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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宇烈教授：楊仁山先生小傳 　（點擊下載DOC格式閱讀）

	楊仁山先生小傳 　　　　　　　 楊文會，字仁山，生於清道光十七年(公元1837年)，死於清宣統三年(公元1911年)，石埭(今安徽石台)人，清末著名的佛教居士。 　　中國佛教發展到清代，已日趨式微，高僧難得，學理無新。乾嘉時期，一部分理學家，如彭紹升(尺木、際清)、羅有高(台山)、汪缙(大紳)等，對佛學有著濃厚的興趣，大力予以提倡，被後人稱為“理學別派”(張之洞《書目答問》中語)，其影響且沿及龔自珍、魏源等人。至清末，隨著西學的傳入，佛學也出現了一個新的轉機，並在近代中國思想界、學術界產生了極為廣泛的影響，乃至成為近代中國一股不可忽視的社會文化思潮。近代中國發生的佛學振興運動，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與楊文會居士為振興佛學而獻出畢生精力的辛勤工作也是分不開的。梁啟超在其《清代學術概論》一書中說：“晚清所謂新學者，殆無一不與佛學有關系，而凡有真信仰者，率歸依文會。”這一分析是符合歷史事實的。中國近代一大批政治家、思想家、學者、高僧，如梁啟超、譚嗣同、章太炎、宋恕、汪康年、沈曾植、陳三立、夏曾佑、歐陽漸、釋太虛等，都曾直接受到楊文會倡導佛學的影響。 　　楊文會出生於一個官宦之家，書香門第。其父楊樸庵，進士出身，官部曹。然楊文會早年不喜舉子業，性任俠，好讀奇書，凡音韻、歷算、天文、輿地，以及黃老莊列，無不研讀。同治三年(1864年)，他於病中反復誦讀《大乘起信論》，有所領悟，於是進一步尋求佛經研讀。不久，得讀《楞嚴經》，對佛學發生了更為濃厚的興趣。從此，他“一心學佛，悉廢其向所為學”(《楊仁山居士事略》)，並把自己的一生獻給了佛教的振興事業。 　　同治五年(1866年)，楊文會移居南京，結識了一批佛學同好，如王梅叔、魏剛紀、曹鏡初等。他們經常在一起切磋佛學，深感當時佛教之所以衰微，與佛教典籍的散佚、經版的毀滅，大藏經流通的不便等有著直接的關系。因此，他發願要恢復刻經事業，刻印方冊本佛經，以便廣泛流通。為此，他親自擬訂刻經章程，集合同志十余人，分別勸募刻經，並創建了金陵刻經處。同時贊助楊氏刻經事業最有力者有鄭學川(後出家，法名妙空)，在揚州創立揚州藏經院(江北刻經處)；又有曹鏡初在長沙創立長沙刻經處等。這幾處刻經處以金陵刻經處為中心，根據統一的刻經版式和校點體例，互相分工合作，為近代佛教典籍的刊刻，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楊文會主持金陵刻經處事務四十五年，原計劃要校刻大藏經一部，另為初學者刻大藏輯要一部，以及選編藏外重要逸著若干種等。但由於種種困難，這一宏願最終未能完成。然就已刻印出版的三千余卷，幾百種佛典來看，其功績已是十分巨大的了。試舉其要者言之，如楊氏對華嚴宗著述，特別是對賢首法藏著述的收集、整理、校訂，為研究華嚴宗思想提供了系統的重要資料。在法相唯識宗著述方面，楊氏校刻了佚失已久的窺基《成唯識論述記》等，在當時引起了思想界、學術界的極大興趣，促進了近代法相唯識學研究的開展。此外，楊氏匯刻的《大乘起信論疏解匯集》、《淨土經論十四種》、《古逸淨土十書》等，也都對近代佛學的研究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總之，楊文會主持刊刻的佛典，不僅包括了許多宋元以後的重要佚著，而且對所刻典籍都做了十分精審的選擇、校勘和句讀。因此，從版本學上講，金陵刻經處(包括江北刻經處、長沙刻經處等)所刻的各種方冊本佛典，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是我國近代一部重要的佛典版本。 　　楊文會在培養佛學人才方面也花費了許多心血。楊氏對當時國內僧侶“不學無術，安於固陋”的狀況很不滿意，認為要振興佛教，必須“自開學堂始”。為此，他曾親自訂立了一個“釋氏學堂內班課程”的計劃，主張“仿照小學、中學、大學之例，能令天下僧尼人人講求如來教法”，並且認為，只有受過這種教育的僧尼“方能作方丈，開堂說法，升座講經，登壇傳戒，始得稱為大和尚。”(《釋氏學堂內班課程刍議》)經過多年的努力，1908年楊氏在金陵刻經處辦起了“祗洹精捨”，入學僧俗共有二十余人。可惜由於缺乏經費，只辦了兩年就停辦了。後來在中國近代佛教和佛教教育發展中有相當影響的太虛大師，就是這一期的學生。1910年，楊氏又發起組織了佛學研究會，自任主講，四方來學者也甚多。近代著名居士歐陽漸即是於此時依侍楊文會的。楊氏逝世後，歐陽漸受囑主持金陵刻經處，之後他又創辦了“支那內學院”，也為近代中國培養了一大批佛學研究人才。 　　楊文會在佛教教理方面推尊華嚴學說，而在實踐上則笃行淨土法門。他認為，華嚴宗創始人賢首法藏和清涼澄觀的學說可溯源於龍樹、馬鳴，而這兩位菩薩乃是“釋迦遺教中之大導師也。西天東土，教律禅淨，莫不宗之。”(《與某君書》)因此，楊氏在經典方面特別推崇《大乘起信論》。賢首法藏借《大乘起信論》發揮《華嚴經》思想對楊文會影響極深。他堅信《大乘起信論》是馬鳴所作，甚至主張以此論為本，建立“馬鳴宗”。為此，他還精心注釋了同樣托名馬鳴著的《大宗地玄文本論》，並認為此論“總括釋迦如來大法，無欠無余，誠救弊補偏之要道也。”(《與李小芸書》)楊氏對淨土法門有極為深入的研究和獨到的見解。他強調，淨土法門應以觀想、持名兼修為上，以三經一論為津梁。他融會華嚴、淨土，認為“以一切佛法，入念佛一門，即《華嚴經》融攝無礙之旨也。”(《與李澹緣書》)因而，他又大力提倡自他二力並重之旨趣，並就此問題與日本淨土真宗宣揚的純他力淨土法門，展開了論爭。 　　楊氏總的學術取向是，於佛教各宗乃至內外學，均持兼容並包、調和融通的立場。因此，他本人雖“教宗賢首，行在彌陀”，然對於其門下，則各就其所長而引導之，並不強求以一宗一說。他的弟子中既有長於華嚴、三論者，也有長於法相、密宗者，百花齊放，各宗並茂。 　　楊文會在近代中外佛教文化交流方面也作出了重要的貢獻。他於1878至1886年間曾兩次隨曾紀澤出使歐洲，在此期間，他結識了當時留學英倫的日本近代著名學僧南條文雄。此後三十年中，兩人書信往來不絕，結下了深厚的友誼。在南條文雄等人的幫助下，楊氏從日本、朝鮮等處，收集得中國佚失的歷代重要經論注疏與高僧著述二百八十余種，擇要刻印了出來。同時，他也為日本藏經書院刻印的《續藏經》選目提出重要的增刪意見，並在國內多方為之搜集秘籍善本，以供《續藏經》編者選用。他還積極贊同和支持當時錫蘭(斯裡蘭卡)大菩提會達磨波羅長老發起的復興印度佛教的運動。更值得一提的是，楊氏於1894年間與當時在華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合作，把《大乘起信論》譯成英文，流通於歐美。 　　楊文會的全部著作，在他去世後由金陵刻經處匯編成《楊仁山居士遺著匯刻》，於一九一九年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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