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
| 聖嚴法師 |
|
|
|
首頁
：法師開示
學誠法師：宗教與邪教問題的再辨別
宗教與邪教問題的再辨別 一、宗教與邪教的本質區別 宗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成是人類對自身有限性的一種超越。現世人類群體或個體具有有限性，這種有限性包括生命的有限性和人性的有限性。前者指人有生老病死，生命是有限的短暫的乃至脆弱的，死亡隨時可能降臨到我們頭上。後者指人性的弱點，乃至人性所具有的陰暗面如自私、貪婪、殘酷、冷漠甚至殘忍、凶惡等。宗教體現了人對這些有限性的超越努力，體現了人對永恆、聖潔、正義、善良的不懈追求，也體現了人對現實世界的缺陷和不完善的真切關懷。蒂利希說：“人是由於對無限性的覺知而被推向信仰的。”[1]可以說，不能超越世俗欲望、並且孜孜追求世俗欲望滿足的任何一個教派團體都可能是一個宗教，都可能是一個邪教組織。 正是宗教的這種超越性，使宗教被視為“實現根本轉變的一種手段，……所謂根本轉變是指人們從深陷於一般存在的困擾(罪過、無知等)中，徹底地轉變為能夠在最深刻的層次上妥善地處理這些困擾的生活境界，這種駕馭生活的能力使人們體驗到一種最可信的和最深刻的終極實體。”[2]這種根本轉變的前提就是承認世俗基礎並從宗教的角度加以聖化、提升而不是否認、反對、摧毀現實基礎。這一點從宗教與世俗的法律、道德、經濟、文化等關系中可以得到清醒的昭示。“人類文明史的絕大部分，在各個時代和各個國家，宗教是文化統一的核心力量，它是傳統的保護者，道德法則的維護者，智慧的傳播者，人們生活的教育者……”[3] 那麼，邪教又是如何大量攫取世俗權利名色等利益的同時，又瘋狂敗壞世俗的制度法律、道德、文化、價值觀等世俗基礎的呢？ 二、邪教的社會危害性 (一)不擇手段，妄圖染指國家政權。這是許多邪教的共同特征。麻原彰晃1987年創立奧姆真理教，並自任教主。1989年在日本獲准成為宗教法人。為了個人的政治野心和世俗權欲，麻原彰晃帶領其信徒結成“真理黨”並於1989年迫不及待地參加了日本眾議院選舉。翌年，麻原彰晃及信徒25人在選舉中全部落選。其政治野心嚴重受挫，世俗權欲無法滿足。為此，他網羅了許多學有專長的高科技人才，大量研制、購買武器和化學毒劑，妄圖建立以其為統治者的“真理國”以滿足其權欲。為此，他指使信徒綁架、暗殺、斂財、無所不用其極，最終導致1995年3月20日奧姆真理教在東京16個地鐵車站施放“沙林”毒氣，造成12人死亡，5500多人受傷。這非常典型地體現了邪教這一披著宗教外衣，帶著極其險惡的政治目的的反社會本質。這一本質在“*輪功”身上也得到充分展示。“*輪功”從對抗、诋毀人民政府到墮落為國外反華勢力利用的政治工具就是證明。與當代世界其他邪教的政治陰謀如出一轍；與中國歷史上的邪教一脈相承。事實證明，凡是邪教，無一不以推翻現存世俗政權，建立以該教教主為首的神權統治為最終政治目的。 (二)斂財騙色，揮霍YIN逸。美國邪教組織“科學神派”頭目羅恩.哈伯德在其內部的指示文件中鼓吹：“賺錢，賺更多的錢，不要問用什麼方法和為什麼，賺錢就是目的。” 哈伯德從該組織中偷走2億多美元。韓國“統一教會”的頭目文鮮明的個人財產有1600萬美元，他的豪宅價值8.25億美元。“薩因教會”的創始人哈巴爾特原是不起眼的小作家，創立邪教之後擁有財產6.4億美元。“奧姆真理教”、“法之華三法行”、“人民聖殿教”、“*輪功”、“太陽聖殿教”等等，凡此邪教，無一例外，都采用極其卑劣、骯髒的手段，騙錢斂財，嚴重破壞國家金融秩序，威脅國家經濟安全，擾亂社會穩定發展。邪教頭目們沉溺在世俗的欲海之中，強取豪奪，中飽私囊，花天酒地，醉生夢死。喪失了人類最基本的道德品質，更遑論宗教情操。更為惡劣的是邪教分子性道德淪喪。他們蹂躏婦女、提倡亂倫，誘奸兒童及群居群交，離散骨肉、分裂家庭。美國邪教組織“上帝的兒女”公然提倡“為了傳播福音，肉體上勾引異性是正當的值得稱頌的行為。”其頭目伯格甚至連自己的女兒、兒媳、外甥女都不放過。他的長女迪寶拉說：“他多年來制造了很多充滿罪惡但又要教徒奉行如聖旨的教義，他鼓勵男女濫用性愛，男同性戀，女同性戀，父母子女亂倫，成人與兒童發生性行為等等都十分可怕。”[4]伯格與自己的幼女菲兒亂倫，還要與兒媳妮拉亂倫，逼得他兒子雅朗在歐洲跳崖身亡。人民聖殿教教主吉姆.瓊斯嚴禁其信徒過“資產階級式”的性生活，本人卻經常向女信徒提出性要求，而且對方不能拒絕，否則便會受到嚴厲的懲罰，並使用包括麻醉劑在內的多種方法使其失去反抗能力，以滿足其YIN逸。行徑相似者，還有美國邪教組織大衛教支派頭目大衛.科雷什、韓國邪教組織頭目文鮮明、中國邪教組織被立王頭目吳揚明(先後被其奸污的女青年有100多人)、中國邪教組織主神教創立人劉家國(先後奸YIN婦女27人)、奧姆真理教頭目麻原彰晃(與680余名女信徒有染)，凡此等等不一而足，奸YIN和亂倫成為邪教的本質特征之一。邪教摧毀作為一切社會關系基礎的兩性關系的世俗文明基礎，踐踏了對維系人類社會存在至關重要的基本准則，如禁規原則、婚姻原則、性愛原則、生育原則、私事原則等，他們還要求信徒們拋棄婚姻、家庭、子女，捨身、奉獻(如美國邪教組織“上帝的兒女”，中國邪教組織“東方閃電”、“被立王”、“*輪功”等)，戕滅作為社會細胞的世俗家庭制度和家庭倫理。 (三)滅絕人性、殺人自殺。尊重生命、關愛生命是每個傳統宗教共同的最核心的價值觀念。佛教的“五戒十善”第一戒就是不殺生。道教的基本戒規“老君五戒”第一戒也是不得殺生。基督教的“摩西十戒”也嚴正要求“不可殺人”。正是由於有了傳統宗教的這些宗教倫理基礎，才使1993年召開的世界宗教大會，達到了共識，形成了《世界宗教會議宣言》，通過了四項基本宗教原則：不殺人、不偷盜、不撒謊、不奸YIN，與傳統宗教尊重生命、關愛生命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邪教的暴力恐怖、殺害生命、荼毒生靈。他們殺人自殺、滅絕人性。隨手拈來，遍地血腥。1978年南美洲發生人民聖殿教90余人集體自殺；1993年美國大衛教支派74人葬身火海；1994年在瑞士及加拿大太陽聖殿教教徒53人死亡，起初人們以為是集體自殺，但是經過長達18個月的調查，瑞士警方發現這是由太陽聖殿教頭目茹雷和迪.芒布羅一手策劃的蓄意謀殺慘案。1997年美國“天堂之門”教徒39人集體自殺；“*輪功”邪教中已有1700多名信徒死於非命。所有這些都與尊重人權、保護人權的世界人類發展潮流背道而馳。邪教以扼殺現世生命價值和人類尊嚴而彰顯出其反人類的巨大負面價值。 宗教肯定世俗基礎，並通過對社會秩序、價值理念及其制度安排的合理性提供終極論證，來“聖化”世俗基礎，同時消除一個社會中無序現象對既定社會秩序的威脅，發揮其特有的穩定社會秩序的功能，而使宗教成為社會團結穩定協調的一支重要力量。無論是佛教的因果報應說，還是基督教的神正論和審判說，都有助於一個社會的穩定。“馬丁.路德認為，每一個世俗的道德呼喚，都有可能成為完善基督教教徒的一種途徑。”[5]“約翰.衛斯理(1703—1791，衛理公會創始人)……著力恢復基督教教徒的內在生命力，從而使人們把社會職責與自覺地生活合為一體。”[6]中國佛教也把維護社會秩序、世俗倫理當作自己的份內之事。如用“五戒”來強化、聖化中國儒家的“五常”，共同維護社會秩序。“仁者，不殺之禁也；義者，不盜之禁也；禮者，不妄之禁也。”以佛教“陰助王化之所不及”。宗教承認、敬畏、聖化、提升世俗基礎而邪教卻否定、踐踏、丑化、摧毀世俗基礎，從社會倫理到婚姻家庭制度，乃至整個社會政治法律制度，都顯示出正邪兩種的天淵之別。 三、反邪教的嚴峻形勢與責任 (一)邪教組織利用國際互聯網，以更迅捷、直觀、方便、有效，更肆無忌憚的方式傳播邪教謬論，招攬邪教信徒，誤導眾生。早在20世紀80年代互聯網剛剛興起，羅馬教皇就於1989年5月27日的國際通信日發出號召，要求教會及教徒與計算機文化共處，指出：“利用計算機通訊的先進技術，教會可以更好地完成它的使命”[7]。傳統宗教要緊跟時代發展的步伐就必須掌握時代最先進的傳播工具，這是毋庸置疑的。我們所應當特別警惕的是，國際國內的邪教組織也利用互聯網把魔爪伸向亞非拉等發展中國家。散布謬論，招攬信徒，成立非法組織。邪教“*輪功”從1995年起便利用國際互聯網傳播邪教歪理，攻擊中國政府，指使國內外信徒從事非法、恐怖活動，破壞中國安定穩定的局面，擾亂社會生產生活秩序，並且已經形成了一個以國際互聯網為載體的傳播網絡和傳播系統。在中國境內滋生繁衍的其它邪教組織中，有許多就是通過互聯網從境外傳入的。對此，我們必須加以高度重視、足夠警覺。我們必須在技術、速度、資源等諸方面與邪教在網絡上展開爭奪，獲取優勢，摧毀邪教利用互聯網擴張勢力的圖謀。 (二)由於特殊的歷史原因，目前中國大多數人不信仰宗教；許多人對傳統宗教一知半解乃至一無所知；一些人對群眾正常的宗教需求全然不覺，甚至視若無睹，更談不上積極引導群眾在宗教與邪教問題上辨別是非、分清正邪，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了。在這種狀況之下，一旦社會出現如格洛克所說的“短缺現象”與“短缺”群體，而這些弱勢群體又無分辨傳統宗教與邪教的能力，便會不明是非，輕易上當，投入邪教懷抱，給他(她)本人、家庭和社會造成不可估量的損失。 因此，當代中國反邪教的核心工作之一就是把宗教這一安全穩妥、有益世道人心、有益社會文明進步的信仰形式介紹給社會大眾，同時揭露邪教反社會、反文明、反人類的邪惡本質，培養社會大眾識別是非正邪的能力，構築當代中國反邪教最穩固的群眾基礎。 (三)當代中國面臨著現代化、西方文化和全人類危機的共同挑戰。我們應當認真總結其他國家其他文明在現代化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及現代化實現後的所謂“後現代問題”，認真處理好自己國家現代化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及時消除對社會穩定構成威脅的不確定因素，竭盡全力幫助弱勢群體，確定我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總體價值目標。同時，我們應該警惕西方不良文化憑借其科技優勢和經濟實力對我國精神文化領域滲透，構築當代中國反邪教滲透的最堅固的精神文化防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