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佛學走出佛教之門
劉仙和
我提出讓佛學走出佛教之門，或許很多人會覺得唐突，甚至會認為是荒誕之言，然而我憶念偉大的覺者——釋迦牟尼佛說法四十五年之中，總是當機說法，於是我還是冒昧地提出這麼一個觀點，並將實踐中的體驗告知同道，以求大德證明。
由於我前些年在本地區的縣、市委擔任過領導職務，如今又被調進地委機關擔任部門領導工作，平常所接觸的同事、朋友或者同學，大多是些領導干部，在迎來送往的公務活動之中，領導干部更是占多數。在我與他們的交往當中，我有一個基本的、或者說是大體相似的感覺，即初與我交往，或多年未見面重又接觸，他們對我這樣一個長期從事黨務工作的黨政干部素食學佛深為不解，但只要我向他們廣說佛學，宣講佛經之後，絕大多數人都會驚訝道：萬萬想不到佛學裡面居然還有這麼多的科學道理，佛學裡面居然還會有天文學、生理學、醫學、心理學、邏輯學以及政治、經濟、法律等學問。於是多數人由此萌發想來親近佛學的善念。我也隨緣送了不少的佛經、佛學書籍與他們。這中間有不少人從此走上了學佛的正信之路。這樣的事一次又一次地在我身旁發生，由此我不得不產生疑團：對具有二千多年歷史的佛學為什麼那麼多人會如此陌生？為什麼對中國社會的發展，對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產生過重大影響、作出過重大歷史貢獻的佛學，那麼多領導干部會感到生疏？我以為除了歷史上極左路線所造成的過錯之外，人們長期以來把佛學簡單地等同於佛教，把佛學局限於佛教是有很大關系的。由於長期形成佛學就是佛教這麼一個概念，人們對博大精深、浩如煙海的佛學寶庫不去發掘，加之極左錯誤的長期籠罩，使得佛學這一人類的寶藏難以閃耀出指導人們認識宇宙、認識生命、解脫自身、求得自由圓滿的光芒。這無疑是我們的一大悲劇。
應該說，佛學和佛教是密不可分的，沒有佛學不可能有佛教，佛教對佛學的形成、發展又是極其重要的基本力量。但作為一門學問的佛學和一種依這種學問為教理組織起的宗教組織，兩者之間是有相對的獨立性的，我今天提出讓佛學走出佛教之門正是基於這麼一個觀點。表面看來，時至今日把佛學與佛教相對而提，沒有什麼現實意義，其實事實並非如此，我也是有感而發。我以為把佛學與佛教相對區別，讓佛學走出佛教之門，是有利於佛法的弘揚的。如我所接觸到的很多干部中，由於受影響，很多人都想學習佛學，但其中相當一部分人又怕涉及到個“教”字，怕因此產生許多與自己身份不相宜的問題。對此，我曾以毛澤東說過的：“我贊成有些共產主義者研究各種教的經典，研究佛教、伊斯蘭教、耶稣教的經典，因為這是個群眾問題，群眾有那麼多人信教，我們要做群眾工作，我們卻不懂宗教，只紅不專。”去壯他們的膽，但飽經風霜的人們深知偉人一時的主張，與實際政策有很大的差別，再加上政策的規定與實際執行又有差距，這種寬慰作用不大。有的干部與我談及佛學時輕言細語，左顧右望，唯恐會有他人聽見而言說其它。還有的干部看佛經、佛學書籍尤如看禁書一般，藏頭收尾的。而我後來以佛學不是佛教、學習佛學不等於信教之類的觀點去開示，以此觀點理直氣壯地去宣傳、去說明，效果就比較好。有的人由此輕便入學，由淺至深，當一旦從佛學中獲得智慧以後，余下的問題他們完全可以自己把握。
我提出佛學與佛教有相對的區別，並主張佛學走出教門，著力在我周圍的干部中弘揚佛法，我是從世間流行的效益觀點來考慮的。這樣的實踐使我感到一是入門效益高，如有一次我與一位縣委副書記在省城開會，同居一室，他見我夜裡打坐，由此發問，我便隨機向他宣說了佛法，他十分感興趣，隨即也提出一個佛教的問題，我如是闡明了佛學與佛教的關系，他當即要我陪他去書店，結果他那次一下子就買了40多元的佛學書籍，並在會議期間就頗有興致地讀了起來。二是弘法效益高，領導干部學習佛學與普通百姓學習佛學相比，無論從佛法的弘揚，從護法的角度上講，還是從莊嚴佛土、淨化人生的角度來論，效益都要高得多。一位地委書記曾親口對我說：“我以為佛學講的許多精神，與黨提倡的許多主張是一致的。如佛學中的‘普度眾生’，與我們黨所提倡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本質是一致的。”我為此感到很高興。他有如此認知，如此善念，自然會融在他的從政實踐中，一位地委書記的社會作用自然非普通平民所能及。
我提出佛學走出佛教之門，並非是指責佛教強把佛學占為己有，獨居寶山。在我國，多年來佛學只在佛教內流傳，甚至遭到毀滅性的劫難，這是中華民族的共業所致，無可責備。但我如今提出讓佛學走出佛教之門的觀點，也並非是說佛教界沒有一點責任，至少千萬居士們應盡自己的一切方便，讓佛學從教門中走出來，廣傳社會，進入千家萬戶，度化眾生。
世界上一切事物均為因緣所成，我今生有緣受到佛法的恩惠，並有緣使佛法在廣大干部中流傳，有緣使更多的領導干部從佛法中得到法雨的滋潤，我今後還要這樣做下去，為佛法的光大，為眾多的干部親品佛法的甘露味，為提倡人間佛學、淨化佛土而奉獻今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