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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嚴法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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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士文章
王雷泉教授：中國佛教發展的歷史性機遇
中國佛教發展的歷史性機遇 王雷泉 吳立民先生1994年年初在法國答記者問時指出：佛教在過去是中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現在是精神文明建設的一個重要方面，在未來是解決人類精神問題的必由之路。(明海：《缤紛法雨灑巴黎》，《法音》1994年第四期。)這段話，非常精辟地概括了佛教在中國歷史中的地位，在當代社會主義社會中的作用，以及在世界宗教之林中的發展前景。 作為人類文化重要組成部分的宗教，在人類文明史中有三個發展階段：第一階段是長達幾十萬年的原始宗教；第二階段是階級社會出現以後的民族—國家宗教，原始宗教的自發性、平等性為人為性、階級性所代替，宗教蛻變成統治階級的官方意識形態。世界性宗教在創教時期往往作為官方國教的異端而出現，其普世性和超越性是對狹隘的民族、階級、政治利益的反動。在其發展過程中，又為世俗統治者所利用，帶上人為宗教的色彩。然而，伴隨三大世界性宗教的出現，人與人之間破天荒第一次產生了一種超越種族、語言、政治諸關系的信仰關系，不分籍貫和語言，不分畛域和國籍，開始按信仰結集。合乎邏輯的歷史進程應是：人類宗教的第三階段在更高的階段上復歸到普世的、自發的宗教。 “白馬馱經”、“一葦渡江”，來自喜馬拉雅山南麓恆河、印度河系的印度佛教，匯入中國的黃河、長江河系，融匯成獨具特色的中國佛教。這場延續近二千年的宗教融合運動，在中國宗教史上，並非空前，亦非絕後。在中國歷史上，至少有三次大規模的宗教文化融匯： 第一次是在華夏文化圈中進行。殷周鼎革時周公奠定的倫理化宗教傳統，在春秋戰國的“百家爭鳴”中，經周、魯文化和以齊、楚文化為代表的非周文化的沖突和融匯，至秦漢時形成“王霸雜用、儒道互補”的格局。在這“舊邦維新”的演變中，孔子生前雖未成就“尊王攘夷”的事功，卻在身後完成“素王之業”，奠定了日後兩千多年中國宗教的基調。漢代以《三禮》的形成和白虎觀會議，標志著儒教國教地位的確立，維護王權統治和宗法血緣關系的敬天祭祖觀念，成為知識階層理性诠釋的大傳統文化，而“怪力亂神”的民俗信仰則作為小傳統文化而成為潛流。 第二次是在東方文化圈中進行。因僵化的儒教經學之解體，東漢末年的社會批判思潮及其後魏晉玄學對儒教的國教地位進行了沖擊，佛教恰值儒教失落之際大規模傳入中國，填補了因儒教的現世指向和其他民間信仰的粗俗鄙陋所留下的精神空間，滿足了社會各階層的宗教需求。佛教傳入中國，就進入了中國宗教的精神歷程之中。佛教運用本身在思想理論上的優勢，超越了中國本土儒道二教的弱點而承擔起發展深化中國宗教的歷史使命，使中印兩種高級文化在保持各自特征的前提下互相滲透、互相融合。 第三次是在東西文化圈中進行。明末基督教再度入華，佛教徒自覺地站在中華民族本位文化立場上，對西方宗教進行批判。鴉片戰爭之後，儒教逐漸退出國教地位，近代佛教復興處於世界性的政教分離運動大背景下。兩次“廟產興學”風潮迫使一盤散沙狀態的佛教徒自覺地組織起來，並為延續和重建教團而舉辦新型的佛教教育。“五四”前後，佛教徒在爭取宗教信仰自由的同時，參與“反孔教”運動和“非基督教運動”，表明佛教在更大范圍面臨三大宗教沖突融匯的問題。 以1919年的“五四”運動為界，歷史上的中國佛教，處於第二次宗教融匯運動中，表現為儒佛道三教間的沖突和融合。而當代中國佛教，則處於更大范圍的第三次宗教融匯運動中。原來制約著中國佛教發展的政教、儒佛、教俗三重關系，以及由此使佛教付出的負面代價，今天都已發生根本性的變化，這種變化為佛教在當代的復興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機遇。 (一)政教分離已成不可逆轉的世界性趨勢 佛教與政治、經濟的關系，突出表現為同國家的關系。中國佛教史上的“僧官制”和“度牒制”，表明佛教從未凌駕於王權之上，而是處於王權的有效控制之下，區別只在於這種控制的強弱程度。進入二十世紀以來，政教分離已成不可逆轉的世界性趨勢，近代中國佛教復興運動中所創建的佛教組織，太虛法師提出的“議政而不干治”的口號，就是在這種潮流中所獲得的成果之一。就佛教的圓融、和平的宗教性格而言，佛教只有在政教分離的格局下才能得到健康發展。 當前，政府和佛教界都提出的“僧要像僧，廟要像廟”之要求，就是在佛教不干預政治、教育的前提下，國家在法律上確保佛教的宗教品格和主體地位。“在教言教”與“在政言政”是同一問題的兩個方面，佛教領袖趙補初居士對當前某些地區存在的“政教不分”局面的批評，正是自覺地回應著政教分離的世界大勢。 (二)佛教在各教平等競賽中處於領先地位 中國歷史上的儒佛道三教關系，主要表現為儒佛二教關系。佛教在中國發展的時空不平衡性，背後機制端在儒教。隨著封建社會的解體，儒教已從政教合一的國教地位退出，恢復了儒學的人文主義思想原貌，這為佛教真正自由的發展掃清了障礙。隨著科學技術，特別是在交通和通訊領域的異乎尋常的發展，地理差距已大體上被克服，沒有一個國家能脫離世界其他部分而孤立存在。現在東西方宗教打破各自局限，互相對話、相互滲透的時代已經開始，因為“‘世界’這一概念的含義以及人的地位和人的精神需求，現在正處於根本變化中。”(阿部正雄著 王雷泉等譯：《禅與西方思想》，上海譯文出版社，1989，305頁。)宗教之間及宗教與社會各種思想間的對話，其前提就是承認各種思想都含有真理，都具有平等地位。而中國歷史上三教鼎立的模式，早啟當代宗教多元化之先河，為未來宗教之發展提供了一條行之有效的選擇。 大乘佛教連結了印度文化和中國文化，成為東方文明的代表。印度和歐洲大部分民族同出印歐雅利安語系，在人種和宗教上有著共同的淵源。文化存在於傳播中，源於閃族系統的基督教主要在歐洲雅利安語系中發展，構成西方文明的主流；源於印度雅利安人的佛教卻大成於中國，構成東方文明的代表。在科學向宗教取得全面勝利的今天，佛教否定創世主及獨斷論神學、主張主體覺悟的學說卻獨擅勝場。在世界走向一體化的今天，佛教當仁不讓地成為連結東西方文化的紐帶。 (三)經濟體制改革為佛教的發展奠定了社會基礎 改革開放使中國大陸邁入世界經濟一體化和東西文化交流的格局之中，經濟體制的改革，改變了政企合一的局面，必然在經濟底層環境掃除舊宗法制度的殘余，為佛教的發展帶來新的活力，並改變著佛教的存在形式。現在有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現代化過程與宗教並不對立，它們之間是一種辯證的關系。市場經濟形成中在道德領域帶來的負面代價只是暫時的過渡現象，“現代化本身產生的問題會增長對宗教的需求”，“宗教乃是減輕現代化帶來壓力的一種可能方式。”((德)蘇為德：《現代化和宗教的辯證法》，《世界宗教資料》1992年第四期。)進入九十年代後，佛教在社會層面出現了一些引人注目的變化。除了繼續得到港澳台同胞和海外華人的無私援助外，正在崛起的大陸民族工商業者開始投資佛教事業，並給予佛教界雖為數不多但意義深遠的資助。寺院經濟出現了一種新的類型，由企業集團在房地產開發、旅游業、殡葬業等經濟實體中，恢復或新建作為企業中相對獨立的寺廟，然後贈予僧團，或與僧團形成一種互補互利的關系。甚至在一些地方的政府機構，也熱衷於進行蓋廟造像活動。上述行為對佛教可能帶來的世俗化傾向及與僧爭利等弊端，屬於另文討論的課題。但這一事實說明：各種社會利益集團，已敏銳地感受到因佛教的發展而帶來的經濟利益和社會效益。 市場經濟運轉的前提是明確產權所有制，並以法律的形式保護產權關系。這必將使清末民初以來含混不清的“廟產社會所有”的說法得到澄清，從根本上杜絕地方豪強勢力借“廟產興學”及形形式式變種之名義侵占廟產的行為。市場經濟改變了舊的人身依附關系，在封建社會中所強化的宗法性教階制度，必將在社會民主化的潮流中受到沖擊，從而使佛教的“六和”精神得到真正發揚。市場經濟的運作使社會分工明確化，對各種專業人才的重視和要求也隨之提高，從而為佛教保持自己的宗教品格和主體地位提供了堅實的社會保障和監督系統。市場經濟的發展將形成一個強大的民族工商業者階層，這中間一部分人對佛教的支持或結盟，將對佛教提供強有力的經濟保障，從而擺脫海外勢力滲透的陰影。市場經濟的公平競爭原則，為政教徹底分離提供了堅實的社會基礎，並使當前存在的宗教實踐與理論脫節的“悖論”現象得到澄明。 (四)具備獨立品格的佛教知識分子群體正在形成 與佛教唇齒相依的佛學研究得到同步增長，根據筆者的粗略統計，自1949年至1992年，大陸先後有3872名作者，在教內外報刊上總共發表了7500余篇佛教文章，其中僅發表一篇文章的為2770人，發表五篇以上文章的作者為232人。(王雷泉主編：《中國大陸宗教文章索引》，台灣東初出版社，1995年第十期。)除去已經逝世者，以及撰寫一般性介紹文字者，現在能夠撰寫佛學研究論著的作者，約一百人左右。活躍在佛教界內外的這一百名左右學者，將擔負起承先啟後，迎接下世紀佛學研究復興的大任。可喜的是，佛教界、學術界和社會政治、經濟各界從事佛教研究的學者，加強了相互之間的溝通、對話和合作，對佛教的發展有著一種共同的憂患，認為佛教的健康發展不僅是佛教內部的事，而且關系到中國文化的慧命，也關系到中國社會的穩定發展和國家的長治久安。一個具有完全獨立的新型人格的佛教知識分子群體正在形成。 ——《法音》199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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