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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嚴法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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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士文章
溫金玉教授：玄中寺在中國淨土宗史上地位的再檢討
玄中寺在中國淨土宗史上地位的再檢討 溫金玉 在中國佛教文化史上，淨土文化擁有最為廣泛的民眾信仰基礎，淨土宗是中國佛教中最富宗教性且又最簡便易行的教派，其念佛法門成為各宗各派共修之基業，影響至為久遠。淨土思想初傳中土，便是由山西玄中寺的昙鸾、道綽、善導三位祖師弘宣法化，集眾念佛，使淨土一系發揚光大，蔚為一宗。玄中寺成為中國佛教淨土宗橫流中華大地之濫觞。日僧法然、親鸾依善導系更創日本淨土宗和淨土真宗，由此，玄中寺成為中日兩國佛教徒共同崇奉的淨土宗祖庭。然而，就目前祖庭玄中寺的影響力而言，並非如人們所期望得那樣顯著；而玄中寺三祖師在中國淨土宗史上的地位，自南宋以來便未能得到充分彰顯。此外，長期以來，人們雖對自明清後中國人精神世界所出現的“家家阿彌陀，戶戶觀世音”的信仰格局給予認同，但對引領這一信仰民眾性的緣因卻眾說不一。本文願對這些問題作一梳理、檢討與回應。 淨土宗十五祖之新判 淨土宗盡管在中國的佛教宗派中，是最富有民眾信仰基礎的宗派，但淨土宗並沒有現行的僧團組織，也沒有獨立的法嗣傳承，在其內部既無衣缽相傳的制度，也沒有如禅宗以心印心的師資授受。可以說，淨土宗在組織上沒有嚴格的師承世系，所以本來也無所謂祖師世系。後來有人為淨土宗排列祖師世系，亦不過是對中國宗法社會制度的回應，抑或是對禅宗等宗派的模仿。然而，淨土祖師世系一出，紛爭亦起。從歷史上來說，這段公案就未能了斷。就目前學界、教界而言，受質疑最多者亦無過於傳統之十三祖說。 我們先追溯十三祖之說，現在遵奉的淨宗十三祖，是大浪淘沙、歷經宋元明清數代的逐漸推選而形成的。淨土宗立祖之說始於宋代，南宋宗曉法師(1151一1214年)在《樂邦文類》卷第三中立淨土六祖，以慧遠為始祖，次第善導、法照、少康、省常、宗赜五人繼之。爾後，宋代的志磐法師在《佛祖統紀》中，又以慧遠、善導、承遠、法照、少康、延壽、省常為蓮社七祖。並說：“四明石芝曉法師，取異代同修淨業、功德高盛者，立為七祖。今故遵之，以為淨土教門之師法也。”宗曉立淨土六祖，志磐在宗曉的排名基礎上，刪除宗赜，增加了承遠與永明延壽，成為七祖。至明清之際，又增加了明代的蓮池大師為八祖。清道光間，悟開法師增推蕅益大師為九祖，省庵大師為十祖，徹悟大師為十一祖。民國年間，印光大師又改推截流大師為十祖，省庵大師、徹悟大師遞降為十一祖、十二祖。印光大師往生以後，其門人又推其為十三祖。這樣，淨宗十三祖的譜系方告圓成。這就是佛教界通行的淨土十三祖說。從這樣的祖位排列上，可以明顯地看出，無論是六祖說，還是七祖乃至十三祖說，都是推崇慧遠為初祖，而昙鸾、道綽竟未能列入。 為什麼昙鸾、道綽二大師，未能列入淨土宗十三祖之中呢？這是許多人的疑問，《淨土宗教程》一書對此分析說：有人認為，昙鸾、道綽二大師的著作久已散佚，只是本世紀初楊仁山居士才從日本請回漢土，所以未列祖位。然而，如果以是否有淨宗著作為衡量淨宗祖師資格的話，這種說法似難成立。現今十三祖中，亦有不少未有著述的，如承遠、少康、省常三大師即是，或著述少份亦有多位，如法照、截流、省庵、徹悟等。印順法師對此亦有一說，認為淨土與聖道之判，即信願往生與戒定慧——聖道之別。故其弊，不重戒定慧之聖道，而以往生為純由佛力。簡言之，但須念佛，即得往生，犯戒等根機不在簡別之列。這種理論很難在中國的佛教行人中得到廣泛的認同。更多人認為，十三祖中有善導而無昙鸾、道綽，乃鑒於昙鸾、道綽、善導三大師有一明顯的傳承脈絡，故取集大成者——善導大師為代表，列為二祖，與慧遠大師交相輝映，一則自力與他力並重；一則突顯他力本願。而未把昙鸾與道綽排入十三祖之內。 如何看待這一問題呢？我們以為，在中國佛教史上持名念佛更多地被鄙視為下根器者所習法門，一直不受重視。修淨土者不像學天台止觀、華嚴圓融那麼有學問，也不像參禅者那般灑脫穎悟，而是地地道道的“平民佛教”，有時甚至被視為引導愚夫愚婦的“方便說”。中國佛教的絕大多數宗派是重義學而輕實修的。昙鸾所倡導的簡易念佛法門雖受民眾喜愛，卻得不到正統佛教的接納與重視。如在所謂“淨土三流”中，善導流就被定位為接引下根機者。而重義理、重悟解的慧遠流則被視為上根機者的修行法門。 唐宋以後，禅淨雙修，或攝淨歸禅之風，甚為激烈，淨土宗的修行法門或持名念佛漫延各宗派間，成為中國佛教各派共修之基業，淨土宗在發展推廣自身的同時，也日益被別的宗派所化解，這就是所謂“寓宗”現象。淨土宗本身這種散漫的存在狀態很難為社會精英文化層所關注、所聚焦。 楷定祖師，完善法系，這是知識型僧人所擅長之事，淨土宗十三祖最早與最後的確立，都是經過義學僧的推敲而定的。確立祖師的話語權是掌控在義學僧手中，他們左右著教界的輿論導向。據陳揚炯先生分析，最早為淨土宗排祖位的宗曉與志磐皆為天台宗僧。所以在十三祖中，有天台宗四人，禅宗二人，華嚴宗一人。由其他宗派的人來確立淨土祖師，其傾向性、宗派性以及隨意性當是不可避免的。 對十三祖質疑之焦點實際最後落在了慧遠與昙鸾誰是淨土宗的真正奠基者，抑或說是初祖的問題上。目前已有多種論著對此發表新說。如陳揚炯先生就指出：“從歷史真相來說，淨土宗的真正奠基者、創始者是昙鸾而不是慧遠。昙鸾不僅是中國淨土宗的初祖，也是國際淨土教的初祖。”並認為將慧遠定為淨土宗初祖，實在是誇大了慧遠的作用。 對這一問題，我們以為，古印度淨土思想在中國的弘傳與佛教在中國的整體傳入並行。作為一種外來文化，佛教的弘傳起先主要以經典翻譯為開端。據《開元釋教錄》記載，後漢靈帝光和二年(179年)支婁迦谶就譯出《般舟三昧經》，此為中國淨土經典傳譯之先聲。隨著大量經典的譯出，古印度淨土思想在中國就廣泛傳播開來。 慧遠的淨土思想可以上溯至其恩師道安。道安時便笃信彌勒淨土，與弟子八人在彌勒像前立誓，願生兜率天。慧遠雖未歸信彌勒淨土，但其信仰淨土的思想卻是受到道安影響的。慧遠深信因果報應及神不滅論，在諸多淨土中選擇了彌陀淨土，組織劉遺民、雷次宗、周續之等僧俗123人共誓往生西方；約集同志寫詩著文，弘傳淨土；倡導以觀想念佛為主的念佛三昧，把般若、禅法與淨土信仰結合起來。他是彌陀信仰的實行者、組織者和宣傳者，對於彌陀信仰的流傳起了開一代新風之作用。他在《答桓玄書》中說：“人生天地之間，如白駒過隙。以此而尋，孰得久停，豈可不為將來作資？”指出人生短促、生命無常，應為來世早作准備。他在《與隱士劉遺民等書》中更明確地說：“君與諸人，並為如來賢弟子。策名神府，為日已久。徒積懷遠之興，而乏因籍之資，以此永年，豈所以勵其宿心哉？意謂六齋日，宜簡絕常務，專心空門，然後津寄之情笃，來生之計深矣。”這裡慧遠表達了要與劉遺民等人同生西方淨土的願望。在劉遺民所著《發願文》中，得以印證，《發願文》說：“維歲在攝提格，七月戊辰朔，二十八日，乙未。法師釋慧遠貞感幽奧，霜懷特發，乃延命同志息心貞信之士百有二十三人，集於廬山之陰般若雲台精捨阿彌陀佛像前，率以香華敬薦而誓焉。”這樣看來，慧遠大師以豐隆德業倡導念佛，流風余韻，影響深遠，確為中國淨土宗的先驅者之一。但需要指出的是慧遠大師的念佛主要是依《般舟三昧經》，側重於禅觀念佛，也就是於六時中與大眾在法堂中坐禅入定，來觀想佛的相好。這種以觀想念佛為主的念佛三昧並沒有突破印度禅法的范圍，而且只為少數“上根者”所接受。日本學者高橋弘次指出：“慧遠的淨土教是以般舟三昧的定中見佛為目的，並不是易於所有人都修習的行法。”這種觀想念佛法門與日後以稱名念佛為特征、以廣大普通百姓為基本群眾的淨土宗大異其趣，所以從思想淵源上，很難說後來的淨土祖師是繼承了慧遠。因此他去世200多年間，在淨土一系中仍默默無聞，他的彌陀思想也沒有太大影響。唐迦才在《淨土論序》中說：“上古之先匠，遠法師、謝靈運等，雖以佥期西境，終是獨善一身；後之學者，無所承習。”林元白先生在《中國淨土教史上玄中寺的地位》一文中也說：“這種念佛方法叫做觀像念佛與觀念念佛，不是至誠信仰的人是不易持久的。所以遠公以後，這一種念佛方法就有些人往風微了。”雖然後世傳說他曾在廬山邀請僧俗十八人，即所謂十八高賢立“白蓮社”，但據著名佛教史專家湯用彤先生考證，這只是後世念佛者的一種善意的附會。(詳見湯用彤著《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上冊，第十一章，中華書局出版。)盡管說慧遠只是一個一般意義上的淨土信仰者，只是一個探索彌陀信仰思想的理論先行者，但他在中國佛教史上卻是成就卓著的一代名僧。他高居廬山，培養了一大批弘法僧才，團結高層官吏及士族文人，調和佛教與儒教的矛盾，使佛教得以在中國南方流行發展，並為以後佛教中國化開拓了一條道路，影響極為深遠。就彌陀淨土信仰來說，有這樣道隆德盛、遐迩聞名的高僧來倡導，其影響自不待言。淨土宗的確立是在隋唐之時，這是沒有疑義的，但慧遠崇尚淨土，對淨土宗的形成所起的推動作用卻是應予以充分肯定。 在淨土宗史上，至昙鸾大師才專重持名念佛，仰靠他力求生淨土。湯用彤先生在《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中明確指出：“北方大弘淨土之業者，實為北魏之昙鸾，其影響頗大，故常推為淨土教之初祖。”從昙鸾與道綽的生平來看，他們是傾畢生精力與心血來勸導念佛的，這在淨土思想初傳期是僅有的。我們首先應正視一個歷史與現實、傳統與當代，都不可改變的事實，那就是中國淨土宗發展的理路與承繼的血脈，是沿著由昙鸾開創、道綽繼之，善導集大成的持名念佛一系而發展的。所以，在淨土祖師的位次中是應該專門予以彰顯的。 然而，對慧遠與昙鸾究竟誰為初祖的問題，我們認為大可不必爭辯。如果我們覺得淨土宗傳承如同中國人家族譜系一樣嚴格，不可有絲毫錯亂，否則就會亂了輩份倫常，我們就應爭一個清楚明白。既然，淨土宗的祖師並不像其它宗派有嚴格的傳承法脈，而是由後人根據先賢之功績所排定，那麼，這裡就涉及一個技術指標以及衡量問題，還有排定者主觀因素問題。如由誰來衡量淨土祖師的“功德高盛”。我們不必去過多地討論所謂“歷史的不公正”與“許多世紀的誤解”，去感慨埋沒了昙鸾、道綽二祖的英名。因為十三祖之確立實在有其特定之因緣，不論是宗曉、志磐等的信息不暢，還是南宋時淨土中心南移等原因，這都是無可更改的歷史事實，我們以為，任何人都無法去重寫歷史。所謂法不孤起，待緣而生，十三祖的排列自有其因緣，並非一無是處，在漫長的歲月裡，正是這些祖師猶如一顆顆璀璨的明星照亮了中國人精神信仰的星空。今天，我們重新提出這一問題，也是基於今日的因緣。 慧遠對淨土思想的弘揚之功，相信是無人可以否定的，而昙鸾與道綽的立教功德亦是得到了世人的公認。我們今天應采取的態度是既尊重十三祖說的歷史淵源，也要完善淨土祖師說，而不應是急不可耐地去宣傳昙鸾、道綽，去抨擊“十三祖說”，去尋覓慧遠大師的不足，用昙鸾、道綽去取代慧遠，在中國淨土宗史上，這三位祖師各有貢獻，春蘭秋菊，各擅其美，實不可互代。我們在弘揚新說的同時，更應防止矯枉過正。同時，我們也要承認“十三祖”說取集大成者善導以代表昙鸾一系所隱含的一定的合理性。但列善導不足以彰顯昙鸾、道綽，且善導大師之被列入亦非以玄中寺僧之名，而是以長安光明寺僧身份。所以我們感到以昙鸾、道綽樹淨土宗萬世不拔之基之貢獻，實在不應只做“幕後英雄”，而以玄中寺作為根本念佛道場、作為孕育了三位功高蓋世的三祖師之基地，亦未能在歷史上享有應當之盛名。在此我們提出中國佛教淨土宗十五祖的排列，希望能夠得到教界與學界的支援。 淨土宗祖師譜系的排列有一個產生、發展、完善的過程，過去有六祖、七祖、十三祖之說，今天我們可以重新楷定十五祖。同樣，再過若干時，還會排定出十六祖、十七祖，以至更多。佛土無量，佛無數，那麼，祖師也不應該是一個恆數。 基於以上考量，我們鄭重倡議，在此歷史新紀元，我們應審視與檢討傳統十三祖說，重新楷定淨土宗祖師，確立“淨土十五祖”： 初祖廬山東林慧遠大師 慧遠(334—416年)，俗姓賈，雁門樓煩人，即今山西省原平市人，至今原平市茹岳村仍有樓煩寺。據《高僧傳》記載，慧遠13歲時，隨舅父令狐氏游學許昌、洛陽一帶，“博綜六經，尤善老莊，性度弘偉，風鑒朗拔，雖宿儒英達，莫不服其深致。”20歲時，准備過江追隨名重南北的范宣子隱居，後因戰亂，交通阻塞，未能成行。當時佛教領袖道安正在太行恆山立寺弘法，名聲顯著。慧遠攜弟弟慧持慕名而去，聽道安講《般若經》後，極為歎服，“以為道安真吾師也。”遂與其弟落發皈依，追隨道安。後至廬山，由江州剌史桓伊為建東林寺，南對香爐，門臨虎溪，清泉環階，白雲滿室。從此，慧遠“居廬峰三十余年，影不出山，跡不入俗。”在他辛苦經營下，遠近歸服，佛法自隆。廬山成為南方佛教中心，慧遠也成了名重一時、澤被萬代的佛門領袖。他與劉遺民等居士結社念佛，共同發願往生西方。這樣的共修方式奠定了日後淨土宗的修行典范。 二祖石壁玄中昙鸾大師 昙鸾(476—542年)南北朝時代淨土教高僧。日本尊之為淨土五祖之初祖，又尊為真宗七祖之第三祖。雁門(山西代縣)人，一說並州汶水(山西太原)人。家近五台山，常聞神跡靈異之事，十余歲即登山出家。苦節力學，精通諸經。嘗讀大集經，為之注解，書未成即染疾，遍求不治，乃發心求長生不死之法。往江南，於句容山訪陶弘景，從之受仙經十卷。歸途過洛陽，谒菩提流支，受得《觀無量壽經》，乃盡棄仙學而專修淨土。東魏孝靜帝尊之為“神鸾”，敕住並州大巖寺。後住汾州玄中寺，時往介山之陰聚眾講經，弘闡念佛法門，四眾欽服，為後來唐代淨土教之集大成者奠下重要基礎。著有《往生論注》二卷，其書乃世親淨土論之注釋書。另著有《贊阿彌陀佛偈》、《禮淨土十二偈》、《略論安樂淨土義》等。他創“他力本願”說，立難易二道，開持名念佛之先河。 三祖西河石壁道綽大師 道綽(562—645年)隋、唐間之淨土名僧。俗姓衛。並州(今山西太原)汶水人(迦才《淨土論》卷下作並州晉陽人)，是繼承北魏昙鸾一系淨土思想的大師。他十四歲時出家，對《大涅槃經》特別有所研究，曾開講二十四遍。後於太原蒙山開化寺從慧瓒(536—607年)講究空理，對禅學有很深的造詣。隋大業五年(609年)，他到石壁玄中寺，見到記載昙鸾念佛往生種種瑞應的碑文極為感動，於是即捨《涅槃》講說，修習淨土行業，一心專念阿彌陀佛，觀想禮拜，精勤不斷。並為信眾開講《觀無量壽經》約二百遍，每當他講經散席，大眾歡喜贊歎，念佛的聲音響徹林谷。道綽從隋大業五年(609年)來到石壁玄中寺，至唐貞觀十九年(645年)圓寂，住持玄中寺三十余年。由於當時玄中寺屬於西河汶水地界，所以後人尊稱道綽為“西河禅師”。所著《安樂集》二卷，立聖道、淨土二門。 四祖長安光明善導大師 善導(613—681年)，先於玄中寺師事道綽，修習淨土法門，道綽寂後，移住長安弘揚淨土教義。“善導可嗟今已往，化來老少皆歸向。”這是淨土宗人對善導的贊頌。善導大弘淨業，對淨土宗貢獻很大，被認為是淨土宗的實際創始人。他在長安廣行教化，稱名念佛風行天下。據《天竺往生略傳》說，善導是阿彌陀佛的化身。明代蓮池大師也說：“善導和尚，世傳彌陀化身，見其自行精嚴，利生廣博，萬代之下，猶能感發人之信心。若非彌陀亦必觀音、普賢之俦。”《瑞應刪傳》評價善導說：“佛法東行以來，未有如禅師之盛德！” 五祖南岳般舟承遠大師 承遠(712—802年)曾於衡山西南腳下弘揚念佛法門，村民受其精神感化，為其建造彌陀寺，供其講道弘法。大師的修行不重言語，只教人念佛，時人稱為“彌陀和尚”，代宗皇帝賜名“般舟道場”，法照國師言其有至德，柳宗元為其立碑，由此可見他德望之高，受世人無限推崇。 六祖五台竹林法照大師 法照(767—802年)於南岳彌陀台師事承遠，廣發弘願念佛，後得五會念佛之法，從此五會念佛的方式廣傳於世，世人亦稱其為“五會法師”。法照於五台山大聖竹林寺建念佛三昧道場。著有《淨土五會念佛誦經觀行儀》、《淨土五會念佛略法事儀贊》等。 七祖新定烏龍少康大師 少康(？—805年)，貞元初，參訪洛陽白馬寺，見善導和尚《西方化導文》有感，始知與淨土有緣。後又於長安光明寺善導和尚影堂瞻禮，見善導顯聖，若有所悟。後立淨土道場，後人稱為“後善導”。 八祖杭州永明延壽大師 延壽(904—975年)唐末五代吳越國人氏，大師原是一名稅官，因用公款買魚蝦放生而被判死罪，後得吳越王之寬恕，因而出家學佛。曾於智者巖做簽抉擇，從此走向禅淨雙修。禅淨雙修在當時是創新的觀念，經由大師的提倡與弘揚，漸漸為世人所知，成為後世淨土宗主要的走向。著作有《宗鏡錄》、《萬善同歸集》、《神棲安養集》、《參禅念佛四料簡》等。 九祖杭州昭慶省常大師 省常(959—1020年)錢塘人，約於宋朝初年住西湖昭慶寺，以念佛法門為主要弘化內容，並創立“淨行社”，首度將《華嚴經·淨行品》融入淨土宗的修行系統。曾刺血抄《華嚴經》，刻無量壽佛像，以此發願往生淨土。世稱“錢塘白蓮社主”。 十祖杭州雲棲蓮池大師 蓮池(1535—1615年)明朝四大師之首，杭州人，年三十二歲出家，住雲棲山，世稱雲棲祩宏。一生力弘淨土，與名士曹魯川書信往返，辯論淨土要義，成為當時一件大事。分淨土經典為部、類之別，主張禅淨同歸，三教一致。著作有《往生集》等三十多種。 十一祖靈峰蕅益智旭大師 智旭(1599—1655年)為明朝四大師之一，字蕅益，自號八不道人。年少時以儒學為主，讀蓮池大師所著《竹窗隨筆》，因而發心學佛。二十四歲突染重疾，持《往生咒》度過難關，從此以念佛法門為修行主力，一意求生淨土。著有《彌陀要解》等書，合編為《淨土十要》，可謂淨土思想最重要的闡釋者之一。33歲入靈峰(浙江孝豐)。兩年後造西湖寺，此後轉輾九華山等地從事宣講、著述。清順治十二年(1655年)於靈峰入滅，立塔於靈峰大殿右側，世稱靈峰大師。 十二祖虞山截流行策大師 行策(1628—1682年)清代僧。江蘇宜興人，字截流。其父全昌精通儒佛，與憨山德清有親交。德清示寂後三年，全昌夢其杖錫入室，於是生行策。長而父母相繼逝世，年二十三投於武林理安寺箬庵通問門下，五載不橫臥，徹達法要；住報恩寺，受自庵瑛之勸，而修淨土，並就錢塘樵石研習天台學，共修法華三昧，研習教義。清康熙二年(1663年)，於杭州法華山之西溪河渚間結庵，專修淨業。康熙九年，住虞山普仁院，復興蓮社，學者翕然風從，使淨土宗有一派中興之勢。著有《金剛經疏記會編》十卷、《勸發真信文》、《起一心精進念佛七期規式》、《寶鏡三昧本義》、《楞嚴經勢至圓通章》等。 十三祖杭州梵天省庵大師 實賢(1686—1734年)字思齊，號省庵。十五歲出家，經典過目不忘。二十四歲受具足戒，嚴持戒律，不離衣缽，日僅一食，恆不倒單。後谒禮紹昙，聽講《唯識》、《楞嚴》、《摩诃止觀》，通達天台、法相等學說。更於真寂寺掩關三年，晝閱三藏，夕課西方佛名。後應諸方叢林之請，講經十余載，江浙道俗皈依者甚眾。歷住鄮山阿育王寺、杭州遷林寺。晚年，絕諸外緣，結集蓮社，專修淨業，人皆稱為永明再來。著有《西方發願文注》、《續往生傳》一卷、《涅槃忏》、《勸發菩提心文》一卷等。 十四祖紅螺資福際醒大師 際醒(1741—1810年)河北豐潤人，俗姓馬。字徹悟、讷堂，號夢東。少攻舉業，精通經史。二十二歲時因病而悟人生之無常，遂禮河北三聖庵之榮池出家，翌年於岫雲寺受具足戒。先後參谒香界寺之隆一、增壽寺之慧岸、心華寺之遍空、廣通寺之粹如，遍習《圓覺》、《法華》、《楞嚴》、《金剛》、《唯識》等性相之旨，並嗣粹如之法，得其禅法。其後，粹如遷往主持萬壽寺，乃繼主廣通寺，提倡禅淨雙修之道。嘉慶五年(1800年)退居紅螺山資福寺，專以淨土為說，世稱“紅螺徹悟”。恆常講演，勸人念佛，為其所化者一時遍於南北。撰有《夢東禅師遺集》等。 十五祖蘇州靈巖印光大師 印光(1861—1940年)陝西合陽人，俗姓趙，名聖量，字印光，別號常慚愧僧。少治儒學，喜讀程、朱之書。曾排佛，遭目失明，繼而猛省，轉研佛典，以至誠所感，目疾獲愈。年二十一，至終南山南五台，歸依蓮華洞道純長老出家。光緒八年(1882年)，掛搭湖北竹溪蓮華寺。未久，受具足戒於陝西興安雙溪寺。二十六歲，赴淨土道場紅螺山資福寺念佛，自號“繼廬山行者”，以明其志。其後，往浙江居普陀山法雨寺二十余年，朝夕唯閱藏念佛，不求聞達。曾兩度閉關，空諸色相。民國元年(1912年)，以文稿刊於佛學叢報，署名“常慚愧僧”，名震遐迩。民國七年，為募印《安士全書》而常至上海，遂駐錫太平寺，各方投函請益者甚眾，皆慈悲攝受。畢生弘揚淨土，恆示人以老實修持之道。年七十，閉關於吳縣報恩寺，初不欲見客，後始對大眾開示。曾修輯普陀、清涼、峨眉、九華等四大名山之志書。又於吳縣復建靈巖山寺。一生操守弘毅，學行俱優，感化甚廣，被譽為民國以來淨土第一尊宿。著有《印光大師文鈔》行世，為近世念佛之人不可不讀之著作。 玄中寺在中日友好交流中的作用 與中國佛教對昙鸾、道綽的態度不同，日本佛教淨土教對二位祖師卻是推崇備至，日本淨土宗的創始者源空，立支那淨土五祖，即是昙鸾、道綽、善導、懷感、少康。日本也有一個淨土宗譜系排列，所謂三國七祖。印度有二位祖師：龍樹菩薩、天親菩薩；中國有三位祖師：昙鸾大師、道綽大師、善導大師；日本有二位祖師：源信大師、法然上人。在這七祖中，中國以昙鸾為首，即昙鸾為中國漢傳佛教淨土法門的初祖。由於昙鸾是在玄中寺創建淨土道場的，所以日本佛教淨土派視玄中寺為他們的祖庭。 正是因為日本佛教是根據中國玄中寺昙鸾、道綽、善導三祖師的“稱名念佛”所闡明的教理和儀軌而創立淨土教的，所以，日本佛教淨土宗信眾十分感恩於中國玄中寺三祖師的恩德，但長期以來，許多信徒並不知道玄中寺到底在中國的什麼地方。1920年日本佛教淨土宗僧人常盤大定來中國踏訪佛教遺跡時，在山西交城縣石壁山中終於找到了玄中寺，並寫下一詩來紀念：“石壁山深一徑通，幽溪窮處是玄中；鸱啼月蝕空廣夜，贊仰鸾綽二祖風。”玄中寺的再次發現，引起海內外的關注，特別是在日本掀起了一股瞻仰、朝拜祖庭的熱潮。從此，中日兩國佛教界又開始了新的友好往來，玄中寺成為中日兩國佛教文化交流的基地，成為聯結兩國人民友誼的黃金紐帶。 1942年，常盤大定率領一個日本佛教代表團來到玄中寺，同中國佛教徒一道，聯合舉行了盛大的嚴修昙鸾大師圓寂1400周年及玄中寺奉贊大法會，並寫詩紀之：“不堪廿五年前思，重到汾西悲昔游。菩薩余光猶可仰，溪聲山色自悠悠。” 常盤大定是這次法會的導師，副導師便是他的道弟，後來為中日淨土教的友好往來作出畢生貢獻的菅原惠慶長老。菅原惠慶長老懷著對中國人民的真摯情意、對淨土祖庭的崇高敬意，從玄中寺帶回一把紅棗並種植在自己住持的東京運行寺，還把運行寺改名為“棗寺”。他為了使無盡的法緣，流布於四方，當棗樹初長成時，特邀日本著名畫家橫山大觀，把這株棗樹畫出，並請常盤大定博士述其因緣。博士為題一偈：“一色一香，無非中道；一枝一葉，皆是念佛。”並跋雲：“此是一小樹，象征日中佛教之友好關系。他年枝葉繁茂之時，日中佛教徒之傳統友誼，必當增深累厚，願拭目以待之。”這一份良好的祝願成為日後中日佛教界踐履的現實。 但近代以來，日本軍國主義對中國奉行侵略和掠奪政策，中日兩國的友好往來遭到破壞，但中日兩國人民源遠流長的友誼卻深深植根於人民心中，新中國成立之後，日本政府追隨美國的反華政策，中日關系處於不正常狀態。與此相應的日本佛教界的聯合組織“全日本佛教會”也奉行政府政策不與中國佛教界聯系往來。事實上，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與中國佛教的交往多是由一些友好人士組成的佛教團體，也正是這些友好團體在這一段不正常的時期為中日友好交流，為增進兩國人民的友好往來起了最為直接與重要的作用。 1952年，“亞洲太平洋地區和平會議”在北京舉行，中國佛教協會委托出席會議的代表向日本佛教界贈送了一尊藥師佛像。這一友好舉動在廣大日本人民和佛教界引起強烈反響，日本佛教各宗領袖紛紛寫信給中國佛教協會，表示衷心感謝，並對日本佛教界未能制止給中國人民帶來深重災難的侵華戰爭表示忏悔，同時希望重新締結兩國佛教界關系。也是在這一年，日本的日中友好協會、工會組織和日本佛教友好團體共同組成“中國殉難烈士慰靈執行委員會”，由參議院議員、真宗大谷派的大谷茔潤擔任會長，收集在戰爭期間被劫持至日本的被害中國勞工遺骨，前後經三年的時間，送歸3000多人的遺骨。1955年，日本佛教界人士成立“日中友好交流懇談會”，組織動員日本佛教徒積極從事增進兩國人民的友好活動。同年日本召開禁止原子彈、氫彈的世界會議，趙樸初應邀出席。這些活動為中日兩國佛教文化的交流打下了基礎，也為玄中寺的中日佛教文化交流活動和展開提供了可能。 新中國成立之初，那個歷史上殿宇巍峨、香火興旺、海會雲集、信眾彌谷的玄中寺早已灰飛煙滅，中軸線上的四座佛殿，僅存一座斷壁殘垣的天王殿。整座寺院荒草萋萋，滿目蒼涼，一片瓦礫。日本佛教界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十分關注玄中寺的現狀，菅原惠慶長老曾專門致信周恩來總理，信中表明，日本淨土宗三千多萬信徒無限向往祖庭玄中寺，他們反對軍國主義，衷心希望日中永遠和平友好，熱切希望新中國政府領導人支持這一願望，將祖庭玄中寺加以修復。我國政府為了保障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和維護中日友好關系，十分重視玄中寺的修復工作，1954年1月，國務院指示山西省人民政府撥款修復玄中寺。後來趙樸老在一篇講話中回憶說：“1953年初，菅原長老曾寫信向我國周恩來總理，建議對淨土宗的祖庭玄中寺予以修復。1954年，廖承志先生訪問日本，在本願寺會見大谷光暢法主時，明確表示中國政府准備撥款修復玄中寺”。當菅原惠慶聽了廖承志先生的談話後，在大谷茔潤的支持下，以“日華親善昙鸾大師奉贊會”代表的身份，前往東西兩本願寺、淨土宗本山宗務機關等處，進行說服工作，並請被各本山所信賴的佛畫師制作昙鸾(東本願寺)、道綽(本願寺)、善導(淨土宗)的肖像，還為將來在玄中寺舉行的開光法會上奉獻這些祖師像制定了詳細的計劃。 1956年10月，修建二期工程竣工，中國佛教協會致函全日本佛教會，邀請日方參加玄中寺修復慶典法會。 1957年，應中國佛教協會的邀請，日本佛教界經過協商組成了“日本佛教訪華親善使節團”訪問中國，他們此行的緣起就是來參加玄中寺的慶典活動。9月，以全日本佛教會會長、曹洞宗管長高階珑仙為團長，以淨土宗著名學者冢本善隆、真宗大谷派的菅原惠慶為副團長的日本佛教友好使節訪華團一行16人，在中國佛教協會趙樸初居士、巨贊法師、周叔迦居士等的陪同下，來到玄中寺，同僧眾一起舉行了慶祝淨土古剎復興和為昙鸾、道綽、善導三大師像開光大法會。此次交流活動的圓滿成功，對增進兩國人民的友誼起了很大的作用。可以說，在新中國的中日佛教交流史上，玄中寺邁出的是第一步。這是佛教寺院在新中國成立後第一次接待日本佛教友好代表團。這一步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國際意義，為打破美國對新中國的外交封鎖提供了新的突破口。這在玄中寺的歷史上展開了新的一頁，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則更具特殊的意義。 “文化大革命”期間，宗教受到了嚴重的沖擊，玄中寺也沒有逃過這一劫難，好在它地處深山，遠離城鎮，加之地方政府采取了一些保護性措施，才使這個連接中日友誼的寺院沒有遭到嚴重的破壞。遠在日本的菅原惠慶長老非常掛念祖庭的情況。而當時在日本流傳著中國已消滅佛教的說法，菅原惠慶長老放心不下，決定親自到玄中寺看看。1973年4月初，在玄中寺牡丹花含苞待放的時節，日本佛教淨土宗以大河內隆弘、西川景文和菅原惠慶三位長老率領的訪問團，在趙樸初居士、正果法師陪同下來到了玄中寺。這是在“文化大革命”還沒有結束的情況下，玄中寺接待的第一個外國宗教團體，這對當代中國佛教是具有歷史意義的。因為有了玄中寺中日淨土宗友好往來的這一國際大因緣，才能在那個特殊的歲月裡，奏出中國佛教的隆隆法音。當年，當十幾位日本淨土宗友人一下飛機，就看到在停機坪旁有幾位中年僧人歡迎他們，而且其中有他們熟悉的老朋友，他們非常驚奇，因為在日本他們聽到的是中國已經消滅了佛教，寺院被拆毀，僧人被遣散。菅原惠慶長老十分高興，激動地說：中國並沒有消滅佛教。隨即訪問團來到玄中寺，又看到寺院保存依然完好，消除了原來的疑惑，不勝欣喜。據當時參加接待工作的侯進垣先生回憶說，日本客人在玄中寺住了一天，不停地錄像、拍照，要把資料帶回日本，向廣大信眾宣傳，增加日本人民對新中國宗教現狀的了解，用事實消除傳言產生的誤解。這次接待工作完成的比較圓滿，在返回太原的路上，趙樸老高興地對山西佛教協會根通法師說，你們的工作做得很好，為我們中國佛教爭了光，並強調說“當今佛教徒最重要的事情是保衛世界和平。中日兩國友好，對亞洲和平就有保障；亞洲和平有了保障，對維護世界和平就是重要的力量。”日本佛教代表團回國後把在中國所拍攝的資料片起名為“中國佛教還活著”，在日本產生了很大的影響。1974年菅原惠慶長老又帶了幾十個大學生前來參訪。據玄中寺明達法師記錄，僅1979年來玄中寺訪問的日本佛教代表團就有60多個，人數達1200余人。 中國人民不會忘記這些為中日友好作出過貢獻的人們，玄中寺也不會忘記為兩國淨土文化交流付出心血的人們。2000年5月9日，淨土古剎又迎來了140多位日本淨土宗東本願寺的參拜團員，他們是來參加大谷瑩潤顯彰碑落成法會的。顯彰碑由中國佛教協會和日本真宗大谷派所立，“大谷瑩潤顯彰之碑”由趙樸初先生題寫。 1961年，大谷瑩潤長老在日本發起“日中不戰之誓”簽名運動, 宣揚“日中不戰，世代友好”的思想，並於訪華時將這份簽名簿贈送中國佛教協會。中國佛教協會此次特意從北京帶來了當年大谷瑩潤在街頭募集“日中不戰之誓”簽名運動的簽名薄，並向兩國淨土信眾展示了這一珍貴的歷史資料。 顯彰碑是中日兩國人民和佛教徒友好的象征，是中日兩國淨土信徒友好進程的新起點，它將成為中日佛教交流史上的一座裡程碑。吃水不忘挖井人，我們在交城玄中寺為大谷瑩潤長老建立顯彰碑，就是緬懷為中日友好事業做出過貢獻的老一輩人士，教育後人繼承他們的遺志，弘揚他們的精神，為中日兩國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做出不懈的努力！” 趙樸初與玄中寺 在淨土古剎玄中寺的復興及對外交流過程中，我們要特別列出令人尊敬的已故中國佛教協會趙樸初會長，他曾多次親臨玄中寺指導工作，題寫了“淨土古剎玄中寺”牌匾，並留下許多脍炙人口的詩篇。他對玄中寺的復興、對中日淨土宗的交流所付出的心血可與日月同輝，共天地長存。在此，謹以玄中寺中日友好往來為主線來回顧他老人家對玄中寺的關懷。 1957年9月，趙樸老陪同日本佛教友好使節訪華團來到玄中寺，參加了慶祝淨土古剎修復慶典和三祖師像開光大法會。在這次法會後，他寫下了《禮玄中寺歸途有作·調寄雲淡秋空》：“千古玄中，一天涼月，四壁蒼松。透破禅關，雲封石鎖，樓閣重重。回首白塔高峰，心會處風來一鐘，揮別名山，幾生忘得如此秋容。”後注：“一九五七年九月，日本佛教訪華親善使團朝禮淨土宗祖庭玄中寺，與中國佛教協會同人共修法會，賓主唱酬，極一時之盛，爰此真石，永志勝緣。”並寫有《玄中寺敬和高階珑仙長老》詩：“火聚風輪幾環空，相逢無恙道猶崇。東西豈有微塵隔，自是雲仍一脈通。”“念佛聲中二谛融，玄中石壁十方通，禅師滄海浮天到，般若田中樂歲豐。”在中日文化交流方面，趙樸初老人很早就意識到玄中寺的重要性。早在1955年8月，他訪問日本時，就拜訪了運行寺，並為菅原長老題詞：“念佛法門，玄中一脈。東土西方，微塵不隔。”在這次法會上，菅原惠慶長老帶來一根棗木禅杖，送給了當時的玄中寺住持象離法師。這根禅杖正是他從十五年前由玄中寺帶回的棗實、後來在運行寺長成的那棵棗樹上砍下做成的。禅杖頂端雕刻著佛像，杖身刻有“日中一心，萬善同歸”八個字。這根禅杖由粗細兩枝長成，十分神奇，至今仍供在玄中寺祖師殿裡，體現著“玄中一脈”的精神。他還帶來由日本幾個大的淨土宗寺院繪制的三祖師畫像，如今也一直供在祖師殿，見證著中日兩國佛教徒的友好往來。菅原惠慶長老懷著對祖庭的無比敬仰之情，回日本後不久便寫出《玄中寺與昙鸾大師》一書。為了使中日兩國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菅原惠慶長老特意將三個孫孩取名為菅原玄子、菅原中子、菅原寺子，表達了對祖庭玄中寺無比深厚的感情。 這位德高望重的日本淨土高僧，對祖庭無比虔誠，終生為中日友好而奔波操勞。1964年7月，菅原惠慶長老偕夫人來玄中寺朝拜時，將自己和夫人的落齒各一枚，埋在了祖庭的祖師殿門前，上立一通小碑，題寫了“俱會一處”。為此，樸老專門寫了《玄中雙齒銘》：“億年石壁千年寺，樹蔭花環一雙齒。誰其藏之菅原氏，翁兮姬兮兩聞士。浮天蒼海輕萬裡，來禮祖庭敦友誼。心地開花一彈指，歡喜踴躍淚不止。分身此土情何極，平生志業良有以。保衛和平護真理，力制修羅真佛子。備力艱難善始終，子子孫孫毋忘此。兩邦人民手足比，千秋萬代相依倚。共為眾生增福祉，人間淨土看興起。玄中佳話傳青史，和風花雨無時已。”樸老還贈詩一首：“吾愛菅原老，年高道益尊。玄中承一脈，白日證同心。棗寺傳芳訊，靈巖記勝因。新詩頌新歲，大張海潮音。” 1974年5月22日，趙樸老陪同以日本佛教協會副會長道端良秀為團長、武邑尚邦為副團長、松本大圓為副團長兼秘書長的訪華團一行18人來到玄中寺，在大雄寶殿舉行了法會。 1977年5月11日，趙樸老再谒玄中寺。7月26日，趙樸初會長陪同由團長佐滕密雄、秘書長菅原鈞帶領的“日中友好宗教者懇話會”第二次訪華團一行17人，來玄中寺參訪。 同年，趙樸初會長應玄中寺僧眾所托，書寫“玄中一脈”橫幅贈送日本棗寺。並寫有一段話：“玄中寺為震旦淨土道場，昙鸾、道綽、善導三祖師相繼倡導念佛於此。扶桑法然上人專依善導創立日本淨土宗，親鸾上人繼創淨土真宗，尊奉昙鸾、善導遺教為指歸。菅原惠慶長老具彌陀之宏願，護像教於劫波，眷戀祖庭，因緣深厚，曾將寺中棗實移植東瀛，改運行寺名棗寺，以寓一脈相承之義。長老數十年來，致力中日人民友好事業，精進不懈，久而彌笃，真精誠意，感人至深。余受玄中寺諸大德之托，謹書‘玄中一脈’四字，以志玄中寺與棗寺千秋萬世法乳交流之誼。” 1977年，中國剛剛結束十年浩劫，已是八十高齡的菅原惠慶長老又一次來華朝禮了玄中寺，樸老聯想起1964年埋齒之事，便又寫下《題石壁玄中寺》：“億年石壁千年寺，佳話新添，樹蔭花環，雙齒三生共一函。分身此土情何極，片石誠堅。滄海能填，子子孫孫不盡緣。”並有注說：“菅原惠慶長老致力中日人民友好事業，難行能行，久而益笃。一九六四年夏，偕夫人來禮交城石壁山玄中寺，以其落齒各一埋於祖師堂前，感其情意深摯，曾為長詩。今復作此詞，以致殊勝。” 1978年10月10日，在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締結不久，趙樸初會長、正果法師、聖泉法師陪同以日本淨土宗宗務總長、日中友好淨土宗協會會長稻崗覺順為團長，日本淨土宗教學局局長、日中友好淨土宗協會副會長古屋道雄和日本淨土宗大本山代表金田明進為副團長，日本淨土宗社會局局長飯田信中為秘書長，日中友好淨土宗協會理事長、淨土宗教學院研究所所長冢本善隆為顧問的日中友好淨土宗協會第一次淨土宗代表友好訪問團，參訪玄中寺，並為三祖師舉行法會。其時正值祖師殿開工擴建，為了表達日本淨土信眾對祖庭的眷念，代表團一行宿於寺中。次日清晨，代表團僧眾做完早課，與趙樸初會長及玄中寺僧眾一道揮鍬掘土，為祖師殿奠基。 1979年，菅原惠慶長老依照樸老的題辭創辦了《玄中一脈》雜志，受到中日佛教界的高度贊揚。他特地將創刊號寄贈趙樸老，樸老寫了一封熱情洋溢的回信。1979年4月9日，樸老訪問日本時，書贈菅原惠慶長老七絕一首：“櫻花時節又逢君，一笑如同骨肉親。棗寺玄中塵不隔，祝翁杖履四時春。”1981年3 月為賀《玄中一脈》出版三周年，樸老又寫一詩：“玄中一脈萬年傳，賴大人心志願堅。三載友聲歡兩岸，待聽彌滿有情天。” 1982年菅原惠慶長老逝世。次年3月31日，其子菅原鈞遵遺囑將長老的骨灰送回祖庭安奉，玄中寺舉行了隆重的安放儀式，趙樸初會長專程陪同前來，山西省佛協根通、明達法師等均參加了安放儀式。如今寺內有掩映在綠蔭中的三座墓塔，其中之一便是菅原惠慶長老的靈骨塔。趙樸初會長為墓塔寫了塔名和碑銘。塔名為“日本國菅原惠慶長老之墓塔”。塔銘為：“秉如來教，宏闡真宗。敦兩邦好，行願無盡。傳燈棗寺，歸骨玄中。神鸾一脈，永耀西東。” 一處偏僻的山區小寺院能夠擁有這樣一位世紀老人的頻繁惠顧，這是三祖師的恩德所感召，也是樸老與玄中寺的緣份。 2000年5月21日，尊敬的樸老辭世。7月7日，山西省佛教協會及玄中寺僧眾在祖庭裡，為這位佛門大護法舉行了蓮座牌位安奉暨上品上升回向法會。 趙樸初會長於1993年應日本佛教界的邀請，第十五次率團訪問日本，參加紀念日中佛教友好交流暨慶祝中國佛教協會成立四十周年的大會，他說：“通過雙方的攜手合作，我們緊緊扣住和平友好這一時代的主旋律，在增進了解、發展友誼，交流合作、維護和平等方面，譜寫了一曲又一曲和平之歌，友誼之歌、佛法之歌。”1995年趙樸初會長出席“中韓日佛教友好交流會議”，致辭說，三國佛教徒與三國人民自古以來有著悠久、深厚的親緣關系。三國山水相連，文化習俗同源，宗教信仰也一脈相承。許多紐帶把三國密切聯結在一起。在所有這些紐帶中，有一條源遠流長，至今還閃閃發光的紐帶，那就是我們共同信仰的佛教。我曾送給它一個名字：黃金紐帶。希望這條紐帶“聯結更多的國家和民族，為亞洲的繁榮與穩定，為人類的和平與幸福披精進铠，作大功德。” 樸老雖然走了，玄中寺的對外友好交流將繼續沿著樸老開創的道路前進。 參考文獻： 1、林元白《中國淨土教史上玄中寺的地位》，《現代佛學》1956年9月號。 2、高橋弘次《慧遠與善導之念佛》，《佛學研究》1996年第五期，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 3、韓昇《淨土宗的機遇——中日兩國淨土教的比較研究》《佛學研究》1996年第五期，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 4、方立天《慧遠及其佛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4年11月第一版。 5、楊曾文、鐮田茂雄編《中國佛教學術會議論文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5月第一版。 6、道端良秀《日中佛教友好二千年史》，商務印書館，1992年6月第一版。 7、宋沙蔭、簡聲援《淨土古剎玄中寺》，中國展望出版社，1985年10月第一版。 8、望月信亨著，釋印海譯《中國淨土教理史》，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 9、楊曾文主編《日本近現代佛教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3月第一版。 10、魏磊《淨土宗教程》，宗教文化出版社1998年11月第一版。 11、陳揚炯《中國淨土宗通史》，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1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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