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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嚴法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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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士文章
林克智居士：金陵刻經處與近代居士佛教
金陵刻經處與近代居士佛教 ◎林克智 著名的社會活動家、近代佛教復興的先驅——楊仁山居士創辦的金陵刻經處，已歷130個春秋。回顧刻經處130年來對佛教乃至我國文化界發生的重大影響與貢獻，對促進今後的弘法事業是大有好處的。金陵刻經處和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把握時機，組織召開“金陵刻經處與當代佛教學術討論會”，此舉無疑大有功德。借此機會，我想談一些金陵刻經處在近代居士佛教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金陵刻經處的創設 金陵刻經處是我國近代史上第一家由居士創設的佛教文化機構。金陵刻經處的創立對我國近代佛教的復興和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楊仁山居士自鹹豐末年(1861)幾度閱讀《大乘起信論》後，忽然明悟論中奧旨，遂對佛教產生了信仰，在佛經中找到了安身立命之處，於是“一心學佛，悉廢其向所學”。同治三年(1864)楊仁山居士學佛幾年，只是個人摸索，不僅師友難遇，甚至找尋一本佛經都十分困難。江南是佛法興盛之地，為什麼佛經如此難覓呢？其原因就是當時經太平天國戰亂，太平天國勸男女老幼信奉“拜上帝教”，佛教寺院及經典大都毀於兵災。在居士主持江寧工程局期間，遇到局中的王梅叔先生是位對佛學頗有研究的人，於是二人一見如故，經常在一起切磋佛學。後經王梅叔的介紹，又認識了魏剛己、劉開生、張浦齋、曹鏡初等志同道合的學佛者。他們經常聚會討論研究學佛弘法大事，一致認為未法時期要弘揚正法，首先要刻印佛經。同治五年(1866)，楊仁山居士在南京約集十多位同志，分別勸募經費，創辦了“金陵刻經處”。起初，由楊仁山居土在南京城內的北極閣借得一片土地，蓋了一處儲存經版和經書的場所。後來，這塊地皮因產權發生糾紛，居士不得已就把經版、佛書儲存到位於南京花牌樓租賃的住宅中。為了使刻經處有個永久的場所，居士在南京城內延齡巷內買了一塊21畝(1.4萬平方米)大的土地，建造了私宅130間新房，楊仁山居士一家30余人連同刻經處全部搬了進去，這就是現在的金陵刻經處所在地，只是大門已改在淮海路上了。 楊仁山居士為發展刻經事業，於光緒二十三年(1897)將全部宅第捐贈給金陵刻經處，楊家的後代也就分批地搬走了。居士不僅在臨終前捐獻私宅，還將從歐洲購回的各種科學儀器賣掉以充刻資，足見他致力於刻經事業的無我精神為世所罕見。 精選、精校、刻印佛典並廣為流通 金陵刻經處的成立，意在精選、刻印佛典，廣為流通，便利四眾的請閱；並保存和整理佛教文化遺產，促進佛學研究的開展，貢獻甚大。對近代佛教——特別是居士佛教的傳播和復興，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楊仁山不僅在國內遍訪古剎搜求佛典，還因1878年於倫敦結識了日本著名的佛教學者南條文雄，從日本求得我國唐宋古德的遺疏著述300余種，如《中論疏》、《百論疏》、《唯識述記》、等久已失傳的逸書。他還從朝鮮訪得《華嚴三昧章》，從日本購回《弘教藏》全部。為刻印經典，仁山居士認真閱讀，仔細校勘，然後定出“必刊、可刊、不刊”三類，分主次先後刊刻流通。在楊仁山居士的主持下，金陵刻經處還規定三不刻：有疑偽者不刻；文義淺俗者不刻；乩壇之書不刻。因此，由他主持刊刻的經書，均為上乘之作，被學術界稱為“金陵善本”。楊仁山居士有感於日本編印的《續藏經》駁雜凌亂，就計劃另編《大藏輯要》，擬刻印經籍460種，計3200多卷。“此書專為初學而輯，分別部類，以便檢閱”，在其逝世後終於出版。 金陵刻經處自創立至宣統三年(1911)楊仁山居士逝世，40余年間刻印經典2000余卷，先後流通經書百萬余卷，佛像10余萬幀，對佛典的出版和普及作出巨大的貢獻。在金陵刻經處的影響下，如北京刻經處、天津刻經處等都相繼建立，上海佛學書局也隨著創辦。 注重佛學研究，興辦佛教教育，開創一代居士學佛新風 楊仁山居士創辦金陵刻經處，不僅刻印和流通佛典，還從事佛學研究。他的思想博大宏通，自稱其佛學思想是：大乘之機，啟自馬鳴；淨土之緣，因於蓮池；華嚴法界，遵循方山；參祖印可，則景仰高峰。“教宗賢首，行在彌陀”則是他本人所主的信仰。楊仁山居士所注釋的佛教經論主要有《大宗地玄文本論略注〉四卷，《佛教初學課本》並《注》各一卷，他的著作尚有《十宗略說》一卷、《觀經略論》一卷、《等不等觀雜錄》八卷等，此外他還注釋了不少儒道兩家的典籍。楊仁山居士在金陵刻經處“日則董理工程，夜則潛心佛學，校勘刻印而外，或誦經念佛，或靜坐作觀”，可見他是學修結合的實際修行者，居士的真參實學精神影響了一代學風，故梁啟超說：“今代治佛學者，十九皆聞文會之風而興之。” 楊仁山居士深感當時許多僧人不懂佛學，佛教界人才奇缺，因而創辦佛學學堂以培養人才已成當務之急，他除自辦佛學教學之外，更具文呼吁社會辦學。他在《釋氏學堂內班課程刍議》的開頭就說：“蓋自試經之例停，傳戒之禁弛，以致釋氏之徒，無論賢愚，概得度牒。於經、律、論毫無所知，居然作方丈開期傳戒。與之談論，庸俗不堪，士大夫從而鄙之，西來的旨，無處問津矣！”教風的不景氣，實因佛教教育不力，致人才缺乏之故。1907年秋，他在金陵刻經處設祗洹精捨，自編課本，招生教授佛典，並“以英文而貫通華梵”。 祗洹精捨就學者有出家人，也有在家居士，雖僅十余人，但大多是傑出之士，並且後來都成為著名的佛教學者或佛教社會活動家。據《太虛大師自傳》的記載，當時的青年學僧有：太虛、棲雲、了悟、善亮、仁山、惠敏、開悟、智光、觀同等，俗眾則只記下邱明，後來邱到支那內學院任教。《太虛大師年譜》宣統元年(1909)條還載：“與梅光羲、歐陽漸(竟無)、邱明，亦有同學之誼。”其中梅、歐陽二人不是蹊洹精捨時的同學，都是早期從楊仁山居士學佛。先後出於居士門下的學人尚有譚嗣同、桂伯華、李證剛、黎端甫、李澹緣、孫少侯、高鶴年等人。因經費不敷，精捨只辦兩年。宣統二年(1910)，楊仁山又與同人在金陵刻經處創辦“佛學研究會”，本復興佛教之旨，針對佛教衰微之象，力圖振衰起弊。參與者多為當時學界名流，公推楊仁山為會長。 洹精捨雖只辦了短短的兩年，但其影響深遠。因為它不同於當時各種各樣的僧教育組織，精捨以真正培養佛教人才為目的，並具有弘法於世界的眼光(重振印度佛教是祗洹精捨創辦的目的之一)，具有高等僧教育的水平，是其它僧教育的機構難以比擬的，故印順法師說：“為佛教人才而興學，且具有世界眼光者，以楊氏為第一人。”太虛法師說：“祗洹精捨乃我國高等僧教育之始。”在楊仁山居士的指導下，一批卓越的佛學人才出現了——譚嗣同專於華嚴，桂伯華精於密宗，黎端甫善於三論，章太炎、謝無量、梅光羲、李證剛、歐陽竟無均擅長於法相唯識。 楊仁山居士殁後，歐陽竟無又創辦支那內學院於金陵刻經處。後又於內院設“法相大學”特科，使絕響千年的法相唯識學重放異彩；太虛大師則創辦佛學院於武昌。缁素兩師同弘法相唯識，同為佛學思想界巨擘，而他們在法義上的不同見解，卻推動了近代佛學研究的發展。 支那內學院學人畢集，呂徽、王恩洋、黃忏華、陳真如(銘樞)、熊十力皆列於門下，梁漱溟、湯用彤及梁啟超亦從而問學。後來梁啟超、湯用彤、梁漱溟、熊十力等至北京大學、復旦大學、東南大學等校任教，使佛學走向高等學府的講壇。 居士佛學還通過當時維新派人物譚嗣同、梁啟超以及國民革命時期的革命黨人如章太炎等向政界滲透，間接地影響了當時的社會政治生活。 祗洹精捨與佛學研究會不同於古老的教學方式，它是一所新式教育制度的僧學堂，開創了中國佛教教育及一代居士佛學的新風，後來各地佛學院的興辦與佛學研究機構的成立，亦多受其影響。 金陵刻經處在近代居士佛教中所起的重大作用 金陵刻經處是我國近代史上第一家由居士創辦的佛教文化機構，它在經籍刊刻流通、佛學教學、佛學研究等方面均創立了卓有成效的業績，在以上幾節論述中都已作了明白的展示，可以肯定：金陵刻經處在楊仁山居士的倡導下所取得的成績，及其對近代佛教的影響是十分巨大的。楊仁山居士的功績是肯定的，正如太虛法師贊楊仁山為“中國佛學重昌關系最巨之一人”；趙樸初居士則說：“近代佛教昌明，義學振興，居士之功居首。” 金陵刻經處是在清末佛教衰微之時創建的，由於刻經處同人的努力，對我國近代佛教的復興作出了巨大的貢獻。我國現在正處於國家繁榮昌盛，佛教事業空前發展的大好時期。但因歷史的原因，人才奇缺、四眾素質偏低的現象亦仍存在。在居士學佛方面，雖然在許多地方都已恢復佛教居士林組織，但是活動尚未走上規范，在有些地方甚至以佛事活動大搞經濟收入，偏離了學佛的方向。為使佛教事業能如法、健康地發展，總結和汲取金陵刻經處在弘揚正法中的寶貴經驗，對振興佛教與弘揚佛教文化以淨化人生，無疑是適時而必要的，願以此共勉！ 摘自《祥和灑脫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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