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城金藏》研究
李富華
(一)《趙城金藏》的發現
1933年，“上海影印宋版藏經會”理事范成在山西訪經中，在趙城廣勝寺首次發現了《趙城金藏》。1934年秋，為詳其究竟，蔣唯心赴廣勝寺“檢校”經卷，並據之撰寫了《金藏雕印始末考》一文。經范法師發現，蔣氏檢校的《金藏》“依千字文編帙，自天字至幾字，凡六百八十二帙。……原藏應有七千卷，今纔存四千九百五十七卷。”《趙城金藏》發現後一直受到學界的關注。三十年代，北平、上海的僧俗學者將其中未經傳世的四十六種經論撰述，以《宋藏遺珍》為名影印出版；還將一部《楞嚴經》按原尺寸影印了四百部，分藏於各大寺院。
(二)現存《金藏》概況
1949年運交北京圖書館的《趙城藏》是四三三〇卷又九大包殘卷，以後又陸續有所收藏，到目前為止北京圖書館的收藏總數是四八一三卷。《趙城藏》自發現後多有流散，故地方圖書館亦有零星收藏，據調查這類收藏共四十四卷，其中有流落德國的一卷。1959年在西藏薩伽北寺又發現了三十一種五五五卷金藏印本。北京大學宿白教授因之撰寫了《趙城金藏和弘法藏》一文。這部分金藏刷印於蒙哥丙辰年(1256)，印成後安置在燕京大寶集寺。經核對，薩伽寺發現的金藏與廣勝寺金藏是同一刻本的兩種印本，因此我們把這種印本稱為“金藏大寶集寺本”，而把現存北京圖書館的金藏稱為“金藏廣勝寺本”。此外，現存北京圖書館的金藏並不完全是同一印本，其中有金大安元年(1209)的印本，印本上蓋有“興國院大藏經”印章。此印本現存八卷，我們稱為“金藏興國院本”；另有七卷亦區別於多數經卷，我們稱為“金藏天寧寺本”。
(三)《金藏》的雕版
《趙城金藏》的發現是現代佛教文獻史上的一件大事。金元以來的著作中也有過幾條記載，但均被作了錯誤的解釋。如明人陸光祖為《嘉興藏》作的序中稱：“昔有女子崔法珍，斷臂募刻藏經，三十年始就緒。當時檀越有破產鬻兒應之者。”此序所雲崔法珍即金藏的募刻者。但後人說她是宋《碛砂藏》的募刻者；日本學者則稱她為明人，所刻藏經為明《嘉興藏》。如此誤解在《趙城藏》發現之前一直是作為懸案而無法得到證實。
初步統計，現存《金藏》中見於卷尾及版行間的施經題跋約一四〇余條，其中有年代可考者四十二條。這些題跋大致可說明如下問題。
(1)廣勝寺發現的大藏經刻造於金代。從四十余處有記年的施資題跋中知道，其刻經時代處在金熙宗至世宗時期(1139～1172)，涉及天眷、皇統、大德、貞元、正隆和大定六個年號，前後三十余年。最早的年代是天眷二年(1139)，見鳴帙《妙法蓮華經》卷三、卷五、卷六、卷七。這四卷經現存上海圖書館，其中兩卷卷首有標有“趙城縣廣勝寺”題字的扉畫，說明它們確為《趙城藏》印本。蔣唯心曾提到日本人憍川時雄見過天眷年印造的《妙法蓮華經》卷七，但他自己“未見此本”。因此他把《金藏》雕印的最早年代確定在皇統九年(1149)，其根據是見於日帙《大般若經》卷八十二的尾題。
(2)這部大藏經是由私人募資雕造的。《金藏》雕刻的施資者絕大多數為晉南諸縣村民，涉及縣級地名二十余個，比較集中於晉西南解州的夏縣、安邑、河津等地。在一四〇余條施經題記中有明確地名而與解州有關的三十余處。據題記，主持雕經的組織稱“天寧寺開雕大藏經版會”；此天寧寺在安邑境內。這即是《解州志》所載解州西二十裡的靜林山天寧寺。就是說《金藏》是以解州天寧寺為中心，由解州所屬各縣及臨近的長治(潞州)、臨汾地區及毗鄰的陜西個別地方的村民共同施資雕造的。施資者有施財數千貫雕經數十卷的大戶，也有僅能施財雕經一版二版的貧苦農婦。有的將自種的樹、自織的布、自養的騾，甚至一把雕經的刀子作為資產奉獻出來雕造經版，充分反映了晉南信佛教的百姓雕經的熱情。
(3)是誰首倡並組織了這一龐大的雕經事業呢？這就涉及崔法珍其人。事實上崔法珍的事跡並沒有被史書淹沒。《永樂大典》卷四六五〇有如下記載：“弘法寺在舊城。金大定十八年(1178)潞州崔進女法珍印經一藏進於朝，命聖安寺設壇為法珍受戒為比丘尼。二十一年以經版達於京師。二十三年賜紫衣弘教大師，以弘法寺收貯經版及弘法寺西地與之。明昌四年(1193)立碑石。”此記載指出，崔法珍為金代潞州人，她確曾集資刻過一部大藏，並將印本及經版進奉朝廷，經版收貯在燕京弘法寺。現存《金藏》的施刻題記中涉及潞州的近二十條，刻經范圍均為重要的大乘經論，說明地處晉南的潞州是《金藏》雕造最積極的贊助地區。我們有理由說，在同一時期由崔法珍向朝廷呈送的大藏經只能是晉南百姓共同雕造的《金藏》，而它的首倡者就是潞州人崔法珍。
(四)《金藏》的補刻
《金藏》經版安置於弘法寺後，在金代有記載的印經活動至少有過兩次。時至元初，由於經版部分損壞而進行補雕。補雕《金藏》在現存《金藏》題記中有明文記載，蔣文對此亦有詳盡考證。問題是補雕的年代。從《金藏》題記中“宣差大名府路達魯花赤納鄰蒙古提舉補修雕造”一語看，補雕《金藏》事當在1224至1271年間。《金藏》題記中見於這一時期有記年的題記還有六則，其中四則為壬寅年(1242)，另有戊戌年(1238)一則，癸卯年(1243)一則。這說明補雕《金藏》最集中的年代應在1242年前後，此時正值元太宗執政時期。這與《至元辨偽錄》卷五中“太宗則試經造寺，補雕藏經”及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所錄“補大藏經板疏”詩所表述的年代大體相合。然而發現於河北曲陽的一則〈覺辯大師源公塔銘〉雲：“都城弘法寺補修藏經版，以師為提領，三年雕全，師之力居多焉”。此銘文撰於“大朝戊子歲”。據收錄此銘文的《曲陽縣志》推算此年為金正大五年(1228)，即成吉思汗去世的第二年。是年其四子拖雷監國，元太宗尚未立汗。此塔銘指出了元初補雕弘法《金藏》這一實事，但把時間說在元太祖之時，且已完成。這與現存《金藏》的實際補雕年代不符。我認為這不是銘文的錯誤，而是推算者的誤識。據銘文，覺辯坐化於丙午年(1246)，塔銘不可能立在覺辯去世前十八年，因此“戊子歲”應是元世祖至元二十五年(1288)。此年雖距覺辯死已有四十二年，但後人在先師故去數十年後為其立碑事還是有過的。
(五)《金藏》的校補與《弘法藏》
《金藏》補雕後曾有印本行世，此即金藏大寶集寺本。此本何以會運藏西藏，這裡不再詳論。大寶集寺本刷印於蒙哥丙辰年，說明補雕《金藏》在蒙哥時代已經完成。這樣，就又有了一次校補問題。《佛祖歷代通載》卷二十一載：“弘法寺藏經經版歷年久遠，(世祖)命諸山師德校正訛謬，鼎新嚴飾補足，是傳無窮。”對此宿白教授文中有專門論述。他認為元世祖主持的這次《金藏》的校補，首先是增補了“弘法入藏錄及拾遺”，編入的經律論七十五部二五六卷；其次是“蕃漢對勘”，並指出“至元錄即世祖校補弘法舊版後之詳目，亦即元弘法藏”。我們據此與現存《金藏》作了核對，發現《至元錄》與現存《金藏》並不是一回事，出入很大；《至元錄》中所雲弘法入藏錄也與現存《金藏》有相當差異。對此作何解釋呢？只有兩種可能，一是這次校補不是據弘法入藏錄進行的；再一種可能是確有一種新的弘法大藏的雕造，其目錄即弘法入藏錄。日本學者小野玄妙就持這種觀點，這與宿白教授的觀點不同。小野所雲《弘法藏》是在弘法舊版基礎上重新雕造；而宿白教授所雲《弘法藏》則是弘法舊版的增補。《弘法藏》問題不是現在才提出的，元至順三年(1332)吳興妙嚴寺所刻《大般若經》卷一的題記中已有“大都弘法”之稱。如果是重新雕造，在弘法寺就會同時有兩副大藏經版，我認為這種可能性很小。第一，如果是重新雕造必為官版，其刻造年代當在元世祖校補《金藏》完成的至元二十四年(1287)前後，其經版不可能在短期內損壞。然而就在此後不到二十年的大德年間，京師高僧溥光傳只知“藏經板本在浙右”而不知或不重視在京城有《弘法大藏》事，說明《弘法藏》絕非新雕官版。第二，有確鑿證據說明在世祖去世不久的元仁宗至文宗年間，元官方確曾新雕過一部官版大藏，版貯官署金王府。近年發現於北京智化寺的幾卷元藏就是這種藏經的殘存部分。我認為，所謂《弘法藏》就是經元初補雕的《金藏》，只因歷時久遠，人們已不了解它從晉南運藏弘法寺的這段歷史；加上缺少檢校之人，使《金藏》的雕印史鮮為人知，故世人只知有大都弘法而不知有崔刻《金藏》。也因弘法經版殘損嚴重，雖經校補仍難以官版面世而受到冷遇，故此在世祖去世後元政府又進行了一次官版大藏的雕造。再拿《至元錄》與智化寺元藏比較，發現二者十分接近，而《金藏》與《至元錄》相比，編次相差五十余字。很顯然世祖命諸山師德校補弘法經版，目的是要編輯一部權威性的官版大藏，但未能實現，只編了一部《至元錄》。這一願望在仁宗至文宗朝才得以實現。現存《金藏》在中統三年(1262)即已運至趙城，說明它與世祖校補弘法《金藏》關系甚微。
(六)《金藏》的底本
蔣文雲：“崔氏刻藏最為一目了然之特色者，即在覆刻北宋官版大藏經。”這是數十年來學界推崇《趙城藏》的主要原因。《開寶藏》是我國第一部刻本大藏，現僅存十三卷。《開寶藏》全貌只能從《開寶藏》刻印後留下的資料來推斷，其中當數成書於宋崇寧三年(1104)的《大藏經綱目指要錄》。這是惟白閱《開寶藏》所集的一部提要式著作。我們將現存《開寶藏》與《指要錄》核對，帙號無一差錯。拿現存《金藏》與《指要錄》對照，它們無論在帙號、分卷及內容方面幾乎完全一致。在重編《中華大藏經》過程中遇到一些難以解釋的疑問，如《金藏》的千字文編次在《大般若經》後與宋元諸藏均異；晉譯《華嚴經》諸藏為六十卷本，《金藏》為五十卷本。按照一般的情況應查對《開元錄》，但《開元錄》在上述問題上與宋元諸藏同，《指要錄》卻與《金藏》一一吻合。這說明《指要錄》是《開寶藏》的實錄，而《趙城藏》則是《開寶藏》的覆刻藏。《指要錄》止於“英”帙，與《金藏》“天”至“英”四八０帙的內容全同，這是《開寶藏》初雕本的內容。《開寶藏》初雕本完成後的一百余年間陸續有所增補，如惟白所述，當時的“官印版”又增加了經傳三十帙和未入藏的二十七帙。現存《金藏》的個別經本中留“大宋鹹平元年(998)奉勒雕造”、“紹聖二年(1095)雕造”及大宋景德元年(1004)、天聖三年(1025)、六年、九年等原雕經題記及譯經、講經題款，表明《開寶藏》的續刻持續到宋哲宗年間，而這百余年續刻的內容亦已反映在《金藏》中。現存《金藏》“杜”至“毂”帙的北宋新譯經即惟白所雲經傳三十帙；“振”至“奄”帙的宋以前翻譯經論即惟白所雲未入藏二十七帙。此外金藏收錄的“岫”至“畝”帙的天台宗著述及“我”至“勸”帙的法相宗著述是宋仁宗天聖四年敕命“編聯入藏”的；“起”帙以後的其它史傳著述亦有奉敕入藏的記載。總之，《金藏》是《開寶藏》的覆刻藏是毫無疑問的。這不僅在內容方面，在版式上亦可作印證。現存《金藏》前四八〇帙及續刻的經傳三十帙和未入藏二十七帙均為卷子裝，每版二十三行，每行十四字，這是《開寶藏》原式。至於其後的其它著述類典籍則多有不同，有的與發現於應縣的《遼藏》極似，有的與福州版大藏相近。此種情況是反映了《開寶藏》原貌，還是另有原因，尚難論定。值得注意的是，這類典籍中有相當部分是未經傳世的孤本珍品，說明《金藏》內容在《開寶藏》基礎上又有新的突破，從而使它的收經總數達到七千卷之巨。這是宋元時代其它任何大藏所無法比擬的；這也是我們選用《趙城藏》作底本重編《中華大藏經》的原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