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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嚴法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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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士文章
韓廷傑教授：《韓鏡清佛典翻譯手稿》序
《韓鏡清佛典翻譯手稿》序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韓廷傑 韓鏡清先生，1912年出生於山西省沁縣一個原籍北京的官僚家庭，在北京四中讀書時皈依常惺法師為佛教居士，法名慧清。上大學後，以此為號。從此開始學佛生涯，曾跟隨北京大學湯用彤先生赴南京，聽歐陽竟無居士講《晚年心得》。當時因父母年邁，沒能隨校去西南聯大，於是開始標點《成唯識論》的有關典籍。 1932年考入北京大學哲學系，此間曾跟隨韓清淨居士學因明和《分別緣起初勝法門經》等。當時佛學界有“南歐北韓”之說，韓鏡清先生對這二大家的佛學體系都曾學習過，為其佛學功底夯實基礎。 1936年在北大哲學系讀完本科後，繼續深造，師從湯用彤教授讀研究生，又在北京大學史學研究所研究佛教史。還跟隨周叔迦先生學習大乘佛教，在周先生的鼓勵下，開始學藏文，對讀漢藏佛典，並將某些藏文佛典譯成漢文。 讀完研究生課程後，曾任教於私立中國大學哲學教育系、中國佛教學院、天津南開大學哲學教育系等，又在華北居士林及菩提學會從事佛學研究和編輯工作。 1949年起，在北京大學東方語言文學系研究藏語。1952年調到中央民族學院(中央民族大學的前身)少數民族語文系藏語教研組。1950—1953年和1956—1957年參加中國科學院西藏科學工作隊語言組和民族語言調查工作隊，兩次入藏進行語言調查和編寫藏語講義。 1965年調到北京大學新組建的世界宗教研究所佛教研究室，該所後歸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即現在的中國社會科學院。我與韓先生結緣就是這個時候，我於此時在北京大學東方語言文學系畢業後，分配到宗教所研究佛教，與韓鏡清同時入所。 我們到宗教所後的第一件工作，是赴北京市朝陽區參加四清工作隊，所領導告訴我，剛來所的韓鏡清副教授和我們同往，要注意照顧。但我和韓教授被分配到不同的大隊，很少見面，更談不上照顧。 “四清”還沒結束，文化大革命就開始了，我和韓教授同赴河南息縣五七干校，直至他1977年退休。 可見我和韓教授相處主要是動亂時期，很少談佛學研究。韓老入宗教所時是副教授，退休時仍然是副教授。退休前沒有著作，文章也很少。他的主要成果是退休後，他集中精力整理《成唯識論》的所有疏注，對《成唯識論述記》進行研究、校勘、補充和注釋，至1992年編成240萬字的《成唯識論疏翼》，並翻譯藏文佛典60余種，從退休至2003年去世，平均每年譯兩本書還要多，成果可觀。除此之外，還於81-88歲高齡講《攝大乘論》，為中國佛學院等單位培養很多優秀的佛學人才。 其譯著包括唯識、因明方面的《唯識二十論》、《唯識三十論》、《正理滴點論》、《定量論》、《略顯瑜伽師修習義》、《確顯三自性頌》、《辨法法性論》、《入瑜伽論》、《瑜伽師地論本地分菩薩地真實義品釋》、《瑜伽師地論攝抉擇分所引解深密經慈氏品略解》等。其中很多沒有漢譯本，學術價值極高。從其成果來看，評研究員綽綽有余，可惜退休人員沒有評職稱的機會了。 韓老還於1993年3月倡導成立慈氏學會，主要從事慈氏學經典的翻譯和研究工作，為我國慈氏學研究做出重大貢獻，開創了新局面。 非常遺憾，韓老沒有看到自己的譯著出版，就與世長辭了。其遺稿為手寫稿，彌為珍貴。為了保存這批珍貴資料，杭州佛學院願出資影印，實為功德無量！ 韓老的譯著，我沒有詳細拜讀，對其價值很難具體論述。只能大略地談一點兒自己的理解。我覺得韓先生的重要觀點主要如下： 一、唯識的“識”字，在梵文原典裡用兩個字表述，一是vij?āna，另一個是vij?apti。在藏文佛典裡，vij?āna譯為“辨別識”， vij?apti譯為“了別識”。中國傳統佛教中，先輩譯師一律都譯為識，這對一般學佛者來說，已經夠了，但對以唯識為依歸者來說，分譯更有利於把握更精微更深密的唯識本義。唯識是唯了別識，辨別識則指在根境相觸時生起的認識作用，需要分層次地細究佛陀各種講法的委曲用意，才能深入理解其在唯識理論中的核心作用。 二、只有能分別識，沒有所分別相。實際上全部的佛法都是在講能相，否定所相，整個修學佛法的過程，就是一個認識唯能無所的過程。能遍計心是轉染成淨的樞紐，處處要在能上下功夫，時時只在因上做文章；而所遍計都是我，都是要徹底拋棄的自性，真正把所空掉之時，能也自然無法獨存，便可達到能所雙泯之境。 這個“只有能分別識，沒有所分別相”，可以這樣理解：離言境界中的能分別的識是能相，凡夫意識所分別出來的一切法就是所相。但韓老又進行了第二層次上的區分：能界定事物(起名、定義等思考)的名言稱為能相，所界定事物之相就稱為所相。也就是說，能相是第一層次中離言的能分別的識在名言境界中的表述，因為實際存在的能分別的識是沒有言說境界的，而佛為了讓我們證到真實，又必需對我們講述他證到的萬法唯識的真實情況——萬法實際上不存在，實際存在的就只有(妄以為存在萬法的)識，就必須在凡夫的言說境界裡假立一個能分別識的名言相，才能向眾生說法。名言境界中的識，是對識的描述，不是真正的識本身，被心識所認識的東西，就已經不是能進行認識的心識本身了，而是心識所認識的對象——所相了。但為了說法，我們可以方便稱它為能相，而把能分別識所分別出來的一切法稱為所相。實際上，這個層次上的能相和所相，從本質上說，根本就是“所相”，都是離言意識所分別出來的妄想，都是根本不存在的。 三、三性是整個佛法的核心，三性究竟圓滿地發揮了佛學中道義，清晰明確地解釋了所有佛說的甚深意趣，是我們聞思經論和指導修行的明燈。只要不增益遍計所執性，就是不損減圓成實性，這樣不執兩邊，就能實證真如從而如實觀見依他起性。理解三性的關鍵，在於分清依他起性和遍計所執性：依他起性是緣起有，但未證空性的凡夫感知不到；凡夫見聞覺知的一切法都是根本不存在的遍計所執性，必須徹底去掉，才能親證空性，從而以後得智現證依他起性的真實面目。 對於韓老的這些觀點，讀者可以同意，也可以不同意。應當承認，他提出這些問題，促使我們思考，甚至於引起辯論爭論，這就是對佛學研究的貢獻。 中國存有大量漢文佛經，這是我國的寶貴財富。我國又存有大量藏文佛經，這同樣是我國的寶貴財富。很遺憾，漢、藏兩個民族在這方面的交流很不夠，其原因主要是兼通漢、藏兩種文字又懂佛法的人才奇缺。以前曾有法尊、張建木等從事藏譯漢的工作，但譯經數量遠遠低於韓老。在這方面還有很多工作需要後人繼續做。曾有人設想成立譯經院，把現存梵文、巴利文、藏文佛典全部譯為漢文，我認為十分必要。 西方某些國家明文規定，研究佛學必須兼通梵、巴、藏等文種，這是完全必要的。只靠漢文資料，不可能准確把握經典原意，一種文字不可能百分之百地表達另一種文字的含義。佛經更是如此，如何翻譯佛經，譯經師們有個摸索過程。東漢至姚秦時期的古譯，多用格義。還有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現象，佛教主張“無我”，只要遇到“我”字，一律刪除，佛經開頭“如是我聞”，為了回避“我”字，譯成“聞如是”，或者是整句刪掉。有的譯經師，生怕別人看不懂，邊翻譯邊解釋，把自己的話和佛、菩薩的話混雜在一起。 舊譯時期的鸠摩羅什，又大量刪減，如他翻譯的《大智度論》，刪減百分之九十。他翻譯的《百論》，刪減百分之五十。他翻譯的《中論》，有的部分次序顛倒，有的部分將梵文的一頌譯成二頌，等等。 玄奘是最偉大的譯經師，功不可沒，但他創立的新譯不能說一點問題沒有。如他翻譯的《因明入正理論》，在講到“宗”的時候，有一句梵本原文是“如聲常或無常”，梵文本的表述是全面的，外道立“聲常”宗，佛教立“聲無常”宗。玄奘有強烈的宗教感情，討厭“聲常”，所以他的譯文將此句刪掉。又如他翻譯的《阿彌陀經》，梵本原文只講到六方，他卻補充為十方。又如他翻譯的《五蘊論》，將心所法誤譯為心法。這樣的例子還可以舉出很多。以上種種現象說明，研究佛教只靠漢文資料是不夠的。 筆者多年從事梵文原典研究，我認為只要對原典下苦功，肯定會有新發現，提出新觀點。韓老所以取得這樣的輝煌成果，與他鑽研原典密切相關。當然，藏文佛典還不能與梵文、巴利文相比，但藏譯本比漢澤本更接近梵文原典，這是肯定無疑的。 我們懷念韓老，追思韓老，期望我國佛學界以韓老為榜樣，使鑽研原典在佛學界蔚然成風。 是為序。 二0一0年八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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