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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夏年教授：谛聞法師的教育人才觀 　（點擊下載DOC格式閱讀）

	谛聞法師的教育人才觀 　　　　　　　 　　傳佛教傳入麗江是在元朝，但已無可考。明朝是漢傳佛教對納西族影響最大的時期。當時納西族上層熱衷於學習漢文化，送子弟到成都、昆明等地學習深造，這些人最後都通曉漢文，能用漢文吟詩作畫，豐富了納西文化的內容。也有一些內地的工匠、僧侶、文人等在中央王朝的移民政策下，加入到納西族行列，他們在麗江地區修建寺廟，出家為僧，土司木增就皈依過佛教，隱居芝山的福國寺。木增撰《修建祝國悉檀禅寺感應記》曰：“惟是精誠至極，而後能格神明；泰運將興，必預為垂祯瑞。是以情至郁則殒霜，志至堅則貫日。化之成則慶雲結，德之洽則景星現。故如來之將成道也，海湧青蓮，天雨眾寶，林木舒五色之光，山川搖六種之動，斯皆往事昭著，理所必著者。……予於雞足山建悉檀禅寺，專以祝國崇道，興善化物，一念之誠，自信真實。” [1][1] 　　到清末，漢傳佛教再次傳入麗江，正修和尚就是納西族的漢傳佛教著名的高僧。正修和尚1869年生，12歲出家，跟從麗江金山寺學淵和尚學佛。24歲在鶴慶龍華山受戒，法名傳傑，法號真空。出家後曾經游歷了五台山、峨眉山、九華山、普陀山，以及天台山和武當山等地，又與近代著名高僧虛雲和尚同在北京龍泉寺參禅。1900年回昆明協助筇竹寺夢佛大和尚請虛雲來雲南講經，擔任僧值；又在祿豐縣倡辦念佛會，在大理請虛雲講經，之後回到麗江維修金山寺大殿，倡築戒壇，在麗江舉行了第一次傳戒儀式。正修聘請麗江文化名人唐尚賢講授文化課，1907年協助虛雲修建雞足山祝聖寺，人稱“佛門棟梁”、“滇南高僧”。20年代末，金山寺失火坍塌，正修又在文筆湖邊重建正覺寺，1948年圓寂於此。正修一生弟子眾多，其中以兩大弟子最為有名，一是谛聞法師，一是普霖法師。 　　一、生 平 　　谛聞法師，俗名蔣又凡，雲南省麗江縣龍蟠鄉巖羊村人，納西族。谛聞是自號。 [2][2]1895年2月2日出生在一個貧苦的農民家庭，1901年隨正修和尚離家到寺院生活， [3][3]1917年被選送北京法源寺弘慈佛學院學習數年，後轉入南京支那內學院學習佛典數年，1929年至1931年，受聘為北京中華佛學院任國文教師3年。1932年至1935年，受聘為福建閩南佛學院教員3年。1936至1939年應寧波七塔寺報恩佛學院邀請任教務長。1940年至1941年從寧波到湖南，先後在常德、洪江、芷江等地講經，並繼續進行抗日救國宣傳。1940年元月就職嵩雲寺住持。是年冬天，谛聞法師在洪江叢林主持護國息災彌陀佛七法會，游嵩雲山並攝影留念。1939年谛聞在寧波出版了谛聞法師所著的《塵影集》，此書除論述佛典外，還以大量篇幅號召佛教徒抗日救國，有《敬告今日之僧伽》、《為抗日救國告全國僧界書》、《為抗日救國再告全國佛教徒書》等篇章。1940年秋，在洪江十方嵩雲山舉行傳戒期會，並攝影留念。1941年春末，由洪江回滇。谛聞在芷江逗留時，被芷江縣以“有共產黨嫌疑”之由逮捕，押送回洪江(專署所在地)，經各界皈依弟子多方營救，才具保釋放。1942年谛聞法師入川到重慶，為進行抗日救亡活動，毅然脫掉袈裟還俗，取名又凡， [4][4]從事教育工作，在太陽溝 [5][5]小學教書。1943年到川南古蔺縣，先後受聘在古蔺興仁中學、古蔺中學、古蔺女子中學任教。解放後在古蔺的東新小學、德耀小學、彰德小學教書，1957年被錯劃為右派，中止教書生涯。1979年人民政府進一步落實政策，政治上為其恢復名譽，經濟上恢復原工資待遇，同年退休。1980年，當選為古蔺縣政協委員。在此前後，他把平時寫成的詩、文、楹聯並自祭文匯編成《又凡鱗爪集》自費印出，贈予諸位好友。1983年12月去世，遵其生前遺囑，政協古蔺縣委員會把悼念會改為座談會，生前親友與學生，以祭文挽聯、詩作等來贊頌蔣公愛國愛民的業績，並按其意願在滬州火化，將一半骨灰撒於長江，另一半由縣政府派人會同家屬護送至麗江老家安葬。 　　谛聞於88歲逝世，他在87歲時撰寫了《自述》 [6][6]對自己的一生道路和性格作了總結，其中雲： 　　百歲光陰，一彈指耳。忽生而老焉；忽病而死焉；慨白駒之易逝，歎人生之幾何！余生年八十有七矣。幼習東魯，長研西竺；咀國學之神髓，嚼梵典之精華。然皆一知半解，不得升堂入室，引以為憾矣！ 　　嗜為文：一任靈機觸發，心有所感，輝毫落紙，率性成章，固不計其工拙也。 　　好遠游：周覽四海名山大川，奇決壯觀，與夫姿觀宮室城池之巍峨巨麗，梵宇琳宮之莊嚴幽靜，文物藝術之博大精微，能為絕壑古木，珍禽異獸，無一不令人而歎為觀止焉。至於擴吾之思想境界，廣吾之視聽野域，猶余事耳。 　　喜交游：人生於霄壤之間，不能離群索居，遺世獨立。人與人之間，往來接觸，在所難免，交游之道於是乎生焉。然吾之所交游者，並有異於尋常者。聽其書，觀其行，果其德學優於吾者，則吾示與其從交游，固無論其年代之先後生於吾也。 　　至於吾飽食終日，言不及義，喜嬉游戲相徽逐以為交游者，則吾默而擯之，近而遠之，不屑與之從交游也。凡吾之舉一善，成一藝，而終生受用不盡者，皆得之於良師益友。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交游之道，不可不慎。古之君子，友以三友，良有以也。 　　愛吟詩：暮年閒無事，辄吟詠以娛日，籍以發抒幽情，用代心聲，亦即以涵養性靈，消遣有生之年耳也。 　　…… 　　二、平民教育觀 　　谛聞一生都在從事教育工作，先是在中國各地的佛學院學習與教學，還俗之後又在四川古蔺縣的學校教書育人，因此，他對教育有著深深的認識，並且形成了自己的特殊看法。1929年他在北平法源寺內中華佛學院任國文教師，時值法源寺成立平民學校，為此寫下了《北平法源寺設立平民學校感言》 [7][7]，論述了自己對教育與國家關系的看法，全文如下： 　　國家之勢力，視乎人民之知識。人民之知識，又視乎學校之教育，教育普及，則人民之知識發達，而國以強盛。教育不普及，則人民之智識不發達，而國以衰弱。故國之強，非國之自強也。人民智識發達，有以使之強也。國之弱，非國之自弱也，人民知識不發達，有以使之弱也。人民知識既如是之重要，則於國家之勢力，欲求其所以強盛，不得不於人民之知識。先求其所以發達，不待言矣。且吾國幅員之大，人口之眾，物產之豐，緣足以冠全球。而國勢竟如是之衰弱者，實於人民之知識未曾亟亟然求其發達故耳。近年以來，吾國內受專制之束縛，外被列強之壓追(引者案，應為迫)，於是一般知識之士，翻然而醒，釋然而悟。競競焉鹹知注意於學校教育之一途，進步非不甚速，然以雲普及，則猶未也。蓋普通學校，所費不赀，大都取償於受教育之人。此種教育之利益，僅及於富家之子弟，而不能及於平民之子弟。平民之子弟，因境遇之關系，欲入學校而無力以入之，欲受教育而無力以受之，欲求知識而無力以求之，唯有仰屋而嗟，向隅而歎，而莫可如何者也。夫所謂平民者，平等之國民也。民之於國，既立於平等之地位，國之於民，即應有平等之待遇。今以境遇之關系，致使國中一部之民，不入學校，不受教育，不求知識，其不平等孰甚。而以國民不能平等之結果，知識不能發達，教育不能普及，則國勢之日超(引者案，應為趨)於衰弱，有可斷言者。故於今日而謀國勢之強盛，非先發達人民之知識不可。發達人民之知識，非先提倡平民教育不可。空也法師有見於此，特於北平法源寺，設立平民學校一所，專收平民子弟，教以人生必需之知識。所有書籍紙筆及諸雜費，概由寺內支給。對於學生，不取分文，俾一般貧苦子弟，得有此求學之機會，而不致為境遇所阻。謀教育普及者，誠不可不注意及此也。抑更有進者，我佛設教，以平等為原則，故謂之平等大教，提倡平民教育，實是以貫徹平等之宗旨，而發揚平等之精神，此於各寺廟分內之事，而責無旁貸者也。吾國寺廟不為不多矣，主持各寺廟之人，皆能如法師之熱心提倡，學校教育未有不普及，人民智識未有不發達，國勢未有不強盛者。吾輩僧伽本國民之一分子，豈可於國家之強弱漠然而不顧耶？深願各寺廟繼起而速圖之。 　　一個國家離不開教育，“教育者，所以教人之所不知，育人之所不能，換言之，即示人所以為人進取之道也，語曰飽食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又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蓋人之所以為人，禽獸之所以為禽獸，即視教育之有無以為區別。人無教育，非特受人之侮，被人之辱，乃至近於禽獸，而不齒於人類，恥孰甚焉。故無士者而無教育，則不知所以為士之道，而不成其為士也。為農者而無教育，則不知所以為農之道，而不成其為農也。為工者而無教育，則不知所以為工之道，而不成其為工也。為商者而無教育，則不知所以為商之道，而不成其為商也。其他種種，莫不如是。” [8][8]人民的受教育程度可以反映出國家的整體實力，因為受教育的程度越高，說明國家的經濟和科學技術的程度越高，但是舊中國一直處於弱國的地位，經濟與科學技術與西方列強國家相差甚遠，即使中國是一個有著五千年悠久歷史的文明古國，值得我們引以自豪，但這並不能說明中國就是一個有實力的強國。谛聞的文章的中心就是想說明這一點。他把教育作為國家強大的基礎，整個國家的受教育程度決定了國家的強大與衰弱，認為“教育普及，則人民之知識發達，而國以強盛。教育不普及，則人民之智識不發達，而國以衰弱。故國之強，非國之自強也。人民智識發達，有以使之強也。國之弱，非國之自弱也，人民知識不發達，有以使之弱也。”這在當時是非常有先見之明的。但是教育需要投入，沒有錢不能受教育，所以在舊中國，受教育成了有錢人家的專利，沒有錢的人就只能不受教育，念不起書成為窮人子弟的普遍現象。谛聞出生於一個貧窮的家庭，6歲時就被父母送到寺院裡，他對無錢上學的人非常同情，痛恨那種有錢才能受教育的不平等制度，所以他要抨擊這種現象，為沒有錢而失去學習機會的人們鳴不平，強調窮人的孩子僅僅“今以境遇之關系，致使國中一部之民，不入學校，不受教育，不求知識，其不平等孰甚。”其最終結果，只能是“知識不能發達，教育不能普及，則國勢之日趨於衰弱”，發展平民教育是國家強大的唯一出路。“平民”本是指與擁有權力、地位和財富的權貴相對的一般人，但是谛聞在這裡卻賦予了另一種意義，認為“所謂平民者，平等之國民也。”強調由於是平等國的國民，就應該有享受教育的權利，這個思想與資本主義“天賦民權”的含義是相通的，同時也體現了佛教的平等思想，因此空也法師創辦了平民學校，谛聞為之擊節叫好，視為“各寺廟分內之事，而責無旁貸者也”，“僧伽本國民之一分子”，寺廟辦平民教育，就是為國家做出的貢獻！ 　　三、佛教教育觀 　　谛聞在佛教教育的問題上，也有自己的看法。他一直認為，“然曰衰微曰險危者，乃僧伽之問題，非佛法之問題也。”也就是說，佛教是偉大的，是有用於社會的，但是它之所以在中國大地不能興起，其重要原因並不是佛教本身有問題，“非佛教之咎，而僧伽之咎也”，即是代表著佛教三寶之中的僧寶出現了問題，這是由於佛教內部的原因所致。所以他說：“嗚呼今日之佛化，極衰微之佛化也。今日之僧伽，極腐敗之僧伽也。佛化之所以衰微，非由於僧伽之腐敗乎，僧伽之所以腐敗，非由於教育之不振乎。以教育之不振，而致僧伽腐敗，以僧伽之腐敗，而致佛化衰微，是吾之所痛心疾首而不能自已者。” [9][9]要根本改變這種現象，他提出要在培養人才上下功夫。“方今民生凋敝，世道凌夷，欲利之而無其方，欲救之而無其術，唯有興學育才，代佛宣化，庶足以作中流之砥柱，而挽既倒之狂瀾。” [10][10]谛聞根據在多所佛學院學習或教書的所見所聞，看到了佛門在辦教育方面的缺陷，如“我們中國佛教僧教育的產生，大約肇始於有清光緒三十年間。日人水野梅曉，在湖南長沙開辦僧學校，迄今已有三十余年的歷史了。其間國內繼此而辦的，前前後後，一齊綜計起來，幾有百余處之多。可是辦得有點成績的，卻是寥寥無幾，所以到現在人才依然感覺希少，佛教依然感覺衰頹。而外界的壓迫，猶是變本加厲，有增無減，在在處處都表示著悲觀，沒有使人可以樂觀的地方。我以為這些都是僧教育失敗的寫真。而僧教育所以失敗的原因，雖各有其種種之關系，但是以我觀察所得的，約有下列的幾點：(一)辦學宗旨之不正大。三十年來中國佛教的僧教育，除了在家居士辦的少數佛學院，真實為宏揚佛法，培植人才為宗旨外，其他出家佛徒辦的，多數佛學院，大半都是為抵御外侮，保護寺產起見，很少有昌明佛化，造就人才為宗旨的。所以一旦發生了什麼抽提寺產侵占廟宇，以及驅逐僧尼等問題的時候，他們感覺到閉起山門，盤著腿子，敲幾下木魚，念兩聲佛的這種主義，是不能抵御外侮。又審今之勢，察今之情，非打教育的旗幟，喊教育的口號，是不足以應付潮流，左思右想，無可奈何之中，勉強的掛起一塊佛學院的招牌，照例的組織幾條森嚴緊密的章程，撰一篇冠冕堂皇的宣言，請一兩位法師教員，招收幾十名學僧，講講說說，寫寫作作，借辦學之名，抵外侮之實，所以到了事過境遷，風平浪靜的時候，為抵御外侮而辦的學院，也就沒有存在的必要，隨即把他拿來宣判死刑，送他往生去了。這是中國過去佛教僧教育失敗的第一點。(二)辦學經濟之不充足。世間上無論做任何巨細的事業，都要以經費為先決條件，如果經濟的問題不能解決，那無論什麼事都不能辦成功的，就是僥幸的辦成功了，但是他的前途，也是沒有什麼發展的希望，及有什麼成績的表現。所以經濟為一切事業成功之母。例如民國以來的僧教育，除了一部分辦的宗旨不正外，其他有多少熱心教育的、為法為人的住持長老及護法居士們，以限於經濟，對於教育，實在有心無力，想辦而不能辦，終於望洋興歎的。有些是辦了一年半載的教育，覺得頗有興趣，很想為佛教做番事業，為僧伽謀點福利，鼓著勇氣，一直干下去的。然而到了中途，發生經濟的恐慌，雖竭力掙扎，實在無法撐持，終於忍痛停辦的。總而言之，就是辦學的經濟不充足，因此僧教育不但不能發展，而且日就衰頹，到現在真是直等於零了。這是過去中國佛教僧教育失敗的第二點。(三)住持長老之無公益心。中國二十二省的大小叢林，一齊綜計起來，為數實在不少。其中有一部分叢林寺院，每年的收入，只夠自給自足外，其余有一部分的叢林寺院，實在寺產殷實，收入豐裕，很可以為佛教做些公益，盡點義務。可是他們只圖自私自利，不肯福利大眾，嘉惠後學。將十方僧眾所公有的佛產，據為個己的私有物，好像誰做住持，就是誰的所有權，他人絲毫不能染指。沒說別的十方僧眾沾不到一點余惠，就是一個寺裡的同住大眾，也得不到什麼權利。每年巨額的寺產，大量的收入，糊裡糊塗地耗費於無用之地，你要提到叫他們拿點錢來培植幾個人才，或辦些僧的教育話，他們吝財如命，一毛不拔，不但二十四個不肯，還要訴出一片艱難困苦的情形，裝出窮得粥都沒吃的樣子。要是一旦遇著強權暴力的敲索，或發生有關於本身名譽的壞事，叫他們拿出三千五千，卻又等於泥沙，滿不在乎。說到這裡，真是令人痛心疾首。話又說回題目上來，就是富有寺產的住持長老們，沒有公益心。這是過去中國佛教僧教育失敗的第三點。(四)求學者之無真實心。我們中國佛教僧教育，說起來有三十余年的歷史了，照理教育應該昌盛，人才應該繁衍。可是現在的事實，卻又適得其反。這是什麼道理呢？這種責任一方面固當歸咎於辦學者之太無恆心，忽辦忽停，乍起乍滅，弄得一般有志的青年學僧們，想學而不能學，終於一暴十寒，得不到長期繼續的修習，專門深刻的研究，於是耽誤了多少有為的青年學僧。可是一方面又不能不責備於求學者之無真實心。現在一般求學的青年學僧，習成了一種雲水的性質，今日跑到東，明日跑到西。這個學院住幾天，那個學院住幾天，沒有一個學院滿他們的意。不是設備不善，就是待遇不良。不說法師不對，就說教員不好，結果浪費草鞋，一無所獲。這是求學者無真實心的一個十足表現，同時也是過去中國佛教僧教育失敗的第四點。(五)青年學僧之囂張過甚。只要進過幾年學，讀過幾年書的青年學僧們，外觸於社會環境的險惡，內感於佛教大勢的阽危，對於現實的佛教制度，多不滿意，改革的思潮，時湧現於心頭，躍躍欲試，不能抑遏。於是在學院則反對教師，常鬧風潮；在叢林則藐視執事，時起沖突；在小廟則冒犯師長，屢謀起義。一方面每每發表過激的文字，對於現實的叢林，多所指谪，對於現代的僧伽，多所批評。於是一般守舊的長老居士們，看到這種情形，一齊大驚小怪起來，眾口同音，一唱百和的，都說我們花了許多錢，來培植人才，而所得結果，適與期望相反。實在辦教育是無異制造敵人，無異自掘墳墓，再不能辦下去了。如果再辦下去，連我們自已的飯碗，都靠不住了。大家對於此說，認為不錯，於是相率已辦的學院從此停辦，未辦的學院不敢再辦，弄得到現在，只有幾處有特殊情形的、不能不辦的學院，不死不活的在那裡拖延著，這是青年學僧囂張過甚的結果，同時也是過去中國佛教僧教育失敗的第五點。” [11][11]為此，他不斷地呼吁重視和發展佛教教育，疾呼“教育為一切事業之母，無教育則無人類，無教育則無世界。吾輩僧伽，處於不士不農不工不商之地位，若無相當之知識，勢必任人侮之辱之摧殘之破壞之，而幾無以自立。” [12][12]並把這件工作提到了根本的地位。他曾經撰寫多篇文章，強調教育在弘揚佛教中的作用，懇求諸方大德居士，積極投入到佛教教育的活動中來。1928年他撰寫了《論教育與佛化之關系》 [13][13]一文，曰： 　　佛化普及，首在培養人才，人才崛興，尤在提倡教育。非人才無以宏佛化，非教育無以造人才。此教育之所宜亟亟提倡焉。夫教育者，知識之所由啟，學術之所由明。知識既啟，學術既明，而猶患人才之不崛興，佛化之不普及者乎？根茂實遂，膏沃光晔，此理之所固然而無或爽者也。教育猶根也，佛化猶實也，教育猶膏也，佛化猶光也，根不養而竢其實，膏不加而希其光，教育不提倡，而望佛化之普及，吾有以知其必不能也。語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器利則事未有不善者。處今日而言佛化之普及，非提倡教育以培養人才不可。人才譬之器，佛化譬之事，人才既出，佛化斷未有不昌明者，不然佛化普及之說，由來久矣，而卒不能實現者，豈佛化之終難普及欤，實因人才之缺乏有以致之。人才之缺乏，實因教育之衰微有以致之。世人徒知佛化之不普及，而不知其系人才之缺乏，徒知人才之缺乏，而不知其系於教育之衰微。噫，知識之所以不啟，學術之所以不明，職是故也。長此以往，吾恐洋洋佛化，不特不能普及，而反日就衰頹，然則教育之於佛化關系誠重，而提倡之不容或緩也明矣，唯是教育一端，關系既重，提倡之責，其誰任之。論者莫不曰在先覺之長老，與有力之護法，吾以為彼之所言，不為無見。然知識之啟，學術之明，固人人之所有事也，豈其於教育而可漠然視之。且教育為佛化之本，凡為佛子於宏揚佛化，皆有應盡之責，即於提倡教育，也皆有應盡之責，各竭其才力心思以為之可也，而必賴之於長老護法為也。顧亭林雲：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吾於佛化之興衰亦雲。 　　這篇文章可以看作是谛聞佛教教育思想的總綱。20世紀初，中國佛教界在經歷了中西兩種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蕩和“五四運動”的沖擊，已經開始進行了深刻的反醒，佛教重新開始走上了復興的道路，社會上和佛教界裡都在重視宣傳佛教的活動，佛教刊物、佛教學術，乃至佛教教育如火如荼，方興未艾。但是“縱觀環境，侮我辱我，破壞我，摧殘我，公然肆其毒焰，張其暴氣，以陷我等於絕地者，比比皆是。其將泯智灰心，垂頭喪氣，忍受其侵凌乎。抑拔劍而起，挺身而斗，罄全力以與抗爭乎。將不耕而食，不織而衣，睹作社會之寄生蟲，贻人以口實乎。抑革除陋習，振刷精神，以辟自新之途乎。將取消極主義，遺世獨立，任其歸於淘汰之列乎。抑應時勢之要求，精研大乘學理，且實行其救人救世之工作，以期發揚而光大之乎。孰非孰是，何去何從，當為有識者之所共鑒。” [14][14]由於幾百年來佛教的消沉，整個佛教界仍然處於人才不濟的情況，雖然很多寺廟都在辦教育，但是又因種種原因，其效果並不十分突出。谛聞在文章裡，分析了佛教教育與佛化、與培養人才的關系，正確地指出了佛教教育的關鍵首在人才的培養，“非人才無以宏佛化，非教育無以造人才”，這是一條萬世不變的恆古定律。“法賴人弘”，此為古德早已說過，所有的知識、學術都是有賴於人才的崛興，而人才的崛興又離不開教育，所以教育是根本，人才是根本。與其甘願受辱，不如起來奮而抗之，“唯以精銳之眼光，運靈活之心思，用敏捷之手段，速圖之而速斷之。應興者興，應革者革，毋與人以可訾之譏，毋授人以可乘之隙。夫如是，彼雖欲摧殘，無從而摧殘，雖欲破壞，無從而破壞，又何至鄰於衰微，即於腐敗，而受人之侮辱也。蘇子曰，物必先腐，而後蟲生。人之侮我辱我者，皆我之自取也。嗚呼吾之侮辱，吾自取之，則欲去吾之侮辱，亦惟吾自去之。去之之道，莫如提倡教育。” [15][15]佛教是社會的一個團體，離不開社會，佛教的宗旨就是要將偉大的佛法全面推向社會，用佛法來化社會。在社會上普及佛教，其根本的一條，還是要進行教育，需要人才來推動這項工作，“人才既出，佛化斷未有不昌明者”，所以“處今日而言佛化之普及，非提倡教育以培養人才不可”。他除了指出教育的根本性和不可或缺性之外，更強調了教育的急迫性、重要性和現實性，他指出“然則教育之於佛化關系誠重，而提倡之不容或緩也明矣”，辦教育並不只是寺院長老與護法居士的責任，而應是每個佛教徒的責任，明代大儒顧炎武所說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名言，對佛教界來說，也是非常合適的，所以他呼吁全佛教界都要自覺重視辦教育，提倡教育，“各竭其才力心思以為之可也”。 1928年，北平法源寺又創辦了中華佛學院，這是一所旨在培養法門良將的佛學教育機構。谛聞寫下了《中華佛學院開學感言》： [16][16]對此給予了極大的厚望，他說：“中華佛學院之所由亟亟於成立也。空也法師及賓楷南居士，有鑒於此，以為佛教之衰微，由於僧伽之腐敗，僧伽之腐敗，由於教育之不振，特創設中華佛學院，以授僧伽相當之教育，而謀佛教之振興，是誠如來之化身，末代之明星也。當開學之日，嘉賓莅止，勝客如雲，設備莊嚴，規律井然，有如靈山一會，俨然未散。首由院長空也法師報告創辦本院之宗旨，及將來之目的，次由院護賓楷南居士，演說現在佛化衰微，僧伽腐敗之情形，及謀所以救治之法，其余教職來賓，均有演辭，大都不外提倡僧伽利生事業，發展如來救世精神。蓋中華佛學院之設，實揭此二語為標幟，而欲竭全力以促其實現者也。……茲幸中華佛學院應運產生，規模宏遠，宗旨正大，而辦學者、講學者、求學者，又各各抱有最堅最固之志願而來，於利生事業、救世精神八字，盡力發揚，期達於圓滿究竟之域，其能得良好結果，可以斷言，將見佛化由此重興，僧伽由此自立，而向之侮我辱我、摧殘我破壞我者，毒焰不消而自消，暴氣不戢而自戢矣。豈尋常假興學之名，圖自私之實者，所可同日語耶。余因之有所感焉，故為之說，以志慶幸。” [17][17] 　　谛聞不僅呼吁重視佛教教育，而且還對佛教教育和社會教育的不同的性質與特點做了一番深入地考察，也對佛教院校的學風和“半吊子”教育現象，以及為什麼佛教教育的路子走不通的情況，做了深刻的反思。他說：“殊不知佛教教育的性質是主靜的，社會學校教育的性質是主動的，一動一靜，這兩教育的性質，根本就處於極端相反的地位，毫無強牽附和的余地。” [18][18]除了上面所說的經濟、意見和學風三種根本原因外，究其實質，他又指出 ：“可是佛教之在社會，如太蒼之一粒，大海之一漚，當然敵不住社會的鼓蕩，只得跟著社會跑，所以主靜的佛教教育，現在也一變而為主動的社會教育化了，學風焉得不壞呢。現在的佛教僧教育，本來沒有一定的方式……章則……一方面采取學校的新制，一方面采取叢林的舊規，建立在不新不舊的當中，形成非驢非馬的教育。要想全新吧，又怕砥觸佛制，招人口實，要想全舊吧，又怕違背潮流，勢所不許。欲新不得，欲舊不能，這種半調子的教育，結果四處掛著此路不通的招牌。所以近年來的僧教育，越辦越不通，越辦越糟糕。” [19][19] 所以面對如此糟糕的佛教教育，他提出：“我以為今日的僧教育，馬馬虎虎的不想辦好則已，如果要想辦好的話，必須有一定的方式……章則……然後才能辦得通，同時也才會造出好的人才來。要新就極端的新，完全采取學校的新制，使其叢林學校化，要舊就極端的舊，完全采取叢林的舊規，使其學校叢林化。如果照這樣的辦法，教育沒有辦不通的，人才也沒有造不出的。所怕的就是不新不舊，非驢非馬的辦法，那就實在是到此止步，走不出去了。” [20][20] 　　在眾多的佛教院校中，他對太虛大師創辦的閩南佛學院曾經抱著很大的希望，認為“在這僧教育沒有規定方式……章則……的過渡期間，尤其國內的僧教育寥若晨星的時候，吾人對於碩果僅存的閩院，不能不有一種絕大的希望。” [21][21]但是，閩南佛學院的現狀也並不能讓他感到滿意，例如他覺得，受“五四運動”的影響，世俗學校的學生不安心學習讀書，動辄開會、游行、請願、示威，閩南佛學院的學僧也“失卻自己的立場，崇拜社會的潮流，也就胡鬧起來了。” [22][22]學僧們“時而鬧風潮，時而起革命，不說打倒這個，就說打倒那個，專門做些罵人的文章，以為自己的能事。對於院裡的課程，不肯死心踏地的用功，問他佛學嗎，儱侗真如，颟顸佛性，不知說些什麼。問他文學嗎，這裡抄幾句，那裡抄幾句，文言不成，白話不是，就算他們的文章了。他們唯一的功夫，買幾本小說讀讀，訂幾本雜志看看，甚至一天到晚，打打鬧鬧，玩玩笑笑，視院規如具文，目職員如木偶，毫無畏忌的心事，任你鬧得天翻地覆，誰也不能干涉，弄不好還要出亂子啊，所以七八年來閩院的學風，壞到無以復加的極度。” [23][23]其次，學僧們已經沒有祖師們的那種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日中一食，樹下一宿的勤苦淡泊之境界，他們吃不得苦，不甘寂寞地好好學習。如“近來閩院的學僧，驕奢逸樂，一事不做，養成一種衣來伸手，飯來張口的天之驕子的生活。他們除了上課讀書而外，不肯再做一點別樣事，全身手足的機能，好像不能動作似的，結果一出院門，失去自己生活的能力。住叢林嗎，吃不住苦；回小廟嗎，容不了身；趕經忏嗎，沒有本事；當法師嗎，不夠資料(引者按，應為“格”)，往上不能，走下不得，弄得害了他一生。學僧們未曾住過學院之前，覺得天下叢林飯似山，缽盂到處任我餐，住過學院之後，覺得任你走盡天下，沒有立足之地。你想一個人前後的生活，何以有這樣的畸形呢？我敢不躊躇的解答一句，因為未住學院之前，處處放得下，事事吃得苦，所以到處都可住，而且到處都歡迎，住過學院之後，貢高我慢，好吃懶做，所以到處都不要。而且到處都討厭。” [24][24]有鑒於此，他提出“一方面希望閩院的當軸，要勵精圖治，邁步前進，使成為國內佛教最高的學府，一方面希望閩院的當軸，要盤根錯節，徹底澄清，養成良好的學風，造出優美的人才。” [25][25]而目前最重要的就是“應行改革，而且亟宜改革的兩點”， [26][26]一是“學風宜整頓”。二是“生活宜糾正”。總之“應該振刷精神，大刀闊斧的來改進一切，使閩院的生命，趨於發榮滋長的領域，對於學生，應該於莊嚴之中，寓慈祥之意，諄諄訓導，使皆成為有用的人才。……辦學者與求學者，和偕合聚，互相親愛，互相諒解，共圖佛法的光明，同謀閩院的鞏固，這是我們虔誠馨香以祝的了。” [27][27] 　　四、結 語 　　1939年，日本侵略軍將戰火燒到了寧波，山河國破，百姓罹難，背井離鄉，奔逃他方。谛聞掛單的寧波七塔禅寺在日本軍隊的鐵蹄下結束了鼎盛的時期，報恩佛學院被迫關閉，谛聞的教學生涯被迫結束，他隨著難民逃難到湖南，繼而再到重慶，最後還俗到四川古蔺，從此不再與佛教界發生任何聯系，過著隱居的生活，最後終老於斯！ 　　谛聞6歲出家，47歲離開佛門，整整在寺院裡生活了41年。他的一生之所以能夠曾經取得輝煌，能夠識文斷字，教書育人，撰寫著作，出版專著，實事求是地說，這些都是得益於佛教。是佛教寺院的齋飯將他從一個行將餓餒的兒童養大成人，是佛教的課堂將他從一個窮人家的孩子培養成一位學富滿車，飽識經文的知識分子，所以，沒有佛教，就沒有谛聞早期轟轟烈烈的一生，沒有佛教，就沒有谛聞在佛教教育領域的輝煌，沒有佛教，就沒有谛聞一生從事教書育人的事業。 　　作為一名納西族的出家人，谛聞的事跡和思想在當代中國佛教史中確有值得討論的一面。由於他的出家，使漢地佛教的大家庭中增添了一位新的成員，他代表了一個民族的成員接受了漢地佛教，也使漢地佛教傳到了原本是藏傳佛教占統治地位的雲南少數民族生活的麗江地區。作為一名曾經在佛門內生活的僧人，由於他的鮮明的改革思想和轟動一時的改革佛教舉動，給原已沉悶的中國漢地佛教注入了新的血液，在佛教界裡掀起了波瀾，產生了影響，但是中國佛教長期以來所形成的歷史惰性和保守勢力過於強大，使谛聞成為佛教改革的犧牲者之一，太虛說他“嘗在雲南有改進寺制僧制之舉，顧格於先習，所志未遂什一。”所以他的佛教改革失敗也在意料之中。他在晚年的《自祭文》中，仍然對此事感到傷心，雲：“吾幼讀詩書，深知聖賢，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之為人之道。以之律己，則己可廉潔；以之律人，則人可良善。吾受此熏陶，視聽言動，一遵古人之言，不敢稍違。殊知天有不測之風雲，人有瞬時之禍福。恥躬行之不逮，欲寡過而未能，竟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蒙冤莫白，致為一世所非笑，傥所謂有求全之毀者非耶！”不亦悲夫！ 　　但是，作為一名曾經是佛學院的主講，谛聞的廣博學識和較高教學能力，以及他所提倡的育才思想、敏銳的眼光，使他在這個領域裡取得過驕人成績，桃李天下，寧波七塔報恩佛學院是他的理想和成就的表現，他不僅是佛學院的領導者，而且是整個寺院文化的建設者，正是因為他的參與，七塔寺的事業與影響在寧波地區進一步增大，報恩佛學院也在古四明地區獨樹一幟。但是在那個戰火紛飛的年代，末法時期，他的成就也只能昙花一現，他的理想最終不能徹底實現。作為一名歷史的過來人和紀錄者，由於他的秉筆直書，在《谛聞塵影集》裡真實地記載了過去曾經發生過的一系列事情，使我們對那個時期的佛門的內部情況有了更加深入的認識，為所有關心佛教及其未來的發展的人，提供了重要的參考。 　　總之，谛聞所在的歷史環境，決定了他的命運。就佛教而言，他是一個曾經成功過的法師，但也是一個曾經失敗的僧人，應該引起我們的深思！ 　　作者黃夏年，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世界宗教文化》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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