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三字經》新注
唐思鵬
前 言
佛教者，佛陀的教育也。釋尊出世，本為以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所謂“開佛知見、示佛知見、悟佛知見、入佛知見”。前二“開、示”佛的知見，是釋尊大悲，出世說教以利眾生的大事；後二“悟、入”佛的知見，是佛弟子聽聞聖教，依法修行，從而開啟智慧，解脫出離的大事。這就是“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的道理。
佛教在古印度未能正式形成宗派，自兩漢之際傳入中國，後經歷代高僧大德的弘宣傳播，於是逐漸形成了具有中國民族特色的佛教——大乘、小乘的各個宗派。
不過佛教最初作為一種外來文化傳入中國，當時的人們對它了解甚淺，只把它當成一種與黃老之學、神仙方術相類似的學說來理解。如袁宏在《後漢紀》中介紹說：“佛者，漢言覺，將以覺悟群生也。其教以修善、慈心為主，不殺生，專務清淨。其精者號為沙門；沙門者，漢言息心，蓋息意去欲，而歸於無為也。……故所貴行善修道，以煉精神而不已；以至無為而得為佛也。”在道安時代，還有用“格義”的方法來講述佛教的。也就是說，佛教傳入中土不久，它的理論幽玄，不是一般人所能理解的，於是講說佛法的人便用格義的方法，和中國舊有的學術思想相配合，來發揮它的意義。如佛教的五戒，便用儒家的五常來配釋。所謂不殺是仁，不盜是智，不邪YIN是義，不飲酒是禮，不妄語是信。然而外論和內典畢竟有相當大的差別，如《高僧傳·僧光傳》引用道安語說：“先舊格義，於理多違。”又鸠摩羅什的弟子僧睿在《毗摩羅诘提經義疏·序》中也說：“格義迂而乖本。”因此，“格義”的運用最終隨佛教的義理漸次流行和發展而止。
但是佛教發展到後期，廣泛地吸收了儒家的心性、中庸，道家的自然無為，甚至陰陽五行等各種思想學說，使印度原有的佛教思想，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因此，現代某些佛教學者把它稱為“華化佛教”。這就要求學佛的人必須掌握“諸行無常、諸法無我、涅槃寂靜”的三法印，以及“大乘一實相印”來作為勘定佛法真偽的標准。同時還應依據《維摩》、《涅槃》、《大寶積》等諸經中佛陀所教導的“依法不依人，依義不依語，依了義經不依不了義經，依智不依識”的四依四不依來學修佛法，才能在浩瀚廣博的佛教思想中不致為“似教”所困，而有真正的成就與收獲。
本經以三字為一句，四句為一頌，全書共有183頌。這種僅有頌文，而無長行散文的體裁，在十二分教中，屬於“孤起”的部分，所以與一般的經論在體裁和風格上皆有所不同。
本書的原有作者是明代蜀東忠州聚雲寺的吹萬廣真(1582—1639)禅師，世稱吹萬老人仿效儒家《三字經》的體例撰寫的一本佛教啟蒙讀物，當時敏修長老為該書作了注釋。清光緒年間，普陀山印光法師又將此書重新修訂，將原文改動了十分之三，注釋改動了十分之七，並作了《序言》，再由楊仁山先生印行流通，定名為《佛教初學課本》。
《佛教三字經》的主要內容，據印光法師在《序言》中所述，主要是“略敘如來降生成道，說法度生；列祖續佛慧命，隨機施教，及與古德自利利他嘉言懿行”等事跡和法理。所謂“事跡雖略，而法門齊備；言句雖簡，而義理周全”。初學者通過誦習此文，可“知佛經之要義，明祖道之綱宗”，其最終的意義“是在後進之發心造修焉”。所以《佛教三字經》自成書之後，廣泛受到教內學人的重視，並依之誦習，建立信仰，成就道心，而有一定成就者，也大有人在。誠不失為是一本導引佛教初學者的啟蒙入門書。本書雖被楊仁山先生更名為《佛教初學課本》，然世人仍稱之為《佛教三字經》。
1992年12月9日 唐思鵬時年二十有八
寫於成都寶光寺四川省佛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