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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嚴法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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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士文章
郭元興教授：略論佛教與中國書畫之因緣
略論佛教與中國書畫之因緣 郭元興 一 華族文化，百卉爭妍，詩書畫三者為之冠冕。後世以兼精者謂之三絕，身榮當時，業顯百世，尺幅片楮，永代彌珍。昔虞廷議政，乃赓戴歌，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繪。釋者以為言三光則攝四時，言山則攝水，言龍則攝魚，言華則攝草木，言蟲則攝禽獸(古人稱有足者皆為蟲)，五者為中國繪畫分派之源流，至今弗替。近世考古發掘，知仰韶時期，已有刻畫文字。則軒皇之世，肇行書契，亦已信而有征矣。降及春秋，孔子以六藝為教，觀其與子貢論學之言，則書藝實兼繪事，二者道通為一，可雲始自尼山也。 自漢武(公元前140—87年)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時海內為一，文字之用日廣，故試學童以能八體之書乃得為掌書之史。元帝時(公元前48—33年)史游作《急就章》為章草之始。至章帝時(公元76—88年)齊相杜度號為善作，崔瑗(公元77—142年)繼起，復以妙聞，以書名家，蓋自二賢始也。然“今草”“今隸”之祖，世推锺張。張芝伯英，張奂(公元104—181年)之子，約與蔡邕(公元133—192年)並世，臨池學書，池水盡墨，千古以為美談。張嘗見蔡邕《筆勢論》而作《筆心》五篇。鐘繇元常(公元151—230年)亦師蔡邕之法，專精八分而創今隸，剛柔兼濟，古雅流美，《書斷》稱其秦漢以來，一人而已。鐘張而後，真書行草遂奪篆隸八分之席，千八百年來蔚為漢字之正宗。書道淵微，代有傳人，羲、獻、旭、素、虞、歐、顏、柳、蘇、黃、米、趙之名，幾於婦儒皆知。其傳衍流變，更為承學者所詳悉，茲姑不論。 二 雖然，自鐘張以來，中國書畫之學其發展實與佛教有甚深淵源。晉唐以來，著名書家無不崇佛。王羲之曾為西天達摩多羅捨宅為歸宗寺。其甥亦善書，出家名惠式道人(晉宋時出家僧徒名道人)。爾後僧人以書名者、梁陳有釋洪偃，善草隸，見稱時俗。北齊有慧朗，亦能草隸，時人稱為朗公書。隋有釋智永，為羲之七代孫，妙傳家法，為隋唐書學宗匠。其兄智楷亦工草。其弟子智果、釋述、釋持、釋辯才並工書。智永授其法於虞世南，虞授其甥陸彥遠，陸授其甥張旭，旭授邬彤，彤授釋懷素，懷素則以狂草與張旭齊名。後有釋高閒師其法，韓愈謂為善學旭者。又有釋亞棲，善作字，得張顛(旭)筆意。釋貫休，工草隸，時人比之懷素。釋光善書，陸希聲謂其“筆下龍蛇似有神”。釋夢龜作顛草，奇怪百出。釋景雲善草法，學張顛有意外之妙。釋文梵喜草書，學智永有自得之趣。五代時釋曉巒善草書，得張旭筆意。釋彥修亦學草，與光齊名。宋元明清，缁流能書者益眾。舉其著者，則宋之言法華，蘇轼賞其放逸；政禅師，秦觀歎其純美。元釋雪庵善真行草隸，尤工榜書，一時禁匾皆出其手。釋覺隱喜作狂草，極雄宕之致。明釋雪峰灑翰作草，龍掀鳳舞，時人譽為詩禅草聖。釋宗奎雄穎偉墨，縱橫阖辟，祝允明贊為，“耳目驚聳，誰敢亵玩！”清釋雪個(八大山人)鋒正肘懸，氣凌鐘王。釋邱山今隸行草，俱臻能品。釋石浪(破門)精於狂草，氣勢高遠，直追懷素。釋石濤(道濟)行草分隸，睥睨江南。以上只就東晉以來，各朝代中略舉代表人物，其余史傳中有書名者，遠逾此數，不啻倍蓰。至於隱名之士，或傳抄經文，或寫刻石經，六朝隋唐，遺跡現存，葳蕤紛披，超逸遒勁，其凝重圓熟，高雅俊逸，有非知名書家所能逮。由此觀之，佛家於漢字真行草各體之發展，其貢獻之巨，誠不可勝言也。 三 歷代缁素佛徒多精翰墨，說者或以為僧徒無累，居多暇日，故能極慮專精，極於所詣。或以為世俗重書，故僧徒趨時勉學，遂以藝顯。若斯之言，均非的論。考釋迦文佛精六十四書，支那書(cinalip i)之名在焉(見《方廣大莊嚴經》)。巴利藏中即有書寫阿阇黎之名。公元一世紀頃，大乘興起，《法華經》中述五種法師，其一即“書寫法師”。《勝天王般若經》、《辯中邊論》、《顯揚聖教論》述大乘菩薩有十法行，以“書寫”為首。《瑜伽師地論》以書法與數、算、音樂、雕塑、織造、烹調、養殖等並列為五明中工巧明十二藝(實有十六藝)之一。原十法行皆為勝解行地菩薩之所必行。勝解行地者，一稱信行地，攝資糧、加行二道，始自初發心以迄見道邊，即所謂地前菩薩之位也。大乘發心菩薩，為欲自利化他，廣學多聞，積集資糧，成就福慧，抄寫經教以資研習，在所必需。而二乘三藏，一乘方廣，文籍浩繁，動辄以十萬頌(三百二十萬言)計，若非精娴翰墨之術，何克蒇事。勝解行地菩薩之以“書寫”為法行之首，良有以也。故六朝西域來華大師，傳記每言其幼學之時，日誦三萬二千言(一千頌)兼書三萬二千字。如鸠摩羅什九歲(約350)至罽賓學法時，本傳言其師盤頭達多“從旦至中手寫千偈(三萬二千字)，從中至暮亦誦千偈”。所可注意者，半日之間以六小時計，每分鐘合書九十字(一字或一言、即梵文一音節)，亦可謂星馳電掣，縱筆如飛矣。斯蓋以運腕捷疾見長，便於抄錄經籍，字體工拙或非所計也。西域佛徒此一傳統於漢字今草之發展無疑產生極大影響。今草之祖張芝為敦煌人，其地佛教東傳之樞紐也。張芝與蔡邕(133—192)年相若，所創今草，學者風靡，同時趙壹(甘肅天水人，靈帝時為上計吏)至作《非草書》一文以彈之，終莫能遏其勢焉。近世發現敦煌石室卷子，其佛經注疏大抵草書，亦其遺風也。 四 如上所述，大乘佛教之重書寫，以為十法行之首，乃地前菩薩所必修。至《地持》、《善戒》二經出，書法在菩薩行中之地位，更為升進。此二經即《瑜伽師地論》中《菩薩地》之舊譯，前者縣無忏於公元418年出，後者求那跋摩於公元431年出。此經名“菩薩藏摩恆裡迦”(本母)，乃菩薩萬行之典范。《善戒》以全經皆佛所說，諒得其實。蓋《瑜伽》大論乃集成之作，以《菩薩藏本母》(《菩薩地》)為中心，攝《雜含》、《法句》、《解深密》、《寶積迦葉會》諸經，綜迦文說教之微旨，創慈氏立宗之宏規，攝三乘於一乘，合三藏於一論，摩诃衍學造極之作也。昔世尊告釋提桓因言：“我身生於人間，長於人間，於人間得佛”。(《增一阿含》卷二八)故釋迦之教其宗旨實以人間為本。然以應機有異，故小乘以“出離世間”為尚，大乘則以“不離世間”為歸，說雖有異，亦猶“否定之否定”，展轉而增勝矣。龍樹弘般若學，以“觀察法空，成熟有情，嚴淨佛土”為綱領，揭橥“世間與涅槃，無有少分別”，故謂“一切世間資生事業，悉是佛道”。大乘為“人間佛教”之義予以確立。慈氏《瑜伽》大論出，此義益復昭明。印土古學，四呔陀號為明論，其後滋乳繁衍而有四明、五明、十四、十八、三十三、以至內外技藝各六十四明。“明者”，梵語vidya，義猶今之科學、哲學、學科、技藝，乃學術之通稱。《瑜伽論》中始攝取利生之學與佛家內明(因果之學)並列而為五明。所雲聲、因、醫、工四明實總近世語言、醫藥，及社會、自然諸科學之全。大乘以般若為無上菩提之因，菩提為般若之果。然《瑜伽?菩薩地》中以五明為菩薩一切慧(般若)之自性(《慧品》)。又雲：“菩薩求此一切五明，為令無上正等菩提大智資糧，速得圓滿，非不於此一切明處，次第修學，能得無障一切智智。”(《力種姓品》)由此可知，依瑜伽之說，五明之於佛果一切智智(又名薩婆若或一切種智)既為充分條件，又為必要條件。是則工巧明中之書藝，不僅為地前菩薩積集資糧所必需，亦且為地上菩薩圓證菩提所必修矣。書道如是，推之其他諸明，莫不皆然。大乘此一思想傳入中土，故自六朝以降禀佛之徒無間缁素，類能兼綜世典，精究藝事，為創建燦爛之中華文化及文明，作出不可磨滅之貢獻。千百年來，精絕之作，吉光片羽，異域同寶，邦之榮顯，有厚賴焉，豈曰小補雲哉！ 五 佛教之有助於書繪之精詣，不僅其教義之崇重五明而已，其修道之三學亦為極深研幾之所必具。夫戒以收束身心，定以專志凝神，慧以窮妙極巧，技而近道，尤以禅定之功為亟。故《地持經?禅品》“此世他世樂禅”中“書”“數”“算”“計”等皆名為“禅”，書法之通禅道蓋始於此矣。昔漢蔡邕《筆論》雲：“夫書，先默坐靜思，隨意所適，言不出口，氣不盈息，沉密神彩，如對至尊，則無不善矣。”晉王羲之雲：“夫欲書者，先凝神靜思，預想字形，令意在筆前，然後作字。”如斯之論，皆深契佛家禅觀之旨。考蔡邕生年(公元133—192年)適當桓、靈之世。延熹九年(166)桓帝親祠浮圖老子於濯龍之宮，西域譯經之師爾時紛集洛都，如支婁迦谶、安世高、竺佛朔、安玄、支曜、康臣、嚴佛調並有譯述。其中以安世高於167年所出《修行道地經》支婁迦谶於179年所出《道行般若經》、《般舟三昧經》，支曜於185年所出《成具光明定意經》、嚴佛調於188年所出《維摩诘經》，皆大乘般若、三昧、禅數之要典，博學之士所必究也。故東漢之末佛學已為一時之顯學，邕以曠世之才，生丁其際，耳目賞接，四十余年，濡染取資，蓋亦多矣。邕於熹平四年(175)書刻石經，立於太學門外，觀摹坌集，日余千乘。考月氏貴霜名王有迦膩色迦者，近代出土碑記其名出現在公元78—119年間，其師僧伽羅叉所著禅經《修行道地》即由安世高攜來譯出而為中土禅學之祖。又迦王時曾舉行佛教第四結集，備釋三藏之文凡三十萬，頌九百六十萬言。迦王命“以赤銅為鍱，镂寫論文，石函緘封，建窣堵波，藏於其中”(玄奘《大唐西域記》卷三)。邕之書刻石經適當世高東來(147)、桓帝祠佛(166)之後，此一漢文化史中刻石傳經之大事與佛教史中迦王镂金藏論之勝舉可雲東西輝映，而二者之關系，亦灼然可見，無待深考矣。至於王羲之善書，近賢或疑其與天師道之信仰有關，似非盡然。自楚王英及桓帝並祠佛老，馴及六朝，士大夫等觀二家，胥以道術視之，無所軒轾於其間，從無專一之信仰。若謝康樂、梁武帝、沈約等既笃志丹道，亦復皈命三寶，其著者也。至於燒煉服食以求長生，釋門僧徒亦有為之者，如南岳願文中即有求得芝草神丹先作長壽五通仙之願。右軍雖世崇天師之道，然與支道林游處莫逆，每歎林公“器朗神隽”(《世說?賞譽》)。其時有於法蘭偕弟子於道邃、於法開至江東。道邃，敦煌人，美書札，竺法護贊其高簡雅素，有古人風，謝慶諸(羲之內弟郗愔之友)極推重之。法開妙通醫法，善《放光》及《法華》，支遁嘗為所屈。又有竺昙猷，敦煌人，來游江左，於赤城石室坐禅，羲之聞而故往，致敬而返。又竺法深(282—374)，王敦之弟，羲之從父，永嘉初避亂過江，成帝鹹康末年隱居剡縣山中，為一時宗匠。其弟子康昕、康法識皆以草隸知名，二人各作王右軍書，時人莫之能別。凡此諸賢皆與羲之並世，雖以善書鳴，然服膺釋教，與天師之道無與也。羲之於鹹康六年(340)刺江州時，為西天達摩多羅捨宅建歸宗寺一事，後世多以僧傳無文而疑之。尋覺賢譯《達摩多羅禅經》列達摩多羅於不若密多羅之前。慧觀禅經序謂富若密[多]羅弟子為富若[多]羅。由僧傳所述知隆安(397—401)中來華之昙摩耶捨年已八十五，於十四歲時(326—330)曾從富若多羅學。又慧觀序言昙摩羅(即達摩多羅)傳婆陀羅，婆陀羅傳佛陀斯那，智嚴於隆安中至罽賓曾從之學。由是可知，斯那當與昙摩耶捨並世，而達摩多羅與不若密多羅則同代而稍前矣。由慧觀序知富若密多羅卒於公元360年前，則達摩多羅之年世可比照而知。依陶宏景《真诰》所述，羲之卒於公元361年，則其在江州時(340)，正達摩多羅行化罽賓之際，其東來與否雖史無明文，然羅什以少年高才，即能名播東國，矧達摩多羅為禅訓之宗不能聲聞江左耶？禅經雖後出(公元411年)，唯慧觀序言，“佛陀斯那愍此旃丹(中國)無真習可師，故傳此法本，流至東州”。佛陀斯那未嘗東來，何以知中國無真習可師，必得之上世相傳矣。故達摩多羅來游之事非不可能也。實則右軍並世所接，若支遁、支敏度、竺潛、法蘭、道邃、法開、昙猷等皆般若、禅數一代宗匠。羲之以超俗之慧解，饫醍醐之法味，故能爐錘鐘張，冠絕百世。唐孫虔禮評之雲：“是以右軍之書，末年多妙，當緣思慮通審，志氣和平，不激不勵，而風規自遠。”若非定慧相資，優游無為之域，孰能心手雙暢，臻此神化之境哉！ 六 中國之書法與繪事相通，故畫家必善書，而書家亦多善畫。右軍父子俱娴丹青。顧虎頭、吳道子、王維、鄭虔亦以善書名。宋元以降，兼娴二藝者益眾。就繪事言，則人物畫之發展與佛教相關至巨。昔康僧會於吳赤烏年間(238—251)至建業，吳主孫權為立建初寺，為江南興佛之始。僧會生於中國，從安世高弟子韓林、皮業、陳慧受業，服膺禅數之學。僧會弟子有曹不興，不興弟子衛協，協弟子顧恺之，三人皆以佛畫知名，中國最早之人物畫家也。恺之有三絕之稱。至唐吳道子亦善佛畫，與晉衛協並有畫聖之名。恺之、道子之畫所以妙絕今古，窮意想之奇，極飄逸之致，無不自摹想金容，棲神淨域中來。論者且有考證國畫六法源於工巧明中之繪畫明者。尋釋典有《造像量度經》，於佛、菩薩、金剛、護世等男女尊形，皆有法度。而大乘般舟三昧及觀想法門，於佛陀之相好，剎土之莊嚴，無不力求窮妍極麗，擬悲喜之姿容，摹森羅之萬象。中國藝事之以意境浩渺見長，而不囿於耳目之藻蔚，以超脫傳神為尚而不屑於體物之逼真，精詣之作，譽為深得個中三味，其與佛理因緣之深，無待覙縷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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