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在未來發展所面臨的問題
王雷泉
文革結束之後，中國佛教有二個轉折階段：第一個是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宗教問題上的撥亂反正，結束了中國無法無天的局面，無法者，社會主義法制受到破壞；無天者，缺乏真正的宗教精神，失去了社會的精神生態平衡。第二個是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後，全國轉入市場經濟。前一個轉折，為佛教從一片廢墟中恢復提供了政策上的保障；後一個轉折，則為佛教在下個世紀的全面復興提供了根本的社會基礎。從政企合一的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有一個幾十年的陣痛期。這期間價值失范，利益重組，宗教的作用日益發揮，成功者和失落者，都會到宗教中去尋求慰藉。以書刊出版為例，現在圖書市場普遍萎縮，唯有股票、色情、宗教三大類行情看好。這三類書相生相克、共存共榮的局面，現在已初見端倪。宗教的必然復興是不以任何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客觀事實，問題在於：在中國已有二千年歷史、幾乎成為中國固有文化組成部分的佛教如何在這場宗教復興運動中抓住機遇。
第一、前面提到在歷史上制約佛教發展的三層關系，前二層已發生根本性變化，隨著封建社會的解體，儒教已從政教合一的國教地位退出，恢復了儒學的人文思想原貌，佛教在原儒道佛三教關系中的屈辱地位已不復存在。如果說歷史上的中國佛教是印度宗教和中國宗教二大河系匯流的產物，那麼今天的佛教則是全方位地面臨著世界三大宗教河系沖撞融匯的問題。在同一政教環境下，佛教面臨著的強大對手是基督教和五花八門的外道會門。當基督教以其狂熱的信仰熱忱、團契精神和廉價的經濟開銷進軍農村內地時，佛教依然是姜太公釣魚，願者上鉤，並以越演越烈的商品化禮儀，把自己封閉在一個狹小的天地。
第二、中國在走向現代化，工業文明在推動佛教傳播的同時，也會帶來世俗化的弊病。據我看來，隨著法制建設，對佛教在政治上壓制的極左做法對佛教的負面影響的比重正在下降；而在經濟上利用佛教的極右做法對佛教的負面影響的比重正在上升。本世紀末下世紀初，土豪劣紳對寺產巧取豪奪，將成為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而它對佛教的破壞將是致命的。政治上的彈壓，只能激發佛教徒的護教熱忱和敵忾心；經濟上的腐蝕，毀掉的就不是一代人了。中國佛教在歷史上就是從城市走向農村才有廣闊的發展天地，現在依然如此。目前佛教不過是在大城市和旅游線上保有觀光性的寺院，農村卻是神漢巫婆的天下。中國佛教宗教精神的復蘇，唯有向廣大農村傳播才能使佛教返樸歸真。中國佛教學術研究的振興，唯有從大專青年的培養(包括佛學院中的優秀學僧)入手才能提高佛教的文化品味。
第三、佛教如何在信仰、社會、文化三大層圈中保持均衡發展。這裡有很多操作層面的問題，比如，確保佛教自內證的實踐品格須有權威的評價系統，新型佛教教育有助於統一教團的形成，等等。但我覺得有三個根本性的理論問題是有待討論：
１、關於宗教的“五性論”，是在肯定宗教必然消亡的前提下，承認宗教具有長期性、復雜性、群眾性、民族性和國際性，這固然比原來占統治地位的“鴉片論”前進了一步，但由於這一理論的多義性，各界人士皆可據此得出合乎自己需要的解釋。
２、關於宗教的“適應論”，即宗教必須適應中國社會的政治、經濟和民俗習慣，在這一理論支配下，宗教的正面作用似乎多集中在國際交往和旅游觀光上，而宗教批判現實、化世導俗功能則被忽略了。
３、關於宗教的“文化論”，由上述二個理論所制約，有些佛教界和學術界人士避開宗教的信仰層圈和政教關系等敏感問題，推出“宗教是一種文化”的口號，僅在宗教的文化層圈中做文章，模糊了佛教的宗教品格。
對上述問題，縱然現階段還不能完全解決，但教內外的知識分子對此作前瞻性的研究，卻是刻不容緩的了。
佛教在中國已有二千年歷史，今後，只要還有人類存在，佛教就將繼續存在下去。佛教在過去就經歷了種種波折和苦難，現在和未來也不會一帆風順。佛教在未來如何發展，現在無法預料，但可以從修證、見地和行願三方面努力：修證上，回到釋迦牟尼，以四谛、三學、三法印作為根本標准，不能篡改出離解脫這一佛法的根本宗旨。在見地上，充分肯定中國佛學對印度佛學的創造性發展，中國佛教只有保持自己的民族特點，才能真正走向世界。在行願上，強化理想主義的色彩，突出菩薩精神的“悲”字：上求菩提，雖不能至，心向往之；下化眾生，雖知不可，勉而為之。
摘自《第一屆生活禅夏令營專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