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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嚴法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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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士文章
李富華教授：佛教學 第四章 佛教向世界各國的傳播與發展
佛教學 第四章佛教向世界各國的傳播與發展 在印度佛教史上，孔雀王朝的阿育王(約前269～前236)是一位有相當影響的劃時代人物。他繼承父祖的王業，並進一步擴張勢力，南滅羯陵迦，西征犍陀羅，使孔雀王朝成為統治除印度半島南端部分地區外的整個印度及阿富汗南部地區的，印度歷史上第一個幅員遼闊的奴隸制帝國。作為這樣一個國家的專治君王，他以國家的權力保護各種宗教，尤其崇信和保護佛教，實際上把佛教推上了國教的地位。正因為這樣，他被佛教徒尊稱為“法阿育王”。阿育王在全國各地樹立石柱石碑，宣傳佛教教義；他以目犍連子長老為首座，主持了第三次佛經的結集；他甚至以身自許，皈依佛門，出家為僧。據記載，也正是在阿育王時代，他在目犍連子長老的協助下，派遣傳教師，有組織地向全印度及四鄰各國傳播佛教，擴張佛教勢力。今天我們能見到的有關記載，有阿育王時期的《摩崖法敕》(第十三)，斯裡蘭卡以佛教發展史為線索的王朝史《大史》(日本譯為《大王統史》和《小王統史》)和《島史》，以及漢譯本《善見律毘婆沙》等。 《大史》十二章①(此處所引《大史》為韓廷傑、馬鵬雲譯本，1996年台灣佛光出版社出版。)有如下記載： 弘揚勝者說教的目犍連子長老，完成了結集之後，注視著未來。他考慮到教法要在邊地諸國建立，便於迦刺底迦月派一批一批的長老到一個一個的地方去。他派遣末闡提長老到罽賓和犍陀羅國；派摩诃提婆長老到摩醯娑慢陀羅國；派勒棄多的長老到婆利婆利國；派昙無德的臾那人到阿波蘭多迦國；派摩诃昙無德的長老到摩诃勒咤；派摩诃勒棄多到臾那世界；派末示摩長老到雪山地方；派須那和郁多羅二位長老到金地。又囑咐摩哂陀大長老和目犍連子的弟子郁帝耶、參婆樓、跋陀娑羅長老：你們要在美麗的楞迦島樹立勝者的美妙教法。就把這五位長老派了去。 在同一章中，還描述了這些派出去的長老，在所到國家和地區傳播佛教的情況。他們分別帶去了《蛇喻經》、《天使經》、《無始終經》、《火聚喻經》、《轉*輪經》、《梵網經》等經典，使數千乃至數萬不等的人群皈依了佛教。據《大史》的第五章載：阿育王派諸長老到四鄰各國傳教的年代，是他即位的第十七年，也就是公元前250年前後。就是說，在公元前3世紀中葉，佛教開始有組織地向四鄰各國傳播。最早傳入佛教的，有北方的“罽賓”，即今天的克什米爾，“犍陀羅”即今天巴基斯坦的白沙瓦地區，“雪山地方”即今天的尼泊爾；向南則有“楞伽島”，即今天的斯裡蘭卡；向東則有“金地”，一般指今天的緬甸或馬來半島；《大史》所指其他地方多屬今日印度的地區。 《大史》的上述記載，出自5世紀時斯裡蘭卡史學家之手，是否就是信史尚且可以存疑，但阿育王的碑文《摩崖法敕》則是阿育王時代的歷史遺存，它的發現證實了《大史》記載的真實性。此碑文雲： 王復於距其領土六百由旬的鄰國——希臘王安條克所住之處，及北部的托勒密、安提柯、馬伽斯以及亞歷山大四王所住之處，南部的朱拉王國、潘地亞王國和錫蘭，皆得法勝。……王使所到之處，皆歸順王所宣示之正法；王使未到之處，聞王如法之教敕及其教法，皆依法行之，或將來當行之。①(此敕文轉引自任繼愈主編《中國佛教史》第一卷73頁。) 阿育王的碑文至少指出以下兩點事實：1．阿育王確曾派“王使”到四鄰各國宣揚和傳播佛教；2．由於他的努力，四鄰國家，即以國王名字安條克(前261～前246年在位)、托勒密(前285～前247年在位)、安提柯(前278～前239年在位)、馬伽斯(前？～前258年在位)、亞歷山大(前272～前258年在位)等為代表的國家，也就是今天的敘利亞、埃及、希臘、利比亞等西亞北非地區及錫蘭島等都程度不同的成為佛教傳播的地方。 阿育王去世之後，佛教繼續緩慢地向外擴張。在南方，以錫蘭島為中心向東南發展，逐漸傳入東南亞的泰國、緬甸、老撾、柬埔寨等國，以至傳入我國雲南與泰、緬交界的地區，從而形成了佛教的南傳系統。向北以克什米爾和巴基斯坦的白沙瓦地區為中心，逐漸遍及中亞及西亞地區，並傳入我國的新疆，進而向中國的內地擴展，再由中國內地傳入高麗、日本……形成了佛教的北傳系統；在稍晚的時代，又傳入我國的藏族地區，形成了佛教的藏傳系統。下面，我們分別簡略地介紹佛教的這三大支在世界各國的傳播情況。 第一節南傳佛教 一、斯裡蘭卡的佛教 南傳佛教，又稱南傳上座部佛教。它的傳播中心就是古稱“楞伽國”，我國稱“獅子國”的斯裡蘭卡。斯裡蘭卡人又稱自己的國家為“蘭卡”。斯裡蘭卡是一個島國，與印度隔海相望，自古就與印度有著密切的關系。大約在公元前6世紀時，印度雅利安人侵入蘭卡，征服了土著的夜叉族和那加族，建立了以毘阇耶為國王的第一個印度化的國家。這段歷史以神話般的傳說被記載在《大史》中。①(見《大史》第6、第7章。)這段歷史說明，斯裡蘭卡在佛教傳入之前，已是一個深受印度文化影響的國家，甚至它的基本民族僧诃羅族也是印度雅利安人入侵楞伽島後，與土著民族融合的結果。這種文化基礎為佛教的傳入和傳播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條件。 如上文所述，佛教正式傳入斯裡蘭卡是公元前3世紀中葉的事，但從印度文化與斯裡蘭卡難以分割的關系中，佛教在這之前已經對斯裡蘭卡產生影響則是完全可能的。據《大史》記載：釋迦牟尼成道後曾三次到過楞伽島，一次是佛成道後的“第九個月”；第二次是“成佛後的第五年”；第三次是“成佛後的第八年”。①(《大史》第1章。)漢譯佛教的著名經典《楞伽阿跋多羅寶經》經文的開始亦雲：“如是我聞，一時佛住南海濱楞伽山頂”。上述《大史》的記載是屬真實，還是傳說，我們暫且存疑，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即佛教正式傳入蘭卡之前，蘭卡接受佛教的影響是難以排除的。 佛教正式傳入蘭卡是在公元前3世紀中葉。當時，阿育王和目犍連子長老派遣阿育王的兒子摩哂陀(Mahinda，又譯作瑪享德)“去教化楞伽島”，與他同行的還有目犍連子長老的四個弟子、沙彌須末那和居士盤頭迦。他們到達蘭卡後，受到天愛帝須國王的隆重接待，把他們請進王城，“引進後宮供養”。摩哂陀“在楞伽島的兩個地方，用本島語言進行說法”。②(《大史》第14章。)而後，因要求聽聞佛法的人越來越多，國王就把自己的御花園“大雲林園”，“布施給僧團”。③(《大史》第15章。)於是摩哂陀就在國王的支持下在大雲林園建造了斯裡蘭卡歷史上的第一座佛寺“大寺”；並在大寺中修築戒壇，為國王的外甥等56位年輕人授戒，斯裡蘭卡歷史上有了第一批僧人。這就是佛教在蘭卡正式傳播的開始。 摩哂陀在斯裡蘭卡布教48年。他在天愛帝須國王的支持下，在全國各地建造佛寺，度人出家；他派人從印度請來了佛的鎖骨捨利和佛缽，在都城建造塔寺安放；他還在塔寺組織了斯裡蘭卡佛教史上第一次佛經的結集，把他從印度帶來的以口頭相傳的“三藏”典籍用僧诃羅語記錄下來；為了滿足女眾的要求，他從印度請來了他的妹妹尼僧僧伽密多，為女眾傳授比丘尼戒等。通過摩哂陀、僧伽密多的努力，佛教實際上已成為斯裡蘭卡的國教。天愛帝須去世後，斯裡蘭卡經歷了一場動亂，南印度珠羅國的伊拉羅帶兵入侵，並建立了國家。之後，天愛帝須弟弟的後人迦米尼驅逐了伊拉羅，再度統一斯裡蘭卡。迦米尼在位之時(前161～前137)，大興佛教，在大寺內建造了“好像33天一樣富麗堂皇”，以銅板復蓋的“銅宮”；並用畢生精力和財力建造了高100英尺的“金鬘大塔”，供奉佛捨利。這兩座宏偉建築的建成標志著斯裡蘭卡佛教進入興盛時代。 公元1世紀時，斯裡蘭卡的佛教僧團開始出現分裂，分為大寺派和無畏山寺派。大寺派堅持傳統的上座部教義，視戒律為佛法之生命；而無畏山寺派則比較開明。當大乘佛教傳入斯裡蘭卡之後，無畏山寺派則接受大乘方廣派的教義，而大寺派僧人則認為大乘方廣派的教義非佛所傳。經過一番斗爭，國王沃哈裡克下令焚燒了大乘的經書，無畏山寺派處於劣勢。此後，無畏山寺派的部分僧人，為避免再遭打擊，離開無畏山另居南山寺，形成南山寺派。這樣，就形成了以大寺派為一方，以無畏山派和南山寺派為另一方的派系斗爭。在摩诃森國王時(274～301)，無畏山寺派一度得勢，在國王的支持下搗毀了“銅宮”和大寺派的幾十座寺廟，國王還在大寺范圍內修建了祗多林寺，供養南山寺派的一位比丘帝須，南山寺派自此被稱作“祗多林派”。這樣，在斯裡蘭卡的佛教史上就形成了大寺派、無畏山寺派、祗多林派三足鼎立的局面。在此後的3～5世紀時，由於大乘佛教在斯裡蘭卡的深入發展，接受大乘教義的無畏山寺和祗多林兩派的勢力甚至超過大寺派，而兩派的斗爭也始終沒有終止。 在這一時期，在斯裡蘭卡的佛教史上還有兩件大事值得指出。一是佛牙崇拜。摩诃森的兒子雲色王(301～328)在位時，印度羯陵迦國的公主和王子將佛牙捨利秘密地帶到蘭卡，雲色王建佛牙殿供養。此後每年一度，把佛牙從王宮迎請到無畏山寺供養，並舉行盛大的奉祀典禮。當此之時“道俗雲集，燒香燃燈，種種潔事，晝夜不息”。①(法顯《佛國記》。)佛牙的崇奉是蘭卡佛教史上的一件大事，佛牙的出行幾成舉國歡慶的節日。第二件大事是大寺派僧人舉行了斯裡蘭卡佛教史上第二次佛經的結集。這次結集是在蘭卡中部的一個稱作“阿盧寺”(意譯為靈光寺)的寺院中進行的。500高僧依次唱頌律藏、經藏和論藏，然後將全部三藏經文及注釋刻寫在貝葉上，並審閱、核對了100多遍。這次刻寫的經文全部用僧诃羅字，三藏經文用巴利語音譯記錄，注釋用僧诃羅語記錄。這次結集歷時三年三個月多。這次結集在整個佛教史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它比較完整的用文字的形式把南傳佛教的文獻保存下來。5世紀上半葉，出生於印度菩提迦耶的覺音，來到斯裡蘭卡，他在大寺僧人的支持下，先在格蘭塔克拉佛學院學習僧诃羅語，並編著了一部《清淨道論》，獲得了很高的聲譽；而後應大寺長老之請，組織譯場，把用僧诃羅語著述的注釋三藏的典籍全部譯成巴利語，從而完成了巴利文大藏經的全部工程。南傳巴利文大藏經的最終完成，確立了上座部佛教在斯裡蘭卡的主導地位。 6世紀以後，無畏山寺一派逐漸走向衰落，從中分化出以苦行修道為特點的“糞掃衣派”、“村居派”及“林居派”。7世紀以後，隨著密教在印度的興起，密教傳入蘭卡，並在8世紀時興旺起來。我國唐朝弘傳密教的不空，受唐玄宗的派遣，於741年(開元二十九年)與弟子含光等37人赴斯裡蘭卡。他們“同受五部灌頂。空白爾學無常師，廣求密藏及諸經論五百余部本。三昧耶諸宗密印、儀形色像、壇法標幟、文義性相，無不盡源”②(《宋高僧傳)卷1不空傳。)。由此可知當時密教在斯裡蘭卡的流行狀況。蘭卡密教的興旺一直持續到9世紀。 1O～11世紀，斯裡蘭卡又經歷了一次動亂，南印度的珠羅國乘蘭卡的內亂，侵占蘭卡並統治蘭卡長達77年。由於佛教在印度已經衰落，珠羅國亦改奉印度教，他們推行印度教而大肆摧殘佛教，斯裡蘭卡的佛教自此進入衰落時期。公元1070年，南方魯忽奴人維阇耶巴忽起事，趕走了珠羅人，建立了波隆納魯伐王朝(1070～1234)。這一時期，蘭卡的佛教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復。在國王的支持下，佛教的三大派實現了聯合，全國的僧眾重新統一在“大寺”之下，上座部佛教確立了自己一統的地位，教派分裂的時代自此結束。 12～15世紀的300年間，蘭卡的佛教雖處在衰落時期，但仍有四代“巴忽”國王支持和保護佛教，蘭卡的上座部佛教仍在以不同的方式，特別是佛教著述的方式，確保自己的主流地位。這一時期，有被後人歸納為“三皈”、“三妙法”、“五史”(指《佛牙史》、《供養史》、《菩提史》、《捨利史》、《佛塔史》)、《五百五十本生故事》等一大批著作問世。也正是在這一時期，以斯裡蘭卡為中心的上座部佛教開始大規模地走出國門，傳入中印半島，在緬甸，進而在泰國、柬埔寨、老撾等國發展興旺起來。 1505年葡萄牙殖民者侵入斯裡蘭卡，並在一個世紀中占領並統治了蘭卡的沿海地區。當時的蘭卡分為三個國家，南部的科提王國、北方的賈夫納王國淪為葡萄牙的殖民地，只有中部的康提王國保持著獨立和對佛教的信仰。殖民者以摧殘佛教的方式傳播天主教，許多僧诃羅人成了天主教信徒。17世紀中葉荷蘭人取代葡萄牙人，他們又帶來了基督教。繼之，英國殖民者於1796年進入蘭卡，並在20年間攻占了全島，使整個斯裡蘭卡成為英國的殖民地。在西方殖民者長達幾個世紀的統治下，斯裡蘭卡的西部及沿岸地區已基本上成為天主教和基督教的天下，佛教已處在衰亡的邊緣。 然而，傳播了二千多年的佛教必竟在蘭卡已根深蒂固。18世紀初，一位名叫薩拉昂卡拉的康提國年輕僧人，決心要復興佛教。他刻苦學習巴利文，組織“沙彌戒行團”，嚴守戒律，弘傳佛教。在他的主張下，康提國王派出使團到暹羅求法，前後四次，終於在第四次到達暹羅。他們受到暹羅王盛請接待，並與以優婆利上座為首的暹羅使團一起回國。優婆利等為時年55歲的薩拉昂卡拉及數百蘭卡僧人授比丘戒，並因之建立了新的蘭卡僧團。這一僧團因以暹羅僧為戒和尚，以暹羅儀軌受戒，故稱“暹羅派”。12年後，薩拉昂卡拉被封為“僧王”，並親任戒和尚為蘭卡人傳戒。暹羅派的創立標志著蘭卡佛教的復興。暹羅派因受印度教種姓制度的影響，只為高種姓的子弟受戒，遂產生矛盾。另一位年輕的沙彌央納維摩拉帝須，同幾位志同道合者於1799年赴緬甸求戒。他們在緬甸阿摩羅補羅的“金洞”戒壇，由緬甸僧王為他們授戒，而後攜帶著緬甸王所賜經典、袈裟及三位緬僧回到蘭卡。1803年他們在瑪杜河建水上戒壇為四方沙彌授戒，創立了“阿摩羅補羅僧團”。此派在之後還五次派僧人到緬甸受戒，以擴大自己的勢力。 1861年，出生在南方省的因達薩帕，本為暹羅派僧人，因不滿暹羅派內部的爭執，而與自己的同道赴緬求戒。在緬甸，他們在緬僧王的主持下，以羅曼那地區長老任戒和尚，在僧王寺授戒。他們於1863年回國，並於次年在高爾附近的大河口築壇傳戒，創立了“羅曼那”教派。 以上三派教義、儀軌完全一致、都屬於蘭卡大寺派上座部佛教系統。此三派僧團的創立、是殖民統治下斯裡蘭卡佛教復興運動的第一個高潮。 近代以來，佛教復興運動此起彼伏，並帶有強烈的民族解放運動的意義。1848年的反英起義就有僧人參加，起義失敗後，康德帕羅長老被除死。而後相繼建立的佛教組織和佛學院實際上是為宣傳民主，為民族解放和社會進步而奮斗的中心。由於包括佛教界進步僧侶的努力，斯裡蘭卡終於在1948年獲得獨立。國家的獨立也為佛教的復興創造了條件。1956年，班達拉奈克通過競選而出任總理，標志著佛教復興運動的完成。 目前，斯裡蘭卡的佛教已得到完全的恢復，全國有寺院6000多座，僧人25000多人。其內部仍分為暹羅、阿摩羅補羅、羅曼那三大派系，仍保持著上座部佛教的傳統。 二、緬甸的佛教 南傳佛教的另一個傳播中心是緬甸。早在公元前3世紀時，佛教就已傳入緬甸。《大史》所記印度阿育王派“須那和郁多羅二長老到金地”，其“金地”就指今日緬甸及泰國南部的一些地區。有史料表明，在緬甸南部的達通、勃固一帶以至泰國南部的佛統一帶是古代孟族人居住的地區，佛教曾在那裡十分流行，但後來衰落了。在緬甸的中部，在3～4世紀時曾建立過稱作“骠國”的國家，它的都城稱卑謬。據中國史書稱，骠國曾是上座部佛教盛行的國家，所謂“喜佛法，有百寺。……民七歲祝發止寺，至二十，有不達其法，復為民。”(《新唐書·骠國傳》)。在11世紀前的緬甸中部的蒲甘一帶曾流傳過大乘阿利僧派。但以上時代佛教在緬甸流傳的情況，由於史料不多難以作出具體的描述。 能夠對緬甸的上座部佛教作出比較准確的描述，開始於10世紀時建立的蒲甘王朝。蒲甘王朝是緬族人建立的第一個國家。在阿奴律陀國王時(1044～？)，立志弘傳上座部佛教。他定佛教為國教，尊精通巴利文三藏的長老阿羅漢為國師；他下令取締大乘阿利僧派，也淘汰了在緬境流行的大乘佛教、密教及婆羅門教，從而確立了上座部佛教的一統地位；他派團從斯裡蘭卡請回一套完整的巴利文三藏，並與達通一帶流傳的巴利文三藏核對後重新抄錄，珍藏於新建的藏經樓中；他修建了許多佛塔，其中最著名的是瑞德宮大塔。他還創制了緬文，這對緬甸佛教和文化的發展都是巨大的貢獻。 緬甸的佛教與斯裡蘭卡的佛教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當時，有許多緬甸的僧人到蘭卡大寺留學，其中一位是孟族人沙彌車波多。他於1190年與印度僧悉沃利、阿難陀、柬埔寨僧多摩陵陀及蘭卡僧羅睺羅等四位異國僧人一同回到緬甸，在蒲甘城北面的讓烏建蘭卡式的塔寺，稱“車波多寺”，宣揚蘭卡大寺派上座部佛教，從此形成了緬甸佛教史上第一個教派“蘭卡派”，並迅速發展起來。而緬甸原有的僧人則認為，源於須那和郁多羅二長老的緬甸佛教，也是純正的上座部佛教，於是自稱“緬甸派”。再後來，因車波多去世，蘭卡派又分化為悉沃裡、多摩陵陀、阿難陀三派。 13世紀下半葉，元朝蒙古軍入侵緬甸，並於1287年推翻了蒲甘王朝。在元軍徹退後，緬甸出現了北方的阿瓦王朝與南方的勃固王朝對立的“南北朝時期”。在南方的勃固王朝，本就有著上座部佛教的基礎。女王信修浮(1453～1472)，以僧人達磨悉提還俗後為相，而後干脆讓賢給達磨悉提，自己一心事佛。達磨悉提在位20年(1472～1492)。他曾派遣一個由44人組成的僧團到蘭卡學戒，回國後下令全國的僧人都必須按照蘭卡大寺的儀軌，重新受戒，從而統一了緬甸的佛教，結束了緬甸佛教長達300年的分裂局面。 16世紀中葉，居於南方的緬族人德彬瑞蒂統一了下緬甸，建立了東固王朝，並在他的繼任者莽應龍時統一了整個緬甸。東固王朝統治緬甸長達222年。這一時期國家與蘭卡交好，崇尚佛教。 1752年，東固王朝被孟族人推翻，但緬族人阿琅帕維又起兵進行了恢復緬族人統治的戰爭，並重新統一緬甸，建立了貢榜王朝。貢榜王朝時代，上座部佛教的中心實際上已從斯裡蘭卡轉移到緬甸。此時，許多有志於復興蘭卡佛教的蘭卡僧人到緬甸求戒。他們回國後創立了蘭卡的“阿摩羅補羅派”和“羅曼那派”。也是在這一時期，在敏車王(1853～1878)的主持下，2400位高僧在都城曼德勒舉行了一次佛經的結集，把經過校訂的巴利文三藏镌刻在729塊方形的大理石碑上，前後用時5年另5個月。這是緬甸佛教史上一件值得稱頌的大事，此“石經”至今猶存。這次結集被緬甸僧人稱之為佛教史上的“第五次結集”。 自東固王朝始，緬甸佛教內部因如何披搭僧衣而分成兩派。主張僧人外出時披搭袈裟可袒露右肩的一派稱“偏袒派”；主張僧人外出時披搭袈裟必須覆蓋雙肩的一派稱“被覆派”。這兩派的爭淪一直持續到貢榜王朝，前後75年，雖以被覆派的勝利而告結束，但其影響則波及整個上座部佛教圈。在蘭卡的三派僧團中，從緬甸傳入的兩派，堅持僧人外出時一定要披覆雙肩，而自泰國傳入的暹羅派則主張可袒露右肩。在爾後緬甸形成的三派中，哆達摩派主張可偏袒右肩，瑞景派、達婆羅派則主張披覆雙肩。 1885年英軍攻占了緬都曼德勒，次年貢榜王朝的施泊王被俘，緬甸全境淪為英國的殖民地。但信奉佛教的緬甸人民並不甘心自己的殖民地地位，以僧人為骨干掀起了長期的民族解放運動。1906年成立的“緬甸佛教青年會”成為領導民族解放運動的中堅。1921年高僧吳吞摩領導人民開展“不合作運動”；另兩位高僧吳歐德瑪和吳維薩拉為民族解放與殖民者進行了英勇的斗爭並獻出了寶貴的生命。正是由於愛國的僧人和緬甸人民前赴後繼的斗爭，終於在1948年實現了獨立，建立了緬甸聯邦。獨立後的緬甸，佛教的發展進入了高潮。出住第一任總理的吳努全力支持佛教，他的政府成立佛教評議會、宗教部和佛教戒行部三個全國性組織，發展佛教教育，弘傳佛教文化。在他的支持下，由政府出資，於1954～1956年又舉行了“第六次結集”。為了這次結集，在仰光的吉祥山修建了周長600米，高達118米的“和平塔”和“大聖窟”。這次結集，集2500位高僧，歷時兩年，依據第五次結集的“石經”，用各種版本的巴利文三藏詳加校對，然後刷印流通。當結集完成之時，也正是佛涅槃2500周年，全國放假並在大聖窟舉行了由政府總統、總理及各國來賓參加的萬人慶典，成為一時的盛事。在此之後的1961年修訂的憲法還規定佛教為“國教”，雖然緊接著的奈溫政府廢除了國教化的條款，但仍對佛教實行保護的政策。 今天的緬甸依然是一個佛教盛行的國家。全國90％的居民信奉上座部佛教；13萬僧人、2萬余所佛寺分屬三個教派；男子自小都要在寺院中短期為僧，然後還俗；家家供有佛龛，奉佛成為人民生活的一種習慣。 三、泰國的佛教 泰國，古稱暹羅，是中南半島上的重要國家。泰國佛教的流傳亦有著悠久的歷史。印度阿育王派使臣須那、郁多羅二長老所到達的“金地”就包括泰國南部的佛統一帶，佛統地區出土的許多文物都證實了這種情況。紀元前後，在佛統所在的泰國南部曾建立孟族人的國家稱“金陳”，那裡也曾出土了屬於2世紀時的銅佛像。6世紀末建立的以古城佛統為都城的墮羅缽底國，統治泰國南部長達400年之久。這個時代，泰國南部的上座部佛教有了相當的發展，這裡出土的青石佛像、石刻*輪、伏鹿圖、古塔、佛足印等文物都表明了這一點。 13世紀中葉建立的素可泰王朝，逐漸統一了泰國的南方。在國王坤蘭甘亨時期(1277～1317)，修建了阿蘭若寺，派僧人赴蘭卡學習，蘭卡國王回贈以“獅子佛像”和巴利文三藏。他還整頓僧制，建立了僧王、僧伽尊長、大長老、上座四級僧官制，創制了泰文。這一時期是泰國上座部佛教最興盛的時期。 在泰國的北方，10世紀前後並立著三個城邦國家，即蘭那泰、帕堯、哈利奔。1338年，蘭那泰國王孟萊，吞並了其他兩國，建立了以清邁為都城的蘭那泰王朝，又稱清邁王朝，從而形成了與南方素可泰王朝對峙的局面。蘭那泰王朝的初期，佛教受緬甸蒲甘時期的影響，佛教建築多為緬甸式。到哥那王時(1355～1385)，許多僧人到蘭卡學習，回國後傳播蘭卡大寺派佛教，從而使蘭那泰的佛教蘭卡化。發展到三界王時期(1441～？)，修建了著名的大菩提寺，並於1447年在大菩提寺舉行了泰國歷史上第一次三藏的結集。 1350年，素可泰王朝的烏通太守自立為王，定都阿輸陀耶城(華人稱大城)，開創了大城王朝。大城王國與素可泰王朝並立於泰國的南方，歷時400余年。大城國的怛萊洛迦王時(1448～1488)，遷都彭世洛，將原來的王宮改為佛寺稱“吉祥大智寺”，他又在新都建“朱拉摩尼寺”，他自己在此寺出家8個月，並親著《大本生》一書。此後緬王莽應龍曾一度征服了大城王朝，泰國南部成為緬甸的屬國。1590年納理遜王在戰勝緬軍後繼位，中興了大城王朝。在爾後的近200年間，泰國的上座部佛教得到了長足的發展。當時處在殖民統治下的蘭卡的上座部佛教岌岌可危，一批有志於復興蘭卡佛教的僧人到泰國求法。他們在大城受到國王的禮遇，並請泰國高僧到蘭卡傳戒，創立了蘭卡的“暹羅派”僧團。 1767年緬軍攻破大城，大城王朝覆滅。但不久，達城太守鄭信起義，以吞武裡為都城，建立了吞武裡王朝。鄭信建國後，平定國內各派勢力，並打敗緬軍，收復清邁、統一了緬甸，奠定泰國現在的版圖。鄭信大力振興佛教，整頓僧團，收集整理經書，還在攻取萬象時，使一尊原蘭卡王贈送泰王的玉佛失而復得。然而，鄭信的吞武裡王朝只維持了15年，本是他的大將的查克裡(拉瑪一世)，乘鄭信患病之機，處死鄭信及其家屬，自立為王，將王都遷至曼谷，這就是相傳至今的曼谷王朝(1782～？)。 曼谷王朝時代是泰國國家統一，社會安定的時代，佛教也因此走向繁榮和成熟。拉瑪一世時(1782～1809)，在王宮建玉佛寺，供奉那尊從萬象取得的玉佛。他對泰國佛教的重大貢獻是他組織了泰國佛教史上第二次三藏經典的結集。200位高僧和32位博學的居士，在大捨利寺用5個月的時間將巴利文三藏刻寫在貝葉上，並對藏外經典和注釋進行了整理和編輯。他還修訂了泰國法典，使之符合佛法的精神。在這一時期僧王瓦那拉特著《結集史》，總結南傳佛教的9次結集史(前3次在印度，4～7次在蘭卡，8～9次在泰國)。在拉瑪三世時(1824～1851)，他組織高僧將巴利文三藏譯成泰文，他還重修大菩提寺，使之成為泰國佛教文化藝術的弘偉的殿堂。在拉瑪四世時(1851～1868)，他創立了嚴守戒律的貴族僧團“法宗派”，敕建母旺尼域寺作為法宗派的總部，而普通的大眾僧人則稱“大宗派”。自此，僧團分成兩派並沿續至今。拉瑪五世(1868～1910)和拉瑪七世(1925～1934)都對泰國佛教作出過貢獻，他們分別重新校訂巴利文三藏，並用新泰文音譯和紙版印刷的方法，編輯印刷三藏典籍；還創立了“大捨利學院”和“皇冕學院”，成為培養高級僧材和開展佛教學術研究的基地。在泰國佛教史上一件最引入注目的工作是1940年開始的將全部巴利文三藏譯成泰文。這一工作雖然在此前也進行過，但僅限於經藏，且有不少錯誤，這次則是在更正前人錯誤的基礎上進行全譯。這一工作到1952年才全部完成。總之，泰國佛教在曼谷王朝時代，完成了國教化的歷史進程，也逐漸走向成熟。 現在，上座部佛教幾乎是泰國全民信奉的宗教，佛教徒占總人口的95％。全國有佛寺3萬座，佛塔10萬座。泰國的男子一生中都要到寺院中出家一段時間，國王及王室家族都不能例外。佛教內部仍分為兩派，“法宗派”僧人多為王室貴族，所住寺院多為“國寺”；而以平民為主的僧人則屬於“大宗派”，他們所住寺院稱“民寺”，占佛寺總數的90％。此外，在泰國因有華人和越南人，故有屬於大乘佛教的“華宗”和“越宗”。它們也取得了政府的承認，“華宗”有寺院18所，“越宗”有寺院13所。 四、柬埔寨的佛教 現今的柬埔寨王國也是南傳上座部佛教流傳的重要國家。它的歷史可分為扶南、真臘、吳哥和金邊四個時期。 佛教何時傳入今天的柬埔寨，從地理概念上講亦可上溯到公元前三世紀時，須那和郁多羅二長老所到之“金地”，就應包括柬埔寨與泰國南部接壤的地區，但具體情況已難以描述。1世紀時，柬埔寨建立了“扶南國”，我國史書就有關於扶南國的記載。在扶南時期，同時存在著大乘佛教、上座部佛教及婆羅門教，但以大乘佛教最流行。扶南高僧僧伽婆羅、曼陀羅仙在南朝齊梁時代到中國，帶來並譯出《阿育王傳》、《解脫道論》、《寶雲經》等許多經典；我國四大佛教翻譯家之一的真谛，來華前在扶南修學，後隨梁使“赍經論”來華，23年間，譯經64部、278卷。據《續高僧傳》記載，真谛從扶南帶來的經典“幾二百四十甲”，如果譯成漢文可得“二萬余卷”，而他只譯了“數甲之文”。由此可知當時扶南的大乘佛教是非常興盛的。 真臘時代(550～802)，據我國《舊唐書》記載：“國尚佛道及天神，天神為大，佛道次之”。說明當時婆羅門教是官方的宗教，而民間則流傳大乘佛教。 吳哥時代(802～1219)，柬埔寨的宗教仍以婆羅門教為主，阇耶跋摩二世(802～850)死後谥號“帕拉梅斯沃拉”，其意就是“大自在天”。因陀羅跋摩一世時(877～889)，為先祖修建了6座石結構廟宇，成為最早的吳哥建築；其子耶所跋摩王(889～900)在巴肯山麓營建新城，開始了吳哥窟的建設，到蘇利耶跋摩二世時(1113～1150)，國勢強大，興建宏大的吳哥寺，使吳哥窟開始形成規模。吳哥窟的興建一直持續到阇耶跋摩七世時代(1181～1219)，歷時400多年，是柬埔寨最宏偉的宗教建築。也正是在阇耶跋摩七世時，據說國王派自己的兒子多摩陵陀到蘭卡大寺修習上座部佛教，他回國後傳播蘭卡大寺派教義，自此上座部佛教逐漸在柬埔寨發展起來。我國元朝使臣周達觀1292年出使柬埔寨，他回國後寫的《真臘風土記》，比較詳細地描述了吳哥時代佛教流傳的情況。他說：寺院僧人“削發穿黃，偏袒右肩”；“皆茹魚肉，唯不飲酒，供佛亦有魚肉。每日一齋，皆取辦於齋主之家”；“所誦之經甚多，皆以貝葉疊成”；“俗以小兒入學者，皆先就僧家教習，暨長而還俗”；“家家皆佛事”等。從這些記述中可以看到，當時的柬埔寨，上座部佛教已經成為人民的主要信仰。 1431年，泰軍攻陷吳哥城，國王被殺，王太子遷都金邊，至此柬埔寨的歷史開始了金邊時代。在這一時代柬埔寨曾一度成為泰國的屬國，就宗教而言，也完全納入了上座部佛教的體系之中。雖然在19世紀中葉柬淪為法國的殖民地，但上座部佛教一直處於統治的地位。柬獨立後，憲法規定“佛教為國教”，從而使柬埔寨的上座部佛教進入了空前發展的時代。現在，上座部佛教是柬埔寨人民的基本信仰，全國90％的人口是佛教徒，比丘和沙彌近9萬人，寺院近3千所。與泰國一樣，僧團也分為“大宗派”和“法宗派”兩派。大宗派多為平民僧眾組成，人數眾多，法宗派則多為王室貴族出身的僧人組成。柬埔寨男子一生中都要到寺院中出家一段時間．在寺院中學習文化和佛教的知識。 五、老撾的佛教 老撾是位於中南半島中部的內陸國家，四鄰與泰國、緬甸、柬埔寨及我國的雲南接壤，也是上座部佛教流傳的主要國家。老撾歷史上曾長期為扶南、真臘的屬國，所以它的宗教發展的歷史幾乎與柬埔寨相同。在13世紀以前，除本土特有的鬼神和精靈崇拜外，也是一個印度教、大乘佛教等多種宗教並存的國度。13世紀時，柬埔寨已是一個上座部佛教十分流行的國家，所以在此後不久的老撾南掌國法昂王時(1353～1373)，應國王的要求，柬埔寨阇耶跋摩九世派遣20幾位比丘和精通三藏的學者，攜帶一尊稱作“勃拉邦”的金佛像、巴利文三藏經典、菩提樹苗及大量金銀等禮品，以及護送這些禮品的工匠、村民等來到老撾。使團受到法昂王的隆重接待。為柬僧的到來，國王建“波沙曼寺”，並舉行隆重的迎佛大典，還把王都改名為“琅勃拉邦”。如此大規模的舉動不僅傳來了上座部佛教，也使上座部佛教迅速地發展起來。法昂王的繼承者桑森泰王時(1373～1416)，國家穩定，上座部佛教得到進一步發展。他建摩那蘭寺，並鑄造了一尊巨大的青銅佛像供於其中。蘭坎登王時(1416～1428)，建全了僧爵制；維蘇王時(1502～1520)，將巴利文三藏譯為老撾語，並建維蘇寺以供佛捨利。他為了確立上座部佛教的一統地位，曾下令禁止鬼神迷信和精靈崇拜。發展到悉達提拉王時(1550～1571)，首都已從琅勃拉邦遷至萬象。他在萬象建大捨利塔，又稱塔銮。此塔占地數百畝，是至今老撾最大的佛教建築。 老撾上座部佛教的鼎盛時代是在蘇利亞旺薩王時(1637～工694)。這時老撾的上座部佛教幾乎成為中南半島的中心，連泰國、柬埔寨的僧人也要到老撾來留學。他加強僧團建設，全國設正、副僧王，在縣、鄉、村三級設各級僧官。他制定了老撾歷史上第一部以佛法為基礎的法典。 1893年，老撾成為法國的“保護國”。在法國統治的50年中，殖民者雖然極力推行天主教、基督教，但由於佛教在民眾中的不可動搖的地位，老撾人信奉天主教和基督教的極少。1961年的老撾憲法規定“佛教是國教，國王是最高的保護者”。在現今的老撾，上座部佛教幾乎是全民的信仰，有僧人一萬二千多人，寺院近二千所。 六、我國西南邊疆地區的上座部佛教 以上是南傳上座部佛教流傳的幾個主要國家的情況。此外，我國西南邊疆與老、緬接壤的傣族、布朗族、崩龍族、阿昌族、佤族等少數民族聚居的西雙版納和德宏地區，因為地理的原因，也由於自古就與老、緬、泰、柬等國發生著廣泛的經濟和文化的聯系，也成為南傳上座部佛教流傳的重要地區。 上座部佛教何時傳入我國的西雙版納及德宏地區有著不同的記載。有雲，阿育王派使臣向外傳播佛教，就曾到達過包括我國西雙版納在內的“潤國”，但因史料缺乏，難以得到進一步的證明。根據我國的傣文資料，上座部佛教是在7世紀中葉由緬甸傳入西雙版納的，到8～9世紀已在這一地區得到初步的發展。在14世紀時，中南半島諸國已經上座部佛教化，上座部佛教開始全面向西雙版納及德宏地區擴展。大約在14世紀中葉，泰國北部以清邁為中心的花園寺派和蓮花塘派僧人先後來到西雙版納地區弘傳上座部佛教，從而形成了這裡的兩派，即“擺罷”派，也就是蓮花塘派的傣語簡稱；“擺孫”派，也就是花園寺派的傣語簡稱。擺罷派保持了原始佛教的特點，以苦修為主，日中一食，不與世人交往，因此人數較少；擺孫派則戒律比較寬松，寺院建在村中，與村民有廣泛的交往，發展較快。在德宏地區還流行一種宗派稱“擺莊”，據傳是從緬甸傳入的，戒律甚寬，與擺孫派相似。此外，在德宏地區還流行著“多列”和“左抵”兩個派別，他們遵守嚴格的戒律，故僧人人數很少。 13世紀下半葉，隨著上座部佛教的傳入，緬甸文的巴利三藏也傳入西雙版納的傣族地區。13世紀末創制傣文，之後，這些緬甸文三藏就被譯成傣文，並出現了注釋這些經書的傣文佛教著作，形成了傣文大藏經。傣文大藏經與巴利文大藏經的內容基本一致，最大的特點是加進了傣族僧人自己的著作。 我國傣族等地區的上座部佛教與緬泰佛教有著直接的關系，所以沒有根本的區別，但也有自己的特色。 第二節北傳佛教 本章開始已經講到，印度阿育王時代派使臣向四鄰各國傳播佛教，向北到達今天巴基斯坦北部的白沙瓦地區(古稱犍陀羅)、印度西北部克什米爾地區(古稱迦濕彌羅，我國古代稱罽賓)以及尼泊爾(雪山地方)地區；進而向西北發展，進入中亞及西亞地區，有塞琉古王朝(我國史稱條支)、帕提亞(即安息)、巴克特利亞(即大夏)，也就是說，今天的阿富汗、伊朗以及中亞的部分地區都曾是佛教向外傳播的最早的地區之一。公元前2世紀前後，原居我國“敦煌祁連間”一帶地方的月支人被匈奴人打敗後，向西遷移，他們“擊大夏而臣之”，占有錫爾河及阿姆河流域的廣大地區。當時，月支內部分為五部，即休密、雙靡、貴霜、肸頓、都密，稱“五翎侯”(見《漢書·西域傳》)。而後，貴霜部的翎侯丘就卻消滅其他四部，統一月支，自立為王，建立了貴霜王朝，並向南侵占了克什米爾和印度的北部地區。貴霜王朝傳至第三代迦膩色迦王時(約78～120)，定都白沙瓦，國力強大，成為當時地跨中亞及南亞廣大地區的封建帝國。迦膩色迦王效法阿育王崇信佛教，廣建寺塔，興造佛像，並組織了佛教史上第四次佛經的結集。在他的時代，佛教有了很大的發展。在這一時代，在印度的南部和西北部，大乘佛教開始興起，故整個月支貴霜王朝統治的范圍內，不僅廣泛流傳著小乘說一切有部，也同時開始了大乘佛教的傳播。正因為這樣，加之貴霜王朝正處在古絲綢之路的樞紐位置，所以自公元前1世紀始，佛教的小乘說一切有部及大乘佛教就通過貴霜王朝所轄之地區傳向整個古稱西域的地方，其中包括我國新疆地區的古於阗國和龜茲國。 一、西域佛教 1、犍陀羅和罽賓的佛教 貴霜王朝的統治中心犍陀羅和罽賓是小乘說一切有部的活動中心，也是大乘佛教產生的重要地區。王朝初期，在這裡存在東西兩個僧團。犍陀羅的僧團稱西方師，名僧很多，以法勝為最早，他著有《阿毘昙心論》；稍晚，則有協尊者，著《四阿含論》；此外，與迦膩色迦王同時代的有世友，他著有《品類足論》、《異部宗輪論》，法救著《法句經》等，他們二人與妙音、覺音四人號稱“四評家”。另外還有眾護，據說是迦膩色迦王之師。迦濕彌羅的僧團稱東方師，在佛學上的成就也是相當可觀的。自早於迦膩色迦王百年的迦旃延尼子作《發智論》、《八犍度論》後，他的後繼者們又著述了《施設足論》、《識身足論》、《界身品論》、《品類足論》、《集義門足論》、《法蘊足論》等被稱為“六足論”的著作及200卷本的《大毘婆沙論》，使說一切有部的理論體系化。這一時期還出現了一位稱作馬鳴的佛學大師(又稱辨才比丘)，他受到迦膩色迦王的特別重視。據《馬鳴傳》，他本是中天竺人，是迦膩色迦王進攻天竺時，作為條件從天竺請來的。他不僅是佛學大師，還是一位詩人，以他署名的漢譯本著作有《佛所行贊》、《大乘起信論》、《六趣輪回經》等。有部的禅法以有部後期的達磨多羅和佛大先為代表。他們二人都是活躍在罽賓的著名僧人，他們禅法的代表著作是漢譯本《修行方便禅經》。 2世紀時，貴霜王朝地區的大乘佛教也已發展到一個很高的階段。我國東漢靈帝中平年間(184～189)來華的譯經家支婁迦谶，“本月支國人”，他所翻譯的經典主要是大乘經，計有《般若道行品經》、《首楞嚴經》、《阿阇世王經》、《兜沙經》(大乘《華嚴經》的一部分)、《阿閦佛國經》等13部凡27卷(據《出三藏記集》)。這些經典涉及大乘般若、華嚴、寶積及淨土等許多領域。在而後的3世紀時，來華的譯經家中，有著名的支謙、竺法護等人，他們也是“大月支人”，他們譯出的《維摩诘經》、《阿彌陀經》、《漸備一切智經》、《無量壽經》、《密跡經》、《如來興顯經》、《般舟三昧經》等，也都是大乘佛教的重要經典。這些情況都說明了當時貴霜王朝地區大乘佛教已相當流行。 在這一時代受希臘文化的影響，原來本沒有刻造佛像等偶像崇拜的佛教，出現了造像的風潮，形成了獨特的犍陀羅佛教藝術。 2、安息和康居的佛教 在貴霜王朝的西部，是我國古稱“安息國”的地方，約相當於今天伊朗、阿富汗的一些地區；在貴霜王朝的北方是我國古稱“康居國”的地方，大致相當於今日鹹海周邊的中亞地區。1～3世紀時的安息和康居也是佛教流行的國家。我國東漢靈帝建寧年間(168～172)來華的著名譯經家安士高，是“安息國正後之太子”。他在家時就奉佛持戒；“嗣大位”後，“讓國與叔，出家修道，博曉經藏，尤精阿毘昙學，諷持禅經，略盡其妙”(《高僧傳》卷1)。這說明，在當時的安息包括王室貴族都信奉佛教。他來華後所譯經典計34部凡40卷，主要是小乘經，其中《安般守意經》、大小《十二門經》等是介紹小乘禅法的經典；另一部分如《陰持入經》、《四谛經》等則多為《阿含經》的節譯本。這從又一個方面說明當時的安息主要流行小乘佛教。在康居，2世紀以來來華並譯出經典的僧人也不少，如康巨、康孟祥、康僧會、康僧铠等，他們譯出的經典雖然不是直接來自康居，但康居國奉佛也是十分清楚的。 3、於阗和龜茲的佛教 屬於古稱西域的我國新疆的於阗和龜茲地區也是北傳佛教最早傳入的地方。於阗即現在的和田地區，位於古絲綢之路的南道上，與克什米爾即罽賓接壤。早在西漢時代，於阗就已建立國家。《漢書·西域傳》載：“於阗國，王治西城，去長安九千六百七十裡。”據玄奘《大唐西城記》載，於阗的佛教是從迦濕彌羅即罽賓直接傳入的，所謂“昔者，此國佛法未被，而阿羅漢自迦濕彌羅國至此林中，宴坐習定。……王遂禮請，忽見空中佛像下降，授王犍椎，因即誠信，弘揚佛教”。另據藏文文獻《於阗國授記》①(此書漢譯本載王堯、陳踐編《敦煌吐蕃文書選》，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載，佛教是於阗建國的第165年開始興起的。據研究，這一年是公元前77年(又雲為公元前74年)。就是說公元前1世紀時，佛教就已傳入於阗。從當時罽賓作為大月支貴霜王朝的統治中心，而於阗與其接壤的地理環境看，佛教在這一時代傳入於阗是可信的。龜茲是建於古絲綢之路北道上的古國，它的西邊鄰國是安息和康居。據我國史書記載，“元封二年”，即公元前109年就有龜茲國存在，龜茲國向漢朝中央的貢品中有反映佛教的器物(《梁書·劉之遴傳》)。這表明，龜茲地區傳入佛教比於阗還要早。公元l世紀時，於阗和龜茲的佛教已經有了一定的發展，近代以來在這些地區發現過據研究是1世紀時的佛經寫本。但這一時期的佛教因為資料不多難以做出具體的描述。公元3～5世紀的我國魏晉時代是龜茲、於阗佛教發展的極盛時代。《晉書·四夷傳》記載：“龜茲國西去洛陽八千二百八十裡，俗有城郭，其城三重，中有佛塔廟千所”。龜茲佛教藝術的代表，著名的克孜爾石窟寺也正是在這一時代開始開鑿並形成規模。我國佛教史上被譽為四大翻譯家的鸠摩羅什(343～413)就是龜茲人，他的母親是龜茲王的妹妹。當時的龜茲主要流傳小乘佛教。羅什幼年曾到罽賓學習小乘經論，12歲返回龜茲，“於沙勒國誦《阿毘昙》、《六足》諸門、《增一阿含》，及還龜茲，名蓋諸國”(《出三藏記集》)，就反映了這一情況。在羅什成年的時期，龜茲的佛教在羅什等人的帶動下，大乘佛教已取代了小乘佛教的地位而興盛起來。 在於阗，3世紀時是大小乘佛教同時並存。《高僧傳》卷4朱士行傳記載：“魏甘露五年”，即公元260年，穎川人朱士行出家為僧，為“遠迎大品”《般若經》，“發跡雍州，西涉流沙，既至於阗”。在於阗，他果然寫得“大品”《般若經》“九十章六十萬言”。但當他派弟子送經返回洛陽時，於阗的小乘學眾以“惑亂正典”為由，報告國王。加以阻止。經朱士行的努力，證明“大品”經也是佛之大法，大眾信服，遂得以送回洛陽，後由竺叔蘭譯出，名為《放光般若經》。這段記載說明，在當時的於阗，小乘佛教還處在主導地位，受到王室的支持，但大乘佛教也有相當的流傳。發展到4世紀以後，於阗流行的就主要是大乘佛教了。4世紀末，東晉名僧法顯在西行求法的途中，經過於阗，他在《佛國記》中有這樣的記載：“得到於阗，其國豐樂，人民殷盛，盡皆奉法，以法樂相娛。眾僧乃數萬人，多大乘學”。藏文《於阗教法史》①(此書漢譯本亦載《敦煌吐蕃文書選》。)亦雲：“大乘人如馬身之毛，小乘人如馬耳之毛而已。” 5世紀以後，於阗、龜茲地區處於動亂的年代，佛教雖然還在發展，但已處於低潮，而以吐魯蕃為中心的高昌成為新的佛教中心。在唐朝，中央政府已經實現了對新疆地區的統治，安西都護府從高昌遷至龜茲，佛教再度興盛。據《大唐西域記》載，當時的於阗“崇尚佛法，伽藍百有余所，僧徒五千余人，並多習大乘教法”。武則天之時，從於阗取回梵本《華嚴經》，並請於阗高僧實叉難陀來到長安，給予很高的待遇。在實叉難陀的主持下翻譯出著名的80卷本的《華嚴經》。這一時代，來內地的於阗高僧還有提雲般若(天智)、智嚴等，他們亦翻譯了不少經典。這些情況充分反映了當時於阗的佛教仍然十分興旺。同一時代的龜茲及疏勒、焉耆等地區，佛教依然十分流行，但以小乘佛教為主。 進入8世紀以後，由於吐蕃的東進，加之9世紀之後伊斯蘭教的入侵，新疆地區以於阗為中心的西部，佛教逐漸衰落，並最終在11世紀初，因為信奉伊斯蘭教的喀喇汗朝的統治而走向衰亡。在以高昌為中心的東部，佛教因受內地和吐蕃藏傳佛教的影響依然流傳了幾個世紀，盡管伊斯蘭教的勢力在逐漸擴張，佛教存在的地區越來越小，但始終也沒有完全消亡。 二、中國漢地佛教 真正意義的北傳佛教是以中國內地的漢傳佛教為中心。今天北傳佛教流傳的主要國家，如朝鮮的佛教、日本的佛教、越南的佛教等，盡管他們都有自己的特點，但他們的根都在中國漢地。這些國家的佛教不僅是從中國漢地傳入的，就是其使用的經典和尊奉的教義也都與中國漢地的佛教有著不可分割的千絲萬縷的聯系。所以北傳佛教又可直稱為漢傳佛教。 佛教何時傳入中國漢地，我國學術界已經有了一個基本一致的看法，即我國兩漢之際，一批外籍僧人通過古絲綢之路，經西域諸國把佛教傳入我國的漢族居住的地區。我國史書中記載佛教傳入漢地的比較可信的史料，是《三國志·魏志·東夷傳》裴松之注引(魏略·西戎傳》的一條材料。此注文稱： 昔漢哀帝元壽元年(前2)，博士弟子景廬受大月支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經》。曰復立者，其人也。《浮屠》所載臨蒲塞、桑門、伯聞、疏問、白疏問、比丘、晨門，皆弟子號。 這條記載十分明確地指出：在元壽元年(公元前2年)，西漢王朝的一位太學的學生景廬向大月支的使臣學習《浮屠經》。也就是說在公元前後的西漢末年，佛教已傳入中國漢地，並引起一部分人的關注，其中有人開始學習佛教的經書。幾十年後，也就是東漢初年的漢明帝年間(58～75)，由於漢光武帝劉秀的四子、明帝的弟弟楚王劉英的率先奉佛，使佛教在一部分皇室貴族及其親信中得以傳播。《後漢書·楚王英傳》載： 英少時好游俠，交通賓客，晚節更喜黃老，學為浮屠，齋戒祭祀。八年(65)诏令天下死罪皆入缣贖。英遣郎中令奉黃缣、白纨三十匹詣國相曰：“托在蕃輔，過惡累積，歡喜大恩，奉送缣帛，以贖衍罪。”國相以聞，诏報曰：“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潔齋三月，與神為誓。何嫌何疑，當有悔吝。其還贖，以助伊蒲塞、桑門盛馔”。 這條記載指出，不僅作為皇室成員的楚王劉英已經奉佛，而且在他的影響下，在他的周圍已經聚集了一批佛教信徒，這其中有出家的僧人(桑門)和在家的居士(伊蒲塞)。這一比較確實的歷史情況，在中國佛教的史傳著作中也得到反映，這就是“漢明感夢”，遣使求法的記載。《高僧傳·攝摩騰傳》載： 漢永平中，明皇帝夜夢金人飛空而至。乃大集群臣，以占所夢。通人傅毅奉答：“臣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夢將必是乎。”帝以為然，即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往天竺、尋訪佛法。愔等於彼遇見摩騰，乃要(邀)還漢地。騰誓志弘通，不憚疲苦，冒涉流沙至乎洛邑。明帝甚加賞接，於城西門外，立精捨以處之。漢地有沙門之始也。……有記雲，騰譯《四十二章經》一卷，初緘在蘭台石室第十四間中。騰所住處，今洛陽城西雍門外白馬寺也。 《高僧傳》的記載更具體化，它從另一個角度反映了東漢初年佛教在漢地初傳的情況。也就是說，在東漢初年，一批外國的佛教僧人已經來到中國的漢地，並在漢明帝的支持下，在洛陽建起了第一座佛寺即白馬寺，還翻譯了中國第一部佛經《四十二章經》。如果參照《楚王英傳》的記載，佛教史傳中所反映的這些情況應該說是可信的。要指出的是，漢明帝之時的東漢初年，佛教只是在個別地方的初傳，並沒有產生很大的影響。 距漢明帝在位一百余年後的漢桓帝時(147～167)，佛教在中國漢地的傳播出現了一個轉機。這一方面與當時動蕩的歷史環境有關，但更主要的是最高封建當局奉佛和扶植佛教的行為，促使佛教逐漸發展起來，所謂“桓帝好神，數祀浮圖老子，百姓稍有奉者，後遂轉盛”。①(《後漢書》西域傳。)在這一時代，包括緊接著的漢靈帝之時(168～189)，著名譯經家安士高和支婁迦谶來到洛陽，他們第一次把小乘禅學和大乘般若學的經典翻譯介紹到中國漢地，對爾後中國佛教的發展產生了直接的影響。此時，不僅桓帝本人在宮中立“浮屠之祠”，在民間，修寺造像的風氣業已形成。《後漢書·陶謙傳》載： 初，同郡人笮融，聚眾數百，往依於謙，使督廣陵、下邳、彭城運糧，遂斷三郡委輸，大起浮屠寺，上累金盤，下為重樓，又堂阇周回，可容三千許人。作黃金塗像，衣以錦采。每浴佛，辄多設飲飯，布席於路，其有就食及觀者且萬余人。 這條記載表明，在東漢末年，佛教在中國漢地已經有了相當程度的傳播，並在民間百姓中造成一定影響。當時不僅建造的佛寺規模宏大，富麗堂皇，而且諸如浴佛這樣內容豐富的佛教節日活動也已開始流傳。另從《出三藏記集》卷5所錄僧睿的《喻疑》一文所雲“漢末魏初，廣陵、彭城二相出家，並能任持大照，尋味之賢，始有講次，而恢之以裕義，遷之以配說”的情況看，當時的廣陵(揚州)、彭城(徐州)一帶佛教已相當流行，不僅上層官吏中有出家者，而且出家者中的有文化的“賢”者，亦開始了講經活動。發展到三國時代，佛教的傳播有了新的突破。當時“魏境雖有佛法，而道風訛替；亦有眾僧，未禀歸戒，正以剪落殊俗耳，設復齋忏，事法祠祀”(《高僧傳》卷1)。即當時雖然有了眾僧，但還沒有嚴格的佛教律儀，僧人只是剃除了須發，穿上僧衣而已；他們進行的佛事活動，也只是效法當時流行的“祠祀”。中天竺僧昙柯迦羅來到洛陽後，譯出了中國佛教史上第一部律典《僧祗戒心》，並“更請梵僧立羯磨法，中夏戒律，始自於此”。①(《高僧傳)卷1昙柯迦羅傳。)就是說，自昙柯迦羅譯出《僧祗戒心》後，中國漢地才有了出家受戒的制度和真正意義的僧人。在吳地，東漢末年尚沒有佛教，此時也成了外籍僧人的涉足之地。先是天竺人維祗難、竺將炎及月支人支謙等來到吳地譯經，而後則是康居人康僧會於吳赤烏十年(247)來到建業，在孫權的支持下首建佛寺稱“建初寺”，並譯出《六度集經》等。 西晉時期(265～316)，佛教亦穩步地向前發展，地域擴大。外籍來華譯經的僧人著名的有竺法護、安法欽、法立、法炬、無羅叉、竺叔蘭、疆梁婁至等，譯經的地方也從洛陽等少數地區發展到敦煌、天水、長安、廣州、淮陽、陳留、相卅等許多地方。據記載，當時僅洛陽、長安兩地的佛寺就有180所，僧人3700余人(唐法琳《辯正論》)。 佛教的大發展是東晉十六國和南北朝時代。這一時期，佛教在歷代封建帝王的支持下，迅速發展。在東晉，首先是因為帝王的笃信而使佛教深入統治階級的上層，皇室的宮廷成為高僧出入的場所，甚至內宮的太子、後妃也皈依佛教成為佛門弟子。在東晉時貴戚名門與僧眾交往、清談與佛教的結合成為一時的社會風尚。當時首都建康的道場寺和廬山的東林寺成為佛教的兩大中心。在這裡集中了以慧遠、法顯為代表的一大批碩學高僧，進行翻經和著述活動。在北方則是由匈奴、羯、鮮卑、氐、羌等少數民族相繼建立的“十六國”。首先滅亡西晉統一北方的是後趙的石勒。石勒和他的後繼者石虎，在“佛是戎神，正所應奉”的思想指導下，極力崇揚佛教，信奉名僧佛圖澄。佛圖澄在後趙的數十年間“受業追游常有數百，前後門徒幾且一萬。所歷州郡，興立佛寺八百九十三所。弘法之盛，莫與先矣”。①(《高僧傳》卷9佛圖澄傳。)繼後趙之後是氐族的前秦，前秦苻堅時代，出現了名僧道安(312～385)。道安是佛圖澄的弟子。佛圖澄去世後，道安率徒眾400余人至襄陽，先住白馬寺，後創檀溪寺，一住15年，創立了中國佛教史上第一個真正意義的僧團。道安為這個僧團制定了“僧尼軌范”，每日“齋講不倦”，雖“無變化技術可以惑常人之耳目，無重威大勢可以整群小之參差，而師徒肅肅，自相尊重”。②(《高僧傳》卷5道安傳。)道安在襄陽考校經典，整理譯經目錄，著疏作序，著作了對中國佛教具有深遠影響的一大批著作，開創了對中國佛教史具有劃時代意義的“義理之學”，從而成為當之無愧的“德為物宗，學兼三藏”的一代宗教領袖。 繼前秦之後是羌族人建立的後秦。後秦的姚興時代(394～416)，著名的翻譯家、佛學大師鸠摩羅什來到長安。姚興“崇愛三寶”。以“國師之禮”“迎什入關”。羅什在姚興的支持下，在長安組織了一個三千余僧的龐大僧團。這個僧團一方面進行大規模的譯經活動，同時講說新譯經論，探求義理，從而把中國佛教推上了一個前所未有的發展高潮，所謂“自像教東遷，在茲為盛”。①(《高僧傳》卷3“論”。) 南朝宋、齊、梁、陳四代，佛教在中國的南方極度澎漲。據法琳《辯正論》載，蕭梁時代有寺院2016所，僧尼82700人。應該說，這是一個被大大縮小了的數字。《南史·郭祖深傳》如此記述當時佛教的情況：“都下佛寺五百余所，窮極宏麗；僧尼十余萬，資產豐沃。所在郡縣，不可勝言。道人又有白徒(指寺院內供役使的奴僕)，尼則皆畜養女，皆不貫人籍。天下戶口幾亡其半。”就是說，當時僅都城一地就有佛寺500余所，僧尼10萬余人。蕭梁的立國之君梁武帝崇佛達到極點。他為了推動佛教的發展曾四次捨身寺院；他著《斷酒肉文》，以皇帝的權威確定了中國漢地僧眾素食的戒律；他親自講經、注經，“制《涅槃》、《大品》、《三慧》諸經義記，復數百卷”②(《梁書》卷3武帝紀下。)等。 結束十六國，完成統一北方的北魏朝，13代帝王除世祖拓拔焘外，都是崇佛的。北魏初年，天下寺院有6478所，僧尼77258人，而到了北魏末年，僧人人數迅速擴展，有所謂“略而計之，僧尼大眾二百萬矣，其寺三萬有余”。③(《魏書》卷114釋老志。)北魏時代開鑿了著名的雲崗石窟和龍門石窟。開鑿洛陽龍門石窟歷時23年，役人力802366個。魏孝文帝遷都洛陽後，營建佛寺不遺余力，僅都城洛陽就有佛寺一千余所。胡太後在洛陽建造的永寧寺，寺中“九級浮屠”，“高九十丈，有剎復高十丈”，“去京師百裡已遙見之”，④(《洛陽伽藍記》卷1。)“南門樓三重，通三道，去地二十丈，形制似令端門”…。真可謂“金剎與靈台比高，廣殿共阿房等壯”。 中國佛教發展到隋唐時代，已進入了它的鼎盛時期。佛教思想空前活躍，以智□、灌頂、吉藏、慧遠、玄奘、窺基、道宣、法藏、澄觀、惠能、神秀、善導等為代表的一大批傑出的佛教思想家，以對中國佛教獨特的理解和令人欽佩的著述活動，創立了具有世界影響的中國佛教宗派；高麗、日本等鄰國派遣一批又一批留學僧到中國學習佛法，並把完全中國化的佛教帶回各自的國家，從而形成了以中國為祖庭的朝鮮佛教、日本佛教，中國漢地成為真正意義的北傳佛教的中心。這一時期，在佛教寺院的建造、石窟寺的開鑿、佛像的雕塑、佛教典籍的翻譯和著述，以及佛教對世俗文化生活的影響等各方面，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這一切，使佛教在隋唐時代的政治、經濟、社會生活及文學藝術各個領域中產生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成為一種不可取代的意識形態和社會力量。正因為這樣，到唐代中葉佛教的發展已成一發而不可收拾之勢，有所謂： 九州山原，兩京城阙，僧徒日廣，佛寺日崇。……今天下僧尼，不可勝數，皆待農而食，待蠶而衣；寺宇招提，莫知紀極，皆雲構藻铈，僭似宮居。①(《舊唐書》卷18武宗記。) 遂引起一場唐武宗發動的“廢佛”事件。這次廢佛，除保留一部分“精妙者”，如兩京的慈恩寺、薦福寺、西明寺、莊嚴寺外，拆除了“寺四千六百余所，還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收充兩稅戶；折招提蘭若(小寺)四萬余所，收膏腴上田數千萬頃，收奴婢為兩稅戶十五萬人”。②(《舊唐書》卷18武宗記。)從這一組數字中足見當時佛教在社會生活中的影響。 唐末五代以來，中國漢地佛教雖然再沒有出現過如中唐以前那樣備受朝廷重視，澎勃發展的興旺情勢，甚至統治者還不時地發布有關建寺、度僧的限令。但是，這只是個別的情況，宋以後的中國封建統治者並沒有放棄對佛教的支持和利用，如北宋初年的太祖太宗時代就作了幾件對中國佛教說是很大的事，一件是派使臣在益州(成都)雕刻大藏經板。這就是中國佛教的第一部刻本大藏經《開寶藏》。《開寶藏》不僅開了中國刻藏史的先河，它的影響還波及四鄰地區的契丹、西夏，甚至到達高麗。在此後的兩宋年代，國內外接連進行了《契丹藏》、《金藏》、《高麗藏》、《崇寧藏》、《毗盧藏》、《圓覺藏》、《資福藏》、《碛砂藏》等漢文大藏經的雕印。這是中國佛教史上值得一書的大事。第二件是宋太宗在太平興國年間(976～984)在京城設譯經院，請天竺僧法天、天息災、施護等譯經，譯經284部、758卷，宋太宗還親撰《新譯三藏聖教序》，成為一時之盛事。這不僅使中斷了一百余年(唐憲宗元和六年811年至此)的譯經事業得以恢復，也是中國譯經史上的最後一個高潮。第三件是宋太宗派內侍張廷訓、張仁贊分別到五台山和峨眉山造金銅文殊菩薩像和金銅普賢菩薩像，重建五台十寺和峨眉五寺①(《佛祖統紀》卷43。)，從而在官方的支持下促成了中國佛教四大名山信仰的形成。這一最高統治者對佛教支持的政策，在同一時代的遼、金諸帝，以及此後的元、明、清諸代帝王都是一樣的，沒有根本的改變。在遼、金時代，在最高當局的支持下，繼承隋唐，基本完成了《房山石經》的雕造及《契丹藏》、《金藏》的刻印；元朝的第一代君王世祖忽必烈，以“護法”自稱，對佛教護持有加。《佛祖歷代通載》的作者念常，以數千字的篇幅“敬錄”元世祖崇信三寶、供養眾僧、重整大藏等“以弘教為己任”的事跡。②(《佛祖歷代通載〉卷22。)明朝的開國之君太祖朱元璋，在建國初年即十分關注佛教，大力整頓教務，將全國寺院區分為禅、講、教三類；共同修習《心經》、《金剛》、《楞伽》；建立全國及地方的四級僧官制，按級給俸；頒布《申明佛教榜冊》等，約束僧人行為等等，基本上確立了明清時代管理佛教的模式。有明一代，在帝王主持下官版大藏經的雕造就有洪武朝的《南藏》和永樂朝的《北藏》；在清朝，在雍正朝又組織了規模弘大的清《龍藏》的雕造。正因為歷代帝王的信奉和對佛教的扶植，佛教發展的勢頭一直沒有減弱。在北宋的真宗朝有僧397615人，尼61240人；仁宗朝有僧385520人，尼48740人；南宋高宗朝有僧20萬。①(《佛祖統記》卷53。)元朝世祖時代，據官方統計，全國有寺院42318所，僧尼合計213148人。②(至於十八年宣政院的統計。)明朝沒有記載，清朝初年有寺79622所，僧尼118907人。③(《太清會典》卷l5。)但到了清朝末年全國僧尼約有80萬人。④(太虛《整頓僧伽制度論》。) 以上是佛教傳入中國漢地及中國漢地佛教的基本情況，因為下章還要專章講述，這裡只述其概貌。 三、朝鮮佛教 紀元前後，在今天的朝鮮半島同時存在著三個國家，朝鮮史稱“三國時代”。在朝鮮半島的北部，與中國大陸接壤的地區是高句麗國，在半島南方洛東江流域地區是新羅國，而在漢江流域地區立國的稱百濟。佛教正是在朝鮮的“三國”時代從中國內地先後傳入半島的三個國家。 高麗僧一然所著《三國遺事》記載了佛教初傳三國的歷史情況： 小獸林王即位二年壬申，乃東晉鹹安二年晉孝武帝即位之年也，前秦符堅遺使及僧順道，送佛像經文。又四年甲戌，阿道來自晉，明年已亥二月，創肖門寺以置順道，又創伊弗蘭寺以置阿道。此高麗佛法之始。 這種記載還見於《海東高僧傳》、《三國史記》。就是說在半島的三個國家中最早傳入佛教的是北方的高句麗，時間大約在4世紀中葉的372～374年間。 據《三國遺事》記載，佛教傳入百濟是“第十五(《僧傳》雲十四，誤)枕流王即位甲申(東晉孝武帝大元九年)，胡僧摩羅難陀至自晉，迎置宮中禮敬。明年乙酉，創佛寺於新都漢山州，度僧十人。此百濟佛法之始”。東晉孝武帝大元九年，是公元384年。關於這條記載，史家沒有異議。 但說及新羅何時傳入佛教，記載就很不明確，比較可信的說法亦是《三國遺事》的記載，該記載雲： 第十九衲祗王時(417～458)沙門墨胡子自高麗至一善郡，郡人毛禮於家中作堀室安置。……又至二十一毘處王時，有我道和尚。與侍者三人，亦來毛禮家，儀表似墨胡子，住數年，無疾而終。其侍者三人留住，講讀經律，往往有信奉者。 據《三國遺事》的作者一然分析，此處所雲“墨胡子”和“我道”是同一人，“墨胡子”是就其相貌而言。依此記載，佛教傳入新羅最晚，約在公元5世紀時。 1、三國時代的佛教 三國時代，佛教初傳，故流傳情況的記載不是很多。僅從不多的記載中知道，佛教自傳入高句麗後，即受到幾代帝王的重視，到十九代廣開土王(392～412)即位的第二年，在平壤建造了九座寺院。廣開土王五年(396)，東晉僧昙始“赍經律數十部往遼東宣化”①(《高僧傳》卷10昙始傳。)，這對推動高句麗佛教的發展起了相當的作用。發展到二十五代平原王時(559～589)，高句麗出現了一位高僧義淵，他受丞相王高德的派遣，入華問法。當時北齊都統法上“所部僧尼二百萬，而上綱紀將四十年”。他向義淵宣講了佛教初傳的歷史，回答了義淵的問題。②(《海東高僧傳》)義淵回國後，成為在高句麗弘傳佛教的“法門梁棟”。與義淵同時，還有一位著名的高句麗僧人僧朗，他在南朝齊時來華，在攝山棲霞寺師事法度，梁武帝時曾派十僧向他學習“三論”，被稱為“攝山大師”，成為中國三論宗的先驅。中國南朝時代，來華求法的高句麗僧人還有許多；同時，在這一時代，佛教通過高句麗僧人傳到日本。 百濟佛教在中國的南北朝時代也已發展起來。百濟僧人不僅通過高句麗不斷來華學習漢地佛教，還遠涉重洋，到印度求法。其中最著名的是謙益，他在印度五年“赍梵本阿毘昙藏及五部律歸國”。入華求法僧，先有發正在“梁天監中”來華，在中國一住三十余年；稍晚有名僧玄光，於南朝陳時來華，“求中土禅法”，得南岳慧思大師印可，“密授法華安樂行門”。①(《宋高僧傳》卷18玄光傳。)玄光回國後，建道場，弘傳天台教門。在當時的百濟“僧尼寺塔甚多”。②(《周書》卷19百濟。) 新羅佛教傳入最晚。相傳法興王時代發生了一場爭論，王“欲興佛教”，但群臣反對，近臣異次頓為弘傳佛法寧肯自己被殺，從而感動了君臣，從此歸信佛教。③(《三國遺事》卷3。)發展到6世紀中葉的真興王時(540～575)，入華求法的高僧陸續回國，帶回佛捨利及經論典籍，佛教開始興旺起來。 2、新羅王朝時期的佛教 進入中國的隋唐時代，成批的新羅留學僧來到中土，學習佛法，據學者根據中國僧傳著作統計，隋唐時代來華的新羅僧人有117人。這些留學僧人回到新羅直接推動其佛教的發展。從半島形勢說，7世紀下半葉，新羅借助唐軍的軍事勢力，滅亡了高句麗和百濟，統一了半島，結束了“三國時代”。這一統一的國家局勢也為佛教的發展創造了條件。這一時代半島的佛教可以說進入了它的興旺時代，不僅踴現了如元曉、義湘等一大批義學名僧；同時還出現了如阿曲縣的“靈鹫山”、溟州海邊的“洛山”和溟州的“五台山”等這樣具有本土化的佛教信仰，反映了當時半島的佛教發展已經相當深入。 這一時代，入唐求法的高僧們返回半島後，創立了與中國漢地佛教大體相同的佛教宗派。首先是華嚴宗。它的創始人應是入唐求法僧義湘(625～702)，他與元曉同行入唐，元曉中路返回，義湘渡海入中國後，至長安投終南山至相寺智俨門下，學習華嚴教義，與唐代中國華嚴宗的實際創始人法藏為同學。義湘在唐十年，於唐儀鳳元年(677)回國，在文武王的支持下，在全國建華嚴道場10處，“開演華嚴，宣揚法界”，成為新羅華嚴宗的實際創始人，被尊為海東華嚴宗初祖。義湘的著作有《華嚴一乘法界圖》、《大華嚴十門看法觀》、《法界品鈔記》。義湘門人有稱“十大德”者。 元曉亦是與新羅華嚴宗有著密切關系的著名僧人。元曉29歲出家，曾與義湘結伴入唐，但中路“雨夜”悟道，返回本土。此後名聲越來越大，為新羅之“十聖”之一。元曉一生著述有86種，涉及面相當廣，但他學說的根本還是華嚴學，元曉有關華嚴的著作有《華嚴綱目》、《華嚴經疏》、《華嚴經宗要》等，他的華嚴學被稱為“海東宗”、“法性宗”。 圓測(613～696)是新羅王子，15歲來長安，修習經論，後師事玄奘，成為玄奘的著名弟子，他雖老死於洛陽佛授記寺，但他的唯識學在國內的影響很大。他死後，新羅學僧道證、勝莊等回國，傳揚圓測的法相唯識思想，發展到道證的弟子太賢時，法相唯識一宗已有相當的傳播，故太賢被稱為新羅的“瑜伽祖”。太賢的著作已發現有52種，僅次於元曉，是新羅的三大著作家之一。 禅宗傳入新羅也很早。根據記載，在新羅時代由於留學學僧人數較多，故所傳禅宗南宗一系形成許多門派，所謂“禅門九山”。九山是：1．迦智山派，創始人道義，他在唐37年，為百丈懷海門下。2．實相山派，創始人洪陟，入唐後在馬祖道一門下智藏處學禅，歸國後在智異山創實相寺，傳馬祖系禅法。3．曦陽山派，創始人智诜(824～882)，屬黃梅道信之旁系，在曦陽山建鳳巖寺傳禅。4．桐裡山派，創始人惠哲，憲德王六年(814)入唐，文聖王元年(839)回國，在武州洞裡山的大安寺傳禅，形成洞裡山派。5．鳳林山派，創始人玄昱(787～868)，興德王二年入唐(828)，回國後住南岳實相寺。發展到弟子審希時(855～923)，在昌原郡建鳳林寺傳法，形成此派。6．聖住山派，創始人無染(800～888)，唐長慶初年入唐，在唐25年，會昌五年回國，受到新羅帝王的禮遇，在熊川聖住寺傳法，門下弟子二千余人。7．阇崛山派，創始人梵日(810～887)，興德王時(826～835)入唐，參學於馬祖道一的弟子鹽官齊安大師門下，隨侍6年；後又到青原系藥山惟俨處求學，得其印可。會昌六年(846)回國，應溟州都督金公之請住崛山寺，形成一派。8．師子山派，創始人道允，唐長慶五年(825)入唐，師從馬祖道一的弟子南泉普願。在唐二十余年，於唐大中元年(847)回國，住“楓岳”，參學者眾多，到弟子折中時，移居江原道原州郡師子山，遂形成一派。9．須彌山派，創始人利嚴(870～936)，於唐昭宗乾寧三年(896)入唐，投洞山良價弟子雲居道膺門下，後梁乾紀元年(913)回國，高麗朝太祖待以師禮，並敕令在海州擇靈地構精捨居之，即須彌山廣照寺，形成一派。 與上述華嚴、法相、禅宗的傳入同時，密宗和淨土宗也從唐朝傳入半島。從當時新羅佛教的情況看，它是處於中國漢地佛教全面向半島移植的時期。 3、高麗王朝時期的佛教 進入五代及北宋時期，半島的政治形勢發生了新的變化，高句麗舊地建立後百濟、後高句麗政權，與新羅並立，史稱“後三國”。公元918年，後高句麗的將領王建自立為王，國號高麗，並在此後的十幾年中消滅了新羅、後百濟，再度統一半島，開始了朝鮮半島歷史上的高麗王朝(918～1392)。 高麗王朝的歷代帝王都崇奉佛教。文宗時(1047～1082年)國家下令允許每戶有三子者可令15歲以上的一子出家。這一時代國家賜給寺院大量土地，如文宗時一次加賜大雲寺良田一百頃。這些寺院的土地享有免稅特權。正因為帝王的建寺度僧及賜田等支持佛教的行為促使僧人人數急驟增加，寺院經濟迅速發展，佛教的影響日益擴大。 這一時期，高麗佛教與漢地佛教仍保持著密切的關系。天台宗早在唐代就傳入半島，大量的天台教文在半島流傳。經五代戰亂，這些天台宗經籍在漢地失傳。吳越王錢□遣使赴日本、高麗“求之”，高麗派名僧谛觀攜天台教文到吳越。這些典籍的回傳對宋代天台宗的“中興”起了很大作用。高麗文宗朝時，文宗的第四子僧人義天入宋求法。義天帶來了漢地已失傳的許多典籍，如華嚴宗的《華嚴經搜玄分齊通智方軌》、《華嚴經探玄記》、《華嚴經疏》等。義天入宋後，除修學華嚴、戒法外，最主要的是師從杭州天竺寺慈辯大師從谏學習天台教義，並親赴天台山參拜智顗祖師塔。義天在宋14個月，高麗宣宗三年(1086)回國，帶回章疏3000余卷。宣宗大禮迎接，令住興王寺。肅宗二年(1097)，落成國清寺，義天為第一任住持，開講天台教法，受學者千余人，開創了高麗的天台宗。 高麗時代的初期，由於天台宗的流傳，禅宗曾一度沉寂，至明宗、熙宗時代，出現了一位高僧知讷(1158～1210)。他創立定慧社，以松廣山吉祥寺為基地，以《壇經》為根本經典，修禅說法，門下弟子不計其數。吉祥寺熙宗改稱“曹溪山修禅社”，曹溪宗由此得名。曹溪宗的成立使高麗時代的禅宗達到鼎盛。知讷之後，直到高麗朝滅亡，曹溪一宗的法脈一直沒有中斷，16代傳入中的慧谌、混元、天英等都曾被封為國師。 高麗時代佛教的另一件大事是《高麗大藏經》的雕造。顯宗時代在國王的主持下，開始大藏經的雕造，到文宗年間完成，刻經1106部5048卷。這是《高麗藏》的初雕藏。此藏經板奉安於八公山符仁寺，高宗十九年被蒙古軍燒毀；高宗二十三年(1236)再雕大藏經，至三十八年(1251)完成，雕經1512部、6791卷。這就是《高麗藏》的再雕藏。此藏經板現藏伽耶山海印寺。《高麗藏》是北宋《開寶藏》的復刻藏，是極為珍貴的版本。 4、朝鮮王朝時期的佛教 1392年，高麗朝的武臣李成柱自立為王，建立了朝鮮史上最後一個封建王朝——朝鮮王朝(1392～191O)。 李氏朝鮮王朝時代，佛教發展的大環境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李氏王朝除第一代太祖仍崇尚佛教，尊曹溪宗自超為王師，以天台宗祖丘為國師，並進行印經，飯僧等佛事活動外，從第二代太宗起就一改以往崇佛的政策，施行崇儒排佛，下令限制佛教寺院的數目，全國除法定的242個佛寺外，其他寺院的土地和奴婢一律充公。這一削減寺院的政策也使在高麗時代流傳的佛教的11個宗派削減為7個，即曹溪宗、天台宗、華嚴宗、慈恩宗、中神宗、總南宗、始興宗。同時太宗還取消了任命王師、國師的制度，嚴格了出家的度牒制。發展到世宗時代，又進一步把7宗合並為禅宗和教宗兩宗，限定禅寺18所，住寺僧人1970人；教寺18所，住寺僧人1800人。佛教被進一步削弱。進而，在成宗之後(1470～？)，禅教兩宗在都會的寺院盡皆被廢，兩宗實際上名存實亡。僧人們在這種形勢下，為了保持佛教的一線生機，只好退居山林，所以學者們稱這一時代的佛教為“山僧佛教時代”，其特點是沒有宗派的無宗山僧集團，他們被禁止出入城市和都會，僧人的地位極其低下。然而，有一千多年發展歷史的朝鮮佛教其生命力極強，僧人們在困境中頑強地維護著佛教的命脈。他們中的一部分人專心修禅講經，形成“理判僧”；另一部分人則專門經營寺院，以維護教團的存在和發展，稱“事判僧”。他們都對朝鮮佛教的繼續存在和發展作出了貢獻。 1591年，日本豐田秀吉入侵朝鮮，並於第二年攻陷漢城。名僧休靜(1520～1604)動員全國僧人參戰，義僧軍數千人，與名將李舜臣、明將李如松、鄧子龍等協同作戰，在收復平壤、開城和漢城的戰斗中立下了戰功。抗倭戰爭的勝利，拯救了國家，也拯救了佛教，休靜成為朝鮮時代中興佛教的一代高僧。休靜有弟子1千余人，他去世後，四大弟子惟政、彥機、太能、一禅為首形成西山門下的四大派。與休靜的西山派同時，還有以善修為代表的教派。他們共同影響了近代韓國佛教僧團的形成。 5、近代朝鮮佛教 1876年日本強迫朝鮮簽訂《江華條約》，1910年又迫使改國號的大韓國簽訂《日韓合並條約》，日本正式占領朝鮮。亡國環境中的朝鮮佛教，解除了僧人入城的禁令，佛教開始有了一定的恢復，但又受制於日本殖民政權。 目前，因朝鮮南北分裂，在北朝鮮設有佛教徒聯盟中央委員會，有寺院60余所；在南韓，佛教更加盛行，主要分兩大宗派，一是曹溪宗，尊高麗時代的知讷為創立者，以松廣寺的“曹溪山修禅社”為本山，最高首領稱宗正，有寺院1315所，僧人13000人，信徒據說有450萬。另一派稱“太古宗”，創於1970年，以高麗時代的太古善愚為宗祖，有寺1601所，僧人2300余人，信徒一百多萬。此外，還有圓佛教、真言宗、佛入宗、淨土宗等許多小教派。 四、日本佛教 佛教何時傳入日本，一般有兩種說法：一種是“私傳”說，即日本繼體天皇十六年(522)漢族移民司馬達止來到日本，在坂田原建草堂供奉佛像，此為日本有佛教之始(《扶桑略記》)；另一種說法為“公傳”說，即日本欽明天皇七年(538)朝鮮百濟聖明王派使臣到日本，向日本朝廷獻釋迦金銅像及幡蓋經文等，天皇“敕授蘇我稻目宿祢大臣，令興隆也”(《上宮聖德法王帝說》)。目前日本學術界普遍認定公傳說的538年為佛教傳入日本的始年。 1、日本佛教的初傳時代 日本佛教的發展得力於用明天皇之子聖德太子(574～622)。他在推古天皇時，以皇太子身份“攝政”，“行天皇事”。在他的時代制定了“十七條憲法”，其中的第二條明確提出“笃信三寶”。這表明崇信佛教並以政令的方法推行佛教已是當時日本最高當局的基本政策。正是在聖德太子時，日本第一次派使臣小野妹子出使隋朝，隨行有“沙門數十人來學佛法”。此後又連續四次遣使。他們不僅在中國學習漢文化和政治制度，也全面地在漢地學習中國佛教。聖德太子本人師事高麗僧惠慈，學習大小乘典籍，並撰述《勝鬘經義疏》、《維摩經義疏》、《法華義疏》。這對推動佛教的傳播與發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正因為上述原因，在聖德太子時代佛教得到迅速的傳播。在推古三十二年(624)時，在全國有佛教寺院46所，僧尼1385人。 聖德太子死後，孝德天皇第一次設年號“大化”(645)。大化二年(646)頒布革新诏令，經過半個世紀，在日本形成了以天皇為首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制國家。這就是日本歷史上的“大化革新”。在大化革新年代佛教又有了新的發展，持統天皇六年(692)，全國佛寺已增至545所，國家設全國性的僧官稱“僧正”，其下設僧都。在孝德天皇時還任命“十師”主持興隆佛教的事務。 2、奈良時期的佛教(710～794) 天明天皇和銅三年(710)遷都平城(奈良)，開始了日本史上的奈良時代。此時正當中國的唐朝盛世，大批在唐的留學僧回到日本，他們在唐朝佛教的直接影響下，傳播並形成了奈良時代的“六宗”，即三論宗、成實宗、法相宗、俱捨宗、華嚴宗、律宗。這六個佛教宗派都有自己的傳承法統和傳法的基地。如三論宗，它的初傳是曾入隋“受嘉祥吉藏三論之旨”的高麗僧慧灌。慧灌到日本後奉旨住元興寺，曾任僧正。慧灌的傳人福亮是漢人，曾師從吉藏，再傳智藏的弟子道慈，於大寶元年(701)入唐，“究三論之旨”；養老二年(718)回國盛傳三論，被日本三論宗奉為三祖。他所住持的西大寺也是日本三論宗傳法的中心之一。 成實宗即講論《成實論》的一派僧人。天武天皇時(673～686)百濟僧道藏來到日本講《成實論》，著《成實論疏》16卷。此書成為此後成實宗人講論《成實論》的基本教科書。 法相宗是日本僧人道昭傳入日本的。道昭(629～700)在孝德天皇時(653)入唐，師事玄奘，齊明天皇六年(661)返歸日本，以元興寺為中心弘傳法相宗義理。此為日本法相宗的第一傳。第二傳為智通、智達，他們於齊明天皇四年(658)入唐，從玄奘學法相宗義，回國後也在元興寺弘傳法相宗。三傳是來日本的新羅僧智鳳、智鸾、智雄，他們奉命入唐，從玄奘的再傳智周修學，回國後以興福寺為中心傳法相宗義；四傳稱玄□，元正天皇養老元年入唐，也從智周修習法相，太平七年(735)回國，也在興福興弘傳法相宗。在日本佛教史上，前兩傳稱“元興寺傳”，後兩傳稱“興福寺傳”。 傳播華嚴宗學的是新羅僧審祥。他在日僧良辨的請求下在金鐘道場講《華嚴經》，這被認為是日本華嚴宗的正式創始。審祥本人曾入唐從中國華嚴宗實際創始人法藏學華嚴宗義。日本華嚴宗尊審祥為初祖，尊良辨為二祖。在奈良時代，東大寺是華嚴宗的中心道場。 律宗傳入日本較晚，正式傳入者是著名的唐大和尚鑒真(688～763)。唐天寶元年(742)日僧榮睿、普照在唐留學，敬仰鑒真的律學造詣，請他“東游興化”。鑒真決定親赴日本，但一連五次都失敗了。第五次東渡日本時鑒真雙目失明，且已是64歲的老人。但他並沒有灰心並終於在天寶十二年(753)第六次東渡時，成功地到達日本，同行者有弟子法進、昙靜等24人。到達日本後的鑒真，在日本天皇的支持下先在奈良東大寺建戒壇，為皇室成員以及沙彌440余人授戒；而後天皇把新田部親王的舊宅贈給鑒真，鑒真在此建唐招提寺，成為他傳戒的道場。此後又在下野的藥師寺和築紫的觀世音寺建戒壇。經過鑒真的努力，中國的律宗被移植於日本。 奈良時代佛教的另一大事，是在國家的主持下建東大寺和國分寺。東大寺稱“總國分寺”，前後用時10年。與此同時在全國建國分寺。這些寺院都有一定的封戶和土地，如東大寺有受施土地100町，可墾荒地4000町，封戶7500戶。 3．平安時代的佛教 桓武天皇延歷十三年(794)遷都平安(今京都)，開始了日本史上的平安時代(794～1192)。平安時代中日文化和佛教的交往十分頻繁，遣唐使及留學僧往來不斷；日本朝廷在政治改革的同時，加強了對佛教的監督和管理，檢校僧尼、整肅寺規、清理寺產，並禁止向寺院施捨土地等。同時朝廷則鼓勵對佛教義理的闡釋。這一時期，奈良時代的佛教六宗如法相、三論等都有所發展。這一時代與奈良時代不同的是出現了兩個新宗派，即日本的天台宗和真言宗。 日本天台宗的創立者是名僧最澄(767～822)。他12歲在奈良大安寺出家，年20在東大寺受具足戒，後獨自上北方的比睿山結庵修行，誦《法華》諸經，以“上求菩提，下救眾生”的菩薩行為追求之目標。他在比睿山的修行引起天皇的注意，受到召請，並因此而出名。而後他在比睿山建一乘止觀院。唐德宗貞元二十年(804)最澄上疏天皇請求入唐求法，天皇以“天台法華宗還學僧”的名義派最澄入唐。最澄一行首先到達唐明州(寧波)，後在台州龍興寺拜見修禅寺座主道邃，從受天台教法。而後又登天台山，從湛然的弟子行滿受法。在以後的日子裡，他學習了天台、密宗、禅宗和大乘戒法，於貞元二十一年(805)回國。回國後，他上疏天皇，請求在奈良六宗之外“更加天台法華宗”，得到認可。在這種情況下，他完備了比睿山一乘止觀院為中心的教團及其讀經、修行的各項制度，完成了日本天台宗的創立。 日本天台宗以《法華經》及智顗的“天台三大部”為基本經典，以中國天台宗的“五時”、“八教”的判教說和“一念三千”、“三谛圓融”的理論為基本教義。但同時又形成了自己的特色，這就是台密合一、教戒一致的教義及護國的思想。所謂台密合一，即在天台宗教義的基礎上，規定《大日經》、《孔雀王經》等密教經典為本宗的“護國真言”，信奉者必讀；同時按密教儀軌舉行灌頂和進行修法。這種台密合一的教法經弟子圓仁、圓珍等人的發展，形成了日本的“台密”。所謂“教戒一致”，即只承認大乘戒，認為以《四分律》為依據的戒律是小乘戒，從而把奈良六宗一律貶斥為小乘。所謂“護國”思想，即認為他弘傳天台宗的根本目的是為了“積福滅災”、“鎮護國家”，因而特別重視以“護國”和“滅災”為目的的祈禱、誦經和修法。 日本的真言宗是與空海的名子聯系在一起的。空海(774～835)出身豪族，自幼隨舅父學習儒家經典，亦涉獵佛書，因受密教經典《虛空藏求聞持法》的影響，在20歲時投石淵寺勤操出家為僧。後讀《大日經》，不解其義而決心入唐求法。延歷二十三年(804)他與最澄等一起隨遣唐使臣渡海赴唐。到達長安後，投於青龍寺不空弟子惠果門下，受胎藏界和金剛界灌頂並修習密教經典和儀軌。惠果去世後，於日本大同元年(806)攜帶142部密教典籍等回到日本，先住築紫的觀世音寺，第二年入京獲准傳布密教，並以京都北的高雄山為傳布密宗的基地。自此標志著真言宗的創立。弘仁十四年(823)嵯峨天皇把京都的東寺贈給空海作為真言宗的根本道場，此寺又仿唐青龍寺稱“教王護國寺”。因空海以東寺為傳法中心，故其所傳密教又稱“東密”。空海所傳真言宗影響較大，他去世後形成多種門派，主要有“廣澤六流”，即以廣澤的遍照寺為傳法中心的一派；“小野六流”，即以小野的曼荼羅寺為傳法中心的一派。 空海的真言宗直接源於漢地的密宗，但又有新的發展，有自己的特色，主要表現在判教說方面。他著《辨顯密二教論》，認為《大日經》、《金剛頂經》是法身佛所說，是深奧秘法，而其他經典則是應、化身佛所說，是“顯略逗機”，即佛依據眾生的根機所說的淺顯的道理。他著《十住心論》，把一切教法按信奉者心境分為十種等級，把真言宗擺在了最為深奧第一的位置。 與最澄的天台宗和空海的真言宗同時，淨土信仰在平安時代也開始流行。這種念佛往生西方的法門是在天台宗內部形成的一種法門，其代表人物有空也(903～972)、源信(947～1017)、良忍(1073～1132)等。 4．鐮倉時代的佛教 平安末期，以直接經營莊園的莊官、郡司、土豪為代表的武士階層興起，並逐漸形成了以皇室後裔出身的兩大武士集團，一是以源氏為首的關東武士集團，一是以平氏為首的關西武士集團。最初平氏集團一度掌握政權。日本永壽三年(1184)源氏的源頼朝以鐮倉為政治中心，發兵入京，並在第二年消滅了平氏集團，實際掌握了全國政權。建久三年(1192)源頼朝受任“征夷大將軍”，標志著鐮倉幕府執政時代的開始(1192～1333)。 這一時代日本佛教的最大特色是形成了一些具有民族特色的宗派，同時從中國傳入了禅宗。 淨土宗是鐮倉時代建立最早的新宗派，創始人源空(1133～1212)。源空4歲出家，13歲上比睿山學天台三大部，15歲受戒，三年後師事黑谷睿空，睿空為他起了源空法號。此後他廣讀淨土經疏，著《往生要集》等，確立以善導的《觀無量壽經疏》為經典依據的口稱念佛法門。建元九年(1198)，他與弟子證空、真觀等編著了《選擇本願念佛集》一書，標志著日本淨土宗的創立。 源空淨土宗的中心教義是口稱念佛，認為“往生之業，念佛為本”，只要口稱南無阿彌陀佛名號，就可獲得佛的一切智慧與功德，往生西方極樂世界。源空淨土宗的這一教義簡單易行，故迅速地在日本傳播開來。源空死後，由於弟子們對他所傳教義的不同理解和闡釋，出現了許多流派、主要的有一念義派、多念義派、西山義派、鎮西派、九品寺派等。 在源空眾弟子中影響最大的是親鸾。親鸾所創淨土真宗雖為源空淨土宗的一個支派，但在其後的發展中，實際上已成為與源空淨土宗相區別的一個獨立的宗派。親鸾著《教行信證》一書闡釋並建立了自己的教義體系。源空注重口稱念佛之“行”，而親鸾則是以“信心為本”，注重於“信”。他認為，對彌陀淨土及其願力的信心即“一心”，才是“真正報土之真因”。另一個區別是“惡人正機”說。所謂“正機”即正因，認為阿彌陀佛發大願所要拯救的主要對象是“惡人”。“惡人”，主要指農民、漁民、獵人、武士、商人等，他們在從事生產勞動和經營活動中必然要“殺生”；自然惡人也包括犯十惡、五逆之罪的人，親鸾把自己也劃入“惡人”行列。此外，在“信心為本”的教義下，淨土真宗不強調出家，也不重視修持，不禁止娶妻生子和食肉。親鸾如上的這些主張使淨土真宗得到了很大的發展。 與淨土宗有關系的另一個重要派別是一遍的時宗。一遍(1239～1289)13歲出家，原名智真，初學淨土宗西山派，修習稱名念佛法門。在多年的潛心修行中，形成了自己獨特的見解，並將自己的這一獨特的見解概述為“六字名號一遍法”。六字即“南無阿彌陀佛”。他認為只要念“南無阿彌陀佛”一遍即可往生西方極樂世界，原名智真的他自此也以一遍自稱。一遍的信徒被稱作“時眾”，而其教團則稱為“時宗”。 日蓮宗是鐮倉時代創立的另一個具有鮮明民族特色的，以創始者日蓮的名字命名的日本佛教宗派。日蓮(1222～1282)今日本千葉縣人，出身漁民家庭，12歲時師事家鄉清澄山寺僧道善，16歲從道善出家，初名蓮長。在出家以後的十余年間，他先後到鐮倉、京都、比睿山、高野山等大寺中游學，研習俱捨、成實、律宗、法相、三論、華嚴、真言、天台以及禅宗等諸家的學說，積累了豐富的佛學知識，並逐漸形成了自己的佛學觀點。日本建長五年(公元1253年)他回到家鄉，面向他昔日的師父及僧眾第一次演講了他所創立的新的法門。他提出《法華經》是一切佛法中之最高經典；“妙法蓮華經”五字經題具足一切佛法，唱念此經題即可成佛，同時批評其他諸宗。這是被日蓮宗看作立教開宗的大事，他自此也改名日蓮。由於他的觀點觸犯了各宗各派，特別是淨土宗，他遂遭到驅逐，師父也與他斷了關系。之後，他在名越的松葉谷建庵室傳法，每日誦念“南無妙法蓮華經”經題，引起信眾的注意，發展了最初的一批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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