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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嚴法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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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士文章
方廣锠教授：《金剛經贊》研究序
《金剛經贊》研究序 序 方廣锠 達照是1998年中國佛學院的本科畢業生。按照中國佛學院的安排，1998年秋季起跟從我學習研究生課程，專攻佛教文獻學。我與達照，名為師生，實際上可說是忘年交。從達照身上，我看到解行相應的僧人風范，也看到中國佛教的希望。 本書是達照研究生畢業論文的擴充。畢業論文的題目是我給的，當時的想法，是對《梁朝傅大士頌金剛經》作一個異本的清理。《梁朝傅大士頌金剛經》屬於藏外佛教文獻，自形成後，一直在民間流傳。宋代以後出現的多種關於《金剛經》的集解，都將它作為注解之一收入。有關情況，可以參見本書的第一章第一節。或者由於這類集解的流行，《梁朝傅大士頌金剛經》的單行本反而逐漸湮沒。上個世紀20年代，日本矢吹慶輝在英國圖書館收藏的敦煌遺書中尋找未入藏典籍，發現其中保存著《梁朝傅大士頌金剛經》的單行本，如獲至寶，收入他的《鳴沙余韻》。其後，日本編纂出版《大正藏》時，特意在第85卷設立“古逸部”，收入敦煌等地發現的歷代大藏經未收古逸典籍。《梁朝傅大士頌金剛經》被列為古逸部之首。由於一直在藏外流傳，所以該《梁朝傅大士頌金剛經》有多種異本出現，而《大正藏》所收祗是其中的一種，不能反映該文獻的全貌，應該重新加以整理。再說，佛教典籍在流通過程中出現異本，這屬於佛教文獻學應該研究的重要現象。前此，《藏外佛教文獻》已經整理發表了若干種異本佛典，如《天公經》、《佛母經》、《華嚴十惡品經》等。我希望通過《梁朝傅大士頌金剛經》的整理，把佛典異本演化的研究向前推進一步。 此外，敦煌遺書《梁朝傅大士頌金剛經》被發現後，引起學者持久的興趣，百年來研究一直在進行。已經發表的成果，既有一般的學術論文，也有學位論文。最近的成果，則有四川大學張勇先生的研究，後納入作者的博士論文《傅大士研究》。從總體看，新的資料雖然不斷被發現，但新的突破卻非常有限。幾十年來，研究者的結論始終局限在這部著作是後人托名之作。但到底是何人所作，什麼時候所作，就所說紛纭，莫衷一是了。至於《梁朝傅大士頌金剛經》的思想，則很少有人涉及。所以，我也希望達照的研究不要局限在所謂的“書皮之學”，即不僅要做傳本、作者的考證，也要對該文獻的思想傾向作一個深入的研究。 但坦率地說，達照研究後最終得到的成果之大，出於我的意外。 首先，他在敦煌遺書中發現了一批以前不為人們所注意的新資料，從而證明早在《梁朝傅大士頌金剛經》出現以前，已經出現了一種名為《金剛經贊》的文獻。該文獻是根據無著所造《金剛般若論》科判中的“七義句”創作的，創作者應該是一個深受唯識思想影響的僧人。該文獻本來以偈頌的形式單獨流傳，但在流傳的過程中被其他人改造，從而出現諸多異本。包括加入天台思想、用無著的“十八住處”統攝全部偈頌、以及將偈頌與《金剛經》經文相配等等。其後，又出現對該《金剛經贊》的注釋，並產生將“贊”改稱為“頌”的傾向。最後，大約在公元822年至831年之間，有人將該《金剛經贊》改名為《梁朝傅大士頌金剛經》，並編纂了所謂傅大士拍板唱經歌的故事。《梁朝傅大士頌金剛經》產生後，又經過若干演變，出現了不同的異本。達照根據目前收集到的資料，將從《金剛經贊》到《梁朝傅大士頌金剛經》的整個演變過程，分為三個階段，並整理出八種互有異同的傳本。這一工作，完全突破了以往研究者因把眼光僅僅集中在《梁朝傅大士頌金剛經》這一文本本身，從而造成的局限，在更廣大的范圍內，將這一文獻演變發展的來龍去脈作了一個徹底的清理。 其次，在本文清理的基礎上，達照對《金剛經贊》的思想作了深入的研究，主張該文獻以“唯識思想”為中心，涉及到唯識無境、唯識三性、五重唯識觀、唯識修道五位、唯識薰習說等唯識的基本理論。同時也具有濃厚的禅法思想以及其它大乘佛教的思想。在上述研究的基礎上，提出該文獻是宗派佛教興盛時期的產物。將對《梁朝傅大士頌金剛經》的研究提高到新的高度。 最後，作者還對文獻中涉及的本生故事、典故與歷史人物作了專題研究。 總之，達照在廣泛掌握原始資料的前提下，在繼承百年來學術界對《梁朝傅大士頌金剛經》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在“書皮”與“內涵”兩個方面全面地突破了前人的研究水平，其工作是值得充分肯定的。就一部文獻而言，考證與研究的工作能夠做到這一程度，應該說是難能可貴的。 但達照本書的意義並不局限在此。 首先，中國佛教中有些現象很值得注意。不少僧人生前名氣很大，比如擔任過顯赫的高級僧職，死後卻默默無聞，乃至現在已經完全不為人們所知。有些僧人，乃至俗人生前名氣並不大，但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們的名氣卻越來越大，甚至稱祖稱聖。對於前一種現象，古人就有過評論，即慧皎所謂的“寡德適時”雲雲。慧皎的評論一直被後世認同，以為確論。其實在我看來，問題並不這樣簡單。當然這是另外一個問題，與本文無關。至於後一種現象，古代似乎沒有引起人們充分的重視，現在則開始為人們所注意。傅大士就是後一種現象的代表人物之一。 傅大士，即傅翕，浙江東陽人，生活在南北朝晚期，主要活動於著名的崇佛君主梁武帝時代。由於時代風氣的薰習，他成為一個崇佛的居士。作為一個下層的百姓，有著深厚中華傳統文化的積澱，卻缺深研佛教義理的條件，他很自然地帶有濃重的三教合一色彩，並很自然地走上信仰性佛教的道路。傅翕不甘寂寞，詣阙上書，希求得到梁武帝的賞識。但他不可能擠入以精英文化為主流的佛教上層，所以他的活動地主要在東陽一帶。他的著作與事跡，也主要靠門弟子及傅氏家族而流傳。從傅翕的一生，我們可以知道，三教合一思想在中國的出現，並不是偶然的，它有著深厚的社會文化背景與民眾基礎。 從中國義理性佛教的層面來看，傅翕是一個不足道的人物。道宣的《續高僧傳》對他雖有記載，乃承襲法琳《辯正論》的文字；而法琳的《辯正論》，所據乃“傅大士碑”。[①]至於隋唐諸種經錄，對傅翕的著作都不屑一提。但隨著經典崇拜的流行，傅翕作為轉輪藏的創制者，其形象被刻造在轉輪藏上，因而留名。我以為，轉輪藏上的傅翕形象，可以看作義理性佛教與信仰性佛教相互連接的一個象征，因為這時在民間的信仰性佛教中，傅翕已經逐漸被塑造為彌勒的化身。這也就是《梁朝傅大士頌金剛經》產生的基本背景。值得注意的是，從晚唐五代起，傅翕在中國佛教禅宗中的影響逐漸加深，這與《梁朝傅大士頌金剛經》在這一時期的廣泛流傳也是互為表裡的。死後幾百年，傅翕總算達成生前的願望，擠入了佛教的主流文化。但這時，傅翕已經被改造成傅大士了。 如何看待上述現象？我以為這說明中國佛教與其他一切文化形態一樣，本身是可以分為若干個層次的。比如義理性佛教與信仰性佛教就是兩種不同的層次。但是我們又必須看到，這兩種不同形態的佛教，中間並不存在絕對不可逾越的鴻溝。而是互相依存、互相滲透、互相轉化。《金剛經贊》，亦即《梁朝傅大士頌金剛經》的產生與演化過程，就是對上述觀點的極好證明。從這個角度講，“《梁朝傅大士頌金剛經》現象”還值得我們進一步深入研究。 其次，敦煌遺書中，佛教文獻占據百分之九十以上，決定了佛教研究在敦煌學研究中舉足輕重的地位。但是，與敦煌學的其他領域相比，敦煌佛教研究在我國顯得相對滯後。追究其原因，應該是多方面的。但研究者的不谙熟佛教，或者說，佛教研究者不注意利用敦煌資料，應該是重要原因之一。由於達照有較好的佛學素養，所以，他從文本中的一個“七義句”，敏感地意識到《金剛經贊》與無著論的關系；從“一大阿僧劫”與“三大阿僧劫”差異，追索到天台思想的介入。達照的成功再次證明，研究要靠資料，而資料祗有在行家的手裡才能充分顯示其價值。從這一點講，祗有佛教研究者真正重視敦煌資料，或研究敦煌佛教的研究者加強自己的佛學素養，中國的敦煌佛教研究才能真正興盛起來。我期待著這一天的早日到來。 從中國佛學院畢業後，達照到普陀閉關，開始他修學生活的新階段。我預祝他在解行相應的道路上不斷前進，不斷取得新的成果。 2002年3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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