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能海法師
任傑
能海法師是一位品學兼優、愛國愛教的僧人。1942年秋至1956年秋,我依能海法師學經十余年,法師同情和支持中國共產黨的革命事業,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解放前,法師從不與國民黨官員來往,也不准他的弟子同當官的往來,拉關系。1949年夏,峨山磚殿修復,法師率弟子到新修的慈聖庵安居,為普賢銅像裝藏。安居圓滿後,法師先回成都,兩位上座僧人①後來隨某軍長夫人的車回到成都。為這事,他們受到法師嚴厲的批評和處分,其中一人,還被遣送到綿竹縣西山雲霧寺靜坐,不准出山。法師就是這樣嚴格地要求他的弟子,認為這是佛制。
但是,法師對共產黨和黨的革命事業,卻懷著深厚的同情。他常說,共產黨拯救人民大眾出苦海,這是好事,我們佛教徒應該擁護。成都解放前夕,有一位僧人從上海來到近慈寺,對大伙說“共產黨要消滅宗教”,法師知道後,立刻叫當事人把他趕走了。還有一次,法師在彭縣修捨利模型塔,當時彭縣一帶住著劉文輝、潘文華和鄧錫侯的起義軍,成都的一些進步人士,以及共產黨的代表也在那裡。縣城裡顯得十分平靜、繁華,人們很高興,到處都在談論解放的事。法師和一些僧人也在一起議論解放的事。就在這時,監工修塔的僧人演仲跑來對法師說:“趕快把塔頂安上吧,不然共產黨來了……”沒等他把話說完,法師就生氣地說:“來了怎麼樣,中國人嘛,又不是外國人!”法師對共產黨始終是信任的。第二天,不知為什麼,法師忙著回成都,我們六七人急急忙忙走了兩天,到成都文殊院時已是傍晚。法師不顧旅途疲勞,冒著細細小雨,急忙出去會人,這是法師第一次到俗人家會人。後來我才知道,法師是去設法營救被國民黨特務逮捕的一位同志。他叫王干青,四川綿竹人,是法師的同鄉好友。在彭縣時,法師就托人營救,現在又親自跑來救助,但時已太晚,據說那天晚上就被國民黨特務殺害了。解放後,我們得知“十二橋慘案”中有王干青烈士(《成都日報》登有消息)。後來,法師專為“十二橋烈士”念經,以示超薦哀悼。
1948年,法師在新都寶光寺時,有個叫成佛的僧人,國民黨特務懷疑他是共產黨員,不久就將他抓走了。後來法師千方百計托人把他救了出來。法師還營救過一些革命人士。當時常有一些青年人到寺裡來住,後來聽說他們都是黨的地下工作者。
法師積極擁護支持祖國統一、民族團結。西藏色拉寺堪布阿旺嘉措,因反對西藏親英派搞西藏“獨立”,遭到反動派的迫害,弟弟被親英派殺害,自己被迫化裝逃到內地,到南京找國民黨政府,國民黨不僅不支持反而給他難堪。1949年夏天,阿旺嘉措到近慈寺,法師把他安置在成都一位居士家裡,保護了他。成都剛解放,共產黨就把阿旺請出來,給予妥善安置和照顧。
成都解放不久,寺裡來了幾位解放軍,據法師身邊的侍者說,是西南軍政委員會的人,來見法師,商談西藏和平解放的問題。法師給西康、西藏的友人寫了一封信,說明共產黨保護宗教的立場,要他們配合進藏部隊,和平解放西藏。同時,法師建議進藏部隊要執行宗教政策,還建議把班禅接到北京來。過了不久,西南軍政委員會又來信,要法師一同進藏。法師年老體弱不便同行,即派剛從西藏回來不久的隆果隨軍進藏。
全國解放後,法師作為特邀代表參加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後又當選為第一屆、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出席過維也納世界人民和平會議。他擁護並積極宣傳黨的方針政策,宣傳社會主義道路,號召僧人愛國守法。1951年法師正在北京參加全國政協會議,聽到四川土改的消息後,立即寫信給近慈寺的僧人,要他們遵守國家法令,分土地時不要和農民爭,如果田不夠種,可以上山造林,還可以搞一些畜牧業。在五台山清涼橋,法師不收中國佛教協會每月補給的500元錢生活費,自力更生,帶領我們上山種了幾十畝土豆和蔬菜。春天,法師率領大眾上山種樹,並刻有造林碑,以資鼓勵,把植樹造林作為長期的計劃。1955年,在法師的倡導下,我和當家一起,集資購買了30多頭牛和1匹馬,辦起了畜牧場。第二年就產了10多頭小牛,做到了生活自給。1956年春,五台山宗教事務處召集全山各寺有關人士參加社會主義學習。臨行前,法師一再囑咐我們:“去了要好好學習。不學習社會主義,就走不好社會主義道路。”他還說:“僧要像僧樣,穿著要整齊。”邊說邊檢查大家的服飾。在法師的教導和鼓勵下,我們通過學習,思想上都有了較大的提高。以後我又去北京,進中國佛學院學習。其後幾年,法師每次來京開會,我都去看他,見面時,他總是談會議精神,向我宣傳黨的方針政策,勉勵我努力學習。
①佛教稱謂。對法臘(出家年歲)高者的尊稱。或對有德行僧人的尊稱。
1985年2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