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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法師:《谏佛骨表》之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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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谏佛骨表》之剖析

正 如

佛教博大精深,森羅萬象。自從東漢初傳入中國,“經歷了近兩千年的歲月,它已滲透到中國社會的各個領域,並產生了廣泛的影響。”(趙撲初《佛教與中國文化的關系》)然而,在將近兩千年的漫長歷史流傳當中,卻也蒙受了種種“大災小難”。大災,有歷史上所謂的“三武滅佛”。小難很多,其中韓愈“斥佛”,可說是較為突出的一例。

韓愈(768--824)字退之,鄧州南陽(今河南孟縣西)人,是中國唐代著名的文學家和古文運動的領導者。他一生致力復興儒學,自诩乃孟轲再起之“聖人”。為了“推尊儒學,排斥佛老”,他先後寫了《原道》、《原性》等論著。這裡,我們要剖析的是他的《谏佛骨表》。

《谏佛骨表》是韓愈“辟佛尊儒”的代表作。文中集中地論述了“佛不足事”的理由。透過這些似是而非的理由,我們就會清楚地看到,作者在寫作內容上,明顯呈現了他對佛教道理的貧乏和極端偏執的態度。其表現在:

一、作者采取片面的史實,把歷史上的某些不良現象,不加分析地“歸咎於佛”。他認為,上古時代,天下太平,帝王百姓人人長壽安樂,是因為沒有佛教;自從佛教傳入中國後,而明帝在位只有十八年,此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又“宋、齊、梁、陳、元魏以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見《谏佛骨表》)這種違背客觀事實而又片面的言論,居然出現在韓愈的筆下,真令人感到難以相信。

“上古”,在歷史上多指商周秦漢這個時期。事實上,這個時期,末必人人長壽,個個安樂。春秋戰國,國家林立,爭雄奪霸,戰爭不斷,那來“天下太平”?秦始皇施行暴政,焚書坑儒,何來“人人長壽”、“個個安樂”?就說“上古”以前的原始社會吧,那時人以構木為巢而住,以樹葉遮體,鑽木取火,尚不時膏虎狼之吻,自命難保,那有“長壽”、“安樂”可言?而自佛教傳入後,國家、人民也未必“皆夭且亂”。眾所周知,唐代是我國封建社會中經濟繁榮、文化發達、國勢強盛的王朝。而在這一時期,佛教的發展也達到了頂峰。高僧大德先後創立了十個宗派,中國成為了佛教的第二故鄉。隨著佛教的流傳和發展,一方面豐富了我國的哲學、藝術、經濟、文學等文化領域;另一方面推進了我國與鄰國經濟、文化的交流,加深了與鄰國之間的友誼和了解。

二、作者以傳統的“華夷之辨”,“先王之說”為立場,認為佛教是外來的“夷狄之法”,與中國傳統的先王學說不同,故“佛不足事”。

《谏佛骨表》中說:“夫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廖廖數語,將韓愈的傳統保守思想和蔑視外來文化的態度表露無遺。真理是沒有國界的,文化也是沒有國界的。優秀的文化,我們都可以吸收,那能因它的傳播人是“外國人”,那能因它的文化與我們的不同,我們便不能“取而用之”。當然,當他拋出這種片面觀點時,就引起了當時社會有識之士的紛紛批評。高僧大顛就是其中的一位。他駁斥說:

“吾聞之善觀人者,觀其道之所存,而不較其所居之地。桀纣之君,盜跖之臣,皆中國人也,然而不可法者,以其無道也。舜生於東彝,文王生於西彝,由余出於戎,季扎出於夷,彼二聖二賢,豈可謂之彝狄而不可法也。今子又觀佛之道,而徒以為彝狄,何其言之陋也?”(《退之別傳》)

真是一針見血,駁得韓愈“目眙而不收,氣喪而不揚”,自認理虧,慚愧萬分。

佛教雖然不談“先王之法言”,但是所講的道理同儒家學說,仍然有許多相通之處。傳統儒學以為,和尚出家,便是“不忠不孝”。因此,傳統儒者反佛,一般都從這裡為切入口。其實佛教也講“忠孝”,而且對於良好的社會倫理道德,更是提倡。《菩薩睒子經》說:“人有父母,不可不孝,道不可不學。濟神離苦,後得無為,皆由慈孝,學道所致。”《長阿含經》第十一說:“為子女者,當以五事孝敬父母。”又《涅槃經》上說:“知恩者是悲之本,開善業之初門,受人愛敬,名譽遠聞,死者生天,遂成佛道。不知恩者,甚於畜生。”《地藏經》、《盂蘭盆經》更是被稱作是佛教宣揚孝道的經典。還有佛教徒念經時,就有“上報四重恩,下濟三途苦”的願文。所謂四恩,即①報父毋養育恩;②報師長教導恩;③報國家水土恩;④報眾生護助恩。作為一個佛教徒不但要報父母恩、師長恩,更要效忠國家,造福社會,利益人民。

佛教徒,一般說有七眾,在家男女二眾,俗稱居士,如蘇東坡、王維等;出家男女五眾,稱比丘、比丘尼等。出家並不是不要父母,而是更要孝順父母。關於出家人孝親報恩的事跡很多,如“釋迦孝父”、“南朝道紀養母”、“唐朝黃檗度母”、“唐代子鄰禮塔救母”等等,不勝枚舉。

因此,只看到出家人,背井離鄉,就斷言佛教不講孝親,未免有些片面。歷史上,許許多多的人,為了實現偉大的理想,背井離鄉,遠別父母,拋開恩愛之情,捨棄榮華富貴,甚至連自己的生命也不顧,難道就可說他是不孝嗎?鑒真和尚為了傳播文化,造福日本人民,遠離父母,遠離祖國,冒著生命的危險,東渡日本,難道他也不知“父子之情”嗎?更何況,佛教認為,我們的父母很多很多,有現在的,有過去的,還有未來的。一切眾生皆是我們的父母。佛教導我們不僅要孝養現在的父母,而且要從這自私、狹窄、有限的“父母之情”,擴大、延伸到無私、無限、無量的“父母之情”。並且,最終目的是彼此共同了生脫死,永離苦難。

三、作者認為:“高祖始受隋禅,則議除之(佛教)。”又“睿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已來,未有倫比。即位之初,即不許度僧、尼、道士,又不許創立寺觀。”(《谏佛骨表》)

根據《資治通鑒》和《新唐書》記載,武德七年,傅奕上疏“請除佛法”,但唐高祖並沒有采納。武德九年四月高祖下了一道《沙汰僧道诏》,但其目的是在於“興隆教法,志思利益,情在護持。欲使玉石區分,薰莸有辨,長有妙道,永固福田”。(見《舊唐書》卷一)兩個月後(即同年六月)高祖又下一道敕文,文中說到,“其僧、尼、道士、女冠,宜依舊定。(《唐會要》卷四七)等於是宣布取消《沙汰僧道诏》。另據《唐大诏令集》載,高祖武德二年正月,還曾下诏,要求全國人民在每年的正月、五月、九月三個月內,禁止屠宰。以上可見,唐高祖是一個相當維護佛教的皇帝。至於韓愈所說的“高祖始受隋禅,則議除之”,唐憲宗“即位之初,即不許度僧、尼、道士,又不許創立寺觀。”這在《新唐書》《舊唐書》《資治通鑒》、《通鑒紀事本末》等書中,均無記載。

四、作者在文章中直言率語,表現出一種憂國憂民的樣子,想借此達到“滅佛”的目的。他說,應將此佛骨“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接著他發誓說,“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谏佛骨表》)表現出一種“捨身為國,視死如歸”的精神。

真的如此嗎?為了更好地說明這一點,我們先來看看作者受貶後的自白,並給合本文加以分析,我們就會清楚地看到他在文中所表述的含義,確實過於偏激。據《退之別傳》載,他寫《谏佛骨表》,被貶潮州後,曾與當時靈山寺高僧大顛和尚進行了一場激烈的對辯。其中有這樣一段對話:

大顛曰:“子之來官於南,以其言之直也,今之貌郁郁然似有不怿者,何也?”

愈對曰:“愈之用於朝,享祿頗厚矣。一日以忠言不用,而奪吾刑部侍郎。竄於八千裡之海上,……乃至潮陽,飓風鳄魚,禍患不測。毒霧瘴氣,日夕發作。愈少多病……今復憂煎黜於無人之地,其生豈可保乎?愈之來也,道出於黃陵之廟而禱之。幸蒙其力,而卒以無恙。愈以主上有中興之功,己奏章道之,使定樂章,告神明,東巡泰山,奏功皇天。”為何上奏章,請皇上 東巡泰山?其目的是“冀萬一於速歸”。

從以上一問一答中,可以看出韓愈被貶斥後與寫《谏佛骨表》時的截然不同的思想態度。現歸納三點略作分析於下:

(1)在《谏佛骨表》中顯出一副忠君為民,直谏不諱的韓愈,被貶後卻後悔不已,“貌郁郁然”而不可終日。後人說韓愈寫《谏佛骨表》只不過是為了謀求忠的名聲,並以期獲得“大聖人”唐憲宗的恩賜。否則,被貶後就不該後悔,應感到自慰,因為自己已為國為民盡心盡力了。更何況“言用,而獲忠直之名,享報言之利;不用而逐,亦事之必至也”。(《退之別傳》)

(2)韓愈被遠谪潮州,途經“黃陵之廟而禱之,幸蒙芝力,而卒以無恙”。深深揭露了他在《谏佛骨表》裡所說的:“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的虛偽性。韓愈一生寫了許多關於祭鬼神的文章,從這些祭文中,也可見他是一位極為相信鬼神報應的人。

(3)迎佛骨時,他忠谏唐憲宗不要觀迎。若此,則“轉相仿效,唯恐後時,老少奔波,棄其業次”。(《谏佛骨表》)然而,他被貶於“毒霧瘴氣,日夕發作”的潮州後,不久,就上表請憲宗“東巡泰山”。當時正值“藩鎮割據”,社會動蕩不安,他卻不顧百姓的安危,請皇帝遊泰山,“封禅告功,以騷天下”,而目的是為自己創造早回長安的途徑。因為“倘其(憲宗)有意於此,則庶幾召愈述功德,作詩歌,而薦郊廟焉”。(《退之別傳》)以儒家道統自命的韓愈,口頭上所言是“先王之道”,“君臣之義”,而內心所追求的依然是離不開世俗的“名”和“利”。也難怪明末思想家王夫之說他“所奉者義也,所志者利也”。

綜上所述,我們不難看出韓愈寫《谏佛骨表》的動機和目的。全文充滿著作者個人的偏見,妄想以此來達到他的“攘佛尊儒”,和政治上的某種意圖。所以,當他“辟佛”受貶官後,內心感到極度的懊悔和悲傷。我們在披露作者在《谏佛骨表》所表現的儒家立場和因循守舊的思想本質,並不眨低《谏佛骨表》的在文學上價值。《谏佛骨表》的產生不是偶然的,它雖是針對唐憲宗求長生的心理而作,但與“迎佛骨”時將導致勞民傷財也有著直接的關糸。作為佛教的反面材料的《谏佛骨表》,是值得佛教徒深深的反思。

1989年刊登於香港《內明》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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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以此功德,莊嚴佛淨土。上報四重恩,下救三道苦。惟願見聞者,悉發菩提心。在世富貴全,往生極樂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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