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葉聖陶的深厚佛緣
葉聖陶(1894-1988年)是現代著名作家、教育家、出版家和社會活動家。他為中國的語文教育事業傾注了大量的心血,做出了重要貢獻。葉聖陶還與印光法師和弘一法師等高僧有來往,與豐子恺、夏丏尊等居士保持密切的關系。通過與高僧和居士的接觸,他不僅了解了佛法,而且對嚴格苦行的高僧產生了無限崇敬之情。
一、葉聖陶生平
葉聖陶,原名葉紹鈞,字秉臣。江蘇省蘇州人。葉聖陶幼年家境貧寒,13歲考入蘇州草橋中學,中學畢業後因家境清貧,被迫在一個初等小學當教員。19歲時被排擠出學校,在家閒居期間經常撰寫文言小說發表在《禮拜六》等雜志上。23歲到上海商務印書館附設的尚公學校教國文,並為商務印書館編小學國文課本。25歲應聘到吳縣甪直縣立第五高小學任教。
從1918年起,葉聖陶先後在《婦女雜志》、《新潮》等雜志上發表白話小說和論文。1921年,與沈雁冰、鄭振铎等發起組織“文學研究會”,提倡“為人生”的文學觀,並與朱自清等人創辦了我國新文壇上第一個詩刊《詩》。此後與夏丏尊合作出版了《閱讀與寫作》、《文心》、《文章講話》等。他發表了許多反映人民痛苦生活和悲慘命運的作品,出版了童話集《稻草人》以及小說集《隔膜》、《火災》等。1930年,他轉入開明書店。他主辦的《中學生》雜志,是三、四十年代最受青年學生歡迎的讀物,在社會上有廣泛的影響。
“九一八”事變後,他積極投身抗日救亡活動,參加發起成立“文藝界反帝抗日大聯盟”。抗戰期間,他內遷四川,先在中學、大學執教,後繼續主持開明書店編輯工作,同時寫下了不少散文小說詩詞,從不同角度揭露了舊社會的黑暗和人民的悲慘生活,歌頌了在民族解放斗爭中堅強不屈的普通群眾。
1946年,葉聖陶回到上海後,積極投身愛國民主運動。他擔任了中華全國文藝界協會總務部主任,主持文協的日常工作,還擔任了上海市小學教師聯合進修會和中學教育研究會的顧問。他編輯雜志、撰寫文章、發表演講,揭露和抨擊當局內戰、獨裁、賣國的罪行,呼吁文化界教育界同人“要有所愛,有所恨,有所為,有所不為;和廣大的人民,為同一目標而斗爭”,“匯為巨力致民主”,“轉移風氣,挽回世運”,開創“為萬世開太平”的局面。
1949年初,葉聖陶應中共中央的邀請,由上海經香港到達北平,擔任華北人民政府教科書編審委員會主任;6月,參加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7月,參加第一次文代會並當選為文聯全國委員;9月,出席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
新中國成立之後,他先後擔任出版總署副署長、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長、教育部副部長等職,並當選為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第五屆全國政協常委和民進中央主席。
二、葉聖陶與弘一法師
葉聖陶對佛教有著深厚的感情,對教界的大德高僧尤其崇敬。當時在佛教界很有影響的弘一法師和印光法師,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葉聖陶是在豐子恺的介紹下認識弘一法師的。葉聖陶早在民國初年就聽說過尚未出家的弘一法師,因為弘一法師未出家之前以音樂、書畫、篆刻而聞名。那時上海有一《太平洋報》,其藝術副刊由李叔同(弘一法師)主編,葉聖陶也喜歡篆刻,對於副刊所載他的書畫篆刻都中意。後來,葉聖陶也聽說李叔同出家。雖然聽說,但彼此從沒有見過面。後來,葉聖陶聽夏丏尊的介紹,對弘一法師有了更多的了解。
葉聖陶與弘一法師的學生豐子恺是好友。經常從豐子恺口中得知弘一法師的一些情況,產生了想見一見弘一法師的願望。
在豐子恺的安排下,葉聖陶終於有機緣見到了弘一法師。1927年秋的一天,弘一法師接到豐子恺的信,約葉聖陶星期日到上海功德林去見弘一法師,葉聖陶便帶著渴望的似乎從來不曾有過的清淨心去了功德林。葉聖陶在《兩法師》一文中描述了見到弘一法師的情景:
走上功德林的扶梯,被侍者導引進那房間時,近十位先到的恬靜地起立相迎。靠窗的左角,正是光線最明亮的地方,站著那位弘一法師,帶笑的容顏,細小的眼眸子放出晶瑩的光。丏尊先生給我介紹之後,叫我坐在弘一法師的側邊。弘一法師坐下來之後,就悠然數著手裡的念珠。我想一顆念珠一聲“阿彌陀佛”吧,本來沒有什麼話要向他談,見這樣更沉入近乎催眠狀態的凝思,言語是全不需要了。奇怪的是在座一些人,或是他的舊友,或是他的學生,在這難得的會晤時,似乎該有好些抒情的話與他談,然而不然,大家也只默然不多開口。未必因僧俗殊途,塵淨異致,而有所矜持吧。或許他們以為這樣默對一二小時,已勝於十年的晤談了。
在葉聖陶的印象中,弘一法師面容清癯,長髯飄浮,回答人的問題總是一句短語,但對人很殷勤,就像傾訴整個心願。而且弘一法師非常謙虛,曾有位叫石岑的先生撰寫有《人生哲學》一書,向弘一法師請教一些關於人生的意見。弘一法師卻虔敬地回答說:“慚愧,沒有研究,不能說什麼。”
在見過弘一法師之後,大眾一起用午餐。下午弘一法師約定了要去見印光法師,說誰願意去可一起同去。葉聖陶因為很早就知道印光法師是淨土宗的大德,並且見過印光法師的文鈔,也跟著弘一法師去了。一起同去的有七八個人。他們決定不坐人力車,步行前往。葉聖陶在《兩法師》一文中描寫了弘一法師步行的身影:
弘一法師拔腳就走,我開始驚異他步履的輕捷。他的腳是赤著的,穿一雙布縷纏成的行腳鞋。這是獨特健康的象征啊,同行的一群人哪裡有第二雙這樣的腳。慚愧,我這年輕人常常落在他背後。我在他背後這樣想他的行止笑語,真所謂純任自然,使人永不能忘,然而在這背後卻是極嚴謹的戒律。
葉聖陶與弘一法師的交往並不多,由於他與夏丏尊是兒女親家,有機會在夏丏尊那裡看到許多弘一法師的書法,他還專門寫過一篇《弘一法師的書法》的文章,其中對弘一法師的書法有不少評價:
弘一法師對於書法是用過苦功的。在夏丏尊先生那裡,見到他許多習字的成績。各體的碑刻他都臨摹,寫什麼像什麼。……
藝術的事情大都始於模仿,終於獨創。不模仿打不起根基,模仿一輩子,就沒有了自我,……從模仿中蛻化出來,藝術就得到了新的生命。不傍門戶,不落窠臼,就是所謂獨創了。弘一法師近幾年來的書法,可以說已經到了這般地步。
……就全幅看,許多字是互相親和的,好比一堂謙恭溫良的君子人,不亢不卑,和顏悅色,在那裡從容論道。就一個字看,疏處不嫌其疏,密處不嫌其密,只覺得每一畫都落在最適當的位置,移動一絲一毫不得。再就一筆一畫看,無不教人起充實之感,立體之感。
在弘一法師圓寂之後,葉聖陶在《談弘一法師臨終偈語》一文中,對弘一法師的偈語作了解釋:
弘一法師臨終作偈兩首,第二首的後兩句是“華枝春滿,天心月圓”。照我的看法,這是描繪他的生活,說明他的生活體驗:他人世一場,經歷種種,修習種種,到他臨命終時,正當“春滿”“月圓”的時候。這自然是“好好的死”,但是“好好的死”源於“好好的活”。他臨終前又寫了“悲欣交集”四字,我以為這個“欣”字該作如下解釋:一輩子“好好的活”了,到如今“好好的死”了,歡喜滿足,了無缺憾。無論信教不信教,只要是認真生活的人,誰不希望他的生活達到“春滿”“月圓”的境界?而弘一法師真的達到這種境界了。他的可敬可佩,照我不參佛法的人說,就在於此。
葉聖陶還根據弘一法師的臨終偈頌的意思,作了四言兩首詩歌緬懷他:
華枝春滿,天心月圓。
其謝與缺,罔非自然。
至人參化,入以涅槃。
此境盛美,亦質亦玄。
悲欣交集,遂與世絕。
悲見有情,欣證禅悅。
一貫真俗,體無差別。
嗟哉法師,不可言說。
三、葉聖陶與印光法師
除了對弘一法師有過幾次見面以外,葉聖陶還曾在弘一法師的帶領下,在上海新閘路太平寺,親近了印光法師。葉聖陶在《兩法師》一文中描寫了見到印光法師的情景:見寺役走進去的沿街的那個房間裡,有個軀體碩大的和尚剛洗了臉,背部略微佝著,我想這一定就是了。果然,弘一法師頭一個跨進去時,就對這位和尚屈膝拜伏,動作嚴謹且安詳,我心裡肅然,有些人以為弘一法師該是和尚裡的浪漫派,看見這樣可知完全不對。印光法師的皮膚呈褐色,肌理頗粗,一望而知是北方人;頭頂幾乎全禿,發光亮;腦額很闊;濃眉底下一雙眼睛這時雖不戴眼鏡,卻用戴了眼鏡從眼鏡上方射出眼光來的樣子看人,嘴唇略微皺癟,大概六十左右了,弘一法師與印光法師並肩而坐,正是絕好的對比,一個是水樣的秀美,飄逸;一個是山樣的渾樸,凝重。
在太平寺,葉聖陶見證了弘一法師與印光法師之間的交流。弘一法師就一些問題三次向印光法師請教。印光法師就所提出的問題作了嚴肅的解答。印光法師在回答問題時,聲色有點嚴厲,間以呵喝。在葉聖陶眼中,印光法師的“話語很多,有零星的插話,有應驗的故事,從其間可以窺見他的信仰與歡喜。他顯然以傳道者自任,故遇有機緣不憚盡力宣傳;宣傳家必有所執持又有所排抵,他自也不免。”
在見過印光法師之後,葉聖陶寫了《兩法師》一文,文中這樣評價印光法師:
在佛徒中,這位老人的地位崇高極了,從他的文抄裡,見有許多信徒懇求他的指示,仿佛他就是往生淨土的導引者。這想來由於他有很深的造詣,不過我們不清楚,但或者還有別一個原因。一般信徒覺得那個“佛”太渺遠了,雖然一心皈依,總不免感到空虛;而印光法師卻是眼睛看得見的,認他就是現世的“佛”,虔敬崇奉,親接謦欬,這才覺得著實,滿足了信仰的欲望。故可以說,印光法師乃是一般信徒用意想來裝塑成功的偶像。
葉聖陶盡管對佛教有深厚的感情,對像印光法師和弘一法師這樣的高僧懷有崇高的敬意,並且還與夏丏尊和豐子恺等居士有密切的往來,但他最終沒有成為一個佛教信徒。在《談弘一法師臨終偈語》一文中,葉聖陶表露了自己對佛的心跡:
我不參佛法,對於信佛的人只能同情,對於自己,相信永遠是“教宗勘慕信難起”(拙詩《天地》一律之句)的了。也曾聽人說過修習淨土的道理,隨時念佛,臨命終時,一心不亂,以便往生淨土。話當然沒有這麼簡單,可是幾十年來我一直有個總印象:淨土法門教人追求“好好的死”。我自信平凡,還是服膺“未知生,焉知死”的說法。“好好的死”似不妨放慢些,我們就人論人,最要緊的還在追求“好好的活”。修習淨土的或者都追求“好好的活”,只是我很少聽見說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