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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夏年教授：二十一世紀佛教研究的斷想 　（點擊下載DOC格式閱讀）

	二十一世紀佛教研究的斷想 　　黃夏年 　　佛教研究一直是我國傳統的治學內容之一。進入二十世紀以後，我國的佛教研究因受到西方的影響，有了一個較大變化。現在二十世紀已經過去，二十一世紀開始到來，在新世紀裡我們應該怎樣去發揮佛教研究的優勢，開拓新的局面，是一個重大的課題。本文即在這方面提出一些粗淺的看法，拋磚引玉，供大家參考。 　　一 　　筆者曾在幾年前寫過一篇文章[注1] ，內容是談當前佛教研究的現狀以及未來的設想，文中認為：「當前我國的佛教研究以漢地佛教成果最多，藏傳佛教次之，印度佛教再次之，雲南上座部佛教復再次之。研究的熱點，就漢傳佛教而言，是禅宗的研究；就藏傳佛教而言，是格魯派；就印度佛教而言，是中觀派。雲南上座部佛教至今還沒有形成氣候，看不出熱點所在。」又「由於隨著人們對近代中國走過的沉重道路進行反思，於是近現代中國佛教的研究正在悄然興起，並且有可能成為新的熱點。在現有的研究中，又以歷史的研究最突出，許多有影響的研究都表現在這方面，相比之下，對教義的研究卻正在萎縮，尤其是這幾年在佛學理論方面還沒有影響較大的成果出現。又由於教義研究不深入，使一些其它研究也受到了影響。」還存在著綜合研究的水平不高。 　　為此，筆者針對上述情況，曾提出了以下幾條對策： 　　(一)在資料上要繼續進行系統的整理分類，許多重要的佛教典籍和史料要進行校勘、標點和專門的研究，這是佛教研究的基礎工程。尤其是藏文、傣文等佛典的研究。 　　(二)對許多歷史上做過貢獻的佛教僧人和學者，除了撰寫論文之外，還應該給他們立傳，寫出一些有份量的傳記，給予他們正確的評價。對一些於佛教深有研究心得的學者，應該組織編輯出版他們的論文集，肯定他們的歷史作用，保存這方面的資料。這種作法，一是將已有的研究精品匯總，避免像古代曾經出現的那種《成實論》研究的資料全部散佚的情況；二是總結現有的學術成果，避免在今後的學術研究中再出現重復勞動的情況，並提供一個正確的學術研究指南。 　　 　　(三)在宗派研究方面，除了禅宗、格魯派以外，其它淨土、天台、法相、密、華嚴等各宗也應有深入的研究，藏傳佛教和雲南上座部佛教各宗派更是必不可少，爭取全面開花，體現出中國佛學研究的整體性。 　　(四)佛教史的研究，重點應放在宋以後，對宋、元、明、清等各朝的佛教多做一些研究。 　　(五)加強一些專題或綜合的研究，改變現存的薄弱環節。如一些佛教重要名詞系統的地研究。一些地方佛教研究也要加強，特別是佛教幾大名山和重要寺院更應注意。還要努力開發佛教民間化、佛教美術、音樂、文學和倫理等方面的課題研究，對曾經影響了自然科學發展的佛教醫學、生理學、心理學、天文學、化學等課題給予充分注意。藏傳佛教要注意西藏以外藏區的佛教及其影響。雲南上座部佛教的研究現今可以寺院和人物為研究重點，先走出開拓性道路。同時還要注意三大教之間的比較研究，以經典、僧制的研究為契機。 　　(六)新的綜合辭書的編纂應暫緩，鼓勵編纂專科辭書。但是在編辭書時要超過台灣的《佛光大辭典》。 　　(七)現在編纂佛教寺志叢書的條件已經成熟，可以組織力量編寫。在全國各省的宗教志基礎上，新編《中華佛教志》的條件也已成熟。 　　(八)社會主義時期的佛教等課題是亟待探討的內容，為重點的重點。當前不管是佛教界還是職能部門，以及學術界，都面對著處理佛教與現代社會的協調問題，它關系到未來的中國佛教的運轉和發展，事關重大。當代佛學研究也是一個重要的課題。 　　 　　(九)世界佛教的研究應納入日程，目前可以編寫出各國佛教的斷代史或各國佛教概論，如《近代世界佛教史》、《古代世界佛教史》、《世界禅宗史》等等。對我國周邊國家的佛教也應加強研究，如越南佛教的研究是當務之急。 　　(十)加強對世界佛教的現狀研究。 　　二 　　現在我們進入二十一世紀了。時間雖然短暫，只是歷史長河中的一剎那間，但是我們面對的形勢卻有了很大的變化，特別是佛學研究的情況，與上一世紀末相比，又有了一個飛躍的發展。進入新世紀的佛學研究領域，我們仍有必要對現有的成果做一番檢視，只有了解過去和現在，才能更好地進入將來。我以為，我們首先要做的工作還是先查查家底，看看我們曾經有些什麼？ 　　 　　簡單的說，「查家底」的工作對我們來講並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因為過去一百年來，我國的佛學研究走過不少的彎路，存在不少的困難。這些困難首先表現在我國的佛教從大面上講有漢地佛教、藏傳佛教和雲南上座部佛教三大系；從小的方面講，屬於漢地佛教有禅宗、唯識宗、淨土宗、華嚴宗、密宗、三論宗、律宗等八宗，屬於藏傳佛教有格魯派、薩迦派、噶舉派等，屬於雲南上座部佛教的有花園寺派、擺莊派等等，加上這些派別各有自己的分支、經典，儀式、組織以及宗教領袖等等，內容太泛，包羅又廣，故研究的范圍太大，很難包全。 　　 　　其次，二十世紀中國的歷史是一個經歷了很多挫折、變化巨大的轉折時代，佛教在這個動蕩的社會，承受了諸多的苦難，佛學研究的領域也在某種程度上與佛教一同承受了一些苦難與曲折，它需要我們進一步深入的反思，我們現在還不能夠完全對此有一個非常全面的認識。 　　 　　第三，二十世紀以來的動蕩社會，使得許多寶貴的資料散佚，搜集起來非常不容易，雖然曾有個別的人和刊物以及組織過這方面的搜集資料工作，但是在浩如煙海的資料中來進行淘金，是一件不易的工作，雖然這一情況，直到近年來才得到改觀，開始有人陸續整理出版目錄、撰寫研究綜述，但這遠遠跟不上現在迅猛而起的佛學研究形勢的發展。 　　 　　對一百年來的佛學研究的評價者現在還不多，筆者雖也寫過一些這方面的文章，只是出於工作需要，作一些介紹性的內容，尚談不上什麼總結性。葛兆光先生他曾經關注到這個問題，撰寫文章，提出過比較有意義的觀點。他認為：二十世紀中國宗教史研究的路徑，「大體可以分為文獻學與歷史學研究階段(一九五○年以前)、哲學史階段(一九八○年以前)、社會文化史研究階段(一九八○年代)，以及近來剛剛出現，也許會持續到下一個世紀的宗教史研究轉型階段」[注2]。佛學則在這三個階段中是最突出，倍受關注的學問。我們應該看到，二十世紀的中國佛學一方面是世界佛學研究的體現，另一方面又是與中國社會政治現實相結合的產物，由於中國社會在二十世紀的特殊表現，注定了他所走過的獨具特色的道路，我們所說的「查家底」，實則可以以葛先生所說到的幾個階段的特點而予以展開。 　　 　　佛教史學的發達，應該算得上是葛先生所說的第一階段的明顯成果。的確能夠經得起考驗，被視為佛學名著的大部分史學著作，主要出在這一時期，如湯用彤、陳垣、周叔迦、蔣維喬、黃忏華等前輩的著作，直到現在還一直被人們反復閱讀。這些著作的特點是：考證精到，材料翔實，論證充分，體現了老一輩學者的深厚文史功底，是我們後人效法的楷模。胡適的著作也可以算在其中，但是由於他過分於「標新立異」，因之難免會有不確之處，但是他給後人的影響卻始終存在，特別是對研究禅宗的人來講，胡適的著作不可不讀。 　　 　　二十世紀八○年代，由於改革開放和解放思想，佛教恢復了活動，佛學研究也開始繁榮，這時進入了「哲學史的階段」，由於已經有了前期的「文獻學與歷史學研究」墊底，於是我們再次看到一些佛教史學著作的出版，比較重要的是任繼愈主編的《中國佛教史》第一、二、三卷，主述隋唐以前的佛教歷史。此書基本上囊括了已有的學術成果，並吸取了國外的一些研究成果，體現了當代佛教史學方面的最高水平，可惜的是全書計畫八卷本，但是後五卷一直沒有出來，而根據二十世紀學術界的研究情況，隋唐以前的研究一直是二十世紀的重頭戲，薄弱的是宋以後的佛教史，所以後五卷的出版必將引起學術界更多的關注。呂澄先生的兩部著作，即《印度佛學源流略講》和《中國佛學源流略講》也是重要的世紀名著，學者認為此書還是一個提綱挈領性的綱要著作，如果就此展開，將能寫出一本高質量的佛教通史出來。 　　 　　值得提出的是，近年來對宗派史的研究取得了不少的成果，禅宗的研究是顯著的成果，已經出版了具有學術創新意義的著作大概有十本左右，其中杜繼文和魏道儒的《中國禅宗通史》、潘桂明的《中國禅宗歷程》，以及洪修平、邢東風、葛兆光的斷代禅宗史的著作都有顯著的學術價值。學者在撰寫禅宗史學著作時，都注意到了發揮自己的特長，並且少於重復人家的研究，重點研究是在斷代史上，如麻天祥的《中國禅宗思想史》側重於宋代以後的禅宗研究，對唐代的禅宗著墨不多。葛兆光的《中國禅思想史》雖然主述宋以前的禅宗，但是他把精力主要放在了考史的功夫上，因此有評介前人得失的特點。楊曾文的《唐五代禅宗史》則充分吸取了日本學術界的成果，彌補了中國學界的不足。以上的一些著作，除了《唐五代禅宗史》以外，大多數人的著作還是側重於思想史的研究，史學的份量似還不夠，反映了我們幾十年來哲學史研究的風氣，也與作者大多數都是哲學專業畢業的人有關。二○○一年吳言生的《禅宗思想淵源》、《禅宗哲學象征》、《禅宗詩歌境界》三書的出版，為禅宗的研究增添了新的成果。作者系研究文學的學者，因此此三書的重要特點是在禅宗文學方面作了比較系統的梳理，使禅宗研究在文學史的領域有了一個較大的突破。此外像《華嚴宗通史》、《淨土宗通史》、《三論宗通史》、《中國密教史》乃至東南亞佛教史的專著等都已經有人做出來了，這些著作雖是開先之作，有些成果也不是十分理想，這應與這方面的研究不發達還有一定的關系，此外在利用現有的學術研究成果上還做的不夠，因此在這方面還有廣闊天地可為。總之，在史學方面我們已經走出了寫通史概論的階段，正在朝著縱深的方向發展，體現了「宗教史研究階段」的特點。 　　 　　還應當提出的是，近年來在中國佛教近代史的研究方面我們有了長足的進步，至今已經出版了七本專著，這些專著也是各有所長，有的側重於史料的挖掘，有的側重於議論，有的側重於體系的建立，有的側重於資料的介紹等等。研究近代史，實際上為現代佛教服務的，由於這些研究事關佛教的慧命，因此這些著作的出版本身就具有了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但是由於受到資料的限制，這些研究成果在大的問題上已經有了比較明晰的認識，在重大事件上也做了較深入的挖掘，可是還有一些問題還需要進一步清理，一些人物的研究還有必要加強，不過在筆者看來，更重要的還在於資料的整理，舉例來說，僅二十世紀上半葉，佛教界曾經盛行辦刊辦報，有的報刊還辦的非常有特色，據不完全統計達到二百種以上，然而我們現在已經見不到這些刊物了，所以這樣一來相對增加了研究的難度。台灣的張曼濤先生曾經整理過一些有用的資料，但是這些資料主要出於十幾種刊物，大部分資料還未能充分利用，如果真的能把這方面的資料都盡可能的找出來，也許我們會有一個新的看法，對某些人物的評價也會發生變化。因此對近現代的研究，仍有加強的必要。特別是在專題和個案研究方面，更要深入為是。 　　 　　對當代佛教的問題的研究，也是這幾年才開始出現的。造成這個現象的原因，可能來自這樣幾個方面：一是由於前段時間的佛教研究處於沉寂的狀態，恢復研究活動後，准備不足，拖延了時間；二是政府和佛教界重視了這方面的研究，像這幾年的課題研究指南有意向當代問題傾斜，佛教界也需要一些新的理論出台，以能為解決某些問題提供一些思路或意見。但是在具體研究活動中存在種種的不便，故當代佛教的研究雖然已經引起大家的重視，可是成果不多，連一些調研的報告也很少發表，有的人寫文章氣勢宏大，立論鮮明，但在行家的眼裡卻覺得有隔靴搔癢的感覺，抓不到點子上，看來難度很大，特別是上升到理論高度的文章，對現狀有針對性的研究，更不好寫，所以要說查家底的話，我以為這方面的家底最為薄弱，而且這種局面看來短期內鮮有改觀。 　　 　　我們對佛教人物的研究已經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百年來最熱門的人物應屬玄奘，因為它對中國佛教的貢獻尤巨，一直受到人們的懷念與敬仰。僅在一九五○年代以後召開他的紀念會和學術研討會就達五次以上，今年又要在西安慈恩寺再次召開紀念會。其次應是與天台宗有關的智者大師的研究，因為他是天台宗理論的創立者，故在九○年代以後，已經召開了四次會議，出版了幾本專著。再下來應是鸠摩羅什和鑒真，前者是在於它對中國佛教作的貢獻，後者則是在中日佛教文化交流方面的成就。對這兩位先哲近年來都召開過紀念性的學術會議。六祖惠能的研究也是百年來的研究的一個熱點，召開過一次學術討論會，但關於他的研究專著則明顯地超過了羅什和鑒真二人。應該說中國古代佛教史上著名的僧人有很多人都被不同程度地研究，但是在深入性方面還似欠缺。對近現代佛教人物而言，研究太虛大師的成果應為最豐，這與他曾是當代佛教界領袖的地位有關，其中也包含了他豐富而深邃的思想，特別是他的改革思想一直得到佛教界和學術界推崇。最近有關宗密的研究專著也已出版，這本著作應能與國外的專著至少處於同等的水平，抑或超出也不為過。 　　 　　二十世紀初楊文會居士領導的金陵刻經處是中國佛教出版業的執牛耳者，刻經處印經的特點是校勘精到，斷句清楚，可信度高，故受到了學術界的推崇與使用。上半葉影印出版的《碛砂藏》是一項很重要的工作。《趙城藏》的發現曾經引起了學術界和佛教界的重視，八○年代以後，佛教界整理影印出版的《房山石經》和學術界以《趙城藏》為底本整理的《中華大藏經》的出版則為此事畫上一個圓滿的句號。佛經的出版近年來一直是出版界的一個熱點，標點本、選編本、白話本、影印本都在市場出現。但是其中很多都屬於經濟行為，學術水平不是很高。有特點的還應是《藏外佛教文獻》。佛教界近年來也印了不少的經典，主要用於結緣，有價值的不多。今年是敦煌藏經洞發現百年的紀念年，敦煌學的研究已經成為二十世紀最重要的顯學之一，涉足此領域者甚多，整理寫經的人大有存在，《壇經》的研究就與敦煌熱有關。關於古代一般經典的研究涉入者雖多，大都是一些注疏本，真正專研某一部經的人還是不多的。相比之下，佛教界內部的人比學術界的學者更重視通研一經的工作。 　　 　　佛教哲學的研究一直是中國學術界的強項，而且從古到今歷代人士都重視這一理論的探討。二十世紀的佛教哲學研究以《大乘起信論》辨真偽的爭論為始，之後轉向了唯識學的研究，以歐陽竟無為代表的支那內學院的居士們在這方面做了不少的工作，呂澄、王恩洋、唐大圓等人是佼佼者。五○年代以後，佛教哲學研究的最重要表現是方法論的轉變，即使用了馬克思主義的方法來研究佛教的教義思想，老一輩的學者任繼愈和方立天的成績尤著，開啟了一代學人。近年來關於儒釋道三教的比較研究正在開展，已經召開了三次這方面的會議，但是鑒於這一課題難度很大，要想做的很有深度也不容易，所以目前還沒有很好的研究著作出版。 　　如果說敦煌學的研究是佛教考古學在二十世紀上半葉的重頭戲，那麼二十世紀下半葉佛教考古則取得了全面的豐收，法門寺的考古發現對中國佛教的研究具有改寫佛教史的價值。五○年代以後，中國政府一直鼓勵學術界從事這一工作，曾經發起過幾次文物普查，最終建立了全國性的文物網絡，如今每個地區都有自己的文物部門，對當地的文物保護與研究起到了直接的推動作用。此外國家多次組織大學考古系的師生調查研究石窟和佛教遺址，中國佛教協會也曾經從事過這方面的工作，這些活動對中國佛教石窟和石經的勘察已經基本摸清了現狀，而且還對石窟的分期也作出了界定，出版了具有保存價值的精美畫冊，現在又輸入計算機，完成了數據庫的制作。佛教考古是二十世紀佛學研究取得最有成績的學科之一。 　　 　　此外，就漢傳佛教的研究而言，二十世紀下半葉還在佛教文學、寺院經濟、語言學等方面作出了不少的成就，其最重要的意義是在於開拓了新的研究領域。世紀末由於各地有一批人士從事地方志的編纂工作，其結果是推動了地方佛教文化的研究，特別是在中國佛教史上比較重要、有影響的佛教地區，都有比較可靠的宗教志撰出，而學術界也做了像上海佛教、福建佛教等的研究，並出版了正式成果。 　　 　　二十世紀上半葉對藏傳佛教更多的是處於了解和介紹的階段，許多藏漢僧人和居士通過藏地與內地的交通，對藏傳佛教與漢傳佛教的互動起了推動的作用，特別是在介紹和翻譯藏傳佛教的經典方面做了不少的工作，而密教的研究則占這方面研究的很大比重。五○年代以後，出於現實的需要，一方面國家組織學者做了民族調查，保存了不少這方面的資料，而對藏傳佛教史的研究是學術界的重點，王森先生的佛教史著作是這方面的代表作。特別是格魯派的研究有突出的表現。寺院經濟的研究也有一定的成果。八○年代以後，藏傳佛教的研究有了飛速的發展，譯介了大量的藏文經典，歷史的研究基本上鋪開，各個宗派都已涉及而且研究較為深入，但重點除了格魯派之外，與密教有關系的一些派別成為又一熱點，例如索南才讓的《西藏密教史》就很突出，專家認為此書有體系，有深度，資料來自於第一手，較好地厘清了西藏密教的歷史。藏傳佛教的人物研究，已經基本上搞清楚活佛系統，牙含章研究的達賴和班禅的著作對這二大活佛系統做了很深入的研究。但是除了班禅與達賴等領袖人物外，其它的人物仍處於介紹的階段。教義的研究近年來雖然有明顯地進步，但與歷史研究相比，仍然差之甚遠。至於有關的佛教儀式、文學、組織、寺院等等的研究也還很不夠，但是藏傳佛教的考古已經有了可喜的開端，可惜的是從事這方面研究的人在語言的駕馭上還不能到位，因此還需要進一步加強。 　　 　　關於雲南上座部佛教的研究至今仍是二十世紀最不發達的研究之一。百年來這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圍繞民族學的內容而展開的，基本上仍然處於介紹性的階段，但是有關的資料因五○年代的民族調查，已經保存了相當的數量，今後可以為學者充分利用。 　　此外，近年來學術界對雲南白族的佛教研究已經有了一定的成果，有關這方面的專著已經出版。對回鹘佛教的研究也有相當的特色，值得注意。 　　三 　　以上我們對二十世紀的佛教研究做了一些查家底的工作，鑒於佛教悠久的歷史文化性和博大精深的體系與廣泛的內容，我們不可能全部介紹出來，只能將一些屬於學術主流的研究成果和正在成為熱點的研究介紹出來。當前我國的學術研究的現狀是：佛教的研究是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研究中的重要部分，而且正在處於上升的時期；就佛學研究的人才而言，中青年已經成為佛學研究的主力軍，特別是近年來我國對佛教研究人才的培養呈幾何級數的增長，現在仍在大學就讀的碩士和博士研究生有幾十人之多，僅南京大學哲學系就讀的學生達三十人以上，我國培養出來一批碩士和博士，都是在佛教研究中有某一方面學有專長的專門人才，其研究的課題具有一定的深度，因此他們的參與，既徹底改變了佛學研究人才青黃不接的情況，同時又與國外的佛教研究開始接軌，給未來的佛學研究帶來了活力。 　　 　　我們現在走進二十一世紀，面對未來的佛教研究是一個什麼樣的情況，會有什麼大的發展，朝著哪個方向發展？這是每個從事佛教研究的學者和每個關心佛教、關心學術研究的人都關心的問題，筆者不揣此陋，提出自己的一些不成熟的看法，供方家和同仁參考，不當之處，歡迎批評指正。 　　 　　首先，我們已經大致知道了我們現有的家底，也對當前的學術界的研究動態有了一個大概的了解，「佛教的研究仍處於上升的時期」，那麼毫無疑問二十一世紀的佛教研究仍然會保持這個發展勢態，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只要沒有特殊的原因，佛教的研究會朝著健康和擴大的方向運作。而且還可能再會出現一個高潮，至少會成為學術界和出版界關注的熱點之一。 　　 　　其次，隨著我國對佛教研究人才的培養，人才的配置與分布將會更為合理。學生畢業以後分配到全國各地，對當地的佛教研究必將起到巨大的推動作用，從根本上改變過去佛教研究只在北京、上海、南京等幾個大城市集中的情況，未來的佛教研究人才分布必將從點到面全部鋪開。值得提出的是，近二十年來我國佛教界開辦幾十所佛學院，這些學校已經培養出上千的人才，佛學院的學僧中除了大部分人在佛教界內部從事寺院管理工作之外，還有少部分人將從事佛教的研究，有的人已經取得了成果，得到了學術界的肯定，他們與學術界一起組成了中國當代佛教研究的主體，預計未來他們所發揮的作用決不亞於學術界，不久就會與學術界並駕齊驅，所以當前中國佛教研究以學術界為主體的格局將會被很快打破。此外，未來的佛教研究機構或團體也會不斷地湧出，但是以北京、上海為主的研究中心的格局仍然將會保持下來。 　　 　　第三、當前我國學術界在研究經費上普遍呈現出捉襟見肘的情況，而且正由於這一點，影響了不少課題的研究，也使許多人在經濟利益的驅動下從事重復的勞動，在研究成果上得不償失。而另一方面，當前我國民間的一些寺院或公司有充裕的經濟實力，有的具有遠見卓識的寺院和公司已經開始拿出很少的一部分經費來補貼學術界經費不足的窘態。雖然國家現在在研究經費上已經加大投入，但是要在短期內徹底改變經費不足的情況，特別是改變大多數學者和大多數課題都能得到經費補貼的情況，目前還不能完全做到。因此，利用民間經濟的實力來促進佛教的研究應該成為未來佛教研究經費來源的一個重要渠道之一，而且他們在研究經費的比重中會占得越來越大。特別是寺院成為佛教研究的主要經濟後盾之一的現象，也會變得越來越普遍。 　　 　　第四、未來的佛教研究將會出現多層次、內容廣、有深度、精細化的這樣幾個特點。所謂「多層次」，是指既有通俗性或概論的佛教研究的著作出現，也有高層次的專題性專著出現；「內容廣」，是指佛教研究成果會涉及到很多領域，而且其中有一部分是與佛教接壤的邊緣性課題，甚至是比較研究的成果；「有深度」，是指在佛教研究中有一部分著作只是作為純學術成果出現的，而且這些成果都是研究人員從事了大量的勞動之後才獲得的，它體現了很高的學術水平，具有世界領先地位。根據我國現有的研究情況，有深度的研究成果主要是一些學者撰寫的博士論文，以後又經多次修改和補充，最後達到了很高的水平。今後這方面的成果肯定會越來越多，最終形成經典性的名著，並且在所有的佛教研究中占有很高比例。「精細化」，是指未來的佛教研究課題設定會變得越來越窄，研究者在作某一課題時，除了搜羅巨細，窮盡現有的研究資料與成果外，而且在研究方法上也會變得細致缜密，甚至連微小的區別和很小的事件都會加以深入的研究，成為某一方面研究的最權威的成果。 　　 　　第五、當前我國的佛教研究與國外的研究尚有一定的距離，有的人認為就我國的佛教研究成果來看，與國外的同行相差五十年的距離，這種話聽起來確實有一定的理由，但是筆者認為，事實可能並不如此，一是我國的佛教研究一直有著自己的傳統與治學特點，而且這個傳統與特點一直沒有斷過，例如在佛教思想史的研究方面，我國從古代起就形成了傳統，今天仍然被繼承下來，所以在思想史的研究方面，特別是在研究的視角方面，我們有自己突出的特點，這一點已經被國外的學術界給予充分地肯定。二是在語言和資料的占有方面我們有得天獨厚的資源，這是我們的優勢，遠不是國外的學術界可比的。特別在傳統文化的熏陶下，我們對語言的駕馭本身就處在優越的位置，因此對原典的理解和語境的描述是有充分的把握和依據的。三是我們的研究與國外同行的研究側重點有不同。舉例來說，由於當代中國佛教發展的問題一直是現階段學術界和政府、佛教界共同關心的問題，在這個背景下，學術界將相當的力量投入了這方面的研究。而國外的研究大部分是在文獻學方面，對我國學術界的熱點並不注重，所以我們沒有必要將國外研究的熱點與國內研究的重點進行比較，而且這種比較也是沒有意義的事情。我們的缺點是對國外的同行研究的信息了解不夠，交流不多，對一些語言，如梵語、巴利語等外國文字掌握的不夠，造成這些缺陷的原因很復雜，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經濟的實力不夠，隨著研究經費的增大投入和世界信息高速公路的暢通無阻，這些缺陷將會不斷地被克服，所以筆者對未來中國佛教研究與世界佛教研究的接軌是抱樂觀態度的。 　　 　　第六、未來佛學研究的方法論必將呈現多元化的局面。過去我們在方法論上，早期主要在文獻學和歷史學的領域內從事訓诂與考證的方法來進行研究，五○年代以後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階級分析與經濟決定論的二分法成為佛學研究方法論的主要表現，八○年代以後，過去單一的研究方法正在改變，國外的一些曾經流行的研究方法慢慢為學者所用，如社會學方法、心理分析方法、現象學的方法等等。今後，隨著佛教研究的全面展開，將會使用越來越多的方法來研究佛教，特別是在宗教社會學方法的普遍使用，田野調查的活動及成果會越來越多。 　　 　　第七、結合前面查家底和幾年前筆者提出的「對策」，未來的佛教研究在項目上應該是有這樣一些特點：佛教史學仍然是研究的重點，特別是斷代史、地方史和宗派史的研究將會取得很多重要的成果。但是思想史的研究可能進展不是很大，其中包括教義理論的研究進展緩慢。佛教經典和人物的研究有一個大的發展，特別是通經一部和專研一人的情況會占較大的比重。與佛教有關的文學、心理學、倫理學等邊緣學科也會有一個大的發展。值得注意的是，對世界佛教的研究會成為不大不小的課題，因為這些研究對中國佛教走向世界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同時也是國人了解世界佛教的一個重要的窗口，實際上這個課題已經開始出現了轉機，最近出版的宋立道博士的著作，對當代南亞、東南亞的佛教做了比較詳細的介紹。此外，由於佛教在中國當代社會的契理契機的現實需要，將會推動當代佛教研究的進展，與社會現實有關的各種現實性研究和對策性的討論，將成為未來中國佛教研究的一大特色。 　　 　　二十一世紀的佛教研究已經開始激活，對未來我們一直充滿了憧憬，充滿了信心，我們相信，在不久的將來，我國的佛教研究將會取得很大的成績，走出一條中國佛教研究的自己的道路，對二十一世紀的世界佛教研究做出有益的貢獻。 　　【注釋】 　　[注1] 拙作〈當前中國佛學研究的難點與對策〉，載《聞思》(華文出版社，一九九六年)。 　　[注2] 《中國宗教研究年鑒‧一九九八》(宗教文化出版社，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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