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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如法師:僧祐律師評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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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祐律師評傳
湛如
閩南佛學

  一、前  言
  兩晉南北朝是中國佛教發展史上一個非常重要的階段。首先,佛經翻譯事業有了長足進展,到公元五世紀的六朝前期,譯出佛經多達702部,1493卷,一代宗師道安提出“五失本”、“三不易”的譯經原則,為許多譯經大師所恪守。隨後,南有佛陀跋陀羅,北有鸠摩羅什,將中國譯經事業推向新的高潮。其次,佛教義學蓬勃發展,般若學與玄學相互影響,六家七宗獨步當時,不久涅槃佛性學說也流行甚廣。還有儒,釋,道三教的本末同異之爭,夷夏白黑之論,神滅與不滅,沙門敬王者與否之訟,一時佛教界異常活躍,百家爭鳴。能夠在六朝時代把譯經和義學這兩方面成就加以總結,記錄,起了繼往開來作用的就是僧佑律師。本文從生平著述及在佛教史上的地位加以概述。


  二、生平著述  
  僧佑(445—518),《高僧傳》卷十一有傳,俗姓俞,祖籍彭城下邳,父世移建康。幼小時隨父母入建初寺禮拜,歡喜踴躍,忘返留連,父母只好答應他的請求,允許在寺內出家,奉僧范為師。到了十四歲時,又投定林上寺法達門下。《高僧傳》上說:“達亦戒德精嚴,為法門棟梁,佑師奉竭誠。”①受具足戒以後,又受業於法穎,法穎是當時的律學名匠,僧祐隨侍,盡心鑽研二十余年。“竭思鑽求,無懈昏曉,遂大精律部,有邁先哲。”①
  法穎逝世(齊建元四年,482)後,永明年中(483—493)竟陵王蕭子良常邀請他開講律學,由於他精究律部,辯解入微,因此聽眾常七、八百人。又奉齊武帝敕,往湖州、蘇州等地去試簡僧眾,並開講《十誦律》。所得的信施,都用來修洽建初定林諸寺,並在兩寺造立經藏。從此以後,在他後半生數十年中,廣開律    席,對律部的弘傳,厥功甚偉!同時僧祐還精通工藝技術,《高僧傳》上記載:“祐為性巧思,能目准心計,及匠人依標,尺寸無爽。故興宅、攝山大像,剡縣石佛等,並請祐經始,准畫儀則”由於戒德高嚴,博學多才,在齊梁兩代,備受朝野崇敬。《高僧傳》上說:“今上深相禮遇,凡僧碩疑,皆敕說審決。
  年衰腳疾,敕乘與入內殿,為六官授戒,其見重如此。”不僅深受朝廷禮遇,同時在佛教界也望重當時。
  開善寺智藏,是梁代著名的三大家之一,“皆崇其德,素請事師禮”。弟子多至一萬一千余人。梁天監十七年(518)五月圓寂於建初寺,年七十四,僧祐一生的主要著述有《出三藏記集》十五卷、《弘明集》十四卷、《釋迦譜》五卷、《薩婆多部相承傳》、《十誦義記》、《世界記》五卷 、《法苑集》十卷、《法集雜記傳銘》十卷。以上八種著述,他曾名之為《釋僧祐法集》,並親自作序說:“竊有堅誓,志是大乘,頂受方等,游心四含。加以山房寂遠,泉清松密,以講席間時,僧事余日,廣訊眾典,或專日遺餐,或通夜繼燭,短力共尺波爭馳,淺識與寸陰競冕……仰禀群經,傍采記傳,事以類合,義以例分,顯明覺應,故序釋迦之譜,區別六趣,故述世界之記,訂譯經,故編三藏之錄,尊崇律本,故铨師資之傳,彌綸福源,故撰法苑之編,護持正化,故集弘明之論,且少受律學,刻意毗尼。……即禀義先師,弗敢墜失,標括章條,為律記十卷,並雜碑記撰為帙。總其所集,凡有八部。冀微啟於今業,庶有待於來津。”以上八部著述,編集了許多古記遺文,保存了豐富的佛教資料。現存只有《釋迦譜》,《出三藏記集》、《弘明集》三部,其余五種均佚。


  三、《出三藏記集》
    1、撰寫因緣:
  《出三藏記集》前面有作者自序,說佛教自漢代傳入後,佛典翻譯,自後漢末安世高,支婁迦谶創始以來,譯經漸多,在傳譯過程中同經題口,譯文相異的現象,一些佛經被展轉傳鈔卻又不知它們的譯者及譯出的年代,最初的完備經錄為道安所作的《綜理眾經目錄》,此後又譯出大量新經,“時競講習,而年代人名莫有诠貫,歲月逾邁,本源將沒。”⑦為了使後人對譯經有清楚的了解,“佑以庸淺,豫憑法門,翹仰玄風,誓弘大化,每至昏曉誦持,秋夏講說,未嘗不心馳巷園,影躍靈鹫,於是牽課羸志,沿波討源,綴其所聞,名曰《出三藏記集》”⑧。僧祐於齊梁間以定林寺、建初寺造立經藏寫一切經的因緣,在道安錄的基礎上,旁考諸目“訂正經譯”,撰寫成書,它是現存經錄中最古的一種,並還轉載道安等錄的重要材料,而保存了佛家經錄的原始面目。
  2、《祐錄》的組織結構
  全書共分四個部份:一、《撰緣記》,二、《诠名錄》,三、《總經序》,四,《述例傳》。僧佑在自序中說:“緣起撰,則原始之本克昭;名目诠,則年代之目不墜,經序總,則勝集之時足征,列傳述,則伊人之風可見。”⑨
  (一)《撰緣記》一卷,記經典的結集和翻譯的來源。引《大智度論》,《十誦律》,《菩薩出胎經》,敘述世尊出世後由迦葉阿難結集的緣起及經過。同時還談到了經典在翻譯中的梵漢音義同異問題,認為在譯經史上,鸠摩羅什及其弟子,昙無谶、佛陀跋陀羅譯經質量均屬上乘。主張文體文質相宜,“文過則傷艷,質甚則患野。”⑩最後則例舉新舊譯經中對幾個名稱的不同譯法,如世尊曾譯“眾祐”,菩薩譯作“扶薩”等等。
  (二)《诠名錄》四卷:這是全經的正宗部份,審訂載明自東漢初傳譯《四十二章經》以來至梁天監三年(504)為止,譯出的佛經450部,1867卷的目錄、卷數,譯者,譯出的年代。因對所依據的道安舊錄有所增訂,一律稱為“新集”。內容是1、《經論錄》,2、《異書經錄》,3、《安公古異經録》,  4、《安公史譯經錄》,5、《安公涼土異經錄》。6、《安公關中異經錄》,7、《律分五部記錄》、8、《律分十八部記錄》,9、《律來漢地四部敘錄》,10《續撰失譯雜經錄》,11、《抄經錄》,12、《安公疑經錄》,13、《疑經偽撰雜錄》,14、《安公注經及雜經志錄》,在十四錄中,標題安公的基本上保存丁道安舊錄的原來撰述,而加以補訂。其余也都是按照《安錄》的規模加以擴大。所補訂《安錄》的七錄,內容是(A)《經論錄》,這是全錄的主要部份,所有譯本都厲於有譯的。
  其中共舉出譯人十七人,從辛靈時開始,漢末有:安世高、支谶、支曜,安玄、佛調、康孟祥。三囯時有:支謙、康僧會,朱士行,由西晉到寧康時有:竺法護,聶承遠、達摩羅剎、安文惠、帛元信、竺叔蘭、法炬、法立,共譯出246部、459部。
  但是在上例十七家當中,朱士行雖然找到了《放光》,但不是由他譯出,不能把他算在譯家之內。達摩羅剎的意譯就是竺法護,所以名字重復,再加上安文惠,帛元信只是竺法護的助譯,不能算為譯家。然而這些都無傷大雅,並不影響道安整個著述的謹嚴態度。僧佑又對於這些譯本,都參照其它經錄,注出異同並補缺,又標明當時有本或缺本。另外於法立以前補出張賽等七人,法立以後補出衛士度等55人,增錄了許多經典。
  B、《古異經錄》:這裡收錄的經典,為古代的遺文,基本上都是單篇譯出,沒有譯者的名字,共92邪,92卷。
  C、《失譯經錄》:也是譯者姓名不詳。這一類經《安錄》原列有131種,但經名簡略,未列卷數。僧佑均加以整理,注出異名、出據,存缺,並從《安錄》注經末移來11種,12卷,確定為142部,147卷。
  D、《涼土異經錄》:失譯經存在於涼土的共59部、79卷。
  E、《關中異經錄》失譯經存在於關中的,共24部,24卷。
  F、《疑經錄》共有疑經26部,;並有一個小序,說明這些經典的可疑之故。
  G、《注經錄》道安自己所注釋的群經,共21種,35卷。僧佑又補入雜著經錄等五種六卷。
  此外,僧佑擴充了《異經錄》的編制而續成《異書經錄》和《鈔經錄》,又續撰《失譯雜經錄》、《疑經偽撰雜錄》,又將列入《經論錄》裡灼律藏譯書本源,別為律分五部記等三錄,以上十四錄共收經目2162部, 4328卷,比《安錄;》增加1500余部,3300余卷。但他所搜羅到的寫本和參照的經錄;側重南方,因地區的限制,偏疏遺漏在所難免,對北方的所譯經遺錄尤多。
  (三)《總經序》共七卷,收錄經序,後記120篇,這是研究各個時代的譯經背景,譯者、經過,佛經內容、流傳情況等重要參考資料,例如《四十二章經序》記述了漢明帝派使者赴印求法的傳說。康僧會的《安般守意經序》介紹此經的內容及他的理解,並介紹了譯者安世高的簡歷和他本人的師承關系。我們可以從道安寫的序可了解他在後秦主持翻譯《P可含經》及其單品經、阿毗昙戒律的情況,並可以了解他的佛學主張。從羅什的弟子寫的序可對以後秦翻譯大乘般若,中觀學派的著作情況有所了解。這部分還收錄宋朝陸澄《*輪目錄》,齊競陵王蕭子良《法集錄》、僧舶《法集總目錄》、《世界記目錄》、《薩婆多部師資記目錄》、《法苑雜緣原始集目錄》、《十誦義記目錄》,《法集雜記銘目錄》及序言。這些書均已夫失,但通過這些目錄和序可對佛教傳入中國後的主要著述情況有所了解。這種體裁,創見於此書,價值極大,無疑是一種佛藏提要,保存了大量資料。
  (四)《述例傳》三卷,這是漢地現存最古的高僧傳記,敘述翻譯大師與義解沙門的生平事略。此中又分兩類:前二卷主要著錄西域譯師如安世高,支婁迦谶,共22人。後一卷載記中國僧人法祖等共10人,這些資料大多被寶唱《名僧傳》,慧皎《高僧傳》所采用。

  四、《弘明集》
    1、撰述的原因《大正藏》五十二卷載有《弘明集》並收有序言,僧佑在序文中說明編寫此書的動機和設想。他說:“自大法東漸,歲幾五百。緣各信否,運亦崇替。正見者敷贊,邪惑者謗讪。至於守文曲儒,則拒為異教。巧诟道,則引為同法。拒有拔本之迷,引有朱紫之亂,遂令詭論稍繁,訛辭孔熾。夫鹞旦烏鳴夜,不翻白日之光,精衛銜石,無損滄海之勢。然以暗亂明,以小罔大,雖莫動毫發,而有塵視聽。將令弱植之徒,隨偽辨而長迷,倒置之倫,逐邪說而永溺,此幽途所以易墮,淨境所以難陟者也。”⑩這是說佛法傳入中國已近500年,受到了信奉者的贊頌,反對者的譏毀,儒家進行排斥是因為擔心佛教會動搖名教的基礎,一些道教徒把佛教引為同類而招致朱紫混淆。佛法在流傳當中將會混亂,所以“佑以末學,志深弘護,靜言浮俗,憤慨於心,遂以藥疾微間山棲余暇。撰古今之明篇,總道俗之雅論。其有刻意剪邪,建言衛法,制無大小,莫不畢采。又前代勝土書記文述;有益亦皆編錄,類聚區分。列為一十四卷。夫道以人弘,敦以文明,弘道明教,故謂之弘明集。”⑿這是一部維護佛教,駁斥異敦的文集,所收錄的文章有論文,書信,表奏和诏敕。全書原有十卷,全是梁代以前的作品,此後又加以擴充,成為今本14卷。
  2、《弘明集》內容組織
  現在通行的《大藏經》所收的《弘明集》前面昏有作者的原序:《四部叢刊》、,《四部備要》所收集的《弘明集》是根據明萬歷間吳惟明所刻本影印或排印的。前面無序。本書搜集內容廣泛,從東漢末迄梁代止,共收文章120篇(包括序文)。
  如果把其中的往復書信全分開計算,數目還要多一些,作者100人,沙門僅19人。書中收錄的除卷一後漢牟子《理惑論》,卷四後漢桓譚《新論形神》兩篇之外,其它全部為兩晉南北朝的文章,尤其是南朝的文章占得最多。僧祐將些文章按類編排,;所以我們利用;《弘明集》來了解當時社會所爭論的熱點及佛學界的各種問題;,均可以從此中窺其涯際,使用十分便利。其各卷的內容如下:   
  第一卷:收錄論著兩篇:第一篇《牟子理惑論》,共37章。佛教傳入中國,即依附於當時流行的黃老道術和鬼神思想,而封建統治階級也把它看成是各種方術的一種,認為崇佛祭祀可以招致福祥。他們對佛教的這種理解在有關東漢、三國佛經;翻譯和注譯,佛教祠祭資料中已有若干反映,但比較零散,也不系統。而《牟子》一書則比較集中的反映了這一過程,此書核心內容在論“佛身”,佛教基本教義,戒律生活,儒佛關系,報應生死,對道教的批判等。這些資料表明了初期人們對佛教是如何理解的,它對於研究中國佛教的形成及發展,及早期灼三教關系,很有參考價值。
  第二篇是《正誣論》,作者不詳,內容較短,著者針對一般人所注意的佛有神通、吉凶、壽天等具體的問題,為佛教辨誣。第二卷,論著一篇,劉末宗炳的《明佛論》,一名《神不滅論》。對晉宋之際爭辯神滅不滅問題,提出自己的看法,有許多獨到之處。當時的辯論異常激烈,其師慧遠法師會歸三教,見諸於字裡行間。謝靈運撰《辯宗論》調合孔釋之理。沙門慧琳的《白黑論》論佛儒異同,微詞較多。《白黑淪》現載《末書》卷九十七。文章的觀點深受何承天的賞識,何承天寫成《達性論》(載《廣弘明集》卷四),也反對佛教的因果報應論。何承天將《白黑論》給宗炳看,宗炳復書斥慧琳見解膚淺,故撰《明佛論》加以批駁辯難。討論中心問題;是“三訓殊路,習善共轍。”“神不滅論”“論生死輪回與解脫”,“心作萬有”等,其中形神,報應問題是東晉思想界探究的重點之一。這一爭論使人們從佛教社會功能問題轉入對佛教理論本身是非的探討,也是佛學及哲學的重點關系。宗炳的一些看法對當時及後世影響較大,應給予足夠的注意。第三卷,書啟五篇,論著一篇。書啟都是何承天與宗炳對慧琳;《白黑論》因意見不同而爭論的。《白黑論》論儒釋同異,雖主張兩家殊途同歸,但意在抑佛揚儒,宗炳極力反對這種議論夕;何承天卻表示贊同。一篇論著是晉孫綽的《喻道淪》。孫綽(320—377)是東晉士族中很有影響的名士,信奉佛教,與名僧竺道潛、支遁等都有交往。該文以問答的形式;對佛和佛道,周孔之教與佛教的關系,出家為沙門是否違背孝道等問題進行了論證。文章中的“周孔即佛,佛即周孔”在中國佛教史上,用這種明快的語言表達儒佛一致的,孫綽是第一個人。關於孝道問題,孫綽認為佛教雖主張離親出家,因為.可通過傳教悟道而榮宋耀祖,並能為祖先:祈福,故並不違背孝道。 
  第四卷論著一篇,書啟五篇,何承天除了對慧琳的《白黑論》激賞而外,還著了一篇《達性淪》來誹謗佛教。《達性論》以儒家的三十論,對抗佛教的眾生說。儒家以天,地、人為三才,見於;《周:易·說卦》。《達性淪》開始即申明三才之義,強調人為萬物之靈,於是人在萬物中,具有特殊地位,不能與“飛沉蝦蠕”相提並論。人即為貴,則眾生物宜為人圻用,只可實行儒家仁道,不可亂殺才是。
  顏延之則答書反對,此後五篇書啟都是工人往來的爭論。最後何承天受儒典約束,不能剔除“三後在天”的觀點,終於被顏延之抓住破綻。   
  第五卷,論著七篇,書啟四篇,共十一篇。包括羅含的《更生論》,類似輪回。此人的生卒年不詳。孫盛反對羅含,二人有書信往來,孫、羅的爭論,反映了當時的社會已開始集中地去探討人生問題。羅含的更生是對佛教輪回學說的一種初步的、極其粗淺的理解。他想在傳統的一氣聚散的框子裡對輪回學說作出理論說明。第二篇是鄭鮮的《神不滅論》,中心思想是“理精於形,神妙於理”。他說這是他多年“仰:尋”、“研求”而悟出來的。為了說明這個道理,他寄象傳心”,即通過形象的比喻來表達他心中悟出的道理,其結果就是他的《神不滅論》。第三篇是慧遠法師的《沙門不敬王者論》,第四篇是《沙門袒服論》:第五篇是《答桓玄明報應論》,第六篇是《因俗疑善惡無現驗三報論》。以上這些論著是研究慧遠大師佛學思想為主要資料,以桓玄、何無忌為代喪的政界人士和以慧遠為首的佛教界就以沙汰沙!門問題,沙門敬王者問題和沙門袒服問題進行了規模廣泛的、長期的、反復的爭論,這是中國佛教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當;時思想爭論的熱點所在。
  第六卷,論著書啟共八篇,晉義熙年間有人比喻沙門為五蟲之一,道恆法師乃撰《釋駁論》駁斥。末末道士顧觀作《夷夏論》,把已有的夷夏之辯推;向高潮,它並不是全部否定佛教,但認為佛教不適於中夏,他認為佛,道原理相同,但華夷習俗有異,故二教禮法亦不同,道者適用華域,佛者適用夷幫,不能互相代替。如果以“中夏之性,效西戎之法”,勢必要廢祀棄禮,失掉舊有的文化傳統,這正是顧觀最擔心的事情。他明夷夏之別,是為了防止以夷變夏;其次也對佛、道優劣進行了比較。《夷夏篇》在理論上並沒有深刻內容,其辯佛、道異同也不恰當,但它代表了一部份人維護傳統文化的民族狹隘情緒,是對外宋文化的排斥和鄙夷,而不能兼容並蓄,成為佛教學者的攻擊目標。明僧紹的《正二教論》,謝鎮之著《與顧道土書》、《重與顧道士書》等等駁斥《夷夏論》,主張人類有共性,華、戎只在一些如服飾、喪葬等俗禮上有差異。對於佛、道差別,謝氏說:“佛法以有形為空幻,故忘身以濟眾,道法以吾我為真實,故服食UL養生。”⒀;(《大正藏》52卷第42)他把佛、道人生觀念上的根本差別說出來了。謝氏攻擊“道家經典簡隨,多生穿鑿,至如《靈寶》,《妙真》,采撮《法華》,制用尤拙。”⒁另外,齊代張融與周頤皆崇信佛敎與儒典。但張融兼信道教,主張協;調佛、道,故與周頤發生分歧。張融作《門論》,認為儒、道二教,其教跡有異而指歸相同。主張信佛教者可遵佛跡,不必責難.道家宗旨。而周頤作《難張長史門論》,辨析佛、道之不同。
  第七卷,論著四篇,第一篇朱昭之《難夷夏論》,認為聖道“無近無遠”,“不偏不覺”,不分夷夏。反對按民族區域淪品性高低的“夷虐夏溫”。第二篇是朱廣之的《咨顧道士夷夏論》,反對在佛,道間偏袒一方,主張佛、道一致論,認為“崇空貴無,宗趣一也。”不必論二教高下,批評輕侮夷族的言論,認為幫殊俗異,亦各得所安,不宜用狐蹲狗踞之詞辱稱其俗,夷夏習俗雖並,但無關惡之別,所謂“夏性純善,戎人根惡”是錯誤的。第三篇是沙門慧通著《駁顧道士夷夏論》,批駁道教歪曲老子學說,批判道教長生不老的主張及服食與房中木。這些批判對人們認識道家與道教之別是有益的,慧通以天竺為聖地,以佛教為教。謂“天竺天地之中”“聖教妙通,至道淵博”,大教無私,至德弗偏。”佛教在夷夏都適用。而僧愍著《戎華論析顧道士夷夏論》,文章最有特色的地方是用戎華論代替夷夏論。他認為夷夏論是立足於中國疆域而形成的狹隘見識,戎華論則是站在全世界的高度來看中國。應該破除狹隘的地域觀念,放開胸襟,接受外來的新鮮文化知識。
  第八卷:論著三篇,南齊有道士假張融作《三破論》激烈攻擊以至謾罵佛教,因此佛教界的玄光、劉勰、僧順等著論駁斥。這場辯論是夷夏之爭的繼續。玄光作《辨惑論》系統批判道教,在序言中概括道教的劣跡為“東吳遭水仙之厄,丙夷載鬼卒之名,閩薮留種民之穢,漢葉感恩子之歌。”他將道教的危害性歸納力“五逆”,“極六"。“禁經上價一逆”、“妄稱真道二逆”、“合氣釋罪三逆”、“俠道作亂四逆”,“章書代德五逆”。“畏鬼帶符,妖法之極一”,“制民課輸,欺巧之極二”。“解廚門纂門不仁之極三。“度厄苦生,虛妄之極四"、+夢中作罪、頑癡之極五”,“輕作寒暑,凶佞之極六”。歸根結底,玄光認為道教虛妄、穢濁、亂政、一無是處。劉勰站在佛教立場作《滅惑論》對《三破論》逐一駁斥。認為國之衰破不在佛法,剃發染衣這是棄小孝而盡大孝,又說“佛法練神,道家練形”,“形器必終”,“神識無窮”。他進一步強調夷夏相通,把道家分三品等。此外釋僧順作《釋三破淪》針對“破國”之責,說明“沙法所沾,固助俗為化,不待形戮而自淳,無假楚撻而取正”。針對“破家”之責,申明“釋氏之訓,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備有六睦之美”。針對“破身”之責,指明“身之為累,甚於桎梏”。去身乃可有寂滅,僧順又批判《三破論》“道者以氣為宗”觀點。
  第九卷:梁武帝《立神明成佛義記並次績序注》一篇,闡明成佛以心為正因的道理。此外還有論著兩篇。范缜著《神滅論》想從佛法根本教義上推翻佛教,主張“形神相即,形質神用”。《神滅淪》在成文以前,他的主張早巳眾所周知,並巳進行過多次往返的辯論,當時的形神問題,已成了國家最高層知識分子所注意的中心之一。范缜的《神滅論》一出,梁武帝親自下令,組織了規模空前的圍攻,先後參加的有60多人。皇帝而下,幾乎涉及了當時所有的名僧,名士及名臣,最重要反對的是肖琛與曹思文。肖琛的《難神滅論},抓住了范缜的弱點,他說:“今論形神合體,則應有不離之證,而直雲神即’形,形即神,形之與神,不得相異,此辯而無征,有乖笃喻矣。”⑩對於形神相即,形質神用,范缜只限於直接認定,而沒有提出進一步的論據,沒有用事實來支持他的主張。肖琛為證明“形神不得共體”,以夢論證。通過利刃關系,人與木,生形與死形的差別,神的區分,凡聖之別,來反駁范缜。在當時影響極大。其次本卷收錄了曹思文的《難神滅論》也反對范缜的觀點。曹思文堅持形神“生則合而為用,死則形留而神逝”的觀點,引用世典中趙簡子、秦穆公神游帝的故事,季札關於“魂氣無不之龢論,以及莊子夢為蝴蝶的寓言,證明幾神的分有合。又據孔子重祭祀,非偽假之敦,責備范缜對鬼神的否定不合子儒家聖教。
  第十卷:梁武帝飛敕答臣下神滅淪》與莊嚴寺法雲法師《與公王朝貴書》都是站在神不滅的立場破斥《神滅論》。
  第十一卷:共收書啟27篇,內容分四點,一贊揚佛事,二辯難佛不現行,三論心源一本,四辭世從道不受爵祿。其中最重要的是蕭子良與孔稚疰往來三書,他們論佛道異同,與《門論》之爭有關聯。蕭子良則崇佛而淪同,孔稚珪奉道而辨異。佛道二教有時求同,有時存界,—其求同之旨在包容對方;其求異之旨在搶高自己。孔稚珪曾指責沙出家;違背敬親之義。蕭子良批評他靈道仰佛,分辯彼此,說“歸心勝法者,本不以禮敬標其心,競仰只崇者,不以在我故忘物。”佛道二家“可各保其方差,無須空構是非,橫起謗議”。孔稚莊答書書示願皈依佛教,今後不再言佛老異同。孔氏態度的變化是齊代佛教勢力強大的表現。   
  第十二卷:書啟表诏共40篇,其中重要的有《鄭道子與禅師書論踞食》、《慧遠法師答桓玄論沙門不應敬王者》、《慧遠法師桓玄論料簡沙門書》、《支道林法師與桓玄論州符求沙門名籍書》等這些部是當時僧俗兩界普遍關心的問題。
  第十三卷:論著三篇,郗超《奉法要》,意為信奉佛法的要點,本文對在家佛教徒應當奉持的佛道德信條、戒規,齋法,以及佛教基本敦義的善惡報應,修行解脫等。《奉法要》開始講三皈、五戒、十善說:“五戒檢形,十善防心。”值得注意的是,郗超把修持齋戒與傳統的儒家倫理的孝道結合起來。其次是顏延之的《庭浩》二章,核心在談佛道在修行上的區別,強調道教重在煉形,佛教重在治心。王該的《日燭》意思是佛教主要在說明生死根源輪回等等,然唯恐世人不明白,寫這篇文章“助天揚光”所以叫《日燭》。
  第十四卷:文共四篇,竺道爽《檄太山文》,智靜《檄魔文》,寶琳《破魔露希文》,以上三篇都是摧魔之說。末後一篇是僧祐的《弘明集後序》,是對當時社會上崇佛與反佛斗爭作的總結。主要是針對儒道二教等不相信佛法的人們所提出的六大疑問進行答辯、說甽,而勸人信奉佛教,修德求福。這六大疑問是:“一疑經說迂誕,大而無征,二疑人死神滅,無有三世,三疑莫見真佛,無益治醫,四疑古無法敦,近出漢世,五疑敦在戎方,化非華俗,六疑漢魏法微,晉代始盛。”⑩上述六個方面的質疑,分別從理論的是非,政治的利害,歷史的根據,華夷的區別等不同角度,批評了佛教。大致概括了《白黑論》、《達性淪》、《爽夏論》、《三破淪》、《神滅論》的基本反佛論點。僧祐采取丁“撮舉世典,指事取征”的方法,對每一十指責都做丁回答。第一,“若疑經說迂誕,大而無征者,蓋以積劫不極,世界無邊也。”一般人“限心以量造化”,“執見以判太虛”,乃是管窺蠡洲,無以知大道。第二“若疑人死神滅,無有三世,是自誣其性靈,而蔑棄其祖德也。”僧佑這裡引儒證佛,說:“周孔制典,昌言鬼神”,“若執神滅,非直誣佛,亦侮聖也”。第三,“若疑莫見真佛,無益治國,則禮祀望秩,亡宜廢棄。”也是借孔教祭祀助證。第四“若疑教在我方,化非華夏者,則是前聖執地以定教,非設教以移俗也"。且華夏世教,古今多變。禹出西羌,舜生東夷,不因地賤而棄其聖。華戎、夏夷本無定域,若以“北辰西北”而論,則“天竺居中”。第六,“若疑漢魏法微,晉代始盛者,道運崇臂,未可致诘也”。春秋諸候不用孔學,秦皇燔燼經書,儒敦至漢武始顯。“五經恆善,而崇替隋運,佛化常熾,而通塞在緣”。至於因果報應,則世典詳備例證。以上僧祐的答辯,綜合前人為佛教辯護的一些論點,但在廣引儒道諸書,借用世俗神話來維護佛教的地位方面,他遠超前人。同時還揭示了儒釋尊神道,敬聖者,助王化等若干共性,這些共性成為三教融合的共同基礎。僧祐的《弘明集》及其後序言和後記,標志著南朝三教間的爭論高潮的結束,其後的爭論遠不如前。
  
  五、僧佑在中國佛教史上的地位
  僧佑生平精究律部,著述等身,對佛教目錄學,文史資料的整理,貢獻尤大。
  1、撰著經錄,在僧佑眾多的著作當中,《出三藏記集》是其中的代表作,《出三藏記集》列於《大藏經》目錄部之首,是我國現存的最古的佛教經錄。在此之前雖然有道安的《綜理眾經目錄》等佛教目錄,但全部夫失。《出三藏記集》的價值的所在,首先是保存了已經夫失的道安這部經錄的大致全貌。僧佑對道安的功績十分推崇,他說:“大法運流,世移六代,撰注群錄,獨見安公。”⑩又說:“爰自安公,始述名錄。诠品譯才,標列歲月。妙典可證,實賴斯人。”⑩僧祐隊為自己的《出三藏記集》是對道安目錄學工作的繼續,他謙虛地指出:“敢以未學,響附前規,率其管見,接為新錄。在《山三藏記集》中,僧佑對《安錄》進行了認真的訂補,把自漢至梁六代四百多年之中翻譯或撰集的一切佛教典籍,匯集歸納成十四錄,共收經目2162部,4328卷。《出三藏記集》的價值之二,是擴大了經錄包涵的內容,創立了經錄編纂的新體例。僧祐把《安錄》分為撰緣記,诠名錄,總經序和述例傳四個部分。他說這樣分編的目的是:“緣記撰,則原始之本克昭,名錄诠,則年代之目不墜,經序總,則勝集之時足征,例傳達,則伊人之風可見。”此中撰緣記敘述三藏結集的經邊。诠名錄實際上即可以概括一般經錄的全部內容,而僧佑則具有創見性的增加了其它三部分,“經序”廣泛搜錄經律論的序言和後記,一共有110篇。這部分內容的增加和保存,深受學者先贊譽,梁啟超稱贊僧佑“實能為學術界保存無限可貴資料,且令學者雖未窺原書,讀其序亦可知其崖略焉,此實佛藏提要之椎輪輪也。”佛教史學家陳垣認為僧佑此書的特色“全在第三方式之經序,為其他經目所未有,可以者知各譯之經目所未有,可以者知各譯之經過及內容,與後來書目解題,書目提要等用處無異。其後記多記明譯經地點及年月日,尤可寶貴。”述例傳部分詳述歷代譯家和中外僧人傳記32篇以及附見者多人,彌補了道安經錄對於譯人生平事跡語焉不詳的缺陷。同時這部分還是現存的中國最古的僧傳,其史料均為慧皎《高僧傳》所采取。《安錄》在例上又新立“異出”和“抄經”兩錄。“異出”是指一經而有數種譯本,然後列舉加以比較。這一方法為後來歷史經錄家所仿效;“抄經”是指節抄之本,即是節抄,就不應與原經混同,而應別列一類。對以後的“子鈔”、“史抄”等影響極大。由於僧佑進行廣泛的調查了解,收集資料,細心的考核研究,翔實訂證。在研究方法上重視“沿波討源,資會通之契。”終於撰成了佛教的目錄學史上的煌煌巨著。
  2、弘道明教,總攬雅論
  僧佑在佛教史上的第二大貢獻是《弘明集》的編述,收集了漢魏以來到梁代三教爭論的豐富史料,正是這為正史所忽略的史料,向後人展示了那個時期三教爭論的規程度與內容。共分十四卷一百二十二題,有論、書、文、序、诏、表、難答、頌、啟、诘、釋,共一百八十五篇。作者一百二十四人,其中佚名人,出家僧人連作者本人共二十人。這些作者都是漢梁之間的飽學之士,佛絕大多數沒有文集傳世,而《弘明集》確保存了這些珍貴的文獻資料。《四庫全總目提要·釋家類》上說:“梁以前名流著作,今天專集行世者,顧賴以存。”梁朝的《昭明文選》盡管收錄了一百三十多位作家的七百多篇作品,卻差不多完全忽略了佛學方面的作品。   
  僧祐在《弘明集》編撰中,以弘道護法為己任,他說:“余所集《弘明》,為法御侮,通人雅論,勝士妙說,摧邪破惑之沖,弘道護法之塹,亦已備矣。《弘明集》卷十四綜覽全書,從第一篇的《理惑論》至最後一篇作者的《弘明記》始終圍繞著網揚聖教,破斥異說的精神。站在中國佛教史的角度來研究的話,它系統地為我們提供了當時人們對佛教的認識與理解。《理惑論》的內容反映了漢魏時期的佛教被知識分子接受的情況。到了兩晉時期,佛教的義學隆盛,傳播到大江南北,名僧與名士交往有力推動了佛教的發展。孫綽與郗超就是東晉士大夫奉佛的代表。他們的佛教著作很多,可惜大部分都已佚失。而《弘明集》則保存了《喻道論》和《奉法要》,這兩篇論文,可以了解在儒教占統治地位的中國古代社會知識分子是如何溝通儒、釋二教的。
  僧祐編撰《弘明集》的主要貢獻還表現在比較全面地反映了六朝思想領域裡儒;釋,道之間的爭論。《弘明集》一百二十二題,包括了六場大的爭論。它們是神滅與不滅之爭,白黑論之爭,本末之爭,夷夏之爭,沙門禮敬王者之爭,因果報應之爭。其中神滅與神不滅的問題,實際上是討淪形神關系,這是從兩漢以來思想界一直關注的問題。白黑之淪,因果報應之爭都和它有直接關系,僧祐收集這方面的文章多達78篇。其次就夷夏之爭,《弘明集》在卷一、卷六、卷八,用三卷篇-幅集中輯錄了道教和佛教的爭論。作者在《弘明集後序》中批判了鄙視夷狄,盲目白大和排斥外來文化的荒謬性。
  3、精嚴律部,戒德冰霜
  僧佑當時以律學和文史著述馳譽江:表,白幼親近法達、法獻等律學大德先後二十余年。僧佑在律學方面的重要著述有兩部。一部是《薩婆多部相承傳》五卷。此部的戒律《十誦律》從北印度傳入中國,成為漢地最早而又最普遍流行的律學,也是僧佑一生所精研和弘揚的律學,他所撰寫的《薩婆多部相承傳》是該部律學的師承傳記。從現存的作者序言中我們可以僧祐對律部的重視,他認為佛法能否綿延不斷,首先在於僧團是否重視戒律。僧佑本人更是嚴以律己,弘揚《十誦律》長達三、四十年。在序言中,他明確指出撰寫此書的目的是“使英聲與聖教永被,懋實共日月惟新。”僧祐另一部律學著作是《十誦義記》,這是記述他傳授律學義解的專著。作者在《釋僧佑法集總目錄序》中說:“少學律學,刻意毗尼,旦夕諷持,四十余載,春秋講說,七十余遍。即禀義先師,弗敢墜失。標章括條,為律記十卷。”不難看出這部書是僧佑多年研習、講誦、修持的結果。字裡行間流露這位義學大帥弘揚律學的熱情及對戒律的重視。他的學風對其門人都有直接影響,在《續高僧.明徹傳》上說:“徹因從佑受學《十誦》,隨出揚都,住建初寺,自謂律學繩墨。”《寶唱傳》上也說:“唱投僧佑出家,咨禀經律。”劉勰也依僧佑居處積十年,遂博通經論。由此均可見僧佑在當時佛教的地位。

  注釋:①《大正藏》五十卷第402頁
  ②《大正藏》五十卷第402頁
  ⑧《大正藏》五十卷第402頁
  ④《大正藏》五十卷第;02頁
  ⑤《大正藏》五十卷第402頁
  ⑥《大正藏》五十五卷第87頁
  ⑦《大正藏》五十五卷第1頁
  ⑧《大正藏》五十五卷第1頁
  ⑨《大正藏》五十五卷第1頁
  ⑩《大正藏》五十五卷第5頁
  (11)《大正藏》五十五卷第1頁
  (12)《大正藏》五十五卷第1頁
  (13)《大正藏》五十五卷第12頁
  (14)《大正藏》五十二卷第42頁
  (15)“水仙之厄”指孫思,盧循之亂,鬼卒之名”指張魯五斗米道:“種民之穢”指武帝時閩地反叛事,“思子之歌”是指漢武帝思念在巫蠱事件中自殺的太子劉據。
  (16)《大正藏》五十二卷第5
  (17)《大正藏》五十二卷第95頁
  (18)《大正藏》五十五卷第21頁
  (19)《大正藏》五十五卷第21頁
  (20)《大正藏》五十五卷第21頁
  (21)《大正藏》五十五卷第21頁
  (22)《佛學研究十八篇》
  (23)《中國佛教史籍目錄》
  (24)《大正藏》五十二卷第9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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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以此功德,莊嚴佛淨土。上報四重恩,下救三道苦。惟願見聞者,悉發菩提心。在世富貴全,往生極樂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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