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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紅兵教授:中國佛學心性和諧思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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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佛學心性和諧思想要

山東理工大學生態文化與科學發展研究中心  陳紅兵

[摘  要]心性和諧思想是中國佛學和諧思想的核心內容。中國佛學心性和諧思想具有融合中印佛教心性思想的特征,它突出發展了印度大乘佛教的智慧解脫思想,相對於印度佛教而言,具有關注現實人生、現實人心、現實之用的特征。中國佛學心性和諧思想體現在修行觀上、心性本體論和境界論上,具有將心性和諧推展到現實人生,將內在精神和諧與應對世間智慧相結合的特征。研究中國佛學心性和諧思想對於提高人的精神境界,促進和諧社會、和諧世界建設具有重要現實意義。

[關鍵詞]中國佛學;和諧;心性和諧:修行觀;心性論;境界論

學術界關於佛教和諧思想的一般性探索較多,往往將中國佛學與印度佛學的和諧思想作籠統的闡述,而就中國佛學和諧思想則沒有專門論述。和諧本身存在不同的層次,主要包括人自身的和諧、社會和諧、人與自然的和諧三個層面。和諧精神是古代文化價值取向的重要維度,東方古代文化均傾向於將和諧視作世界萬物存在的本然狀態,作為人自身生命、人格修養、社會、人與自然關系的理想存在狀態,作為自身文化的根本價值追求。中國佛學作為東方古代思想的一部分,同樣體現出鮮明的和諧精神。中國佛學和諧思想是在印度佛學和諧思想基礎上,吸收融合中國傳統儒家、道家和諧思想形成的。中國佛學和諧思想本身是一個有機整體,它以心性和諧思想為核心,是從心性和諧出發,關注社會及人與自然關系的和諧。本文主要論述中國佛學的心性和諧思想。

中國佛學繼承了印度佛教以心的解脫和心性和諧為核心的價值追求和思想特征,心性和諧思想在中國佛學中占據更為重要的地位。南北朝時期的涅槃佛性論諸家異說多從心神、心識角度诠釋佛性,以及隋唐佛學重心向心性論的偏移,均體現了中國佛學對心性問題的關注。中國佛學心性和諧思想在印度佛學心靈淨化、心性本淨觀念基礎上,吸收融合了老莊玄學心性自然觀念、體用一如思想,以及傳統儒家的性善理論,具有融合中印佛學心性思想的特征。一方面,中國佛學心性論繼承了印度佛教對心靈淨化的基本追求,繼承並充分發展了印度佛教智慧解脫的特征。另一方面,中國佛教心性論又通過吸收融合傳統文化精神,形成了不同於印度佛教的思想特征,這突出地體現在中國佛教心性論對現實人生、現實人心、現世之用的關注上。中國佛學心性和諧思想融合中印佛教心性思想,及關注現實人生、現實人心、現世之用的特征,在中國佛學修行觀、本體論和境界論當中均有具體體現。

一、心靈淨化與智慧解脫

佛學是一種以人生解脫為根本目標的宗教哲學,不管是原始佛學、部派佛學,還是大乘佛學,以及不同時期的中國佛學,均沒有改變佛教對人生解脫的根本追求。在對解脫的理解及如何實現解脫問題上,不同佛教流派的認識略有不同,但總體而言,對心靈淨化和智慧解脫的強調則是基本一致的。佛教認為,人生痛苦和煩惱的根源在於無明、愛欲、執取,原始佛學十二支緣起論“無明一行一識一名色一六入一觸一受一愛一取一有一生一老死”即系統闡明了無明、造作(“行”)、愛欲、執取導致生死輪回及人生痛苦煩惱的過程。要從人生的痛苦和煩惱當中解脫出來,必須覺悟,祛除貪欲、執著,心靈淨化和智慧解脫是其中的基本方面。大體而言,心靈淨化偏重於對貪欲的淨化,強調戒與定。智慧解脫偏重於覺悟、明理,強調觀照、智慧。心靈淨化與智慧解脫又是相互關聯的統一整體,定慧雙開、止觀並重是佛教修行的基本原則。大乘佛教以自利利他、普度眾生為目標,在修行觀上更突出智慧解脫方面。這突出體現在大乘般若中觀思想當中。般若中觀思想主要是通過對諸法緣起性空的觀照,破除貪欲和執著,實現心靈的解脫。緣起性空觀念是從原始佛教“諸法無我”發展而宋的,與小乘佛教不同的是,大乘佛教從度化眾生的方便出發,在強調“性空”的同時,肯定緣起現象作為“假名”的存在。主張對緣起現象作非有非無、即有即無的中道觀。

中國佛學在修行觀念上繼承了印度佛教心靈淨化和智慧解脫的基本觀念,同時又適應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環境,著重發展了大乘佛教的“智慧解脫”思想。東晉南北朝時期,由於南北分裂,北方重禅法,南方重義理,止觀被析為兩途,佛教傳統中定慧雙開、止觀並重的修行原則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壞。北朝木葉,菩提達摩強調“理入”與“行入”並重,兩者有回歸統一的趨勢。天台宗在南北走向統一的社會政治背景下,進一步把止觀並重確立為佛教實踐的根本性原則,在止觀並重的理解上,突出禅定與智慧的圓融互具,認為“非禅不慧,非慧不禅,禅慧不二,不二而二”,“言定即有意,言慧即有定”。中國佛學在強調止觀並重、定慧等持法則的基礎上,著重繼承發展了大乘佛教的“智慧解脫”思想,這首先體現在大乘中觀學說對中國佛學的重要影響上。東晉時期,鸠摩羅什的關中學派引進弘傳的主要是般若中觀學說。羅什譯介的般若性空之學後經僧叡、僧肇、竺道塵等人的弘揚,對中國佛學思想的形成產生了巨大影響,實際上成為後來中國佛學的理論主干之一。天台宗於一念心起觀照十二因緣十法界之即空即假即中的“觀心”實踐,即是對般若中觀思想的進一步發展;中國佛學對智慧解脫思想的發展還體現在頓悟解脫思想上。竺道生提出“以不二之悟符不分之理”的頓悟觀,慧能禅宗更將頓悟作為成佛的最根本方法。所謂“頓悟成佛”,即是“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就是將自心自性的覺悟看作佛教修行的根本。中國佛學對智慧解脫的重視還體現在對傳統戒律、坐禅等修行方式的理解上。在戒律方面,隋唐宗派佛學繼承發展了大乘菩薩戒、佛性戒的思想,主張以性攝戒,認為一切眾生先天本具止惡為善的趨勢和力量,突出般若中觀智慧對戒律的主導作用;在對禅定的看法上,禅宗注重從心性覺悟的角度理解禅定,認為禅不在坐,“外不著相為禅,內心不亂為定”(《壇經》)。主張破除對外在修行形式的執著,而突出心性的自覺和自律。突出心性覺悟的修行原則落實到現實生活中就是宗教修行與行住坐臥、搬柴運水的世俗生活的融合,就是對現實道德實踐價值的肯定。

佛教的心性和諧思想是與其修行解脫觀相關聯的。解脫本質上是心的解脫,解脫的境界即是心的和諧狀態,而不論是心靈淨化還是智慧觀照則都是通過一定的修行方式達致心性的和諧。相對而言,小乘佛教更為關注個體自身的心性和諧,大乘佛教則在關注自身心性和諧的同時,將心量擴展到社會人生乃至萬物眾塵。中國佛學對大乘佛教智慧解脫觀念的繼承發展,則進一步將修行觀念落實到世俗的道德踐履當中,從而涵攝了傳統儒家的社會和諧思想。

二、從心性本淨到平常心是道

原始佛教、部派佛學關於心性的討論尚停留在心理學及倫理學層面。大乘佛教產生以後,印度佛教心性思想開始向形上層面發展,形成了如來藏一佛性思想和阿賴耶識說。如宋藏思想肯定一切眾生含藏有自性清淨的如來法身,即眾生本來具有的自性清淨心、真如心。佛性概念則是隨著如宋藏系經典的流行出現的。阿賴耶識說是瑜伽行派的觀點。它認為阿賴耶識是宇宙萬有的根本,眾生的本性由阿賴耶識決定,阿賴耶識是染淨皆有,真妄並存。在這之後又出現了綜合如來藏思想與阿賴耶識思想之《楞伽經》和《密嚴經》。

南北朝時期出現的《楞伽經》及《大乘起信論》對中國佛教心性論的後來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這兩部經論均帶有融合如宋藏思想與阿賴耶識思想的特征。《楞伽經》認為如來藏識為阿賴耶識和如來藏的融合,從體上言為淨法如來藏;從相用上為染法阿賴耶識。“如來藏”為“客塵”煩惱障蔽,即變成能夠派生出現象世界的阿賴耶識。所謂修行就是將被熏習污染的如宋藏識再轉變成清淨的如來藏。《大乘起信論》的基本思想與此相類。它從阿賴耶識為真如與無明妄念的和合觀念出發,闡發了“一心二門”的理論體系,所謂“一心”也叫“眾塵心”,所謂“二門”即“心真如門”和“心生滅門”。“心真如門”是從宇宙本體著眼,沒有迷悟染淨的差別,平等一相;“心生滅門”則立足現象世界的塵起,具體描述了真如受無明緣動而生起宇宙萬象的過程。從修行覺悟而言,則是從染識當中解脫出來,由不覺到始覺,再到究竟覺,從而實現對真如本體的覺悟。兩部經論均持“心性本淨”觀念,同時又從一個角度闡明了真如本體與現象世界的關系,客觀上與中國傳統思想文化關注現實世界的文化價值取向、人性論的基本傾向以及理思維方式相契合。《楞伽經》、《大乘起信論》對隋唐佛學心性論的形成發展具有重要影響。

隋唐佛學在自身發展過程中,  日益突出現象世界、現實人心的重要性,到惠能禅宗,更將真如心與生滅心的結合點落實在現實人心上。惠能所言之心實際上是可正可邪、可淨可不淨的眾生的當下一念之心,於自心念上除卻各種妄心、邪心,叫做“淨心”,淨心之後,心不起任何執著,  自然任運,即獲得解脫,因此,當下一念之心也就是眾生的解脫之心。傳統意義中的真如、佛性、真心在《壇經》中則以“自性”、“本性”表示。而惠能所理解的“自性”、“本性”並不是自心之外的實體性存在,而是眾生心自身本具的“念念無住”的本性。因此,在惠能禅學思想體系中,真如心與生滅心本質上是一回事,它們都統一於人們的當下自心。惠能禅學受《大乘起信論》的思維框架影響很大,但是《起信論》從一心開二門,重點在於闡述心真如與心生滅的關系,以說明不變的真如隨緣而塵萬法,真妄和合的阿賴耶識通過熏習而復歸清淨本心的所謂大乘法門,其立論的基礎是“真如”、“真心”。而惠能則把真心與妄心重新拉回到現實的眾生當下的心念上來,關心的是眾生當下的解脫,其思維路徑與思想內容均與《大乘起信論》有很大的不同。而其不同的根本就在於,惠能用般若實相說對“真心”作了會通,對“真心”沒有做實體性理解。後世禅宗繼承了惠能禅宗對現實人心的關注,馬祖道一的“平常心是道”更直接地將平常日用心視作本體性存在:“若欲直會其道,平常心是道。何謂平常心?無造作、無是非、無取捨、無斷常、無凡無聖。”

中國佛學繼承發展印度佛學如宋藏一佛性思想,肯定眾生內在含藏有本淨佛性,實際上肯定了人自身心性的先驗和諧狀態,這種觀念也與傳統儒家性善論及道家自然人性論相契合。《楞伽經》、《大乘起信論》關注真如本體與現象世界,以及真如心與生滅心之間的關聯,體現了中國傳統思想文化關注現實人生、現實人心的價值取向,及山人性的先驗和諧論證、推展現實人生、現實人心的和諧的思想路徑,因而對中國佛學心性論的形成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惠能禅宗從般若實相說出發,將真如、佛性理解為眾塵當下一念之心的無住本性,進而將立論基礎落實在現實人心上。馬祖道一在此基礎上更突出“平常心”的本體地位,體現了中國佛學對現實人心的關注,體現了中國佛學將人性的先驗和諧推展到當下現實之心的和諧的發展趨勢。

三、心性本寂與心性本覺

呂潋從心性論的角度將性寂與性覺作為印度佛學與中國佛學的根本差異。在他看來,印度佛教心性論的基本思想是“人心自性不與煩惱同類”,煩惱不是心性的本來狀態,人心自性是本來空寂明淨的,因此,印度佛教心性論主“性寂”說;但是,印度佛學在傳入中國以後,由於經典翻譯對經義理解的偏差,以及中國社會對佛教理論的取捨,中國佛學在心性論上不言法性,而強調“自內覺證”,在心性論上主“性覺”說。呂澈從佛學研究的“根源化”觀念出發,主張回到印度佛教尋找佛教的真實,並掘此批判中國佛教心性論之“性覺”說非佛說。撇開其立論傾向不表,應該肯定其關於中印佛學心性論“性覺”、“性寂”的分判有其合理性。

印度佛學的性寂說是與印度佛教對人生解脫的根本追求相聯系的,其對心性本來空寂的判定,是與其對現象世界和現實人生價值的否定相應的。在它看來,證得萬法性空的寂滅實相即獲得了人生痛苦的解脫;中國佛學的性覺說則與中國傳統思想文化對現實世界和現實人生價值的肯定相關,因為肯定現實人生的價值,肯定現世之用,因而在心性論上相應地肯定心性的照用。性覺說主要包含兩方面內涵,一是它預設了眾生成佛的根據——本覺真心的存在,二是山於真心本覺、覺性自存,所以成佛不假修持只需返本還原,識得此心便能覺悟成佛。中國佛學的性覺思想在東晉僧肇佛教思想中即有體現,《般若無知論》所謂“虛不失照,照不失虛”,《涅槃無名論》所謂“用即寂,寂即用,用寂體一”是中國佛教性覺說的最初表述。《大乘起信論》則第一次明確提出了本覺思想,並將本覺與始覺、不覺聯系起來,建立起系統化的真心本覺說。盡管關於《起信論》究竟是印度人所作還是中國人假托馬鳴自造歷來眾說紛纭,但《起信論》及其本覺思想對後來中國佛學的重要影響卻是不爭的事實。在《起信論》看來,眾生心性本來具有覺悟本性,只是由於無明念起迷而不覺,只要通過後天的修習就能逐漸啟發先天的本覺恢復原本的清淨本心。《大乘起信論》這種眾塵“本具內在覺性”的觀點在後來天台、華嚴、禅宗等中土佛學中得到了進一步發展。唐代宗密在《禅源諸诠集都序》中曾以《起信論》為總綱,對禅宗和天台、華嚴宗進行勘定,認為它們都貫徹了性覺思想。無論是天台宗的“性具”說、華嚴宗的“性起”說,還是禅宗的“即心即佛”說,均是對《大乘起信論》真心本覺思想的進一步發展。惠能直指心源,將本覺視作自心的覺悟。到神會則更強調心靈空寂而靈明不昧,把《大乘起信論》的心性“本覺”進一步發展為心體即知,將中國佛學心性本覺思想發展到極致。

中國佛學的性覺思想有受到儒家“性善論”、“反求諸己”及道家自然人性論的內省式模式,以及老莊玄學體用論影響。傳統儒家和道家預設了先驗的“善性”、“天性”的存在,而所謂修行在儒家那裡是“盡心、知性、知天”,在道家那裡是返樸歸真,所采用的均是一種返本還原式的內省模式。印度佛學抉擇一切法的基本范疇是性相,“相”相當於感官感知的具體事物,“性”則是事物現象所具有的本性,印度佛教常以“空”表征現象事物的本性,否定現象事物的實體性存在;中國化佛學則將性相范疇體用化,實際上是受到傳統儒家、道家實體性思維影響。魏晉玄學在形上層面即采用了體用論的模式。受老莊玄學理論主題影響,中國化佛學從一開始即承續了體用論的形式,如湯用彤先生曾評判僧肇佛學:“肇公之學說,一言以蔽之曰:即體即用。”。在這之後,《大乘起信論》的“一心二門”模式以真如心為體,生滅心為用,同樣有體用論的影子。而天台智颌的本跡思想、華嚴宗的四法界理論關於理事關系的認識等,均深受傳統體用論思維框架的影響。

中國佛學性覺說及與此相關的體用論模式體現了中國佛學關注現實人生、現世之用的人生價值取向。就體用論而言,則體現了中國佛學繼承了老莊玄學將內在精神境界的超越與應對現實社會人生的生存智慧統一起來的人生價值追求。從心性和諧思想而言,中國佛學性覺說以及與此相關的體用論,相對於印度佛學性寂說而言,超越了單純追求內在精神和諧的局限,而將內在精神的和諧拓展到現實人生當中,將內在精神境界的追求拓展為涵攝現實人生的人生境界追求,從而在境界論及人格理想方面涵攝了現實人生的內容,為中國佛學在心性和諧的基礎上肯定、吸收融合傳統儒家的社會和諧思想奠定了理論基礎,正是在此基礎上,中國佛學將內心的和諧追求與平常日用及勸世化俗有機統一起來,其心性和諧思想也山此具有了更為豐富的內容。

中國佛學心性和諧思想是中國佛學和諧思想的核心,中國佛學心性論在繼承印度佛教心性論基本觀念的基礎上,適應中土思想文化環境,也形成了自身獨具特色的內涵。從心性和諧思想而言,一是著重發展了般若中觀學派的智慧解脫思想,通過強調自性自悟,進一步將修行觀念落實到世俗的道德踐履當中,從而涵攝了傳統儒家的社會和諧思想;二是關注現實人生、現實人心及現實之用,體現在心性和諧思想上,就是在修行觀、心性本體論、境界論當中,將內在精神的和諧與應對世間的智慧結合起來,將心性和諧推展到現實人生當中。中國佛學心性和諧思想對自心覺悟的強調,在啟發人的生命自覺和超越、提高人的精神境界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同時,中國佛學心性和諧思想對心靈淨化的強調,對於化解人類的紛爭、促進當前和諧社會、和諧世界的建設具有重要現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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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以此功德,莊嚴佛淨土。上報四重恩,下救三道苦。惟願見聞者,悉發菩提心。在世富貴全,往生極樂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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