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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曾文教授：愛國愛教，垂范千秋――紀念圓瑛大師圓寂50周年 　（點擊下載DOC格式閱讀）

	愛國愛教，垂范千秋――紀念圓瑛大師圓寂50周年 　　　　　　　 　　1953年中國佛教協會成立，是中國佛教史上的重大事件，標志著中國佛教進入新的發展階段，進入中國佛教信眾超越民族、宗派的界限實行大聯合大團結，攜手推進佛教與新時代、與社會主義社會相協調相適應的新的歷史時期。 　　在今天紀念中國佛教協會成立50周年之際，我們不能不懷念一切在中國民族民主革命中，在振興中華民族佛教的事業中作出卓越貢獻的高僧大德，向他們的英靈表示深切的敬意。在這當中，就有中國佛教協會第一任會長圓瑛大師。在他的曲折而光輝的一生中所表現出來的愛國愛教的精神，長期受到僧俗信眾的贊頌，鼓舞著一代又一代的僧眾為中華民族的復興，為中國佛教事業的發展，為實踐大乘佛教“莊嚴國土，利樂有情”的菩薩行願，而奮發精進，努力拼搏。 　　一、愛國愛教：曲折而非凡光輝的一生 　　圓瑛大師(1878－1953)，福建省古田縣人，俗姓吳，幼時學習儒學，年十八歲時到福州鼓山湧泉寺出家，先後師事增西、冶開、寄禅(敬安)諸法師為師，又到各地游方參谒名師，對中國佛教的禅、天台、華嚴、淨土諸宗有濃厚的造詣，一生精研《楞嚴經》，對諸宗思想和各種法門做到融會貫通，尤重禅淨融合，禅淨雙修。 　　中國佛教從清末以來處於十分衰敗的狀態，日益脫離社會的廣大民眾。在西方列強紛紛將侵略的魔爪伸向中國，通過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手段對中國進行殖民地半殖民地統治的過程中，在民族愈益積貧，國家瀕臨危亡之際，中國佛教也面臨滅亡的危機。在種情況激發教內僧俗信眾的有志者起來為振興佛教而奔走呼號，或創辦印經事業，或組織地方的和全國的佛教團體，或創辦學校培養僧才，或拯救修復陷於頹敗的寺院，一時間出現近代史上振興佛教的生氣勃勃的局面。 　　正是在這種形勢下，圓瑛大師聯合師友為佛教振興而南北奔波，奮斗不息。1913年參與籌劃成立中華佛教總會，被選任參議長、教務主任；1929年中國佛教會成立，當選為主席，此後連任七屆主席和理事長，為保護中國佛教的合法權益，維護佛教的存在和發展，推進中國佛教適應時代的進步，抗衡外國宗教文化的浸透，在困難條件下積極開展弘法利生事業等，做出不朽的貢獻。 　　圓瑛大師一生奉先德的“利生為事業，弘法是家務”的遺訓，展轉各地，以從事弘法利生為要務，致力於創辦學校，培養僧才，講經說法，研討佛法，寫講義，撰著作，聲名遠揚叢林之間，受到教內外人士的廣泛贊揚。先後住持的歷史名剎有福州雪峰崇聖禅寺、寧波七塔報恩禅寺、天童禅寺、福州鼓山湧泉禅寺、瑞峰林陽寺等。所到之處，致力於戒法清規的整肅，寺院的修復，提倡五眾團結，興辦社會慈善福利事業等，在極為困難的環境中為維護佛教的生存，增進佛教與社會民眾的聯系，付出心血，做出巨大的努力。 　　圓瑛大師的弟子明旸法師在為《圓瑛大師年譜》寫的序中說：“大師畢生熱愛祖國，熱愛人民，主張祖國統一，反對外來侵略，維護世界和平事業的事跡感人至深。” 　　最使人欽佩的和受到社會廣泛贊頌的是圓瑛大師在抗日戰爭的年代的傑出表現。在1931年日本帝國主義制造九一八事變，侵占我東北三省後，全國各界紛紛起來聲討，並展開各種形式的斗爭。在這種形勢下，佛教界以圓瑛為代表的愛國僧人也表現出大無畏的民族氣節，開展反對日本侵略者的斗爭。圓瑛以佛教界領袖的身份，通告全國佛教徒，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暴行，號召建立護國道場，並致書日本佛教徒，呼吁他們與中國佛教徒一道制止日本軍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 　　在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後，在國將不國的危急關頭，中國抗日戰爭全面展開。各界紛紛響應支援。圓瑛大師召開中國佛教會的理監事緊急會議，號召中國佛教徒積極參加抗日救亡運動，並且擔任中國佛教會災區救護團團長，組織僧侶救護隊，奔赴前線進行救護傷員和難民的工作，又到各地幫助建立抗日救護隊，舉辦難民收容所和佛教醫院，收容和醫治難民和受傷的戰士。為籌集資金，他攜明旸法師到南洋諸地募捐，以其熾熱的愛國熱誠感得華僑踴躍捐獻，他將此款項寄回祖國以作抗日救護之用。在1940年9月，圓瑛大師剛從南洋回來，在圓明講堂蓮池念佛會即將成立之際，凶殘的日本憲兵隊突然湧入寺院將圓瑛、明旸師徒二人以“抗日”的罪名抓到憲兵隊，嚴刑拷問，後解往南京日本憲兵司令部的監獄關押。對於這段經歷，明旸法師在《圓瑛大師年譜》的序中回憶道： 　　憲兵們面目猙獰，虎視眈眈，情況非常緊急，非言語文字所能形容，唯師一心念佛，平靜如常。每當夜闌人靜，萬籁俱寂時刻，日本憲兵就對先師進行嚴刑審訊，態度野蠻，幾瀕於危，師以從容陳辯，理直氣壯，義正辭嚴，堅持了中國人民大無畏的民族氣節。 　　日本侵略者見嚴刑高壓制服不了圓瑛大師，便勸誘他出來與日本合作，然而皆遭到拒絕。圓瑛大師出獄後，始終沒有向日本侵略者屈服，更沒有與日本合作。他對外宣稱閉門謝客，在潛心研讀經典的同時，時刻關心國家的命運，曾致書北京中國佛學院的師生，鄭重叮咛：“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佛教興衰，教徒有責。” 　　從這裡，展現我們眼前的是繼承中華民族優秀傳統的一位愛國志士的高風亮節，是一位愛國愛教老法師的“威武不能屈”、剛正不阿的大無畏的民族精神。 　　1942年6月他在天津佛教居士林發表的《和平與慈悲》演講中提出：“政必教以相成，是知愛教，即所以愛國也”，明確地提出愛國與愛教不可分離的思想。 　　1949年新中國的成立，標志著中國人民進入建設民主、自由、富強、幸福生活的新的歷史時期，是中華民族走上復興道路的起點。年已七十四歲的圓瑛大師對於新中國的成立表示歡欣鼓舞，響應政府號召加強愛國組織，提倡團結，領導僧眾生產自養，適應新的社會環境開展傳法活動，並發揮大乘佛教的慈悲利他的精神積極投身國際維護世界和平的運動。 　　1952年9、10月間，圓瑛大師赴北京出席亞洲及太平洋和平會議。在會前廣濟寺召開的佛教人士座談會上，他發表《愛教必須愛國》的講話，說中國佛教徒與各界人民一樣熱愛祖國，參加愛國運動，明確指出：“參加愛國主義的學習和參加愛國主義運動也是弘法利生的一種方式”。他在參加亞洲及太平洋和平會議期間，與來自各國的朋友一道一致反對戰爭，保護世界和平。他會後回到上海，在圓明講堂舉辦水陸道場，祝願國運昌隆，人民幸福安樂，消除災害，世界永遠和平，將收入供養各地名山清修僧眾。此後發表《全世界佛教徒行動起來，為爭取民族獨立和保護世界和平而奮斗》的文章，提出佛教的教義具有國際主義精神，號召世界佛教徒參加國際主義的和平運動。 　　1953年6月中國佛教協會成立，一致選舉年已七十六歲的圓瑛大師擔任會長。然而此時大師已經重病在身，9月19日於寧波天童寺在眾僧的念佛聲中安詳地圓寂。上海觀音庵大悲法師敬作挽聯曰：“愛護祖國，致力和平，遺囑勉僧人，俗谛圓融歸淨土；宗尚楞嚴，教留法匯，芳名長佛會，寂光常照遍河沙。”玉佛寺住持葦舫法師的挽聯曰：“愛國情殷，曾為擁護和平，不辭勞瘁赴京華，吾教光榮作使者；度生誓廣，方賴主持佛協，豈料功成歸淨域，人天悲仰導師。”當時佛協副會長兼秘書長趙樸初先生的挽聯曰：“東土廣敷講席，南天屢設經筵，稱性而談，無盡音聲雄一吼；去年隨喜人和，今歲觀成佛協，所作已辦，雙嚴福慧遂三求(按：求福求慧求生淨土)。”皆形象地反映了圓瑛大師光輝的一生和崇高的愛國愛教的精神。 　　圓瑛大師一生著述頗豐，有《楞嚴經講義》、《大乘起信論講義》、《圓覺經講義》、《金剛經講義》、《阿彌陀經講義》及《住持禅宗語錄》等20余種，後被編為《圓瑛法匯》行世，傳播廣泛，至今流傳。 　　圓瑛大師，是中國近現代的傑出高僧之一。魯迅在《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的文章中曾說：“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捨身求法的人，……雖是等於為帝王將相作家譜的所謂‘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們的光耀，這就是中國的脊梁。”傑出人物代代都有，行行都有，他們是每一個時代中國的脊梁。圓瑛大師就是那種屬於“中國的脊梁”式的優秀人物。 　　二、感人肺腑的遺囑 　　在圓瑛大師病危之際，留下遺囑一篇。全文不長，據明旸法師《回憶圓瑛法師》(載《名僧錄》)，敬錄如下： 　　余一期將盡，力疾還山，身托祖庭，心棲淨土，於茲當長別，願留數言： 　　一、社會道德，普遍提高，時節因緣，不可思議。凡我佛子，各宜精進，力行十善，勤修六度，行菩薩道，報眾生恩。各宗各派，同宣斯義；出家在家，各盡其力，互助無爭，團結第一。 　　二、余以衰年，幸逢盛世，去歲晉京，參加和會，得見開國之偉大氣象，及各邦人士對吾國之衷心愛敬，使余於祖國建設與保衛和平事業增加無限信心，深感毛主席領導英明，曠古未有。願我全國佛教徒同心同德，積極參加愛國運動，致力和平事業。應思利民護國，饒益有情，乃成佛之基，眾善之首。 　　三、四大幻住，遷化隨緣，身後安排，宜從簡約。發訃開吊，世俗所為，悉當免除，毋增罪咎。 　　公元1953年8月15日 　　詞語真切感人，飽含愛國愛教的深情厚意，可謂擲地有聲，不知感動了多少教內外的人士，至今讀來仍感人肺腑，從中可以得到深刻的啟示。 　　第一，勸勉中國僧俗佛教徒努力修持與世間道德互相融通的“十善”：不殺生、不偷盜、不邪YIN、不妄語、不兩舌、不惡口、不绮語、不貪、不嗔、不癡；並且應實踐大乘佛教的菩薩之道“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禅定、智慧，從事弘法利生，報答眾生之恩。提倡彼此互助，團結協作，投入祖國的建設事業。 　　第二，對自己進京參加亞洲太平洋和平會議和國慶大典的感受記憶猶新，對新中國的建設事業和保護世界和平的事業充滿信心，號召全國佛教徒積極參加愛國運動，致力維護世界和平的偉大事業。 　　第三，認為佛法不離人間，致力於利益民眾，保衛祖國，就是“成佛之基，眾善之首”。 　　第四，要求遵奉佛法教義，喪事從簡。 　　這篇遺囑所蘊含的深刻內容，要求佛教徒愛國愛教的思想，可以說至今仍有現實的意義。 　　三、一代楷模，垂范千秋 　　圓瑛大師圓寂已經半個世紀，無論是中國還是世界形勢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動。現在舉國上下高舉鄧小平理論的偉大旗幟，遵循黨的十六大的精神，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積極投身到建設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實踐之中，進取創新，努力奉獻。中國廣大佛教徒也在自己的崗位上為社會主義兩個文明建設積極作出貢獻。 　　在這種形勢下，紀念一代愛國愛教的楷模――圓瑛大師圓寂50周年，具有特殊的意義。我們應當從圓瑛大師的非凡經歷中，從他貫徹於一生的愛國愛教的精神中，汲取教益，汲取營養，汲取力量。 　　結合當前時代的特點和社會現實，筆者認為有這樣幾點在今天特別應當強調： 　　一、作為一個中國佛教徒對自己的天職――愛國愛教，應當具有清醒的認識，並且將此貫徹到自己一切行動之中，貫徹到弘法利生的社會實踐之中，無論碰到什麼艱難險阻，都不能為之動搖，為之退縮。 　　二、應當對新世紀佛教的建設，佛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在適應中求得發展的時代課題，具有強烈的使命感，以自己的實際行動為推進佛教的自身建設――信仰建設、道風建設、人才建設、教制建設、組織建設以及佛教文化建設做出貢獻。 　　三、佛教應當隨順時代進步，發揚《華嚴經》中“不離世間成就出世道”和《六祖壇經》中“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的思想，實踐與時俱進的人間佛法，關懷人生，貼近人生，在弘法中利益民眾，為淨化人心，安定社會，保護自然環境和生態平衡，維護世界和平而精進不息。 　　四、像圓瑛大師那樣精研佛法，勤於著述，並且結合時代特點用民眾容易理解的語言解說佛經深義，善於運用佛教中的諸如五戒、十善和六度等教理來勸化信眾模范遵守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道德，促進社會精神文明和道德的建設。 　　雖然進入21世紀以後，人們仍將不斷面臨各類新出現的問題，然而，可以斷言，作為一個佛教徒的愛國愛教的天職是不會改變的。圓瑛大師非凡的一生中所表現出來的愛國愛教的精神，將垂范千秋，永遠激勵著一代又一代的僧俗信徒發揚愛國主義精神，為“莊嚴國土，利樂有情”而努力奮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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