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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嚴法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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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頁
：居士文章
方廣锠教授：讀《方立天文集》
讀《方立天文集》 上海師范大學哲學系 方廣锠 六卷本的《方立天文集》最近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我與方立天先生相識二十余年，他的新著我往往先睹為快。有所收獲、有所感觸便寫下感想。故讀了他的《魏晉南北朝佛教論叢》後，在《中國社會科學》發表書評一篇；讀了《中國佛教與傳統文化》後，在《人民日報》發表書評一篇；讀了《中國佛教哲學要義》後，也寫了一篇書評，《光明日報》發表了摘要，全文後來載於《普門學報》。這次人民大學出版社的編輯同志希望我再寫一篇書評，而我在拜讀《文集》之後，的確也頗有感觸，故特再為芹獻。 六卷本《方立天文集》可分為四個主題： 第一個主題論述魏晉南北朝至隋唐的中國佛教，包括《魏晉南北朝佛教論叢》、《慧遠及其佛學》、《法藏》、《華嚴金師子章校釋》、《華嚴金師子章今譯》等五部專著以及一批相關論文。組成《文集》的第一卷、第二卷。 第二個主題論述佛教與中國文化的關系，包括專著《中國佛教與傳統文化》及一批相關論文。組成《文集》的第三卷。 第三個主題論述佛教哲學，以《佛教哲學(增訂本)》這一名著為中心，集合了一批論述佛教人生哲學的論文，共同組成《文集》的第四卷。 第四個主題論述中國古代哲學，以《中國古代哲學問題發展史》為主，包括了一批論述中國古代哲學的論文。組成《文集》的第五卷、第六卷。 《文集》卷首有一篇《自序》，方立天先生自陳《文集》的編選標准：“以佛教和哲學兩個專業領域為基本范圍，佛教以中國佛教為重點，哲學也以中國哲學為主，至於涉及一般文化和宗教的論文，以及序文、書評、筆談、感言、治學漫談，以及一些雜憶、紀念和悼念的文章，均不收入。”遺憾的是，方先生的主要代表作，中國佛教哲學研究的裡程碑——《中國佛教哲學要義》，因為已經列入“中國文庫”於近期出版，此次也沒有能夠收入。 看著書桌上厚厚一摞六本書，不禁感慨系之。如果加上90多萬字的《中國佛教哲學要義》，再加上沒有收入《文集》的諸多其它文章，則方立天先生著述之豐厚，令人感佩。在《自序》中，方先生總結自己的治學經驗，共有五條，其第三條就是“勤奮不怠”。他說：“只有常勤精進，百倍用功，才能天道酬勤，有所收獲。”方立天治學勤奮，是大家有口皆碑的。人大圖書館有他一間工作室，不論早晚，不分寒暑，他常年在那裡讀書、寫作。有時我有事與他聯系，晚上很遲打電話到他家，家中的回答常常是他在工作室還沒有回來。“锲而不捨，金石可镂”，方立天先生為我們樹立了典范。 現在我也當教師，也帶研究生。我覺得現在的研究生智商都不低，個個很聰明。但不少研究生缺少那麼一點艱苦奮斗的精神，缺少那麼一點為了一個目標而一往無前的悍氣。聰明得總是想用最少的付出來獲得最大的回報。是獨生子女被寵壞了這一家庭因素所致？還是學風普遍浮躁、人們急功近利這一社會因素所致？我沒有研究，說不清楚。我想，我們現在需要的是方立天先生這樣勤奮努力，有恆心，有毅力，甘於寂寞，甘於坐冷板凳，埋頭苦干的精神。那樣，我們的社會才有希望，我們的學術研究才有希望。 上面這番感慨雖然也可算作讀後感的個中應有之義，但畢竟有點離題。現在還是回到《方立天文集》本身。 方立天在《自序》中有這樣一段話：“六卷本文集，是筆者個人在佛教與哲學領域學術研究的重要紀錄，體現了筆者在漫長治學征途中跋涉的歷史足跡，也反映了筆者近半個世紀來的平生志業。”這是作者對自己文集的恰如其分的評價。由於作者本人是中國半個世紀以來佛教研究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因此，我們也可以說，六卷本《方立天文集》，加上沒有收入文集的《中國佛教哲學要義》，也是半個世紀以來中國佛教研究的重要紀錄與縮影。我想從兩個方面來論述這一點。 第一、方立天半個世紀的志業，體現了中國佛教哲學研究從個別到一般的轉變。 從上個世紀初起，中國學者就開始把佛教哲學作為一個對象進行研究。但佛教思想極為龐雜。在印度，它分為初期佛教、部派佛教、大乘佛教、密教等不同發展時期，除了初期佛教外，每個時期的佛教又分為若干不同的派別。這些派別各有各的理論傾向，各有各的學說范疇。這些思想，既有共性，又有個性，有的可以共容，有的相互矛盾。佛教傳到中國，受到中國文化的影響，形態更加復雜。它既不同於印度佛教的思想體系，也不同於中國傳統的儒道兩家的思想體系。特別是南北朝佛教學派與隋唐佛教宗派的出現，使得佛教的思想理論顯出更加紛繁復雜的局面。 面對這樣一個對象，以往中國學者研究佛教，基本上采取一個一個人物，一本一本典籍，一個一個宗派(學派)進行研究，逐步攻城奪地打攻堅戰的方式。或者采取歷史的觀察進行縱向的梳理。方立天早期的佛教研究，也是從一個一個的佛教代表人物開始的。每個佛教代表人物都代表了當時中國佛教的一座高峰，他們的出現有著歷史的必然。從方立天當時的研究已經可以看出，他研究那些佛教人物時，沒有把他們當作單獨的個人，而是把他們放在歷史必然性中，去追蹤中國佛學思潮的起伏。這種研究方式，預示了方立天其後研究進路的趨向。當時的有關研究成果，後來結集在他的《魏晉南北朝佛教論叢》中。而《慧遠及其佛學》、《法藏》等兩部著作，既是方立天研究佛教人物的代表作，也表示他從此告別逐個研究佛教人物的個別性研究階段，進入更高層次的綜合性研究階段。其結果，是傾十余年精力建立的中國佛教哲學體系----《中國佛教哲學要義》。 建立體系，畢竟是一個極其困難的問題。在這裡，不僅需要總體把握中國佛教區別於印度佛教、中國傳統思想的內在特征，還必須仔細分析中國佛教哲學的基本思想元素、結構層次、思想核心、相互聯系、功能作用。這些問題不解決，建構體系無從談起。當我第一次讀到方立天的《中國佛教哲學要義》，我的第一個感覺是，方立天先生以前的所有著作與論文，實際上都是在為這個體系做准備，奠基礎。也就是說，現在收在《文集》中的《中國佛教與傳統文化》及其相關論文、《佛教哲學(增訂本)》及其相關論文，中國古代哲學及其相關論文，從某種程度上說，都是方立天為撰寫《中國佛教哲學要義》，建築這一中國佛教哲學體系所作的前期基礎工作。它們與《中國佛教哲學要義》一起，形成了方立天佛教哲學研究的全部歷史與整座大廈。 方立天的這一從個別到一般的佛教研究，前後做了將近半個世紀。這半個世紀中，中國出現了很多優秀的佛教研究者，也湧現了大批優秀的成果。方立天的工作，在中國佛教哲學思想研究方面，代表了佛教研究的主流，也達到了中國佛教哲學研究的最高水平。正因為這樣，我認為，他的工作，不僅僅是他個人的成就，也是半個世紀以來中國佛教研究的重要紀錄與縮影。 第二、從中國哲學的視角研究中國佛教哲學及其影響 方立天在《自序》中說： 我在研究中最著意的，一是在中國哲學史發展的思想歷史背景下，探究佛教哲學是怎樣調整內容，怎樣中國化的，追尋中國佛教哲學形成、演變、發展的軌跡；二是總結佛教哲學對中國固有哲學地刺激、推動和影響，彰顯中國佛教哲學在中國哲學中的重要地位，進而有助於豐富中國哲學史課程的教學內容，以推進中國哲學史學科的建設。 在上面這段話中，方立天將自己的佛教哲學研究與中國哲學的關系，闡述得十分清楚。 佛教是一種社會文化形態，其核心是佛教思想。佛教思想中蘊含著豐富的哲學因素，中國佛教哲學因此成為中國哲學的一個重要分支。佛學從來號為難治，但正因為難治，有志者便知難而上，攻城奪地，取得一個又一個的成果。方立天主張中國佛教哲學的思想體系可以分解為人生論、宇宙論和實踐論三大部分。探討了組成這三大部分的不同思想元素，分析了這些元素在佛教哲學體系內部的相互聯系與作用方式，以及與外部的儒道等傳統思想的相互聯系與作用的方式。研究了中國佛教哲學體系對整個中國佛教及其文化體系的地位與作用，乃至在整個中國哲學及其思想文化體系乃至社會政治領域的地位與作用。將佛教哲學與中國傳統哲學的互動研究，推到全新的高度。我認為，半個世紀以來，我國在佛教研究方面取得極其豐碩的成果。其中在佛教哲學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尤為引人注目。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學者研究佛教哲學時，始終注意它與中國傳統哲學的關系，始終把佛教哲學放在與傳統哲學互動的體系中來考察。這是中國佛教研究的一大特色，也是中國的佛教研究有別於國外的佛教研究的特色之一。方立天的工作，正體現了這樣的特色。從這個角度講，他的工作，也不僅僅是他個人的成就，而是半個世紀以來中國佛教研究的重要紀錄與縮影。 客觀地講，中國佛教研究的這一特色，與中國現行的科研教學體制有著密切的關系。國外，宗教是與哲學並列的一級學科，而在我國，除了國家社科基金、中國社科院將宗教與哲學並列外，整個高教體系都將宗教研究附設在哲學系中，安排為哲學以下的二級學科。這種體制的安排，促成了中國佛教研究與中國哲學研究的互動，促成了中國佛教哲學研究的興起，促成了中國佛教研究的上述特色的形成。 幾年前，在人民大學出版社為《中國佛教哲學要義》舉辦的新書發布座談會上，我曾經講過這樣一番話：“佛教可以分為義理性佛教與信仰性佛教，本書是對義理性佛教的研究。義理性佛教是靈魂，信仰性佛教是軀體。兩者是一個互動的過程。這本書對義理性佛教做出了集大成的總結，也為信仰性佛教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理論基礎。”上面這番話所表達的是我的這樣一種思考，即佛教不僅僅是一種思想層面的存在，還是一種信仰層面的存在。兩者是密不可分的。由於我國上述體制的限制，以往我們對佛教信仰層面的研究比較薄弱。我相信，由於佛教思想層面研究的深入發展，一定能夠帶動信仰層面研究的逐步展開。 仔細閱讀六卷本《方立天文集》之後，我的上述想法更加強烈。坦率地說，方立天先生在佛教哲學方面的研究，已經為我們豎立起一座高峰。在可以預期的時間段內，雖然在佛教哲學方面必然會有新的成果湧現，但從整體來看，這座高峰是難以超越的。當然，但願我的上述預測是錯誤的，但願新一代學者迅速成長，迅速超過老一代。我相信方立天先生也會非常愉快地歡迎那種局面的出現。但我更願意相信，有方立天及其他佛教思想研究者所取得的如此豐碩的成果墊底，雖然依然存在著體制方面的局限，但佛教的信仰性層面的研究，一定可以更加順利地展開，從而為中國佛教研究打開新的局面。 蘇轼詩雲：“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因此，當代史是最難寫的。距離太近，難以把握全局；時段太近，難以對正在發展中的事物作出定評。所以，歷史往往由後人撰寫，任後人評價。論述半個世紀以來的佛教研究史，也存在同樣的問題。不過，今人評價近事，因為同為親身經歷，多一番後人無法感受的真切；貼近觀察，也能比後人了解得更為准確。猶如管中窺豹，雖然不可能把握豹子的全貌，但窺見的那塊花斑卻是鮮明的。本文只是管中窺豹，謹以此就教於方家。 2007年3月3日於通州皇木廠 《方立天文集》，全六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10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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