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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嚴法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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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士文章
溫金玉教授：中國佛教信仰結構解析
中國佛教信仰結構解析 溫金玉 內容提要：中國佛教與印度佛教相比菩薩信仰的普遍流行可以說是其一大特色，由此也建立了中國化的佛教信仰體系。因歷史傳統與現實因緣的交融，中國佛教擁有了四大名山四大菩薩、五方五佛的信仰體系。這一體系的構成將有助於廣大信徒信仰情感的落實，有助於整個教團在信仰上形成一種凝聚力。中國佛教信仰的主題是悲智雙運，體現出鮮明的本土化特色，構成為中國民眾最為直接參與和對話的信仰活動，滿足了普通百姓“有求必應”的現世需求與社會關懷。 關鍵詞：信仰結構 智慧 慈悲 菩薩行 佛教傳入中國兩千多年來，在經歷了初傳、沖突、吸收、適應、融匯等漫長的文化整合後，已深深地溶入中國傳統社會之中，並與儒、道思想一起，成為支撐中國傳統文化大廈的三大支柱。一種外來文化傳到另外一種文化環境中，往往需要適應原有文化的某些特性以求生存。可以說，印度佛教傳入中國從義理構成、制度管理以及信仰型態均有較大變化，其中菩薩信仰的普遍流行成為中國佛教的一大特色，由此也建立了中國化的佛教信仰體系。 一、中國佛教的信仰結構 漢傳佛教主要弘傳大乘佛教思想。大乘佛教最顯著的特點就在於菩薩思想，即反對離群索居，個體解脫，而提倡積極參與社會，救度眾生。菩薩道正是基於大乘佛教慈悲喜捨的核心理念與“勿忘世上苦人多”的社會關懷。 在中國佛教傳統信仰觀念中有四大名山之說，四大名山即是四大菩薩教化眾生的道場，明清之後，“金五台、銀峨眉、銅普陀、鐵九華”的說法一直在民間盛傳。五台山文殊菩薩代表大智，峨眉山普賢菩薩代表大行，普陀山觀世音菩薩代表大悲，九華山地藏王菩薩代表大願。四大菩薩在中國民眾信仰圈中地位極為崇高，悲智願行代表了中國佛教的特質，四大菩薩也成為中國人佛教信仰的象征。 對於中國佛教信仰體系，已故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樸初老人曾精辟地提出“五方五佛”、“四大菩薩”的格局。他認為，“五方五佛”是根據密宗教義而設立，以五佛配五方：中央毗盧遮那佛，表法界體性智；東方阿閦佛，表大圓鏡智；南方寶生佛，表平等性智；西方阿彌陀佛，表妙觀察智；北方不空成就佛或妙聲佛，表成所作智。在新的時節因緣下，趙樸初先生從構建中國佛教信仰體系的角度出發，對“五方五佛”理論作了全新的解釋和演繹。他認為，神州大地上東、南、西、北、中五個方位分別有五尊大佛－－東方靈山大佛、南方天壇大佛、西方樂山大佛、北方雲岡大佛、中央龍門大佛。盡管這五尊佛像的名稱與佛經中的五方佛名稱不完全一致，但佛佛道齊，事相上的差別，不礙理性上的平等一致。因此，這五尊佛像從理論上說已是五智俱足，從自然法則說是五大協和，從修因證果的關系上說，在因行上有四大名山四大菩薩的信仰，在果德上有五方五佛的崇奉。趙樸老指出，中國佛教界在佛像供奉方面要注意把事相設施上的差別性和理論體系上的完整性結合貫通起來，要注意保持像四大名山四大菩薩、五方五佛這種信仰的體系，讓這種信仰體系在廣大信徒的心目中形成一種穩定的依托，這有助於信仰情感的落實，有助於整個教團在信仰上形成一種凝聚力。趙樸老號召中國佛教界從信仰體系的高度深入理解五方五佛和四大名山四大菩薩信仰的深刻意義，並保持這種信仰體系的格局。 當前，中國佛教面臨著許多任務，其中信仰建設是最為關鍵的一項工作，這不僅涉及到教團中僧眾隊伍，也涉及到廣大信教群眾。據相關調查結果顯示，信仰建設是目前僧俗最為關心的問題之一，因為在教團中也存在著樹立正信、護守正信的問題，所以趙樸老所提出的從信仰體系的高度深入理解五方五佛和四大名山四大菩薩信仰的深刻意義，並保持這種信仰體系格局的號召，就有著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二、智慧與慈悲相結合 如果說五方五佛、四大菩薩信仰是中國佛教信仰的外在形式構成，那麼悲智雙運就是中國佛教信仰的內蘊元素。早期佛教的教義是以“三法印”為標准的。三法的內容就是諸行無常，諸法無我，涅槃寂靜。要求修行者觀身不淨，觀受是苦，觀心無常，觀法無我，了知諸法皆為因緣所生，以此智慧斷除煩惱，求得解脫。三法印所揭橥的就是諸法緣起性空的道理，認識到緣起性空這一實相，就是佛法的般若智慧。大乘佛教認為，僅僅認識到諸法無常、諸法無我是不夠的。不但要知道色即是空，還要知道色不異空，煩惱即菩提，才是真正獲得了知不二的慧見。大乘佛教是不離色言空的，反對各種離色空、斷滅空的說法，並斥之為戲論。樓宇烈先生認為：“大乘佛教的主要精神，如果用一句話來概括的話，那就是悲智雙運，福慧並修。”所以只有智慧而沒有慈悲是容易落入以追求個人解脫為主的“自了”，這樣的解脫偏於出世，是不究竟的。 可以說慈悲精神是佛教教義的核心。《觀無量壽經》上稱“佛心者大慈悲是”，即是說佛教以慈悲為本。在原始佛教裡，慈與悲本來是有分別的，《大智度論》中說：“大慈與一切眾生樂，大悲拔一切眾生苦；大慈以喜樂因緣與眾生，大悲以離苦因緣與眾生。”慈悲的定義就是“拔苦與樂”，為人解除痛苦，並給予快樂。慈悲在小乘佛教中，原為五停心觀之一，主要是一種對治個人心性弱點的修行方法。到大乘佛教時，更認為慈悲就是佛性。可以說大乘佛教的興起就是慈悲的生起，在解脫道上，慈悲不僅是修行的法門之一，就大乘佛教而言甚至是首要條件。大乘佛教認為佛陀的本懷並不是教導眾生只為自己的利益著想，成為一個獨覺的自了漢。而是要悲憫眾生，與眾生一同獲得解脫。因此慈悲利他才是佛教的真實精神。 慈悲思想的興起直接引發了菩薩信仰的流行，因為菩薩的真實含義就是覺有情，慈悲就是菩薩的本質。菩薩正是觀察到一切眾生生命當下的苦難，才生起了大慈大悲之心想讓眾生解脫一切苦難。在眾生解脫與菩薩發心這一問題上，是相互成就的共生關系。《華嚴經·普賢行願品》中說“一切眾生而為樹根，諸佛菩薩而為華果，以大悲水饒益眾生，則能成就諸佛菩薩智慧華果。”正是眾生的苦難成就了菩薩的成道。四大菩薩信仰就是對這一理念的最好诠釋。 中國佛教的慈悲觀主要是在印度大乘佛教的影響下發展起來的，慈悲最終成為中國佛教最主要的道德觀念。從現有的資料中我們可以看到中國佛教所形成的慈悲信念結構，其主要構成即是慈悲心、布施心、福田思想、報恩觀念、不殺生和普遍的放生理念。方立天先生指出：“隨著小乘佛教向大乘佛教發展，佛教越來越強調慈悲與智慧的結合是解脫之道的兩大環節，也是大乘菩薩德性的兩個方面。慈悲是在踐行上要求自我犧牲和無私奉獻，智慧是在認識上證悟宇宙、人生的真谛。悲智結合，悲智雙運，是為解脫成佛的正道。”在中國普通民眾那裡，佛教的慈悲喜捨與傳統文化中“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的報應觀念相結合，構成他們“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福禍觀，這樣原始佛教的慈悲觀在中國也發生了變化。以功德福田思想為指導的慈悲布施行為的興起，成為自南北朝至明清時期佛教慈善事業的直接起因。 中國佛教信仰體現出鮮明的本土化特色，構成為中國民眾最為直接參與和對話的信仰活動。其特點表現為： 1、多樣性：在中國佛教信仰中，並沒有嚴格的一神崇拜，在民間更多地是表現出“逢廟就燒香，見像就叩頭”的多樣性選擇。在信仰譜系上儒釋道以及三教九流都可成為信仰崇拜的對象，佛道之神、民間人物都可借來成為佛教的護法神，在許多寺院更有三教殿、奶奶廟等。 2、現世性：四大名山、四大菩薩的確立是明清以來的信仰結晶。盡管在中國佛教史上將這一時期以來的佛教定義為是中國佛教的衰落期，但中國人所接受的某些教義已經深入人心，化為血肉，佛教不再是外來的宗教，而成為中國人自己的信仰。明清時雖然看不到象隋唐那樣光輝燦爛的佛教教理氣象，但通過對觀音的信仰、念佛會、放生會、受戒會、齋僧會等實踐活動，使佛教深深地滲透至百姓生活之中，滿足了民眾“有求必應”的現世需求與當下關懷，佛教與道教以及民間信仰相協調，同民眾生活密切聯系起來。 3、功利性：在中國佛教信仰圈內流傳著“無事不登三寶殿，有事臨時抱佛腳”的說法，這形象地表達了民眾信仰的功利性心態。所以在中國古代社會，多行善事、積功累德成為各階層人士普遍存在的自覺行為，民眾積極投身於諸如抄經、轉經、造窟、造像、浴佛、行像、造塔、建寺、供僧、設齋、燃燈、布施等種種佛教功德活動之中。這種功德回向的願望推而廣之，大至四海升平、干戈永息、風調雨順、五谷豐登、國運昌盛、人民安樂，再至皇圖鞏固千秋歲、帝道遐昌萬萬年，乃至百姓延年益壽、人丁興旺、求男得男、求女得女、生活祥和、安居樂業、婚配嫁娶、學業有成等等，這種信仰涉及到社會各個階層，也波及到政治、經濟、文化等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 4、道德化：在中國民眾那裡，相信只要遵守佛教“諸惡莫作，眾善奉行”的原則，精進修持，廣行善事，積累功德，就可以獲得福報。加之佛教三世因果輪回的宣揚，將民眾在日常生活中深感善惡無報的現實焦慮不安，轉化為前生後世終有果報的理想承諾，這極大地滿足了他們渴望超越現實，把握未來，溝通今生與來世的精神訴求。所以佛教的倫理內涵依然是值得我們今天挖掘的寶貴精神財富。 5、善巧性。中國佛教信仰中常常體現出大乘菩薩不拘小節、濟世度人的精神，如觀音菩薩化作馬郎婦，“先以欲鉤牽，後令入佛智”的循循善誘，以及為中國百姓家喻戶曉的濟公活佛的故事，這種巧妙的行為被稱為“善巧方便”。 中國佛教菩薩信仰的興盛其實也涉及對於整個中國佛教的評價。一般認為，從宋至明清以後，雖然佛教各宗仍在分頭活動，但大多是步武前人，在思想禅法上陳陳相因，無有創新，但民間信仰卻並未減弱，反而在更深層的信仰心理層面展開，如“家家彌陀佛，戶戶觀世音”就是一個明證。這也就是目前學術界所說的精英佛教與民眾佛教的區別。精英佛教確切地說就是“義理型佛教”，它以探究諸法實相與自我證悟為特征。而民眾佛教可以說是“功德型佛教”，它以功德思想與他力拯救為基礎。在中國佛教史上精英佛教占主導地位，其興衰決定著佛教整體的趨勢。民眾佛教雖處非主流地位，但它卻為中國佛教奠定了雄厚的群眾基礎，是佛教生命力的基本保證。如果說唐宋以後，義理型佛教無有太大進展，那麼從功德型佛教的角度看卻是更為深入民心，在宗教修行實踐層面更為興盛。 菩薩行的宗教學意義就在於，將一己之救贖與整個眾生的救度緊密聯系在一起，“是故菩提屬於眾生，若無眾生，一切菩薩終不能成無上正覺。”所以，只有利他才能自利，將小我化為大我，這就是菩薩以救度眾生為自救的辯證目的，就是佛教事事無常的世界觀和慈悲喜捨的人生觀的具體實踐，這也是“人間佛教”的理論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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