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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嚴法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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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士文章
黃夏年教授：慈航法師的愛國愛教思想
慈航法師的愛國愛教思想 ◎黃夏年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編審)摘要：20世紀上半葉，是中國社會劇烈動蕩不安的時期，佛教也在這一時期承受了諸多的苦難與變動。慈航法師將愛國看作是己躬大事，親自撰寫文章與發表演講，宣傳愛國愛教的思想。為宣傳抗日救國思想，以及為抗日戰爭籌集經費，慈航法師追隨太虛法師募捐並弘法南洋諸國，積極發表反對侵略戰爭的演說．他的愛國愛教思想，至今仍被中國佛教界奉為瑰寶。 今年是著名的當代佛教僧、教育家慈航法師圓寂53周年的日子。這位將一生獻給佛教事業的菩薩，以他的生前言行，踐履了他一生奉行的“以佛心為己心，以師志為己志”宏願，贏得了海峽兩岸廣大佛教徒的尊敬。金秋時節，因緣際會，慈航法師的肉身聖像分身又將回到他剃度出家的祖庭道場慶雲寺，在中國人的傳統思想裡，這無疑是落葉歸根的果報所成，中國大陸的佛教徒能夠親奉慈航的分身，也是佛祖的因緣，由是加深了兩岸佛教徒之間的法誼。 20世紀上半葉，是中國社會劇烈動蕩不安的時期，佛教也在這一時期承受了諸多的苦難與變動。太虛大師曾說：“中國晚唐以來，達人雖眾，陋儒亦多，每肆狂言辟佛，陰盜陽憎，心奉口違。故考民俗風習，雖皆信行佛教，而多不居為佛教徒，唯任出家二眾僧尼游乎方外，若存若亡，鮮在家眾持續傳守，且時或凌折之。故我佛聲光雖嘗大振乎隋唐，浸衰者遠，淪替及茲，已成千鈞一發之勢。”中國的佛教已經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為此一些佛教高僧和居士一直在致力於佛教復興運動，寧波七塔寺的溥常法師就說過：“近今政體變革，社會窳敗，非仗如來大慈大悲之無畏精神，決不能挽回世道人心之言，誠為千古確論。斯時也，中外卓識遠見之志士，勃然興，油然生，欣欣然趣人佛海。以佛學為安恬天理良心之第一歸宿，未始無由，吾侪佛門子弟，為如來使，荷擔大法，義不容辭。”慈航法師一直關心佛教的復興運動，他佩服太虛大師的人格與復興佛教的願力，自願入室太虛門下，做一名弟子，積極追隨大師從事佛教復興活動。 太虛大師是一個佛教改革家，他提倡“人生佛教”，主張佛教要積極參與社會，改變世人對佛教的看法，讓佛教真正能為社會做一些實事。太虛也是一位愛國愛教主義者，他一生不斷地強調愛國守法，要求佛教徒做一名愛國守法的公民。他說： “佛法施行一切國土，貴適乎時而當乎機，隨順差別必觀因緣。就吾國言，中國今為宇內貧弱危困之國，民心苟惰，政治飄搖，風化凌夷，生業艱苦，於是張揚愛國，尊獎利群，乃以圖存。凡為自淑，非有封豕長蛇之行，食人壑鄰之事。唯善無惡，不違正義；救存援溺，當賦同舟。是故沙門既悟我我所空，尤當持諸幻有乃至血肉骨髓，作法施財施無畏施，供養國家，利濟社會。奮大勇猛，運常精進，國群有益，罔不趨興，先之勞之，無或稍懈，備世之急，脫民於險，此其一也。今世諸國森列，弭爭乏術，有一不能獨立者則群起分奪，大亂斯成。中國土廣且肥，民眾無匹，若非有以自衛自存足持一時趨勢之平，則將召禍地球；而擾害人倫者，雖至強者盡成虎狼，弱者皆化蟲沙，猶難底止。故今救護中華民國，即是救護大地人類。然非振導國中人人靡不尚行愛國利群，無以救護中華民國，則沙門之當勇施國民哀拯世人益不容已，此其二也。” 慈航法師牢記恩師的教導，將愛國看作是己躬大事，親自撰寫文章與演講，宣傳愛國愛教的思想。他曾經在新加坡創辦了((佛教人間》，在第二期上發表了《吾愛吾教亦愛吾國》，這是一篇鮮明反映了慈航法師對國家和佛教的摯愛之情，讀之令人感動。全文如下： “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佛教興亡，僧徒有責”，斯二語，已為老生常談。然則，今之國是何國，今之教是何教?吾不忍聞，亦不願聞!吾不忍言，亦不願言!奈何，果不聞耳?果不言耳?非也。 嘗讀：宋玉對楚王問：“先生!其有遺行欤?何士民眾庶，不譽之甚也?”宋玉對日：“唯然!有之。願大王寬其罪，使得畢其辭。”吾必日：願大德寬其罪，使得畢其辭! 吾竊思之，何期得入深山?高棲巖谷，或修淨土，或作禅觀，不聞國是，那管教非。不發一言，莫下一策。我既與人無诤，人亦與我何怨?奈何，無诤而妄起诤，無怨而妄結怨。既自惱又惱他，既非愚亦即狂!倘能終日如土木，遑問將來成佛與否?即此生亦已成人間之神仙矣，千足萬足。 何奈，耳未聾，目未閉，而氣息猶存，焉能裝聾作瞎耶?不聞乎風雲變色，草木含悲!廬捨為墟，餓殍載道!吾民何辜?應得如是之恩賜耶?不見乎波旬作祟，鬼哭神驚!寶殿梵宮皆成魔窟!吾僧何罪?應獲如是之義利耶?此無他，人心已喪盡矣!欲救此不挽之沉疴，非創辦“佛化教育”不為功。蓋國家之興廢，全視教育良與不良為樞紐。教育良，則人心向善，而國必興!教育不良，則人心趨惡，而國必衰!此有識者所公認，非吹毛求疵之可比!然則，教育應如何方稱良善?一語而蔽之日：以“佛心”為教育之靈魂也。果能以“佛心”之教育而培育英才，則凡求學受業者，皆可稱之日： “佛子”。一但畢業後而服務社會，為政者以佛心治事，則政治何嘗非佛事?更何處覓貪官污吏?為商業者以佛心經營，則經商亦系佛事之一，又何處覓奸商市儈?政治及經商如此，其他一切莫不如此。內有高僧弘教，化導人民；外有護法檀那，安僧持法， “佛法得世法而興，世法得佛法而治”。此理易明，了如指掌!果能合全國寺產自動創為佛化教育，培育佛心人材，非但救教，亦可救國；既可免外人有觊觎之心，又可作自利利他之弘業!奈何執迷者而未自悟，而捨本逐末者亦大有人在!時已迫矣，日已暮矣。縱不自愛，亦必有越俎代庖者在。彼時玉石俱焚，城門失火，必至殃及池魚!吾為教憂，亦為國憂!吾願高枕無憂者，稍留意焉。欲救教救國者，非創辦“佛教大學”不為功!口能“引商刻羽”?試“起而和之”也可。 (寫於母難日發起慈航大學籌備處) 這篇文章，由於底稿模糊，許多字不易辨別，經仔細辨認之後，大多數字被認了出來，所以全文的意思還是清楚的。慈航法師開篇就提出“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佛教興亡，僧徒有責”的“老生常談”，把它作為佛教僧人的國家觀與社會責任觀而加以強調，“吾為教憂，亦為國憂”，說明他是非常重視佛教與國家的關系。慈航法師在文中批評了那些所謂的出家人，只管自己修行，兩耳不聞窗外事的“自了漢”的做法，而當時社會正是“草木含悲!廬捨為墟，餓殍載道!吾民何辜”悲慘時期，如果出家人對這種情況一點都不動心，不生起廣泛的同情心，沒有佛教慈悲為懷的胸懷，沒有廣度利他的理想，只顧自己的解脫，那麼即使得到解脫也是無益的，何況也根本不能得到最後的解脫。因為從大乘佛教的教義來看，地藏菩薩的“地獄未空，誓不成佛”大願才是真正的大乘佛教徒的最後成佛之路。他又指出，佛教徒要做到“我既與人無诤，人亦與我何怨”似乎是出家人的本分事，但是世界上的事情都存在不同的兩面，從佛教不二的思想來看有亦是無，無亦是有，既有無诤，必有起诤；既有無怨，必有粘怨，所以只是一腔情願地想去無诤無怨，實則還會生起有诤有怨，面對眾生之苦、國家之難的“無他”之心，實為“人心已喪盡矣”。慈航法師把這些人的自私做法，歸為缺少佛教教育，尤其是缺少“佛心”的教育，認為整個國家之所以陷入困境，皆是由於缺少“佛心”教育所致，所以要在全國開展“佛心”教育，以培養人的誠信，以“佛心”治世，美好社會焉有不來? 慈航法師對改變國家的想法之出發點是非常好的，他看到了由於人心的澆漓、世法墜落的情況，抓住了改變國家必須改變人心的實質。像他這樣的想法，是當時佛教界流行的看法，不僅僅表現在他一個人的身上。他的授法師圓瑛大師也是持這樣的看法之人。圓瑛大師認為： “世界到了今天，國與國不和，族與族不和，人與人不和，推原其故，擾本之病，就在於眾生我見心太重，汝心也要為我，他心也要為我，個個之心都要為我，以致釀成惡濁世界”。所以要改變社會，改造世界，就要發揮佛教的慈悲思想，以此來提高人們的道德水平，“欲期世界和平，宜培社會道德，應尚佛教慈悲。……假使國民之心理，未有慈悲之觀念，人我熾燃，競爭紛起，不獨無以致和平，抑亦無以杜殺伐。欲殺機止息，競爭潛銷，必以慈悲化民，亦可臻無為之郅治。……而我偉大祖國，果能崇高佛教，慈悲之道，廣宣流播，使民日熏日習，自可趨於道德。”慈航法師為國憂、為教憂，仔細地思考過采用世界流行的一神教、哲學、科學、經濟等各種救國救世的手段，但是所有這些都讓他不滿意，因為“以神救，則正在堅固其不平等之壁壘；科學救，則正在精研其殺人之本能；政治救，則正在討論其殺人之計劃；軍事救，則正在練習其殺人之手段；經濟救，則正在充裕其殺人之原料；一元多元，聚散未定；哲學宗教，無所適從；吾人又不能不沉思默察。”因此，他得出的最後結論是：只能用佛法來救國救世，“故政治失其效，法律不足恃，軍事不足畏，道德無所存焉。欲救斯病，先以正因果而曉之；全國人民，果能人人深信善惡因果，則惡行自不敢為，繼能積極善行，則國不須救而自安矣。”雖然慈航法師與圓瑛大師在采用什麼具體的理論來救國救世略有差異，但是他們思考的方向還是一致的，都是以提高國人的道德水平來達到國富民強的目的。這些想法在當今我國的國情下仍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值得我們去“沉思默察”。 慈航法師憂國憂民，愛國愛教，主張國家統一，人民統一，佛教統一。他說： “我們試看每一個國家有力沒有力，就看那一國人民統一不統一。假如一個國家的人民，好像一盤散沙一樣，那麼無論是有多少人民，也是沒有力量的；設若這一國的人民能夠統一起來，這樣才能夠會發出很大的力量。以整個中國佛教徒來說，不能說是不多，所缺的地方就是全國的佛教徒不能在統一線上合作，這是一個很大的缺點。”事實證明，中國的佛教一直與世法有離不開的密切關系。今天我們正處在中國佛教的黃金時代，慈航法師的肉身聖像之分身之所以能重回祖庭，就是因為當前中國佛教走上了一條繁榮的新生道路。中國大陸的佛教界走在一個“統一線”上。全國人民和廣大佛教徒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在中國政府的領導下，互相合作，取得了今天的大好局面。所以國家要統一，人民要團結，佛教徒要相互合作，是未來國家、人民和佛教徒發展的方向，慈航法師高瞻遠矚地看到了這一點，為我們樹立了一個愛國愛教的典范。 他在以“佛心”救國的思想指導下，看見了“佛法值世法而興，世法待佛法而治”的中國佛教的特殊性，正確地指出了中國佛教歷史上一直存在的“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這樣一個事實，這是難能可貴的思想。慈航法師強調“殊不知‘宇宙萬有’大而世界，小而微塵，內而根身，外而器界，毫無絕斷之‘一’可得，乃‘眾緣’之所成；存則俱存，亡則俱亡，實無亡余‘存一’之理，果能以‘眾緣所成’之理而曉之，則全國人民互相互助之不暇，豈有不相安相樂哉。 “從佛教的角度來看，世界上的事物都是因緣所成，是一不是二，因此對待世法就是要從整體的圓融觀上來看，國家與佛教也始終處在圓融一體的關系上。雖然慈航法師站在佛教的立場看見了世法與佛法，國家與佛教之間不離的關系，但他還沒有像太虛大師那樣站得更高，看得更遠。太虛大師在這個問題上，首先是考慮到國家的利益，他曾經說： “若無國家，不但外患無法抵御，國內人民的生命也沒有保障，生活也沒有安寧，要報父母、社會恩亦無從報起。所以，我們更要報答國家恩，大家要以愛國心為前提!在今日眾敵圍攻的中國，我們中國的國民、英勇的將士、慷慨的豪傑，應在眾敵環攻之時，一致奮起建設光榮的國家吧!”不過，慈航法師強調了“眾緣所成”的一體不二觀，也就說明了團結統一的重要性，如果全國人民都團結起來，擰成一股繩，齊心合力；海峽兩岸的人民和佛教徒“互相互助”，那麼慈航法師所追求的“相安相樂”的社會就會早日到來。 1931年，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九·一八事變，中國抗日戰爭開始。1937年蘆溝橋七·七事變發生，中國開始了全面抗戰運動。中國佛教會在上海召開理監事緊急會議，決定成立僧侶救護隊，圓瑛法師被選為中國佛教會災區救護團團長，他的徒弟宏明為救護隊隊長，有100多名僧侶參加了救護隊，隊址設在上海法藏寺內。隨著全國抗戰運動的不斷高漲，中國佛教界的工作重心轉到了抗日救國運動上面，出家僧侶秉著“上馬殺賊，下馬學佛”的精神，積極上前線參加戰地救護，各地佛教寺院紛紛舉辦醫院、救濟團、難民收容所等，從事救濟慈悲活動，舉行“護國息災大悲法會”，為死難者進行超渡，為生者祈禱，整個佛教界為抗日救國做出了積極貢獻。 與此同時，中國佛教界還積極宣傳抗日思想，派人到國外募捐化緣，為抗日戰爭籌集經費。著名佛教領袖太虛在抗日戰爭中發表抗日演講，到東南亞各國宣傳抗日主張。1940年，太虛大師率領中國佛教代表團到緬甸、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度、斯裡蘭卡等國出訪，主要任務就是在各國宣傳中國抗日救國的運動， “就是聯絡世界佛教國家，一致起來撲滅侵略的惡魔，令世界人類，都沾到佛教的光明。”太虛大師在各國不同場合發表演講，號召“現在，中國是抗戰時期，同時也是建國時期，大家要團結一致!”“現當此末法世界，我國被倭寇侵略，慘遭劫殺轟炸；不幸歐洲亦有戰事，各不安定!吾揣想經此浩劫以後，將來可望漸趨和平，但必須賴佛法救濟之。”太虛大師堅信日本帝國主義必敗，中國人民必勝，佛教能在民族危亡之際作出自己應有的貢獻，號召廣大海外佛教徒和各國佛教界人士，團結一致，共同抗日。“現在，中國是抗戰時期，同時也是建國時期，大家要團結一致!自唐、宋以來，佛教早已成了重要的因素。為了團結人心，精神總動員，喚起全國人民的精神，增加抗戰的力量，大家應共同努力。本人此次出來，也是與各位共同作救國的運動。” 慈航法師是這次中國佛教出訪團成員之一，他是太虛大師親自點名參加者。太虛大師對慈航法師評價很高，認為“慈航蓋一熱腸古道、魁奇磊落之人也!昔嘗從余問學閩南院，旋就任安慶迎江寺方丈，以精進遭俗忌，去而至南洋印度，於仰光大得人信仰。”太虛還親自給慈航法師的《救國方案》作序，指出他的方案是“大致為從佛教立場以言救國之義欤!”太虛大師之所以選中慈航法師作為訪問團成員之一，就是慈航法師曾經在東南亞一帶弘法多年，創建過緬甸仰光中國佛學會、星洲佛學會、菩提學院、馬來西亞槟城菩提學院、雪州佛學會、怡寶佛學會、槟城佛學會、馬六甲佛學會、吉隆坡佛學會等佛教組織，在東南亞地區有很好的人脈和重要的影響。對此，太虛大師專門解釋過： “佛教南洋訪問團，在這個國難很嚴重而國際情勢這麼變幻復雜的期間，還能夠成行，自然是多蒙各方人士的倡導，也還靠了佛教方面多年來對內對外都有一點廣義的關系。……要通過佛教僑胞與各地佛教人士或團體發生關系；這種工作，這幾年已經行得有相當頭緒。就緬甸來說，遠在七八年前，我有一位學生叫慈航，到南洋各地游歷，最近在緬甸的仰光住下去。因為他是福建人，華僑中又是福建人多，所以他在那裡很和當地的佛教人士要好，曾發起組織了一個仰光中國佛學會，作為我們中國佛學會海外的一個分會。自己建的房子，規模相當大。這個團體到現在已成立了五六年，和當地的佛教團體也有很好的聯絡。慈航已於三年前回國，因為他熟悉那面的情形，所以這回我們特約他參加來到團裡，而緬甸的中國佛學會已表示歡迎訪問團前去，並說願意盡力和當地佛教人士接洽一切。”可以說太虛對慈航是非常信任的。 當時日本佛教界有些人為了給軍國政府侵略中國塗脂抹粉，反對中國佛教界的抗日活動，無中生有的造謠，說中國佛教界宣傳抗日是違背了佛教的“慈悲戒殺”精神，誤導海外一些人士。中國佛教界南洋訪問團此行的主要任務之一，就是要澄清這些誤導，揭露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真相，樹立正確的大乘佛教觀。太虛大師曾經從“慈悲與方便”的角度解釋了佛教對戰爭的看法，他說： “佛教的要旨，可說就是我們口頭常說的‘慈悲為本，方便為門’八個字。這八個字，把佛教的全體大用都說了出來。原來佛教的本體就是一種慈悲性。 ‘慈’，就是務使所有人類以至眾生都能夠享受和平安樂。‘悲’，就是拯救因互相侵擾而失掉了和平安樂所起的一切煩惱憂愁憂患。但是光有慈悲性恐怕反而變成縱惡，致善良反被殘暴所欺壓，所以要以‘方便’做個門才行得通。所謂‘方便’，包含著‘智慧’和‘勇力’兩個成分。智慧又分靜定和活潑的兩種。靜定的智慧又可以說是真實的智慧，就是行而明察，對於一切事理，都能夠察知其本來面目，一切迷惑、錯誤、罪惡、煩惱，都能夠駕馭、征服。活潑的智慧又可以說是巧妙的智慧，對於一切事物，都能夠權宜應付得很巧妙，很恰當。 ‘勇’，是一種難捨能捨的犧牲，難守能守的持守，難忍能忍的堅忍，難行能行的勤勇精進；也就是一種大無畏大威力的大勇。具備著這種智勇的方便力，對於佛教的慈悲本旨，才可以實行得通。所謂‘方便為門’，就是這個意思。 由上面說的佛教的意義看來，可說和反侵略會的宗旨是很符順的。我知道反侵略的英法文，原來是維持促進和平的意思。和平是人類幸福所寄托的，推而至一切生物的本身，也無不靠了和合平衡才能夠存在，失掉了和合平衡，就要破裂潰敗甚至消滅。但是人類中常有強凌弱眾暴寡的現象，以致和平被破壞，人類幸福被剝奪。在這個時候，要靠愛好和平的人士集中力量，反對侵略的行為，使侵略者知難而退，然後世界和平才能夠維持，人類的幸福才能夠增進。這種‘和平為體，反侵略為用’和‘慈悲為本，方便為門’，是完全相符的，也是與我們目前為抵抗暴寇的侵略而抗戰的精神完全相符。 這種‘和平為體，反侵略為用’，或是‘慈悲為本，方便為門’；換句說話，就是‘武力防御與文化進攻’。舉個簡單的例來說，戰國時代的墨子，主張‘非攻’，就是反對侵略維持和平。可是他並不是口頭上說說的，他有力量去阻止人家的進攻，他能夠‘守’，使人家的‘攻’不生效力。公輸子攻宋國，就是他設法打破了公輸子的種種計策，使公輸子放棄了攻宋國的念頭。再就佛教方面來說，最顯而易見的是寺裡面的佛像，寺門外兩旁列著武裝的金剛，前殿兩旁有武裝的四大天王，更後又有朝向正殿的武裝的韋陀，這都是表示一種武力的防御，就是表示了能守的佛力。同時，前殿有向外坐的歡喜相的彌勒佛，後殿有向外坐的慈悲相的釋迦佛。表出佛教設化救世的精神，更以佛法感化人類，攻去他的暴惡心，喚起他的同情心，也就是一種文化的進攻。” 作為南洋訪問團成員，慈航法師隨著太虛大師訪問各地，除了協助太虛工作，聯絡各方人士之外，同時也積極參與，在各地演講。面對高漲的抗日高潮，慈航法師發表抗日演說，發揮乃師的抗日思想，用佛教的理論來論證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必要性，解答海外人士心中的疑惑。他說： “有人說，佛教最要緊的信條是‘慈悲戒殺’，如果佛教真的有利於社會國家，對於這個信條將無從自圓其說。好比日本軍閥凶暴蠻橫，侵略我國東北四省，佛教徒如果慈悲戒殺，社會國家不因此也完了嗎?……我說，大乘佛法是積極的，是救人的……所以凡是大乘佛教的信徒，對於有害人類的蟊賊，都應該抱著抵抗鏟除的決心。同樣的道理，日本人敢侵犯中國，我們要盡國民的天職，就非抵抗不可，這正是慈悲精神的發揚。至於殺戒的話，要看用在什麼地方，若太拘泥了，反落執著，而且佛教的慈悲戒殺，並不是單單教中國這樣做，倘若全球人類，都肯學佛，殺既沒有，更何用戒?” 如果說，太虛大師的反侵略理論是從純粹的佛教義理來闡釋的話，那麼慈航法師的反侵略理論則帶有佛教意義上的社會學理論色彩。他在肯定“慈悲為體，方便為門”思想的基礎上，更著眼於從愛國愛教一體的圓融觀上論述了侵略與反侵略的關系，正確地指出“慈悲戒殺”的前提是看有利於國家與否，有利於人民與否?如果國無完土，天無完日，家無完體，人無完膚，佛教還有何用?佛教的真正意義是用來幫助獨立國家的人格，提升民族的素質，讓那些受到佛法熏陶的人民能夠精進向上，為國家、為人民多做有益的事情。做國破家滅亡國奴的佛教徒，是沒有自立與奮進信心的，所以，積極的、救世的大乘佛法的真正意義就是要匡扶正義，解救國難，慈悲眾生，反對邪惡；佛教的所有戒條，首先就是要承認揚善懲惡這一根本的主題，戒殺只是用來保護弱者，面對強暴和危害國家完整與人類自由生活，作為一個國民的天職，只有去奮爭，將其鏟除。佛教經典(伏薩遮尼干子受記經》裡講述，嚴熾大王曾經問大薩遮尼干子：“大師，如果有外國的國王率軍來侵略，將引起一場大的戰爭，我們應該怎樣與他們進行斗爭呢?”遮尼干子回答說： “首先應當找到這位國王的親友和有知識的人去勸國王，讓他放棄這種打算，實現和解。如果這樣做不成的話，那麼就只好與他作戰了。”“佛法不殺”的“不殺”是指不要去濫殺無辜的一般民眾，對那些行惡多端，十惡不赦的壞人，危及於政權之人，則應殺就殺，應刑就刑。具體地說，只要有利於眾生，有利於國家，有利於佛教的是“不殺”，反之則“可殺”。中國人民反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佛教徒於國家危急，民族存亡的關頭，挺身而出參加了救亡運動，是一場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偉大壯舉，是佛教徒愛國愛教的正義事業。佛教僧人提出了“上馬殺賊，下馬學佛”的口號，這是盡國民的天職，他們從事的是正義事業，是保衛世界和平，懲罰惡魔的活動，雖是“可殺”，但最終目的是為了永遠“不殺”的千秋和平偉業，這是最大的慈悲，屬於“正行”。慈航法師表述的大乘佛教積極的、救世的“慈悲戒殺”的理念，正是他的愛國愛教思想的具體表現，他糾正了當時一些人的不正確看法，影響深遠。星洲(現新加坡)丹戎巴葛普陀寺僧寂英主編的《绋教與佛等學》一刊，就打出了“出世當知念佛，立世尤須愛國”的口號，表達了海外華人對祖國的關心。這次南洋訪問團之所以能取得極大的成功，與慈航法師所起的作用是分不開的。 慈航法師只活了六十年，但是他這六十年的一生是奮斗的一生，是成功的一生。他事佛出家以後的幾十年間，不僅奔走國內外，推行佛陀的教法，廣利眾生，而且還熱心佛教教育，培養人才，在佛教界裡做出了典范。他的愛國愛教思想，深人人心，影響了後人，至今仍被中國佛教界奉為瑰寶。今天我們在一起聚會紀念慈航法師，就是要學習他為佛教甘願奉獻，獎掖後學，利益眾生，不怕吃苦的精神，同時也學習他的愛國愛教的博大情懷，把未來的中國佛教的事業搞得更好，完成他老人家生前未完成的遺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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