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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嚴法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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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士文章
方廣锠教授：我與佛教
我與佛教 方廣錩 《佛教文化》主編何雲先生打來電話，說今年是“文革”後首次招收研究生的二十周年，作為第一屆的佛教研究生，讓我寫一點感想。一時浮想聯翩。 說起我的學佛經歷，真是一連串陰差陽錯的過程。 我是所謂“老三屆”的高中生，“文化大革命”的風暴把我刮到農村去當了三年半農民，接著到西陲邊境的一個師范學校去教學。我慶幸遇到一個懂教育、愛人才的校長。1972年寒假，趁林彪剛垮台，略有松動之際，他派出人員到上海古籍書店買了一卡車的古舊書。對我來說，真是得其所哉！什麼《諸子集成》、《綱鑒易知錄》，什麼《桃花扇》、《牡丹亭》都是那時侯看的。書看得雜，又沒人指點，什麼都知道一點，什麼也不懂。 “批林批孔”以後是“評法批儒”，當時大塊文章連篇累牍。我看來看去地不知怎麼看出一個問題：我看過一本古書，上面列有儒家的法統，其中有范缜、韓愈等等。但現在怎麼范缜成了法家？如果說范缜主張神滅論，反對佛教就是法家，那麼為什麼同樣反對佛教的韓愈卻是儒家？而信奉佛教的柳宗元又是法家？我被弄糊塗了。就此想學佛教。當時能夠找到的就是任繼愈先生的《漢唐佛教思想論集》，我勾勾劃劃，把這本書幾乎翻爛了。看明白多少，我也說不上。為了能學佛教，當時甚至給趙樸初先生寫了一封信，表示自己想學佛教的願望，甚至表示如果需要，可以出家。不過這封信後來未能寄出。所以無人知道此事。今天寫在這裡，算是自我透露一個小秘密。但不管怎麼樣，評法批儒，評批出一個想學佛教的人，一定出於發動這場運動的人的意料，可謂陰差陽錯之一。 1977年，“四人幫”垮台不久，我們校長故技重演，又派人到內地購買古舊書。這次派的是我。我來到北京，在東四中國書店門市部挑選了一批舊雜志，然後打電報回新疆請學校匯款。沒想到等我攜款去取書時，營業員小姑娘說其中有幾種雜志已經賣給別人了。我當然不高興。那時北京人的服務態度比現在強多了，小姑娘很不好意思，再三道歉之馀，拿出他們的庫存登錄賬，任我挑選，以示補救。我一眼看到其中有一部《現代佛學》，從創刊到1964年停刊，全套俱全，立刻選中。如下文所說，我後來考上研究生，靠的就是這部《現代佛學》。如果當初小姑娘工作不出錯，我就買不上這部存在庫房中的書，也就考不上研究生，學不了佛教。這可謂陰差陽錯之二。 1978年，國家開始招收研究生。剛開始，我沒有動心。因為自己連高中都沒有畢業，研究生離我太遠。一天，到地區教育局(當時叫文衛組)去辦事。主管研究生報名的是師范學校畢業的學生。我一時好奇，翻閱了一下招生名錄，發現竟然有招收佛教專業的，真是又一個得我所哉。那部《現代佛學》買來以後，我立刻借出，放在宿捨中有空就看，越看越有意思。雖然沒有入門，但興趣越來越大。現在既然有學佛教的機會，盡管知道自己底子很差，但很想拼一拼。於是寫了一篇二、三萬字的關於初期佛教的文章，寄給宗教所，並且報了名。初試結束，接到復試通知，我當時傻了眼。通知上寫著讓我到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復試伊斯蘭教。我想一定是搞錯了。趕到北京，下火車直奔建國門。宗教所的同志說沒搞錯，因為你是新疆的，搞伊斯蘭教更適合。這時真是進退兩難。但既然來了，就硬著頭皮考伊斯蘭教吧。筆試完了是口試，主考官是黃心川先生。記得考題是敘述自己學習馬列宗教原著的體會。我選了恩格斯的《論德國農民戰爭》，在口試回答提問的過程中，不知怎麼提到我寫的那篇佛教的文章。沒想到一下子引起黃心川先生的注意，他立刻問：“文章在哪裡？”隨即就把文章找來，一邊主持考試，一邊翻閱起來。後來才知道，當時寄來的文章很多，宗教所根本看不過來，都在那裡堆著。就因為這篇文章，老師們決定還是讓我學佛教。就這樣，我成了“文革”以後第一批研究生中的佛教研究生。當年招收的佛教研究生共四個，三個在宗教所，即羅炤、丁明夷、業露華，搞中國佛教。我的文章寫的是初期佛教，於是讓我搞印度佛教，分在南亞所。黃心川先生當時任副所長，也就是我的導師。上述曲曲折折，自然可算是陰差陽錯之三了。 回顧二十年前這些峰回路轉的過程，這些陰差陽錯的故事，從小處說，只能說我與佛教還是有緣；從大處說，佛教傳入中國兩千年，已經成為每一個中國人經常遇到的巨大存在。因此，大概每一個中國人都與佛教有緣。只是自己注意到沒有，或者用佛教的話說是惜緣與否而已。 二十年來，自己在學佛的道路上坎坎坷坷。因為底子薄，只能將勤補拙。但幸而先後師從黃心川、任繼愈先生，得以坐春風而點愚遲。又得到季羨林、周紹良等諸多前輩的耳提面命；也有機會親近巨贊、正果等法師，得到指點引路。從而能夠為佛教研究做一些工作，恩德難酬。要說今後有什麼打算，那就是我與老一輩的學者、法師一樣，始終為作為佛教第二故鄉的中國，至今沒有拿出一部權威、實用且通行世界的大藏經而遺憾。當然，這件事太大，要耗費巨大的人力、物力、財力，需要各方面的條件。但是，千裡之行，始於足下。坐而論道，條件永遠不會成熟。當初楊文會在那樣困難的條件下，艱苦創業，成就了金陵刻經處這樣一番事業。他的精神值得我們後人仿效。鐵人王進喜說：“有條件要上。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我們現在編纂大藏經，也要有這樣的氣概。即使在我們這一代人手中完成不了這一偉大的工程，我們也應該為後人從事這一工作而創造更多的條件與奠定更好的基礎。缁素諸位，誰與同行？ 1998年3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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