結構指出,此卦“初”、“上”均為陰爻,中間二、三、四、五均為陽爻,此乃“剛中”之象,“雖過而得中”,所以“慧”和“定”雖“大過”,但其主體依然還是剛強中正的,是好的;也就是說,“慧”和“定”本身並不是什麼壞事,只是“過”了才顯不當。總之,在智旭看來, 這個卦畫的“初六”和“上六”正是表示著“慧”和“定”之“過”,而中間九二、九三、九四、九五的剛強又表示這種“過”是完全可以挽救的,而且這種可挽救性還表現在《大過卦》的上下卦的關系上:上卦兌 ,“兌”者“悅”也;下卦巽 ,“巽”乃“順”也,“順而說(悅)行之”,則必有挽救之術,故“亨”。
既然根據《大過卦》的卦畫,“慧”之“過”“增上慢”或“定”之“過”“枯木禅”還是可以挽救的,或者說還有挽救的可能性,那麼究竟該如何挽救呢?智旭通過解釋《大過卦》的象辭闡明了這一點。該象辭曰:
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遁世無悶。
智旭解釋曰:
澤本養木,而反“滅木”,“大過”之象也。惟以“獨立不懼,遁世無悶”之力持之,庶學有本而養有素,可以砥柱中流耳。
《大過卦》 之下卦巽 為“木”,上卦兌為“澤”,“澤”本應在“木”之下而養“木”,今卻反了過來,“澤”在“木”之上而滅“木”,此乃“大過”之象也。智旭以此象比喻“慧”與“定”本是有助於修行成佛的,但“慧”若“過”而成“增上慢”,或“定”若“過”而為“枯木禅”,則“慧”與“定”就將有礙於修行成佛,這時,真正的修行者(“君子”)就應該“獨立”和“遁世”;只有“獨立”才能“不懼”,只有“遁世”才能“無悶”,這是什麼意思呢?所謂“獨立”,在佛教中是指不為“方便”所惑而直達“究竟”,就“慧”與“定”而言,“方便”是指在人們的一般理解中,兩者都是有助於修行成佛的,但實際上,這一點並不是絕對的,就其“究竟”而言,兩者之中乃是隱藏著阻人修行成佛的隱患“增上慢”和“枯木禅”的,修行者必須認清這一點,不為常見所囿,“獨立”地對自身的“慧”與“定”的狀況作出判定,弄清楚自身的“慧”是真正的“慧”呢,還是“增上慢”的“慧”;自身的“定”是真正的“定”呢,還是“枯木禅”之“定”。唯有具備了這種“獨立”的精神,修行者才能不為“增上慢”和“枯木禅”所懼並消除之,完成修行使命。再看“遁世”。所謂“遁世”,不是“遠離世間”之意,而是“從世間超越”之意(“遁”者,遁升,超遁,超越也)。中國佛教要求從俗世生活中獲得超越,而不是鼓勵逃離俗世生活,因此,中國佛教亦可稱為“遁世主義佛教”(加拿大McMaster University冉雲華教授之語)。智旭認為,要消除“增上慢”和“枯木禅”,必須回到俗世生活中,采取“遁世”的方法。一個人身處俗世而能認清俗世的虛幻性質,這才是真正的“慧”;身處俗世而不為俗世所累,這才是真正的“定”。任何逃避俗世生活的修行都不能獲得真正的“慧”與“定”,都是處於“悶”中,唯有“遁世”,從俗世生活中潇灑地超越出來,才能“無悶”,才能處理好“慧”與“定”的關系。總之,智旭告訴我們,要挽救“慧”之“過”和“定”之“過”,消除“增上慢”和“禅木枯”之隱患,必須從“獨立”和“遁世”做起。
三
以上智旭通過解讀《大過卦》的卦辭及其相應的彖辭和象辭闡明了在佛教修行中“慧”與“定”中存在著的“增上慢”和“枯木禅”隱患,並提出了消除這種隱患的方法。接下來,智旭通過解讀《大過卦》中的六條爻辭及其相應的象辭全面地展開了有關在佛教修行中應如何正確處理“慧”與“定”及其相互關系的闡述,茲分別引述於下,並作簡單的點評。
(一)初六:藉用白茅,無咎。
《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智旭解釋曰:
世法佛法,當“大過”時,皆以剛柔相濟為得,過剛過柔為失,今“初六”以柔居“巽”體之下,而在陽位,無功名富貴以累其心,唯庸德庸言,下學上達以為其務者也,約佛法者,定有其慧,兼以戒德精嚴,故“無咎”。
筆者點評:“初六”陰爻居陽位,剛柔相濟之象也,以喻定慧兼備、“定有其慧”,非“枯木禅”也。又“初六”居“巽”體之下,“無功名富貴以累其心”(因為“巽”是風,風之流動順暢,毫無累礙),故“無咎”。
(二)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無不利。
《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智旭解釋曰:
剛而得中,又居陰位,陽得陰助,如“枯楊生稊”之象,蓋過於下賢者也。約佛法者,慧與定俱,如先見道,後修事禅,故“無不利”。
筆者點評: “稊”同“荑”,草木初生的葉芽。“枯楊生稊”,“老夫女妻”,乃是陽得陰助也。如果“慧”得“定”助,見道又修禅,那佛法就會勝進,故“無不利”也。
(三)九三:棟桡,凶。
《象》曰:棟桡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智旭解釋曰:
過剛不中,任其剛愎,以此自修,則德必敗;以此治世,則亂必生,故“棟桡”而“凶”。約佛法者,純用邪慧,故“不可有輔”。
筆者點評: 表面上看來,九三爻辭“棟桡,凶”與卦辭“棟桡,利有攸往,亨”是相矛盾的,但實際上兩者卻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並不矛盾。九三爻辭是說“棟桡”本身是“凶”,而卦辭則是說“凶”的“棟桡”可以引起人們的注意而防微杜漸,故又是“亨”的。前文已說過,智旭認為“棟桡”在佛法上喻示“慧”之“增上慢”和“定”之“枯木禅”,但是智旭在這裡只是講到“增上慢”即“邪慧”(可能是疏忽,也可能是以一代二)。既然是“邪慧”,當然不可以助其膨脹,故“不可以有輔也”。 (四)九四:棟隆,吉。有它吝。
《象》曰:棟隆之吉,不桡乎下也。
智旭解釋曰:
剛而不過,足以自立立人,但居悅體,恐其好大喜功而不安守,故誡以“有它”則“吝”。約佛法者,亦是慧與定俱,但恐夾雜名利之心,則自利利他,未必究竟,故誡以“有它”則“吝”。
筆者點評: “隆”者,高也;“棟隆”指的是房梁高聳,表示房屋完好穩固,這是“慧與定俱”,修持穩健之象也;但是,由於是不離俗世而修行,很有可能還“夾雜名利之心”(即“有它”),“慧與定俱”只是一種假象,故誡以“吝”。
(五)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無咎無譽。
《象》曰:枯楊生華,何以久也。老婦士夫,亦可丑也。
智旭解釋曰:
雖雲陽剛中正,然在“大過”時,則是恃其聰明才智者也。享成平之樂,不知民事艱難,且不知下用賢臣,惟與“上六”陰柔無用之老臣相得,何能久哉!約佛法者,慧力太過,無禅定以持之,何能發生勝果。
筆者點評: “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中國古代講求夫死不改嫁,今“老婦得其士夫”,老婦都還嫁人,此事實在太過而“可丑也”。智旭以“老婦士夫”喻“慧力太過,無禅定以持之”就不勝得佛法正果。
(六)上六:過涉滅頂,凶,無咎。
《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智旭解釋曰:
居過極之地,惟有柔正之德,而無濟難之才,故不免於“凶”,而實非其咎也。約佛法者,正定無慧,終為頂墮。
筆者點評:上六陰爻,太軟弱而居於頂,必將墮墜。智旭以此喻定而無慧,也將一事無成,不能成正果。
[結語]
智旭用佛教的知識和道理對《大過卦》的卦辭、爻辭及其相應的彖辭、象辭逐條逐項地作了詳細的解讀,他通過這種獨特的解讀,依傍《大過卦》中的易學原理闡明了佛教修行中“定”與“慧”之間的互利關系,指出只有“定慧兼濟”、“定慧雙修”才能最終修成正果,並告誡要防范因“定”或“慧”太過而造成的“增上慢”或“枯木禅”現象,因為這兩種現象將會導致一切佛教修行前功盡棄。雖然歷史上易學對佛學的契入不像儒學和道學對佛學的契入那樣廣泛而深入,但是智旭在《周易禅解》中以佛解易、以易學契入佛學的工作卻是相當出色的,無論在佛學史上還是在易學史上,這樣的工作都應占有一席之地。本論文雖然只論及智旭對《大過卦》這一卦之佛學解讀,但是,僅此已足以讓我們了解作為出家僧人的智旭對易學的精通矣。同時,我們也從智旭以佛解易的工作中看到了易學在中國文化中真的是無處不在,處處滲透——易學的文化力量不可謂不大矣!另外,我們還可以從智旭以佛解易的方法中抽繹出對現代易學诠釋的一些啟示,即對於現代人來說,古老《周易》之價值並不在於它本身說了些什麼,並不在於它的“先天”意義,而在於我們如何去解讀它並發掘出它所蘊含的“後天”意義,因為任何文本的意義都是不囿於它那機械的詞句的,而是追隨著人類的精神、思想和社會的發展而不斷豐脹的。
參考文獻:
[1] 智旭.周易·四書禅解[M].北京:團結出版社,1996.
[2] 陳堅 以佛解易,佛易一家——讀智旭《周易禅解》[J]周易研究,1998,(4)
[3] 智旭觀心論[A]大正藏[Z].
(原載《周易研究》200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