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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嚴法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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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士文章
蔡惠明居士：慧能大師與中國禅宗
慧能大師與中國禅宗 蔡惠明 慧能大師(六三八—七一三)俗姓盧，原籍河北范陽，因他父親被貶官嶺南，就落戶在廣東新興。他是中國禅宗南宗的創始人，世稱禅宗六祖。據“續高僧傳卷八·慧能傳”載，他三歲喪父，“母且寡居，家亦屢空，業無腴產。”後砍柴為生，聽人誦“金剛般若經”而發心學佛，投禅宗五祖弘忍大師門下，但沒有立即出家，只是以“行者”身份住於寺中，被分配在碓房舂米，得暇也隨家聽法學習。據說大師平時不怎麼好說話，但由於他初次晉見五祖時對答機智，還是受到師座的關注。二八祖壇經”載，當年五租決定公開選拔繼承人，大弟子神秀三更於南廊下中間壁上，秉燭題作一偈： “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台； 時時勤拂拭，莫使有塵埃。” 但慧能大師卻斷然提出了不同的見解，他亦題一偈： “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 佛性常清淨，何處有塵埃?” 得到五祖的印可，決定秘密傳法給他，並付與法衣，以為憑證。隨即大師南歸，因當時佛教內部宗派紛爭，沒有公開宣布。大約在十六年後，有一次，他在南海(今廣州)遇到印宗法師講“涅槃經”，大師聽後提出了批評意見。印法師傾聽了他的開示，十分佩服，同時又了解到大師的來歷，自願執弟子禮。於是大師的名聲傳開，也就在這時，他才正式出家受戒，公開從事弘法活動。 此後，大師間到韶州，住曹溪實林寺，大播頓悟法門，宣傳見性成佛。當時的韶州刺史韋璩特地請他在大梵寺講演摩诃般若法，經他弟子法海等記錄，就是最早的“壇經l。此經經過後人不斷的補充和修訂，出現了法海本(教煌寫本)、惠聽本、契嵩本、和宗寶本等四種不同版本。其中教煌寫本僅一卷，分作五十七個小節，約一萬二干余字。但流行最廣的是元末宗實本，一卷分為十品，文字比教煌寫本多一倍左右。這個本子由於文字經過潤色，文筆流暢，同時內容上又含有某些後期禅宗思想，因而受到廣泛傳誦。 據記載，慧能大師由於出身是個樵夫，文化水准不高，除“壇經”外，沒有其他著作。他在曹溪住了三十年，聲名遠揚。當時則天皇帝和唐中宗都曾下诏召他入京，但他沒有應命，而終老曹溪。他圓寂後，禅宗的兩系、五家的世系，一致公認為：懷讓下出臨濟、沩仰；行思下出曹洞、雲門、法眼。 “唐書·神秀傳”載：“達摩傳慧可，慧可斷其臂以求其法，慧可傳僧粲，僧粲傳道信，道信傳弘忍。”弘忍就是神秀與慧能的師傅。神秀為北宗，慧能為南宗。在這以前，中國禅宗還夠不上嚴格意義的宗派。禅，梵語禅那(Dhyana)，譯作靜慮，包括定和慧兩個方面，原是印度各種宗教的共同修法。印度佛教沒有禅宗，在慧能大師以前也只有禅學，其共同點一是“藉教悟宗”，還離不開佛教經典；二是“漸悟”，主張成佛需經歷各種階段。但大師卻與此根本相反，既主張“不立文字，教外別傳”，又強調直指人心，“頓悟成佛”。因此南派禅宗不僅與舊禅學相異，而且與印度原始佛教以及其他佛教宗派都有所不同，是世界佛教史上，尤其是中國佛教史上的一次大改革。禅宗頓悟法門強調精神領悟，見性成佛，也就是注重淨性，認為自悟是成佛學說的理論基礎。 在二八祖壇經”中，大師開示道： “人即有南北，佛性即無南北，獦獠身與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別?”又說： 我於忍和尚處，一聞莒下大悟，頓見真如本性，今學道者頓悟菩提，各自觀心，令自性頓悟……三世諸佛，十二部經，雲在人性中，本自具有o·…：內外明徹，識自本心，若識本心，即是解脫。”說明佛性就是恆常清淨的真如本性；佛性也是本心，性心相通；本心(本性)具有菩提的智慧，包含有諸佛和佛理，一旦認識本心(本性)，就是頓悟、解脫。又因為人人本有真如佛性，只要對這種本性有所覺悟就可成佛，所以大師又說：“自性迷，佛即眾生；自性悟，眾生即是佛”。“前念迷即凡，後念悟即佛”。“迷來經累轫，悟則剎那間。”著重指出：迷悟，即對佛性是覺還是不覺，是凡聖唯一的區別，而且人人先天具有成佛的智慧，本性只要一念相應，認識自己的本心(本性)，就能成佛。成佛不是另有佛身，而是自性就是佛。這種區別也只在一念之間，一剎那間因此是“見性成佛”，“頓悟成佛”。 大師還就本性和萬事萬物的關系，闡釋道： “故知一切萬法，盡在自身心中，何不從於自心頓現真如本性!……如是一切法，盡在自性。自性常清淨。日月常明，只為雲覆蓋，上明下暗，不能了見日月星辰，忽遇慧風吹散，卷盡雲霧，萬物參羅，一時皆現，世人性淨，猶如清天!妄念雲覆蓋自性，不能明，遇善知識聞真法，吹卻迷妄，內外明徹，於自性中，萬法皆見。一切法在自性，名為清淨法身。”這就是說，人人自心本來具有真如本性是萬事萬物，一切現象的根源。” 在“壇經·般若品第二”中，大師開示道： “何名般若?般若者，唐言智慧也。一切處得，一切時中，念念不過，常行智慧，即是般若行。一念遇即般若絕，一念智即般若生。世人遇迷，不見般若，口說般若，心中常遇，常自言我修般若，念念說空，不識真空。般若無形相，智慧心即是，若作如是解，即名般若智。”強調每個人自己要去迷轉悟，要自悟，提倡內求於心；同時，人人又具菩提智慧，是人人可以覺悟成佛的根據，自性具足一切，義不執著一切，自在解脫，就是成佛。 慧能大師的“淨性自悟、頓悟成佛”的學說，促使佛教進行了一系列的重大改革，從唐代一直延續到北宋。改革的內容大致可歸納為：(一)反對把釋迦牟尼佛和他的弟子神化，體現了人與佛平等的思想。同時，也把心外的佛變成心內的佛，否定存在有外在的佛。(二)反對經院式的佛學研究，提出“教外別傳，不立文字” 。 (三)摒棄違背中國民情的戒條，創立禅院，把佛教修行歸結為“舉足舉手皆是道場，是心是性，同歸性海”。(四)否定神秘的宗教儀式，提倡“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農禅，開創了禅林新風。(五)提倡在家學佛，如“壇級”中說：“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在家能行，如東方人心善；在寺不修，如西方人心惡”。這項改革，涉及面極為廣泛，不僅使禅宗成為中國佛教的主流，而且由於它創立的一次特殊的思想解放，對我國思想史也有重大的影響。 慧能大師的人人都有佛性與頓悟成佛說是繼承和發展東晉佛學家道生大師這一學派的思想。更為重要的是，南派禅宗不承認佛和佛典的權威性和神聖性，以致發展到呵祖罵佛，表現出鮮明的反叛性，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我國古代史上，產生過兩次沖擊煩瑣哲學的思潮，一是魏晉玄學取代兩漠經學，一是南派禅宗取代其他佛教宗派，而禅宗與玄學又有很多共同之處。禅宗的佛性論，不僅與儒家性善論相似，而且還一反出家不講孝道的傳—統，提倡孝行，出現一批名噪一時的孝僧，從而為禅宗贏得了如柳宗元、劉禹錫等當代名流的擁戴。這也表明，禅宗主要是在擺脫外來宗教的影響，而與我國傳統思想合流情況十，流傳和發展起來。 慧能大師反對三大阿僧只劫的修行，無休止的布施，煩瑣的戒律和念誦儀規，浩如煙海的經論。他認為只要體會佛經的精神就行了。禅者主張即心是佛，直下承當，不受佛經約束。這種敢於開拓自己的道路，敢於向印度經院式佛教哲學挑戰的精神，是難能可貴的。 在意能大師以後，百丈懷海禅師根據大小乘戒律的原則建立叢林制度，制定禅林清規，如：(一)提倡十方選賢，反對子孫承襲，選拔德才兼備的賢能擔任方丈。(二)不立佛毆，只建法堂。長老上堂升座說法，激揚宗要，隨問反質，旋立旋破，依法而住。(三)上下一律參加生產勞動，實行“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農禅制度，寺內供養，利和同均。(四)僧眾平等，一律入僧堂，依戒臘先後為序，睡必右脅吉祥臥。(五)維那可檢舉混跡僧眾的害群之馬，並將其逐出山門。“百丈清規”仍被現代我國寺院所普遍采用，成為叢林制度的規范。 關於禅法理論，慧能大師批評那些執著法相，不解禅理的人，他認為坐禅要“一切妩礙，外對一切境上，念不起為坐，見本性不亂為禅。”禅定是“外離相日禅，內不亂曰定”。他主張於一切外境，無有執著，生動活潑，一切無礙，行住坐臥都是禅定。他說：“生來坐不臥，死去臥不坐，一具臭骨頭，何為立功課?”對不懂禅理，整天枯坐，予以呵斥。他以為，禅不是坐出來的，而是於一切時、一切處，勿逐勿轉，不浮不沉，不動不搖，不來不去，自由自在都是禅。實際上，大師的禅思想源自“金剛經”的“應無所住，而生其心”。“維摩诘經”的“不盡有為，不住無為。”實際上也不是離經叛道，標新立異的。 南派禅宗在唐代得到廣泛流傳，主要是得到知識份子和社會平民的擁護。慧能大師提倡的“頓悟簡易法門”，有此較廣泛的群眾基礎，促使佛教大普及。禅宗原著重以心傳心，不立文字，不依經卷，唯以師徒心心相印，理解契合，遞相傳授。“壇經”中稱：“昔達摩大師，初來此土，人未之信，故傳此農，以為信體，代代相承。法則以心傳心，皆令自悟自解。”裴休“傳心法要土”認為：“從上祖師惟傳一心，更無二法。”那麼“壇經”與後世的祖師的各種“語錄”是不是“又立文字”呢?關於這一點，元宗寶禅師在“壇經”跋中曾作解釋說： “或曰，達摩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盧祖六葉正傳，又安用文字哉?余日：此經非文字也，達摩單傳直指之指也。南岳青原諸大老，嘗因是指以明其心，復以之明馬租、石頭之心，今之禅宗流布天下，皆本是指，而今而後，豈無因是指而明心見性者耶?”說明經錄只起指的作用，關鍵在於以指明心。 “本傳”又載：“延和元年七月，(師)命弟子於國恩寺建浮圖一所，促令速就。以先天二年八月三日俄然示疾，異香滿室，白虹屬地，飯食訖沐浴更農，彈指不絕，氣微目瞑，全身永謝。爾時，山石傾墮，川源息枯，鳥連韻以哀啼，猿斷腸而叫咽。或唱言曰：世間眼滅，吾俦依乎，春秋七十六矣。以其年十一月遷座於曹溪之原也。 “弟子神會若顏子之於孔門也，勤勤付囑，語在會傳。會於洛陽荷澤寺祟樹能之真堂，兵部侍即宋鼎為碑焉，會序宗脤，從如來下西域，諸祖外震旦，凡六祖，盡圖圓其影，太尉房管作六葉圖序。又以能端形不散山如入禅定，後加漆布矣。復次蜀僧方辯，塑小樣真肯同疇昔。 “能曾言，吾滅後有善心父子必取吾元，汝曹勿怪。或憶是雷，加鐵環纏頸焉。開元十一年，果有汝州人受新羅客購，潛施雙其元，欲函歸海東供養，有聞擊鐵聲而擒之，其塔下葆藏屈晌布郁多羅僧，其色青黑碧復夾，非人間所有物也。屢經盜去，迷倒卻行而遠禠之。”六祖肉身在抗日時曾流失在日本，後由日本佛教界朋友奉還。 一代大師六祖慧能圓寂後，唐憲宗追谧為“大鑒禅師”。唐代著名詩人、畫家王維為作二八砠禅師碑銘”，他寫道： “無有可捨，是達有源；無空可住，是知空本；離寂非動，乘化用常。在百法而無得，周萬物而不殆。鼓枻海師，不知菩提之行；散花天女，能變聲聞之聲。則知法本不生，因心起見，見無可取，法則常如。世之至人?有證於此，得無漏不盡漏，度有為非無為者，其惟我曹溪禅師乎。”極為概括地贊揚了大師平凡而又不平凡的一生。 摘自《內明》第16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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