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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嚴法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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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士文章
於凌波居士：法尊法師與漢藏教理院
法尊法師與漢藏教理院 於凌波 法尊法師(西元1902～1980年) 法尊法師，也是民國初年與能海法師同時入藏學法的僧侶之一。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年)，自日本學東密回國的大勇法師，在北京慈因寺設立“藏文學院”，武昌佛學院的首屆畢業生多人由武漢北上，入院就讀，法尊也是武昌首屆畢業，而入藏文學院求學者。民國十四年(一九二五年)五月，大勇改藏文學院為藏留學法團，率領團員二十余人首途赴藏。途中大勇於十八年病殁，而法尊於二十年抵達拉薩。他是近代漢地僧侶赴西藏學法較有成就的一位，他翻譯出了大量的西藏經典，是溝通漢藏文化的主要人物之一。 釋法尊，俗家姓溫，河北省深縣人，清光緒二十八年(一九○二年)出生。法尊幼年家庭貧困，斷續讀了三年私塾即辍學，民國八年(一九一九年)，十八歲時到保定府皮鞋店做學徒，以經常生病，致手藝無成，乃有厭世出家的思想。民國九年(一九二○年)春末，逃離皮鞋店，到五台山投入玉皇廟出家，依瑞普和尚(法名覺祥)落發，法名妙貴，字法尊。在廟中撞鐘擊楗，隨眾操作雜務，早晚學習念誦功課。 民國九年(一九二○年)，依太虛法師出家的大勇法師，途經五台山，玉泉廟寺眾請大勇開示，大勇為眾講《八大人覺經》、《佛遺教經》，法尊初聞法義，心生歡喜，遂對聽經發生興趣。民國十年(一九二一年)春節期間，山中廣濟茅篷打佛七，法尊去參加，佛七後即留在廣濟茅篷參學，夏天復聽大勇講《阿彌陀經》，及聽遠參法師講《梵網經》，對佛經中的名相有了初步的理解。到了下半年，聞得北京法源寺傳戒，同時太虛法師也在北京廣濟寺講經，法尊隨著大勇到了北京。時太虛法師在武昌籌辦佛學院，法尊在大勇的引見下，谒見了太虛法師，申述他欲入佛學院的願望，蒙太虛法師面允。是冬在法源寺受戒後，隨著諸戒子到南京寶華山入昌隆寺學習戒法。 民國十一年(一九二二年)冬初，武昌佛學院開學，法尊離開寶華山到武昌入學，在院兩年，先後學習《俱捨頌》、因明學、佛教史、三論、《解深密經》、《成唯識論》、《密宗綱要》等經論，對於佛教的大、小、顯、密有了一個輪廓的認識。民國十二年(一九二三年)冬，大勇由日本學“東密”回國，在佛學院傳授文殊修法，法尊亦預會學習。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年)夏，法尊自武昌佛學院畢業，時大勇法師在北京慈因寺成立“藏文學院”，函約武院畢業同學到北京學藏文。法尊與同學大剛、超一、嚴定、觀空、法舫等聯袂北上，到北京入藏文學院受學。 大勇創設藏文學院的目的，在於聯絡同道入藏學法。他曾請西藏哲蚌寺的多傑覺拔尊者到院為導師，為學僧講解西藏佛教各派傳承、學法、修持、成就過程等。大勇於民國十四年(一九二五年)五月，把藏文學院改組為“留藏學法團”，做入藏學法准備。並得到武漢地區護法居士湯鑄新、胡子笏、但怒剛、劉亞休等經濟上的支持(特別是曾任福建省長的胡瑞霖子笏居士支持最力)，乃於是年六月四日成行。學法團一行二十余人，由大勇任團長，除數位辦事務的居士外，出家眾有法尊、法舫、觀空、嚴定、超一、朗禅、雪松、大剛、恆演、密悟、密慧、天然、圓住、會中、密吽、法芳、恆明、智三等二十四人。學法團由北京出發，經漢口、宣昌、重慶抵達嘉定，登峨嵋山住下來，打佛七兼以避暑。 民國十四年(一九二五年)秋末，學法團由四川嘉定啟程赴西康雅安，這時團員加上馱夫，總數到了三十多個人。嘉定到雅安這條路上，土匪出沒，安全堪虞。但團員們學法心切，不把匪患放在心上；也虧得土匪希望政府招安，對學法團不但不加騷擾，反加以保護企圖立功，這樣學法團平安到了雅安。在雅安休息數日，經十余日行程到打箭爐，途中有驚無險，到打箭爐暫住安卻寺。時序已到寒冬，大勇法師臨時請了一位土著藏文教師，為大家補習藏文。 那位教師藏語還可以，藏文並不高明，到了民國十五年(一九二六年)初春，法尊、朗禅兩人不願再浪費時間，要求大勇同赴跑馬山去學經。大勇應允，與三人同到跑馬山，依一位慈願大師學藏文文法，及宗喀巴大師的《苾刍戒釋》、《菩薩戒釋》、《菩提道次第略論》。這一年的學習，使法尊對於西藏的佛法，“生了一種特別不共的信仰”。他在〈入藏的經過〉一文中，說出了他學習的心得： 這一年所求的學非常滿意，對於藏文方面也大有進境，對於西藏的佛法，生了一種特別不共的信仰。因為見到《苾刍戒釋》、《菩薩戒釋》的組織和理論，是在內地所見不到的事。尤其是那部《菩提道次第略論》的組織和建立，更是我從未夢見過的一個奇寶。我覺得發心求法的志願，總算得到了一點小結果，那怕我就算死在西康，我也是不會生悔恨心和遺憾的了。 滯留打箭爐期間，法舫接到太虛大師的信，催促他回武昌佛學院。法舫以入藏因緣未具，就回武昌去了。是年十月，四川籍的能海法師，帶著一位永光師也到了跑馬山，同依慈願大師學法。大勇集合學法團團員法尊、朗禅、觀空、大剛、嚴定、超一等十五人，加上能海、永光共十七人，共議決定次春入藏，並於佛前共發大願曰： 赴藏求法乃吾侪之志願，境愈困難，志愈堅定，縱令碎骨粉身，尚期來生滿願，何況其他乎？ 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年)春，大勇率領學法團人員入藏。這一次出發，有官兵護送，途中縣長等官員，對團長大勇郊迎郊送，十分恭維，且爭相皈依，大勇也感到十分威風。到了甘孜，住在商人家。因為大勇途中太鋪張，西藏方面誤認為是政府派遣的人員，來了一紙公文擋駕，不允入藏。並通知甘孜商人，不准帶漢人入藏。 到了五月間，朗禅到木娘鄉學經，法尊隨大勇等移住札迦寺，親近札迦大師，及依大師的弟子俄讓巴、格陀諸古二師學經。法尊依俄讓巴聽講《菩提道次第廣論》，依格陀諸古學《因明初機入門》、《現觀莊嚴論》、《辨不了義論》等多種經典，使他對西藏學有了更深一層的認識。民國十七年(一九二八年)秋間，素負盛名的安東格西到了甘孜札迦寺，朝禮札迦大師，告知大師他受昌都寺之請弘法，請示行止。法尊在格陀諸古的介紹下谒見了安東格西。安東學識淵博，智慧如海，法尊的許多困難死結，皆由安東為他迎刃而解，使他佩服得五體投地，這是他以後依止安東格西的因緣。 民國十八年(一九二九年)九月十七日(戊辰年八月初四)，札迦大師示寂。五日之後──九月二十二日，大勇法師也在札迦寺逝世了。大勇俗名李錦章(西元一八九三～一九二九年)，四川巴縣人，清光緒十九年生，民國初年畢業於四川法政學校，曾在軍政界任職。民國七年(一九一八年)，因聽佛源法師講經而皈依佛教。民國八年(一九一九年)到上海依太虛法師剃度出家，繼而在金山寺受具戒。民國十一年(一九二二年)東渡日本，在高野山學密，年余後返國，在上海、杭州、武漢弘傳東密。繼而在北京成立藏文學院，組團入藏。大勇以生活過於艱苦，而積勞致疾，逝世之時年僅三十七歲。 學法團僧侶死於途中者不止大勇一人，先大勇而死者二、三人，未久又有一位智三法師也逝世了。這時學法團的人分散各地，大勇、智三之死，全是法尊辦的後事。 民國二十年(一九三一年)春天，法尊與朗禅、常光、慧深一行四人，西行進入西藏，抵達昌都。朗禅、常光兩人稍住數日即赴拉薩，而法尊和慧深，是以親近安東格西為目的，便留在昌都，依安東受學，半年之間，受了四十余部大灌頂。十月隨著安東格西到拉薩，繼續依安東受學，先後曾學習《因明總義論》、《菩提道次第廣論》、《密宗道次第廣論》、《五次第廣論》等經典，直到民國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年)夏天離藏為止。 在昌都期間，法尊致書於支持學法團經費最力的胡子笏居士曰： 子笏居士惠鑒：魚雁相隔，兩載有奇矣...此二年之經過，今略而言之。客歲初春，送勇公靈骨返(打箭)...今春三月九日，尊與朗法師等買馬起程，二十三日抵昌都，因春草未發，馬乏中途，其中之苦，急筆難形矣。 昌都寺中有一格西(按即安東格西)學德兼優，映奪全藏，原籍青海，民國初時由青海來甘孜，依札迦大師遍學顯密。次承師命赴果羅地界，建興正法，凡六、七載，養成弘法將才多人。次受昌都寺之請，亦於寺中重振遺教???尊初來昌都之願，實欲將此格西迎回中國，漸學漸譯，漸次弘傳，以免多年羁留藏地之苦，中華亦有早日弘法之望，敝院之果亦可速熟，勇公之志亦得早滿，諸居士施助之苦衷，亦必不致空無果利矣。 更加虛公老師(按指太虛大師)欲辦世界佛學院，其中藏文佛教一科，亦難洽人以維持耳。此志前已函啟虛老法師，深蒙贊許。尊至昌都時，即將此意詳白格西座前，格西亦深贊勵...。 民國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年)，法尊接連收到太虛大師的信函，催促他速回重慶，主持新創設的“漢藏教理院”。他自感吃盡千辛萬苦才到了西藏，所學無多就棄寶藏而不挖掘，實在可惜。但以太虛大師是他唯一無二的恩師，不回去有違大師的期望，不得已於是年冬初離開拉薩，搭上商幫騎馬同行，取道印度返回重慶。 抵達印度，他認為若不朝禮聖跡，將會終身遺憾。他朝禮了佛陀成道處菩提道場，佛陀初轉*輪處的鹿野苑，佛陀涅槃處的拘屍那城沙羅樹林，再往尼泊爾朝禮佛陀誕生處的藍毗尼園。民國二十三年(一九三四年)二月到加爾加答，參觀大詩人泰戈爾創辦的國際大學，繼而買輪東渡，到仰光朝禮大金塔，並在慈航法師創立的“中國佛學會”講經。到了初夏，乘輪船經槟榔嶼、新加坡，六月抵達上海，隨即轉赴奉化雪窦寺，谒見太虛大師。問大師報告數年學法的經過，大師也對他說明漢院創立的過程及現狀，要他及早趕到重慶。法尊在雪窦寺住了數日，辭別大師到南京訪友，然後返回河北俗家探視。八月初經武漢抵達重慶。 漢院之成立，始緣於民國十九年(一九三○年)，太虛大師應四川佛教會之請，入川弘法。與四川省主席劉湘見面，劉湘談及欲選派漢僧入藏留學，以溝通漢藏文化。大師謂不如在四川設立學校，集合漢藏僧青年加以訓練，做為促進漢、藏民族團結的橋梁。劉氏贊同此議，復得成都、重慶諸大居士何北衡、王旭東、王曉西等之協助，乃以重慶北碚缙雲寺為院址，命名曰“世界佛學苑漢藏教理院”。二十一年春，太虛大師命弟子中四川籍的滿智法師，赴重慶設置籌備處，負責漢院的籌備工作。滿智於半年之間，把一座破落不堪的缙雲寺，整理成一所教學的學府。太虛大師乃命滿智為漢院教務主任，負責院務；以超一為事務主任，以岫廬、慧松等為教師。是年暑假招生，於八月二十日舉行開學典禮，太虛大師親臨主持，以“澹寧明敏”四字為校訓，並賦詩曰： 溫泉辟幽徑，斜上缙雲山； 巖谷喧飛瀑，松杉展笑顏。 漢經融藏典，教理叩禅關； 佛地無余障，人天自往還。 漢院初創，百廢待舉，滿智主持院務年余，以辛勞過度，患了喀血病，於民國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年)辭職養病。太虛大師因命遍能法師暫為維持，遍能處理事務不周到，教員傳戒(即後來的巨贊法師)、熊東明(出身於南京支那內學院)，醞釀改漢院為支那內學院二院，幸院護何北衡居士不為所動，改組之謀未逞。是以大師催促法尊由西藏速回重慶，俾能到漢院主持院務。法尊於民國二十三年(一九三四年)八月抵達漢院後，以代理院長的名義，代太虛大師挑下了重擔。法尊接事後，先後得葦舫、塵空相助，漢院始安定下來。 法尊在漢院期間，他一直掛念著請安東格西到內地弘法，以便學習他前所未學到的教理。但要迎請密教大德，必須有足夠的經費，以此他頗為蹰躇。民國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他會見了在成都弘法的阿旺堪布，阿旺邀法尊到啥冀簿員愠锟睢Ｋ擻谑悄晗奶斓攪順啥跡⑼安冀艙驢Υ笫λ斓摹捶⒃肝摹擔謂滄诳Π痛笫Φ摹對燈鹪蘼邸罰ㄗ鸬Ｈ斡镆耄锛艘槐視氚捕裎鞯穆販選Ｇ锛荊ㄗ鸢押涸涸何窠桓濤裰魅撾撤ㄊΥ恚俣雀拔鞑亍?br/> 法尊二度入藏的主要目的，是迎請安東格西，但還另有他的理念，他在〈入藏的經過〉一文中說得很明白： 我想迎師的原因，便是我覺得一個人用盡一生精力去求學，也難得學好和學完善，尤其是想翻譯經論，對於漢文和佛學必須先有相當根柢，學好藏文佛學之後，才能夠正式翻譯。不然，就是將藏文佛學，學到第一等第一名格西的程度，仍然是個藏文佛學的格西，遇見真正翻譯的時候，仍不免默然向隅。那與翻譯經論和世間書籍，何益之有呢？ 法尊二次入藏，仍取道海路。他於民國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九月底由重慶出發，先到南京領取護照，到上海面谒太虛大師報告經過，然後由上海買輪赴香港，轉輪抵新加坡，再轉赴仰光，休息周余，由仰光買輪赴印度，於是年十二月下旬抵加爾各答。購置入藏所需的用品行裝後，於民國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年)元月中旬，與一位葉增隆先生一同雇騾馱行裝，兩人隨騾徒步入藏。 途中為避免英國人的刁難，凡至關隘，必先躲起來，半夜再悄然逃過。法尊自回到內地後，一年多很少走遠路，又因新做的皮靴太緊，上路第二日便將腳後跟磨掉了兩塊皮，下午又擠磨掉了三個腳趾甲，痛徹心肺，他仍咬牙前進。晚間住在桑零曲喀的荒村中，臘月寒天，溫度零下二十度，兩足疼痛難以入眠。第二天仍然上路，走了七日，抵達大鎮帕裡克，住在漢人朋友馬義才的商號中，休息數日，馬義才為他和葉增隆雇了兩匹騾子代步，繼續上路。三天後是農歷正月初一，兩人在翻山的最高點卡爐過夜。又繼續前行數日，於二月中旬(舊歷正月初九)到達拉薩。 這時安東格西在拏墟絨波寺弘法。他找到格西的管家，管家交給了他兩封安東格西的信，信中要他在拉薩請到所需的經書數馱，到帕克裡會合同去昌都。他歡喜萬分，精神一振，連身上的病痛都好了一半。繼而就忙著請經書的事。不意數日之後，格西的管家面帶悲戚的找到他，說專差趕來告知，格西於正月初二在拏墟圓寂了。法尊聞此噩耗，一陣熱血上湧，幾乎昏倒。他強忍悲痛，到各處佛殿供燈，並致電給法舫法師曰： 法舫兄惠鑒：尊於古歷正月九日到拉薩，聞恩師去夏受拏墟施主請往弘法...嗚呼！天不佑人，茲於十四日驚悉恩師已於正月初二日，棄捨一切苦惱眾生而圓寂，聞信之下，幾至昏倒...今日即當更整行裝往拏墟拜谒恩師遺身也。噫！弟此次由南洋而印度而西藏，途中已大受創，足破腳腫，已成跛人，初尚仗心中喜樂以維持，今者苦痛生於身，憂惱攻於內，或亦不久於此世乎！此行大約一月半始能返藏，急上數言，余容後敘...法尊拜上，古正月十八。 發出電報後，他隨著安東格西的管家弟子等同赴拏墟，途中遇上大風雪，雪厚尺余，沿途冰天雪地，加以一行人途中全是露天食宿，使法尊罹患了腿部轉筋的毛病，同時又患了痢疾。拖著病體於二十二日抵達絨波寺，休養數日，三月六日為安東格西荼毗之期，眾人推法尊主法，法尊乃以大威德護摩法焚化，事畢返回拉薩。 在拉薩他依止绛則法王學法，聽講《苾刍戒》、《德光論》、《具捨論.隨眠品》等。同時另外拜訪了幾位大德，請入內地弘法。這些人有的是為事所阻，有些是不願到內地，結果是一位也沒有請到。八月間，又連奉太虛大師及漢藏教理院函電催促，他乃將請到的經書先包扎成馱。時因夏季河水未退，於十月下旬始依騾幫成行，十一月抵印度，將經書交轉運公司轉運，他個人先買輪東歸。 法尊於民國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年)十月離開西藏時，請回的有《藏文大藏經》，和宗喀巴大師及其弟子們的大批著作，在印度交由轉運公司運回。他自己則經香港轉廣州，乘火車抵武漢，到武昌世界佛學苑圖書館(即武昌佛學院舊址)，法舫法師接待他住下。住了半個月，為圖書館研究部學員講倆一部《唯識二十頌》及《菩提道次第修法》，於十二月下旬溯江西上，民國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元旦期間抵達重慶，回到缙雲山的漢藏教理院。院務在葦舫法師代理下一切安定，課程由嚴定法師等任教，也照常進行。法尊回院後稍為休息，即奉太虛大師命，以代院長名義接下院務，開始了他的教學與翻譯工作。 是年七月日寇侵華戰爭爆發，九月太虛大師入川，上缙雲山為漢院學生講話，繼而駐錫重慶長安寺佛學社。及至京滬被日寇竊占後，武漢成為軍事重鎮，民國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年)春，法舫解散了世佛苑的研究班，也到了重慶。太虛大師命他到漢院接任教務主任，為法尊分勞，法尊得有較多時間從事譯經工作。 由民國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年)到民國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這段時間，是漢院教師陣容最堅強的階級。除了最受學生敬仰的法尊、法舫外，他如印順、雪松、福善、嚴定，及學監佛性等，都是最受學生歡迎的教師。還有一位張仲如(純一)教授，他本是基督教徒，後來皈依了佛教，寫過一冊《佛化基督教》，流通極廣。他在日寇侵華時避難到了重慶，太虛大師請他到漢院任教，為學僧講《墨子》。 教理院的學制，是太虛法師制定的。大師一向主張八宗並弘，所以院內課程沒有宗派之分。同時亦重視學僧的修持，和一般寺廟一樣，學僧早晚要上殿，早殿後要坐香。所授課程，有被西藏佛教稱為兩大車軌的中觀與唯識，同時亦有具中國特色的天台學、華嚴學，及小乘俱捨學，《四分律戒本》，各宗宗史等，科目可說相當完備。而藏文一科更為必修的科目，目的自然是將來要負起溝通漢藏佛教文化的重任。 民國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年)七月，教理院舉行第二屆學僧畢業典禮。太虛大師上缙雲山親自主持典禮，並開辦了一個為時三周的暑期訓練班。為學生講《我的佛教運動略史》、《我怎樣判攝一切佛法》，前者使學僧們認識了大師改革佛教的悲願與理念；後者使學僧們對於整個佛法，有了概念性的認識。 抗戰期間，漢院也出了一些傑出的學生，如正果、演培、妙欽、續明，白慧等，後來都是弘化一方的法將。演培於民國四十一年(一九五二年)由香港來台灣，除辦學外，擔任過台北善導寺、日月潭玄奘寺等大寺院的住持，後來弘化東南亞三十余年。妙欽後來在菲律賓弘化，續明在台灣主持福嚴佛學院，晚年弘化東南亞。白慧曾隨法舫留學印度國際大學、蒲那大學，先後獲碩士、博士學位，一九五一年回到大陸。以上這些人，前三位已先後逝世了，白慧在大陸則生死不詳。 這裡特別要介紹的，是正果法師(西元一九一三～一九八七年)，他是四川自貢市人，十九歲出家，民國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年)考入漢藏教理院，在本科、研究部先後讀了六年，民國三十一年(一九四二年)畢業，以成績優異，留校任教。民國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日寇侵華失敗，無條件投降，外地來的教師先後復員東下，正果繼任教務主任，成漢院後期，法尊最得力的助手。 民國三十六年(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七日，太虛大師於上海玉佛寺示寂，法尊聞訊趕赴上海奔喪，院務交由正果代理。民國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年)冬，國民政府退遷台灣，解放軍入川，法尊急於返回河北家鄉探視，離開了他主持十五年余的漢藏教理院。一九五○春，法尊到北京，參加了菩提學會翻譯組的工作。是年冬季，正果到北京與法尊見面，商議把漢藏教理院，交給解放軍西南軍區文教處，法尊同意，這一所成立後歷時二十年的學府也於此結束。 一九五六年，中國佛教協會在北京法源寺成立了中國佛學院，法尊出任副院長，兼授佛學課程。他的晚年生活，在〈法尊法師自述〉一文中說：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中，佛學院解後，我被打成黑幫，參加體力勞動。一九七二年，解除黑幫名義，恢復自由。一九七三年後，患心髒病，養病至今。(法尊作於一九七九年八月六日) 事實上，下放勞動期間，受了不少折磨，兩腳砸傷致殘，以後不良於行，他都沒有寫出來。就在這篇〈自述〉完成之後的一年有余，於一九八○年十二月十四日，圓寂於北京廣濟寺。世壽七十九歲，戒臘五十九夏。 法尊一生對於佛教的貢獻，在於弘揚藏傳佛教，溝通漢藏文化；而這些貢獻的基本關鍵，在於他翻譯了大量的西藏佛教經典，寫出了不少有關西藏佛教的論文，為信仰、研究西藏佛教者提供了指標與方便。 法尊的譯經事業，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民國十四年(一九二五年)至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年)的十二年間。這十二年，前九年還是修學階段，並且兩度入藏學法占去了十年以上，民國二十三年(一九三四年)到漢藏教理院後才開始譯經。這一階段主要的譯作計有： 《菩薩戒品釋》二冊、《菩提道次第廣論》二冊、《密宗道第論》一冊、《辨了不了義善說藏論》二冊、《辨了不了義論釋難》二冊。 第二階段，是民國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至民國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年)的十余年間，也是他譯作量最高的一段時間。這十余年他主持教理院，在重慶、成都兩地講經說法，但仍譯出了： 《現觀莊嚴論略釋》一冊、《密宗道次第廣論》二冊、《苾刍學處》一冊、《地道建立》一冊、《入中論顯密意疏》一冊、《菩提道次第略論》一冊、《修菩提心七義論》一冊，以及《辨法法性論》、《七十空性論》、《緣起贊釋》等。論著方面，主要的有《現代西藏》、《西藏民族政教史》、《藏文讀本》等。 第三階段，是一九五○年他入北京菩提學會譯經組起，至一九八○年圓寂止。這三十余年間，只有在菩提學會時期，譯出了《五次第論》、《七寶論》、《四百論頌》、《俱捨論略釋》、《入中論略釋》等數種，一九五五年為《大百科全書》宗教部分撰寫了若干條目。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期間譯出了一部《格西曲札藏文字典》，極俱實用價值。 一九六六年起，持續十年之久的歷史浩劫“文化大革命”開始，他的譯作事業是一片空白。直到圓寂之前的三年間，抱病譯出三部有關因明的著作，為《釋量論》、《釋量論略解》、《集量論》，這是他一生最後的譯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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