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論佛教哲學對宋明理學的影響
胡曉光
佛教哲學是一種體系龐大邏輯性極為嚴密的哲學學說,它在中國哲學思想史上有著巨大的推動作用和深遠的影響。在某種意義上講,不懂佛教哲學就不會真的全懂中國傳統哲學,屬於純中國傳統哲學的最大學派是宋明之際的理學;宋明以降理學是中國官方哲學,正統的理學家們認為理學是繼承發揚孔孟儒學,使孔孟之道哲學理論體系邏輯系統化,極大地豐富了儒學傳統觀念,從儒學傳統的倫理學維度的人學過渡到純哲學維度的人學,闡千古聖心之密意。
其實是否如此,我認為這只是表面上的現象,究其理學理論思想實質,我們不難發現,沒有佛教哲學的影響,所謂的宋明理學是無法形成的。何以故,漢唐八百年間儒學在哲學上曾受兩次重大沖擊,漢末魏晉之際玄學興盛,玄學以研究三玄義理為旨窮究宇宙本體,玄學以純哲學維度批判儒學,一時玄學甚隆,隨後佛教哲學又占居中國哲學史上的主流地位,以出世究竟之法破儒學世間之法。深受玄學、佛教哲學長達數百年壓抑的儒學,在宋明之際,由於佛教受到政治上的禁控,使得儒學有了發展的機遇。不過儒學者們改變了傳統的解經方式,自覺地從哲學邏輯上著眼,把儒學的基本觀念范疇、命題發展成理論哲學的高度,用深刻的本體論、認識論來闡釋儒學思想,史上稱這以後的儒學為道學或理學,其義無非是指以“道”本或“理”體為理論核心范疇。雖使得宋明理學發展成為一種純哲學,但我們認為是佛教哲學啟發了理學家,在佛教哲學沒有傳人中國前,中國沒有一種是純哲學學說,只有在佛教傳人之後,中國人才領受佛教的純哲學精神。宋明理學家們都不同程度地受過佛教哲學的洗禮,深知佛教哲學的深刻度,但是他們是受一種門派觀念的驅使,為了顯揚孔孟之道,但又無法回天,只好盜佛教哲學思想變為已有,理學受佛教哲學禅宗和華嚴宗影響最大。
在理學中又有兩大學支,一是理學,二是心學。在哲學觀念上看,理學派是一種客觀主義,心學派是一種主觀宅義,理學派把“理”當成世界的終極本體,“理”是產生萬有的根據,心具此理,是別理,心外之理是總體之理;心學派把“理”當成主體精神的本性,心即理,心即性,宇宙萬有以心為本體。因此陸九淵說“宇宙即吾心一“吾心即宇宙”。理學與心學在哲學本體論上是分別受到佛教哲學性相二宗的影響,理學的心理二元論是受相宗哲學的影響。佛教相宗哲學認為法身有兩種,一是總體法身,二是別體法身;總體法身就是清淨法界,即宇宙萬有的共相終極本體;別體法身就是主體心靈的本性;總體與別體即有聯系又有區別,理學家們在其哲學本體論上就是繼承了這種觀念。心學的心理二兀論是受性宗哲學的影響,佛教性宗哲學認為,萬法由心而生,心性之體就是宇宙終極本體。所謂“萬法唯心”就是此義,理是性理,本心即是真如之心就是如如之理,心學家們在其哲學奉體論上就是繼承了這種觀念。
雖然“心”“理二一派本體論觀念來源於性相二宗哲學,但是我們要認清,他們已把性相二宗哲學觀念給形而上學化了。佛教哲學是一種體認哲學,沒有修證就無法徹底感悟終極本性。而宋明理學則落於凡情思辯的窠臼,雖然在其理論中也有修心與格物之說,但是他們終究沒有明其真心所在,見其真性何然。理學家們從世間法的維度,參考了一些佛典與禅學語錄,用分別心揣測經義,結果所形成的理論無非是虛妄分別而已。雖然宋明理學的哲學觀念,在佛教哲學維度看是一種世間有漏之法。但是要從文化史上看,我們又不能不給予其高度的評價。
理學同一切哲學一樣,都是為了求本見體尋求終極關懷,為實現人生終極價值而探索,這是生命升華的動力,是人的最可貴之處。理學家們能夠自覺地求助佛教哲學來充實其理論思想,不能不說是一種卓見;同時我們也要看到佛教哲學的價值,它對宇宙人生的洞察,對人類理性的反省,對概念的邏輯分析,都有著深刻獨到的見解。今天我們研究佛教哲學、實現佛教人生觀是有著巨大現實意義的。通過對佛教哲學對理學思想的影響問題的研究,我們會澄清一些問題,如在本體論上什麼哲學本體論是有效的,在認識論上什麼修證方法是合理的;理學家雖然體系龐大思辯性深,但是它是一種認知與實踐脫節的哲學,結果,是一種永遠不結果實的智慧之花。與之相反,佛教哲學是行知合一的生命智慧學,知其理、行其法就必定成就終極自自,徹悟萬有奉體。宋明理學對於我們佛教徒來講,是一個歷史教訓,它告誡我們僅追求真理之情不行,還要有親證之志,解行相應,萬不可用俗心揣測聖義,最終在生命之上無有半分受用。只有具足佛教戒定慧才是徹底解決宇宙人生終極之迷的方法。
摘自《菩提樹》1994年5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