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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耀中教授:以圓融姿態面向新挑戰的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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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圓融姿態面向新挑戰的佛教

上海師范大學人文學院  嚴耀中

21世紀是多元化的社會,這必定包括多元化的宗教。21世紀又是開放性的世界,這就意味著各種不同的宗教有著空前接觸的機會。這樣就對佛教帶來了新的挑戰。

宗教間接觸的增加,對每一個現存宗教而言,是機會也是挑戰。就機會而言,因為所有的宗教都有共通之處,即它們的功能在於對人的關懷,尤其是終極關懷。宗教通過這種關懷,在生死河之彼岸構築一個世界,來賦予現實世界中生活的意義。這種生死河兩岸間的聯系,是通過因果律來實現的,從而在社會中起著一種道德源泉的作用。正因為如此,所有的宗教都可以說是殊途同歸,相互之間可以互助聲勢,相互借鑒,和平共處,以福利人間。應該說,這也是目前世界宗教界的一大趨勢。中國的宗教,由於中國社會的特殊性,很早就產生了這樣的模式,那就是有名的“三教合一”。中國歷史上,盡管佛、道、儒三家之間也常有矛盾與摩擦,但基本上是起著互補的作用。事實證明,這種模式對各方都是有益的。

有一種商業現象,一種類型的商家同聚在一條街,合成一個集市,不僅不會生意被搶走,反而是更好了。這是因為一來彼此之間雖有競爭,但能促進各自改進自己的經營方法、服務質量與產品等等;二來同類商店集合在一起,造成聲勢,托起市氣,能吸引更多的顧客,營業額會大大增加,結果造成大家共贏的局面。當然,如果彼此不注意自律而展開惡性競爭,甚至不擇手段,那會皆輸或導致毀滅。當今這個世界,它的多元化與開放性,是與西方文化密切相關的,而西方文化在本質上是一種商業文化,所有在這種文化支配下的多宗教相處,和中國歷史上的三教共處是有所差別的,其共處的原理與商業有共通的地方,所以說了上面的例子。這是我們要注意區別的。

中國社會面臨著一種新的考驗,即既要在經濟開放的同時也吸收西方文化及其理念,也要堅持傳統,保持中華自身的特色,是一個不容易把握的難題。中國佛教由於長期與中國社會的互相融合,已經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所以當前中國社會面臨的難題,同樣是中國佛教所面臨的難題。如何很好地解開這個難題,就是對中國佛教的新挑戰。

如何挑戰都會是機遇,中國佛教如果能夠找出適應這新形勢的辦法,那麼不但可以在中國現代社會裡更好地發揮作用,甚至還能走出國門,就像隋唐時期的佛教,在世界上發揮起作用,利教也利國。

當然這只是事情的一個方面。事情的另一方面是,西方的文明也是基督教文明,早先的基督教是有著原教旨主義底蘊的,因此歷史上有過十字軍東征和宗教裁判所,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在1483至1820年間曾審判了三十多萬人,其中以火刑處死者就有十余萬人之多。可見其原教旨主義情緒之強烈。現代化了的基督教雖然走向平和與開放,開始具有現代宗教的特征。但歷史基因是不會輕易消失的,當西方文化本著其在經濟和政治,乃至軍事上的強勢,來推動全球化步伐時,這種基因還會時而冒頭的。

原教旨主義的出現是因為不同的宗教根據它們的教義,不僅各自的彼岸世界有所不同,而且到達各自彼岸也有著不同的途徑。這些途徑的基礎,則是它們的行為准則。由於宗教的規范與約束是宗教道德力表現的一種重要形式,它不僅僅是凝結教團本身的紐帶,也是它與別的宗教教團和社會群體的分界線,因此從某種程度上說,宗教的規范愈是嚴厲細致,其與別的宗教教團及社會群體的界限與壁壘也就更為分明。把這種建築於教義上的行為准則看得高於一切,就必然會導致排他性的唯我獨是。這亦是一切原教旨主義兼備道德至上與意識不寬容的雙重特征的原因所在。西方文化的優越感是很容易把自身的行為准則當作是一種普世原則,而凌駕其他文化、其他宗教的行為准則之上的,因此其在現代條件下,以某種形式復活其原教旨主義內核,也並不是天方夜譚。

商家聚集在一條街上,雖然符合了大家的共同利益,但對具體的每一個商家來說則都面臨著淘汰危機和弱肉強食的殘酷,因此競爭也是非常激烈的。如果某一商家想一枝獨秀,就會遭到別的商家的拼命抵抗,這種情況在商業界也是司空見慣的。從全球的角度看,宗教之間發生這樣的情況並非沒有可能,當宗教與現實的經濟和政治利益過分結合時,當不同的宗教都把自己的規范和教義推崇得至高無上時,彼此之間就會產生劇烈的沖突,甚至你死我活。這種宗教原教旨主義的危害,就是當今世界上大多數沖突與戰爭或多或少都帶上程度不等的宗教色彩之原因所在。

佛教與其他宗教相比有著特殊的情況。就佛教而言,因為大乘佛教的“法我皆空”和“權用即方便”等教義,以及“把戒律當作實現目的手段,此外不感興趣。如果目的可以直接達到,那麼手段,即戒律是可要可不要的”的觀念,對可能有的佛教原教旨主義來說未免是釜底抽薪。可以說,佛教是最早認識到“人人具有不同的宗教信仰,但精神修養上存在某種相似的道德准則”。所以中國佛教有頭陀行,有戒行昭著的僧侶,甚至不斷有焚身供養的事例,但是形成不了類似原教旨主義那樣的勢力。傅偉勳先生說:“在所有宗教(甚至哲學)之中,佛教最能免於理論獨斷性或宰制性,最具思維開放性與融通性,易與其他宗教進行對談溝通,借以謀求自我改善、自我創新。”這是很有道理的,因此在佛教的歷史上,從理論到實踐,從未有過類似“聖戰”一類的東西。相反,佛教顯示出“非常重要的協調性,使得不同的觀念協和起來,可以有不同的教派,這些教派都有各自的律藏”。而且佛教能在“方便”的名義下,接納與融合其他文化或宗教,並以此向各地傳播,一如其在中外的歷史所昭示。

中國的佛教則更具有平和性和融合性。它本著“能為此世、他世順益,故名為善”的觀念,認定現實所具有的合理性,所以早期佛教規范的宣揚溶匯人中國傳統的觀念,隨後又受到中土的禮制與法制的影響。佛教進入中土後,“凡本土固有之思想、學術、傳說、風俗、習慣,皆一容留而不相犯”,而這些要素都會影響對僧尼行為舉止的規范。如南北朝初慧琳主張:“道之以仁義者,服理以從化,帥之以勸戒者,循利而遷善。”宗炳則以“積不善之家有余殃”來說不殺生的道理:“夫活人而慶流子孫,況精神為殺活之主,無殃慶於後身乎?”《魏書·釋老志》則將兩者比附,以求相通:“其修心則依佛、法、僧,謂之三歸,若君子之三畏也。又有五戒,去殺、盜、*YIN*、妄言、飲酒,大意與仁、義、禮、智、信同,名為異耳。”又《梵網經菩薩戒本》卷下雲:“既得戒已,生孝順心、恭敬心,見上座、和上、阿閣黎、大同學,同見、同行者應起承迎、禮拜、聞訊。”行文中將原是平等的禮敬變成等級的禮敬,從而與中國的禮制合拍。於是也有“義孝沙門”等名號出現。這樣,就展開了“三教合一”的進程。其實佛教還曾融合過摩尼教和祆教以及眾多的民間崇拜,而三教合一使佛教表現了強大的融合性,使它全面地融人中國傳統文化與中國社會。

所謂傳統就是歷史的積澱,中國佛教的歷史賦予它融合力的優良基因,去面臨新的挑戰。現在,一方面是科學技術和經濟貿易的發展使全球關系變得更為緊密,世界變得更小;另一方面,中國的改革開放使它和整個世界的聯系日益廣泛。這種情況對佛教來說是一個重新的考驗,即在新的條件下,面對新的文化沖擊,佛教是否還能保持其傳統的融合力,使自身更具有適應性和生命力。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全球化的一個側面是利益關系的緊張,在宗教文化上則是原教旨主義的新泛濫。當今世界上大多數的沖突中,都可以找到原教旨主義的影子,所謂恐怖主義在很大程度上是宗教排他趨向的暴力極端化。牟宗三先生說得好,“西方人未考慮圓教的問題,西方人光想建立各自的系統,並且堅守自己的一套而排斥其他的宗教(凡是宗教,總是排他)。假定一個宗教有很多套,那麼這每一套所表示的宗教都不是圓教。在佛教卻注重圓教之問題”。以圓融的姿態面向彼此紛爭不息的諸色宗教,正是佛教高出其他宗教之處,也是消解宗教原教旨主義的一劑良方。

佛教雖然本身沒有,更不主張原教旨主義,但樹欲靜而風不止,巴米揚大佛的被炸,泰國北部佛教徒的被屠殺,恐怖主義有時候也會找上門來。不過這對佛教來說,機遇還是大於挑戰,因為當前的原教旨主義並非主要針對佛教,佛教完全可以冷靜觀察,做好准備,發揮它平和圓融的特長。

目前,中國社會正賦予佛教新的使命,因為佛教中的精華無可置疑地能列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范圍,為社會的凝聚、道德的發揚起好新的作用,這中間也包括對外來宗教文化進行揚棄。因此讓我們共同努力,在新挑戰面前發揮佛教的積極因素,從而對人類作出新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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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以此功德,莊嚴佛淨土。上報四重恩,下救三道苦。惟願見聞者,悉發菩提心。在世富貴全,往生極樂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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