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互動之果：中國佛教
[上海]探索與爭鳴，1999年第2期
28-3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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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洪修平博士 南京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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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是學術界和佛教界根據有關史料確定的中國佛教兩千年的紀念年。在此之際，筆者擬從佛教與傳統宗教觀念及儒、道等思想文化相互關系的角度，探討一下佛教思想理論的中國化，以期對中華傳統思想文化在與外來文化的交融中發展的歷史有更好的了解。
一
印度佛教在兩漢之際經西域傳至中國，這是中國文化發展史上的一件大事。自此以後，源遠流長的中國傳統文化又融入了新的內容與養料，變得更加豐富和燦爛，並獲得了新的發展動力，從而進入了一個在中外文化交融中不斷發展的新時期。
從歷史上看，傳統文化對外來的佛教，一方面采取了一種本能的拒斥態度，另一方面又敞開它博大的胸懷，有選擇地吸收容納了佛教中有價值的東西或先秦以來傳統文化中所欠缺的東西，例如佛教的思辨哲學和對生死問題的關注等。相對的封閉性及對外來文化的拒斥，使傳統文化保持了其獨特的魅力和穩定的發展，而相對的開放性及對外來文化的吸收，又使傳統文化充滿朝氣和活力，不斷實現著自我的更新和完善。傳統文化對歷史上第一次外來文化的大規模傳入所表現出的雙重性格和所進行的成功的交融，至今仍對我們的文化建設具有重要的啟迪意義。
從佛教方面來看，不同的民族，往往有其獨特的人生理想、生活目標和價值取向，表現出不同的民族文化氣質。這種民族文化氣質，一般又會通過哲學、倫理、宗教等不同的文化形態表現出來。帶著南亞次大陸古印度民族文化印記的佛教一進入中土，就與中國宗教和文化形成了一種相異互補、相斥互融的復雜關系之中。而中國人對佛教的理解和接受程度，在一定##斷中國化的過程。
所謂佛教的中國化，就是指印度佛教傳入中國以後，在延續其基本文化精神的同時，為了適應中國社會與文化的需要而不斷地調整自己，在與中國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相適應過程中最終演變發展成為具有中國特色的、表現出中華民族傳統精神風貌與特征的“中國佛教”。在佛教中國化的過程中，佛教在中印文化的碰撞和沖突中主動依附迎合傳統思想文化，積極地對之加以融合吸收，有時甚至不惜改變自己的某些特性或面貌以適應中國社會環境的需要。正是在與傳統思想文化的相互沖突與融合滲透中形成的中國佛教文化，最終得以與中國傳統的儒、道文化並駕齊驅，成為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並產生了天台、華嚴和禅宗這些富有特色的中國佛教宗派。
由於中國傳統文化內涵豐厚而廣博，而外來佛教也既有宗教的信仰，又有思辨的哲學，還有相應的禮儀制度、僧伽組織、宗教倫理和修行方式等，因此，佛教的中國化呈現出了非常錯綜復雜的情況，通過了各種不同的途徑和方法。它不僅表現在宗教信仰和理論等方面，而且還表現在禮儀制度、組織形式和修行實踐等許多方面。就佛教中國化的途徑與方法而言，也可以從佛典的翻譯、注疏和佛教經論的講習等不同的方面來理解。同時，由於中國是個多民族的國家，中華民族是個多民族的大家庭，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傳統和習俗。因此，“印度佛教傳入中國後，形成了漢地佛教、藏傳佛教和傣族等地區佛教三大支，佛教的中國化，一定意義上也可說就是佛教的漢化、藏化和傣化”。筆者認為，漢傳佛教的中國化在思想理論的層面上大致可以概括為方術靈神化、儒學化和老莊玄學化這3個方面。它們之間是相互聯系、並存並進的，但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不同的人物和不同的思想體系中又各有側重。外來佛教與傳統宗教觀念及儒道思想之間的沖突與融合，構成了漢以後中國思想文化發展的重要內容。
如果說佛教的儒學化和老莊玄學化正好是儒佛道三教關系的重要內容，那麼，佛教的方術靈神化則是作為宗教的佛教與整個中國傳統宗教觀念和信仰相融合的重要方面，故我們下面先從佛教的方術靈神化談起。
二
方術靈神化主要是說佛教對中土黃老神仙方術的依附和對靈魂不死、鬼神崇拜等宗教觀念和迷信思想的融合吸收。佛教的方術靈神化既與佛教本身的特點相聯，也與佛教傳入中土後所面對的文化環境相關。
從歷史上看，佛教來華的兩漢之際，正是中土社會上各種方術迷信盛行之時。到東漢末年，道教又逐漸形成。道教的呼吸吐納等許多修道方法，都與佛教的禅定等有某些相似之處。而且早期道教的教義學說比較簡單，儀軌戒條也不很完備，像佛教這樣各方面都比較成熟的宗教的傳入，對道教的進一步發展是有借鑒意義的，因而道教最初往往將佛教引為同道。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下，初傳的佛教也就被中土人士理解為是黃老道術的一種，人們往往把黃老與浮屠並提。而佛教也充分利用這樣的機會和條件，有意地對此加以迎合，以求在異國他鄉更好地生存發展。
印度佛教中雖然也有神通等內容，但並不占重要地位，因為信奉佛法、勵志修行是為了解脫，若以神通為追求的目標，那屬於佛教所斥的外道。但佛教傳入中國以後卻有意識地將這一方面的內容突現出來，借以迎合並依附中土的種種神仙方術，而中國人也往往對佛教的這部分內容特別感興趣。因此，在《四十二章經》和《牟子理惑論》等早期佛典和佛教著作中，就出現了把佛陀、阿羅漢描繪為“輕舉能飛”的“神人”等做法。為了迎合當時社會上流行的神仙方術，早期來華傳教的僧人也常借助於一些道術醫方來拉攏信徒，擴大佛教的影響。甚至到了東晉十六國時，名僧佛圖澄、鸠摩羅什等，也仍然借術弘法，以爭取更多的信徒。
在依附神仙方術的同時，外來佛教也十分注意對靈魂不死、鬼神崇拜等中國傳統宗教的吸收。中國自古以來就盛行著靈魂不滅、鬼神報應的觀念，認為“人死為鬼，有知，能害人”，又認為鬼神能賞善罰惡，善惡之報，都是“天地罰之，鬼神報之”。因此，在漢魏譯經中，佛教同時否定肉身之我與精神之我的“無我”，就往往被譯成了僅否定肉身之我的“非身”，有些譯經甚至直接使用了“魂靈”一詞，以至於當時許多中國人認為佛教就是言“魂神固不滅”的。這些看法，後來經東晉慧遠和梁武帝等人的系統論證發揮而在中土產生了極為廣泛而深遠的影響，甚至超出了一般佛教徒的范圍而成為許多普通百姓的生死觀。而把佛陀描繪為神靈的種種說法，也受到了上至王公大人，下至平民百姓的普遍歡迎，自漢代始，宮廷中就出現了並祀佛陀和黃老，向佛陀祈求福祥的做法。在百姓中，燒香拜佛、求神福佑也成為普遍的民間信仰。
靈魂不死與天堂地獄等結合在一起而形成的輪回報應說，以及將佛菩薩視為神靈而加以供奉等，至今仍在中國人的思想觀念和社會生活中發生著相當的影響，它甚至成為許多中國人信奉佛教的主要信念和方式。
三
如果說佛教的方術靈神化主要是在信仰和行證的層面上為佛教在中土的傳播掃除了障礙，為其與廣大民眾的宗教觀念和行為相結合開拓了道路，那麼佛教的儒學化則為中國佛教的社會倫理品格和心性學說等奠定了基礎，並為文化士人接受佛教進一步創造了條件。
佛教的儒學化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對儒家倫理名教的妥協與調和；二是對儒家人文精神和心性學說的融合與吸收。
關於佛教對儒家倫理名教的妥協與調和，主要有3個方面：其一是尋找相似點，采取比附等手法，以強調兩者一體，本來不二。例如佛教徒經常把佛教的“五戒”比同於儒家的“仁義五常”，認為兩者是“異號而一體”的。我們說，佛教的“五戒”與儒家的“五常”之間確實存在一定的相通之處，它反映了古代中國和印度的思想家對維護人際關系的某些共同看法，反映了人類社會生活所要求的一些最基本的共同的社會倫理原則和行為准則，但五戒和五常，一個體現的是出世的宗教倫理，一個是為現實社會服務的世俗倫理，兩者有很大的差別。佛教的這種比附，實際上是通過對儒家綱常倫理的肯定而構通了世間法和出世間法的聯系，進一步拓寬了佛教中國化的道路。
其二是調整乃至不惜改變佛教自身，以求與儒家倫理相適應。具體的做法，或者是在譯經過程中就以儒家倫理為標准作出增刪，例如去除父母子女平等的論述而加進了“孝養父母”的內容。印度佛教中雖然也有尊奉父母等思想，但根據其輪回轉生的教義，這些思想並不占重要的地位，但中國佛教徒卻把它突出出來，甚至編造“偽經”來闡揚孝道，把“孝”說成是儒佛共同崇奉的，甚至認為佛教比儒道等更尊奉孝道。
其三是溝通不同點，努力從勸善等社會作用的相同來論證儒佛不二或儒佛互補，兩者都有助於社會教化，以強調兩者的“殊途而同歸”。這是中國佛教徒最常用也是最根本的論證方法。這方面的例子就更多了。在論證儒佛社會教化功能不二的同時，佛教徒還特別注意以佛教倫理的獨##生命的慈悲仁愛，以對儒家的“愛有差等”起某種補充作用，等等。這些都對佛教得到上層統治者的支持和下層民眾的容受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
隨著佛教在中土的站穩腳跟和傳播發展，佛教的儒學化也逐漸從表面層次的對儒家綱常名教的妥協調和發展為深層次上的對儒家注重現世現生的人文精神和思維特點、思想方法的融合吸收，特別是通過與儒家心性論的交融而形成的中國佛教的心性論，成為中國佛學的主干之一。傳入中國的佛教在儒家重人事、重心性和重視主體及其修養的思想影響下，將抽象的佛性與具體的人心人性結合在一起，極大地發展了中國化的佛性論和心性學說，並通過對主體自我的肯定而一步步走向了對人的生活的肯定，由此而確立了中國佛教“出世不離入世”的基本特色，乃至出現了像禅宗這樣融解脫理想於當下的現實人生之中，化修道求佛於平常的穿衣吃飯之間的典型的中國佛教宗派。印度佛教中所蘊含的對人的關注在中國佛教中得以充分的顯揚，這與佛教的儒學化是聯系在一起的。
四
佛教的老莊玄學化也可以追溯到佛教的初傳之時。漢譯佛經從一開始就借用了許多傳統道家的術語。例如在安世高的譯經中用“氣”來概括“四大”，代指“人身”，用“無為”來表示涅槃義；在支谶的譯經中用“本無”、“自然”等概念來表示般若的空之義，等等。
魏晉時期，玄學盛行，佛教般若學與玄學合流而產生了玄學化的六家七宗，並正式登上了中國學術思想的舞台。即使像僧肇這樣的佛學家，一般認為他在批判總結玄佛合流的基礎上比較准確地把握了佛教中觀般若思想，但其思想和方法仍然深受老莊玄學的影響，以至於現代日本學者中仍有人認為僧肇的思想“不僅形式連內容也是老莊思想”。隋唐時期建立的中國化的佛教各宗派，在融合中外思想的基礎上都建構了自己富有特色的宗教哲學體系。在這過程中，佛教哲學理論的老莊玄學化是特別值得注意的。老莊玄學的“自然”、“有無”和“道”等概念以及相對主義、得意忘言等方法，在中國化的各個佛教宗派思想體系中，都起著十分巨大的作用。而最典型的中國化的佛教宗派禅宗思想的出現，按胡適的說法，就更是“古來的自然主義的哲學(所謂‘道家’哲學)與佛教的思想精采部分相結合”的結果。天台宗的止觀學說和禅宗的“隨緣任運”、“自在解脫”等，確實都表現出了道家哲學與文化的精神。
總之，佛教的中國化過程是佛教與傳統思想文化相互影響的過程。只有從兩者的雙向互動中，才能更好地把握中國佛教的特點和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發展。正是在此意義上，對我們今天面臨全球化時代到來的文化建設，具有借鑒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