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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嚴法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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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士文章
溫金玉教授：五台山藏傳佛教與民族團結
五台山藏傳佛教與民族團結 溫金玉 五台山為文殊菩薩應化道場。文殊菩薩智慧第一，在佛經中被稱為諸佛之母，在佛教信仰體系中地位極尊。五台山因此緣由，也就備受僧俗信眾的信仰、歷代帝王的崇建以及名公宰臣的護持，成為漢、藏、滿、蒙、土各民族尊奉、海內外知名的佛教聖地。 五台山 五台山藏傳佛教的興起，始於元代。13世紀中葉，藏傳佛教的各大宗派次第形成，在廣大的蒙藏地區已成為普遍的信仰，並對這一地區的政治穩定、人心向背，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公元1244年，為了安撫藏區民眾，當時駐軍涼州的成吉思汗的孫子闊端汗致書召請藏區最具威望的薩迦班智達北上涼州會談。薩迦班智達帶其侄子八思巴至涼州會見闊端汗。1251年，薩迦班智達和闊端汗先後死於涼州，於是八思巴繼承薩迦班智達的地位，成為薩迦派的教主。1253年，八思巴應召與忽必烈會晤，深得賞識。元世祖中統元年(1260)，忽必烈繼承蒙古大汗位，封八思巴為國師，授以玉印。1264年，忽必烈遷都大都(北京)，邀請八思巴到大都，設置總制院，掌管全國佛教和藏區的事務，八思巴兼管總制院事。同年秋，忽必烈從八思巴受戒，加封其為帝師。自八思巴起，先後封薩迦派14位高僧為大元帝師，成為“皇天之下，一人之上”的政治實權人物。從此直到元末，在元代帝王和皇室的崇信和扶持下，藏傳佛教一直十分興盛。《元史·釋老志》載：“元興，崇尚釋氏，而帝師之盛尤不可與古昔同語。” 藏傳佛教自元代傳入我國內地，在許多地方留下獨具特色的文化勝跡，五台山、北京、承德最終成為藏傳佛教在漢地的三大中心。其中五台山又因是密法金剛界五部佛降世演教之地而地位尤高。追溯藏傳佛教的歷史源流，可以看到五台山與藏傳佛教的甚深因緣。唐代是五台山佛教最為興盛的時期，寺院有360余處，僧眾達萬人。各宗各派都在五台山開宗演教，建立弘法基地。其時密宗在五台山亦十分活躍，不空大師派弟子含光在此建金閣寺。密宗對文殊菩薩最為尊崇，以文殊崇拜為核心的五台山佛教在當時影響極大。漢地佛教在唐時傳入吐蕃，成為藏傳佛教的來源之一。五台山佛教文化也因此為藏地所知，從此也開始了藏地僧人至五台山的朝禮活動。據藏文史書《拔協》記載，赤松德贊時，吐蕃派往漢地的使臣桑喜等5人，曾往五台山求取佛寺圖樣。《冊府元龜》也載“穆宗長慶四年九月甲子，靈武節度使李進誠奏，吐蕃遣使求《五台山圖》。山在代州，多浮圖之跡，西戎尚此教，故來求之。”吐蕃占領河西後，在敦煌石窟壁畫上還留下五台山圖。據初步調查，莫高窟和榆林窟中共有中唐、晚唐、五代8幅五台山圖。據《往五台山行記》等載，當時許多藏地僧人不遠萬裡，朝禮五台山。以現有資料看，從11世紀後半葉開始，藏地高僧便至五台山朝禮，藏傳佛教希解派的祖師帕當巴桑結就親往五台山禮拜。但藏傳佛教大規模的傳入內地，應是在元代。元皇室皈敬薩迦派，並在全國范圍內加以推廣。八思巴圓寂後，元仁宗於延佑六年(1319)下诏令各郡建帝師八思巴殿，歲時致享。泰定元年(1324)又繪制八思巴像，頒發各省。五台山作為有緣必朝之地，當然受到藏地僧眾的崇拜。阿旺貢噶索南在《薩迦世系史》中記載說，八思巴23歲時就被迎請前往五台山，聽受大威德、瑪哈瑪雅、金剛界、時輪等全套密法及疏釋。此外，還聽受了中觀論、俱捨論等。八思巴在學法之余，還著贊文4篇，有《文殊菩薩名號贊》、《文殊菩薩堅固*輪贊》、《贊頌文殊菩薩——花朵之鬘》、《在五台山贊頌文殊菩薩——珍寶之鬘》。在贊文中，他依密教的觀點，將五台山的五頂看作是密法金剛界五部佛的佛座。因八思巴之地位和影響，由他贊頌诠釋的五台山在藏傳佛教中更是盛譽空前。八思巴曾鑄千斤瑪哈嘎拉銅像，作為元朝的護法神，奉祀於五台山。至今在五台山華嚴谷還有普恩寺(俗稱西天寺)遺址，寺中有一高約十米的藏式佛塔，當地人認為是八思巴的“衣冠塔”，說是為了紀念八思巴與聖地五台山的這一段因緣。 五台山的標志性建築:塔院寺內的大白塔 八思巴之後，在五台山活動的藏傳佛教高僧是膽巴。膽巴是八思巴在首次返藏途中收的弟子，後隨八思巴面谒忽必烈，因傳授瑪哈嘎拉大法而名重朝野。八思巴曾舉薦膽巴常駐五台山壽寧寺。《膽巴碑》載：“至元七年，與帝師八思巴俱至中國。帝師者，乃聖師之昆弟也。帝師告歸西蕃，以教門之事屬之師，始於五台山建道場，行秘密咒法，作諸佛事，祠祭摩诃伽剌。持戒甚嚴，晝夜不懈，屢彰神異，赫然流聞。自是德業隆盛，人天歸敬。”膽巴住持壽寧寺，建立道場，傳秘密法，這在五台山開藏傳佛教演法之先。元時還有許多藏地高僧於五台山活動，如八思巴的弟子、元朝第四任帝師意希仁欽(1249—1295)，就圓寂於五台山。噶瑪噶舉黑帽系三世活佛攘迥多傑(1284—1339)應元文宗之請進京做法，至京時，元文宗已去世，他便為元寧宗和皇後做秘密灌頂。於1334年返藏途中，專程至五台山朝山。 由於五台山特殊的宗教地位，元室諸帝對五台山佛教尊崇有加。《清涼山志》載元世祖至元元年(1264)就曾诏曰：“朕眷仰靈峰，大聖所宅。清修之士，冥贊化機。官民人等，不得侵暴。”第二年造經一藏，敕送五台山善住院，令僧披閱，並修十二佛剎。元貞元年(1295)，元成帝為皇太後建佛寺於五台山。《元史·武宗本紀》載，至大元年(1308)二月，元武宗“發軍千五百人修五台山佛寺”。同年十一月，再“摘軍六千五百人供其役。”至大三年(1310)，又一次增派工匠軍卒，“營五台寺，役工匠千四百人，軍三千五百人”。參加營建施工的人數達12900人，可見當時工程規模之大。元代五台山新建、重建寺院有萬聖佑國寺、大圓照寺、普恩寺、鐵瓦寺、壽寧寺、西壽寧寺、護國寺、金燈寺、望海寺、溫泉寺、石塔寺、清涼寺等。元代興建的寺院，規定住僧三百，住持由朝廷選派任命，朝廷並將大量土地賜與寺院。元代五台山的寺院不僅擁有田產，還開采鐵礦、經營貿易，這就為元代五台山佛教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經濟基礎。經過元代諸帝的崇建，漢藏蒙人民的信奉，五台山在元代成為兼弘漢傳佛教和藏傳佛教的聖地。 五台山南山寺 明清兩朝又是五台山佛教的興盛時期。出身於僧侶的明太祖朱元璋，自是尊崇佛教，以下諸帝也都崇信佛法。為了籠絡蒙藏民族，維護大一統的王朝統治，明代特別重視藏傳佛教，並不斷對五台山遣使供養，建寺修塔，因此使五台山自元代始興的藏傳佛教，到了明代，發展到與漢傳佛教等量齊觀的地位。明統治者十分明了藏傳佛教高僧對安撫邊地的作用，所以不惜代價招徕藏地高僧。《明實錄》館本卷250記載：“以西番俗尚浮屠，故立之以來遠人也。”安撫了各個宗派的高僧，也就是安撫了邊地民眾。《明史》卷331“西域傳”三載：“初，太祖招來番僧，本藉以化愚俗、弭邊患。”明成祖完全承接了明太祖加強與蒙藏地區交流的政策，永樂元年(1403)派人到西藏迎請名僧哈裡麻，藏族史書《賢者喜宴》中完整記錄了迎請诏書。永樂四年(1406)，哈裡麻到京，於鐘山靈谷寺建普度大齋，為帝後薦福，受封為“如來DB法王”，統領天下釋教。哈裡麻恐朝廷之下有妨禅修，遂至五台山。《清涼山志》載：“奏辭，游五台，上賜旌幢傘蓋之儀，遣使衛送於五台山顯通寺。”永樂五年(1407)，命太監楊昇修寺宇及捨利塔(即大白塔)，並首建塔院寺，“以飾法王之居”。後“入滅火化，無遺物……敕太監楊昇塑像於顯通法堂。”《明史》卷331載，明成祖曾“命哈裡麻赴五台山建大齋”，敕五台山十寺為國祝厘，命五台縣按月供給寺僧米糧，又將貝葉經及梵文經藏賜於大文殊寺(菩薩頂)。其時，宗喀巴在藏地整頓佛教，聲譽日重，影響深遠。永樂帝聞之，亦遣人召請，宗喀巴遂派弟子釋迦也失前往北京。永樂十二年(1414)經成都至北京，駐錫法源寺。次年，成祖賜“妙覺圓通慈慧普應輔國顯教灌頂弘善西天佛子大國師”之印诰。釋迦也失慕文殊之道，至五台山，棲止顯通寺潛心修法，歷時年余。宣德六年(1431)返回，九年(1434)三度入朝，宣宗留住於京，冊封“大慈法王”稱號。格魯派認為宗喀巴為文殊菩薩的化身，於是文殊道場五台山與宗喀巴又緊密相連，越發加重了五台山在藏地人們心中的地位。正統十年(1445)，明英宗敕造大藏經送普恩寺。明成化十七年所立《敕谕碑》中，已明確將朝廷任命的五台山僧官稱為“欽依提督五台山兼管番漢僧寺”，這說明五台山佛寺已分為漢僧寺和番僧寺。自元代藏地佛教傳入五台山以來，當地寺院就逐漸分化為“青廟”和“黃廟”。漢地僧人因著青衣而稱“青衣僧”，格魯派僧人因戴黃帽而稱“黃衣僧”。據《清涼山志》記載，當時“台內佛剎，凡六十八所”，“台外佛剎，凡三十六所”。萬歷十年(1582)，明代四大高僧之一的憨山德清在顯通寺講經時，百日之內，常住上牌一千眾，僧俗每日不下萬人，也可說明當時五台山佛教之盛。 菩薩頂——五台山最大最完整的一座喇嘛教寺院 入關統治中原的清帝國，更是對佛教優加崇奉。《山西通志》載，從康熙開始，“國家綏柔蒙古，特興黃教，宏啟宗門，藉資控馭，是中外乂安，邊民享升平之福者逾二百祀。而清涼五頂以近鄰郊圻，歲或再至，懷柔最先。”國家非常重視利用藏傳佛教格魯派來加強中央政府和蒙藏地區的聯系，史稱“以黃教綏柔蒙古”。據三世章嘉活佛《清涼山志》載，順治十七年，順治皇帝朝禮五台山時，曾將原屬青廟的菩薩頂改為黃廟，回京後又委派北京西山滿族喇嘛阿王老藏至菩薩頂主持，總理番漢各寺。從康熙年間到清末，朝廷又將統轄內蒙古、青海佛教事務的大活佛章嘉呼圖克圖遷住五台山鎮海寺，以這種鼓勵蒙古族佛教徒朝拜五台山的辦法來融洽民族關系，穩定邊疆秩序。康熙皇帝曾五赴五台山，敕建寺院五所。康熙二十二年(1683)將台內十座漢廟：羅寺、壽寧寺、三泉寺、玉花寺、七佛寺、金剛窟、善財洞、普庵寺、台麓寺、湧泉寺改為黃廟，漢僧也一並改為喇嘛僧，寺內所有塑像和陳設俱以藏傳佛教風格重新布置。此外，至今仍流傳有在康熙年間遭廢的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曾至五台山觀音洞靜修、後又圓寂於此的說法。如牙含章先生著《達賴喇嘛傳》中就提到過這一傳說，並引藏文《十三世達賴傳》的記載：“十三世達賴到五台山朝佛時，曾親自去參觀六世達賴倉央嘉措閉關坐靜的寺廟”。這更加強了藏地信眾對五台山的向往。乾隆皇帝也赴五台山六次，每次都要在菩薩頂建壇講經，焚香禮拜，尤對藏傳佛寺賞賜錢物，寵遇極隆。由於朝廷的尊崇，五台山佛教特別是藏傳佛教極為興盛。《五台新志》說，雍正時，五台山已有規模宏大的黃廟26所，“黃衣僧恆千余”。據高鶴年《名山游訪記》載，嘉慶時，僅菩薩頂就有喇嘛561人，最多時達3000余人。在清代，五台山佛教促進了漢、蒙、藏、滿、土各民族的團結，維護了國家的統一和安定。《西巡盛典》卷二就明確記載，五台山藏傳佛教“為諸藩部傾心信奉，進關朝山頂禮者接踵不絕，誠中華衛藏也。”藏傳佛教在五台山傳入、發展、壯大的歷程，從一個角度也反映出西藏地方與中央王朝的隸屬關系，反映了漢藏蒙滿各民族友好相處的融洽關系。 民國中期以後，由於社會動亂，許多人流離失所，寺院成為人們的避難之所。據有關資料統計，民國二十八年(1939)五台山境內有寺宇110所，僧尼2200人，其中喇嘛800余人。沌谷《五台山參佛日記》中說，民國時“黃衣僧，大寺六七，中小數十，綜計僧徒約三四千人。” 山西五台山寺廟 五台山台懷鎮 五台山藏傳佛寺在管理上屬於兩個體系，一是由西藏達賴喇嘛選派的扎薩克大喇嘛管理的寺院，約有20余處；一是由章嘉活佛管理的鎮海寺和“佛爺五處”，即普樂院、集福寺、廣化寺、文殊院、慈福寺等。這兩個系統，扎薩克大喇嘛為主，章嘉活佛為客。五台山諸寺中，菩薩頂地位最高，是扎薩克大喇嘛的駐錫地。扎薩克大喇嘛全稱為“欽命管理五台山喇嘛事務掌印扎薩克大喇嘛”，僧官二品，每任6年。達賴喇嘛共派出19任扎薩克大喇嘛。扎薩克大喇嘛地位極尊，總理番漢僧團，出行時許坐八抬大轎，鳴鑼開道。康熙二十三年(1684)三月，康熙敕命“於菩薩頂前後山門設官永鎮，把總一員，馬兵十名，步兵三十名，守護香火供器。”這在五台山是獨有的。今天從菩薩頂大殿頂覆黃琉璃瓦，壁镌金龍，這些皇宮中才有的裝飾，便可想見當年菩薩頂的地位。 清初諸帝雖傾心於藏傳佛教，但藏地佛教的肆意發展、政教合一的體制模式，也使統治層有一份擔心，所以巧妙地采取了既尊崇又限制的策略，面對達賴、班禅兩大活佛在藏傳佛教中的至尊地位，清廷采用多封眾建的方針以分其勢。章嘉活佛系統的被扶持，就是一個例證。章嘉活佛原為青海佑寧寺活佛系統，二世章嘉活佛深得康熙崇敬，被封為“章嘉呼圖克圖灌頂普善廣濟大國師”，總理蒙古佛教事務。從此，章嘉活佛成為僅次於達賴、班禅的藏傳佛教領袖。清廷請他常駐五台山，意義重大。正因為章嘉活佛的影響，才會有袁希濤《游五台山記》所描寫的“內外蒙古進香者，每年四月至十月，絡繹不絕，檀施雲集。”蒙藏佛教徒對五台山十分尊崇，“內外蒙古王公台吉，驅駝馬牛羊數千裡，傾誠貢獻者不絕於道”。 近現代以來，更有多位高僧駐錫五台山，開展漢藏文化交流，為民族團結作出了巨大貢獻。能海法師是現代佛教界著名高僧，1928年他偕同戒數人入藏，歷盡艱辛，到達拉薩，拜康薩仁波切為上師，學習顯密教理。1935年，他返回內地，第一次登上五台山，即被推舉為五台山碧山禅寺的方丈。他依照律制結夏安居，為住院十方僧眾講解顯密教法。更在學僧中，選出行持精進者約40人，組成金剛院，使五台山沉寂多年的密法修持再次興盛。1940年，能海法師率領弟子多人再次赴藏，此次康薩仁波切將生平所用衣缽及法螺、佛像等一並傳與能海法師。新中國成立後，能海法師曾擔任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1952年，代表中國宗教界參加以宋慶齡為團長的和平代表團，出席維也納世界人民和平大會。1953年，他再返五台山，駐錫清涼橋吉祥寺。1955年，參加以郭沫若為團長的代表團出席在印度新德裡召開的亞洲和平會議。此後，能海法師回到五台山清涼橋吉祥寺，講授《現觀莊嚴論》，一直至1966年圓寂。1979年7月，法師的靈骨被建塔安奉於五台山寶塔寺的東山坡。趙樸初會長撰碑銘：“承文殊教，振錫清涼。顯密雙弘，遙遵法王。律覆冰潔，智刃金剛。作和平使，為釋宗光。五巅嶷嶷，三峨蒼蒼，閟塔崇岳，德音無疆。”對能海法師顯密雙弘、溝通漢藏文化的功績給予了極高評價。當代被譽為“翻經沙門”的法尊法師，早在1920年便於五台山廣宗寺出家，後入武昌佛學院學習，從1925年至1933年，法尊法師翻越雪嶺，艱辛備嘗，入藏求法，並著手翻譯藏傳佛典。1934年應太虛大師之請回重慶漢藏教理院工作。1935年，再度入藏，攜回大量藏傳典籍。所謂十載勤學，備通三藏。先後編寫與翻譯近五十種漢藏典籍，為漢藏佛教文化交流，推動內地藏傳佛教研究，增進漢藏人民的相互了解，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法師圓寂後，遵其遺願立靈骨塔於五台山廣宗寺內。趙樸初會長在悼詞中評價說：“猗欤法師，挺生季世，抗心希古，游學藏衛。”“若法師者，誠可希蹤先賢、比肩古德矣！” 塔院寺內的轉經者 歷史證明，五台山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悠久的佛教文化傳統、獨特的漢藏寺院格局，成為漢、藏、蒙、滿、土各民族友好往來的基地，歷代中央政府以五台山佛教信仰為紐帶，通過對宗教領袖的冊封、佛教寺院的崇建，緩和了民族矛盾，進而達到對蒙藏地區及周邊信仰藏傳佛教的各民族的有效統治。五台山佛教對各民族的團結進步、友好往來，對元代以來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鞏固和發展，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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