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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嚴法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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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士文章
王志遠教授：因果是佛教對中國的最大影響
因果是佛教對中國的最大影響 王志遠 二千多年的歷史長河裡，佛教已經完成了中國化進程，並且與儒、道等思想文化互相作用，共同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王志遠教授認為，佛教的眾生平等與儒家的“仁”的精神共同造就了中國人寬厚仁愛的品性，佛教思想中的“因果”二字更是縱觀中國歷史文化所不可避免的重要存在。同時，王志遠教授為我們梳理了佛教在中國的四個傳承，揭示了中國作為佛教第二故鄉在佛教發展中舉足輕重的作用。 佛教在中國發展已經有2012年。公元13世紀以後，佛教在印度已逐漸消亡。中國成為佛教的第二故鄉，現在佛教在世界傳播的主流也是從中國傳出去的。 佛教在中國的傳承 佛教有著2500多年的歷史。1998年，我擔任“紀念中國佛教二千年組委會”的秘書長，有關部門在紀念活動的批示上加了四個字——“隆重熱烈”，這是出乎我們意料的重視。這種重視其實也反映了中國人最基本的看法，我們已經把佛教看成是自己的宗教、文化了。 公元前2年，西漢哀帝年間，博士弟子秦景先(景盧)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經》，是為佛教初傳標志。至今，佛教在中國發展已經有2012年。公元13世紀以後，佛教在印度已逐漸消亡。中國成為佛教的第二故鄉，現在佛教在世界傳播的主流也是從中國傳出去的。南亞、東南亞地區有從印度傳出的南傳佛教，但是無論從數量、規模、典籍的保存等各方面來說都沒法和中國相比。 中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佛教在中國發展並向越南、日本、韓國延伸，形成整個東亞大的佛教文化圈。並且早期從日本，現在又從中國向歐洲、美洲傳播，所傳的佛教都是以中國為主。 中國的佛教還有著特別豐富的內容，從佛教歷史上看產生了上座部佛教(南傳佛教大部分是上座部佛教，雲南西雙版納也屬上座部佛教，過去我們稱之為“小乘佛教”)、漢傳佛教(又稱為“大乘佛教”)、藏傳佛教(西藏、蒙古地區，過去稱為“蒙藏佛教”)。因此，中國佛教具有四大語系：漢語系、藏語系、巴利語系、蒙古語系。按照最新觀點，我們以具有《大藏經》為標准，將佛教分為六個語系。除了梵語、滿語之外，其他比較活躍的四個語系，漢傳、藏傳、南傳、北傳佛教，其傳承都在中國的大地上。 過去的概念裡沒有把漢傳佛教與北傳佛教進行區隔。在近期舉行的“蒙古佛教高層文化論壇”上，我們世界宗教研究所提出觀點認為蒙藏佛教是一個很重要的概念。蒙古族對佛教的傳播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與西藏相比，有很大的獨立性。蒙古佛教有自己獨立的經典，蒙古語的經典《丹珠爾》《甘珠爾》就是蒙古文《大藏經》，而且有自己的傳承，有自己的呼圖克圖——活佛。 從內蒙古到蒙古，再到俄羅斯的幾個共和國，已經形成很大的用蒙古語傳播的佛教，把這些籠統地概括為藏傳佛教，現在看來概念上是有缺陷的。 過去把蒙藏佛教稱為“喇嘛教”，“喇嘛教”在涵蓋面上很清楚，但用詞不科學，相當於以“和尚教”代稱佛教，是不合適的。我的老師任繼愈先生在改革開放後撰寫《中國佛教史》時用“藏傳佛教”替代了“喇嘛教”的稱呼。不過近幾年來，我們又發現了新的問題。“藏傳佛教”的說法使人看不清來龍去脈，使蒙古這麼大的一個區域、這麼多的人口、這麼長的傳承湮滅在“藏傳佛教”的概念裡，而“藏傳佛教”則被等同於“藏族佛教”。 我們現在確定語系的前提是有獨立的《大藏經》，蒙古族有對《大藏經》的全部翻譯和整理，甚至在漢語本裡已經散佚的，在蒙語本中還有保存，具有重要的文獻價值。因此，我們需要重新在學術上對一個客觀的歷史狀態做描述。 認識到佛教在中國的四個傳承，有助於全面、真實地認識歷史。從中亦可見，佛教對中國文化有著全面、深刻的影響。 如果說儒家講的是人人平等，“人皆可為舜堯”，佛教則是更加擴大為眾生平等，不僅人與人平等，人與一切生物也是平等的，要珍惜每一個生命。 眾生平等的博大精神 佛教是中國文化的組成部分，在中國傳統文化復興之中自然有著重要的作用。儒、道、佛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其實，儒、道、佛以及其他文化又是相互影響，合為整體的，需要我們去有機地繼承。 如果把人生中需要的傳統文化比做一個房子，那麼儒家是這個房子的大門，其他諸子百家都是窗戶，其中兩個大的窗戶就是道和佛。沒有窗戶，房子會顯得悶；沒有大門，就沒有可進出的“道”了。這些不同的思想文化形成一個體系，就是影響中國人思想的傳統文化。 但是，中國人從來都分得清主從、本末。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直到現在，中國仍以“三省”來評價一個人。古代把讀書人稱為“儒生”，我從來不認為這個“儒生”就是狹隘地只指儒家，只看儒家的書，而是博覽群書、讀遍各家的。例如受儒家教育的人在商場、戰場會很自然地應用兵家思想，而在生活中又秉承佛道精神，這在中國是極其正常而普遍的現象。 拘泥於孔孟學說，甚至其中很小一部分的“迂儒”才是狹窄而不全面地看儒家學說。孔子說“仁者愛人”“泛愛眾”，就有人糾字眼說“人”“眾”指的是士人。其實，儒家的基本精神是“親親仁仁”，只不過這個“親”和“仁”不是毫無差別的。這是實事求是的，人不可能達到對所有人一樣的愛，因此，禮有差等，愛有親疏，這是客觀的、永遠不會改變的。 所以，從儒家的很多觀點來看，儒家是人生的哲學、人間的哲學，是人類社會相互關系的哲學，而不是形而上的，非常抽象的，脫離了人們生活的哲學。人生活在天地之間，社會之中，儒學還是會成為很有教益的指南。這個指南不一定細節上都准確，但是大的方向是沒有錯的。 佛教自傳入中國以後，給儒學作了補充，並且吸收了儒學的基本思想。比如孝順，佛教在印度有這個因素，有對父母的情感，但是不突出，加上早期佛教講究“灰身滅智”，不太強調家庭關系。進入中國之後，出家則是大孝，在家是小孝。出家是成就大我，可以為歷世的父母超度，乃至以眾生為父母，是一種博大的精神。某種意義上，這是把儒的仁愛精神擴大了。如果說儒家講的是人人平等，“人皆可為舜堯”，大家都有成為聖賢的可能性，佛教則是更加擴大為眾生平等，不僅人與人平等，人與一切生物也是平等的，要珍惜每一個生命。這個擴展造就了中國人寬厚仁愛的品性。古代雖然不講“環保”這個概念，但中國人對鳥獸、對生靈都是很珍惜的。 佛教的某些思想也曾被認為是迷信落後，我認為，脫離歷史條件，以某一時期的科技發展來盲目地批判歷史是不對的。例如輪回思想，就有其積極意義。 在佛教傳入之前，中國講究“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惡之家必有余殃”，但現實生活並不全是這樣，無法兌現的時候，人們積善的信心就可能動搖了。佛教提出業報輪回的觀念，與先前的思想區別在於：每一個人的命運是由他自己過去所作所為引發和造成的，由他本人承擔。父母這一代做的好事是由父母自己在來生得到回應，兒女自己帶來的後果受到“惡報”，也跟父母無關。這樣就從一個整體家族的互相責任，歸結到每個人要對社會負責任。 輪回觀念在兩個方面有著積極意義。一個方面是讓人們有信心，做一個好人，此生不能做完的，來世還可以繼續未盡的事業，這就是“死而不已”。所以，佛教在歷史上是給人們帶來期望的，哪怕最苦難的時候，還有對未來的期望，尤其是對那些志士仁人而言。另一方面，輪回觀念對遏止人們做壞事有很大的作用，就像一個無形的警察要求人自律。除了道德說教、教育以外，自律在古代中國最有效的就是佛教的輪回觀念所帶來的。做了惡事要負責任，就是本人要受到報應，這是很讓一些人的靈魂戰栗的。 佛教教人以平和的態度積極進取，以善因得善果，通過自己努力去獲得相應的福報，這種思想對社會是有積極意義的。 儒家的忠孝與佛家的因果 儒家禮樂文化是現實的陶冶。禮主差等，分上下尊卑，但是過分講究尊卑就會導致對立，因此，樂主和諧。通過兩套不同制度，禮樂在古代既保持了秩序又保持了和諧的親情。 佛教同樣有類似的思想。佛教主張眾生平等，但並不是說在現實生活中是平均主義，只是說每個人都有成佛的可能性，在成佛的道路上是平等的。每個人造業，包括善業、惡業、不善不惡業，會有相應結果，因此每個人的福報不一樣。 雖然福報不同，但是佛教要求每一個人並不去埋怨別人，而是追問、叩問自己為什麼沒有這樣的福報，從而經過努力去得到，因為福報是不可能無緣無故就來到自己身邊的。佛教既讓人們有一種取得平等的希望、尊嚴，又不至於在現實生活中只有永遠的攀比和無盡的埋怨。攀比只能帶來煩惱，用現在的話說是幸福指數上不去，這實際上是主觀因素，用儒家的話說“一箪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 我曾與河北柏林寺方丈淨慧長老談天，說到儒家和佛家兩大思想派別對中國二千多年文化的貢獻，都可以用兩個字來概括。儒家的兩個字是“忠孝”，以孝為本，移孝作忠。普遍來看，中國人在交朋友時會不知不覺地考察其是否孝順父母，假如風聞其不孝順，就會逐漸疏遠。孝成為最起碼的做人准則。而一個孝順的人必然會對朋友忠、對事業忠、對國家忠。儒家理論可以歸結為兩個字，即“忠孝”。 佛教對中國最大的影響則是“因果”二字。明清以後的小說，無論是從《金瓶梅》到《紅樓夢》，還是《三言二拍》等等著作，甚至戲曲，無不能看出佛教文化“因果”二字的深入影響。對於一個社會而言，因果相應同樣是非常重要的。一定程度上說，糾正不相應的因果，才能達到平衡與和諧，浮躁也就減少了。 佛教教人以平和的態度積極進取，以善因得善果，通過自己努力去獲得相應的福報，這種思想對社會是有積極意義的。 佛教應該在社會生活中發揮更大的作用。中國的佛教沒有完成現代化的轉變，上個世紀以來，佛教始終沒有作為一個健康的、主動的、積極的社會力量參與社會建設。直到近些年來，在中國傳統文化復興的呼聲之下，人們認識到中國佛教是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重新加以重視。佛教得到了發展與轉變的一個契機。 現在離辛亥革命已經整整一百年，一百年來，中國佛教的服務對象和自身地位都發生了變化。封建時代，佛教服務於帝王、貴族，佛教徒本人就是臣民。辛亥革命之後，所有中國人變成平等的公民，不再有天子與臣民之分。佛教徒作為獨立的人，需要為現代社會作貢獻。佛教的性質也發生了變化，可是這個轉變沒有完成，公民佛教，或者說完善的平民佛教並沒有如期到來。我們需要像釋迦牟尼遍游各地、講經弘法一樣，請佛走下神壇，從社會中來，走回到社會中去。 佛教應該成為社會生活中的導師、心理輔導師、人生引導者。目前這個轉變過程還只是剛剛在進行中，還有相當的一個進程。但是公民佛教的到來是必然的。 近年來，僧人出現青年化趨勢，和社會的距離越來越拉近，數十位乃至上百位年輕僧人在全國各地講經說法，受到了一定民眾的喜愛。他們用現代語言進行演講，將經典、古文以現代語言表達出來，帶動佛教走出經典、走出寺院，蛻變成為現代意義上的佛教。而在這群年輕僧人之中，也將會湧現出一些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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