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塔寺溥常法師的振興佛教與佛教教育思想
黃夏年
七塔寺是寧波地區四大寺院之一，曾經在我國近代佛教史上做出過一定的貢獻。當代著名的佛教領袖釋太虛、釋圓瑛、釋寄禅、釋道階、釋谛閒、釋寶靜等人都與該寺有著很深的關系，並且先後在擔任過一定的僧職，或者在這裡講經著疏。本文介紹的是七塔寺的溥常法師的有關振興佛教和佛教教育的思想，不對之處，歡迎方家批評指正。
一
20世紀初，是中國社會的一個轉型期的時代，特別是西方殖民主義的入侵，西方思想和科學技術的傳入，使中國傳統思想文化受到了強烈的沖擊。“五四”新文化的運動逢勃發展，無疑對中國傳統思想文化做了一次重新的審視，宗教在這一新文化運動的背景下，受到猛烈的抨擊。佛教經過隋唐佛教的繁榮和宋元明清的衰落，到了清末民初，已經非常衰頹了，法門秋晚，人才不出，理論未顯，經忏維持，被人們看做“死人的宗教”和“鬼的宗教”。溥常法師痛心人心的失落，社會的混亂，佛教的衰頹，他說：“近時海道開通，歐化東漸，耶回天主，雄出列強。種種學說，種種主義，紛然雜糅，哄動全球。爭權利，沒公理，以武器為神聖，塗炭生靈，毫無顧忌。”“東半球佛法遍滿，人類中毒根深，如少食金剛難消。慨夫近歲中華佛教大局，凌弱已達極點，外界刺激疊來而不知自救，實深浩歎淚下。曰寄生蟲，曰麻木鬼，曰睡獅，曰廢人，斯等罵名，罪在何人。”總之，正在處於轉型期的中國社會和末法期的中國佛教，在溥常法師看來，已經到了非挽救和振興不可的地步了，他決心在這方面做出一番成績。溥常法師欲挽救社會，振興佛教，提出了自己特有的思想和看法。歸結到一點，即是愛國與愛教之統一。對整個社會問題，他以佛教作為武器，欲用佛教的思想教義來重新收拾人心，並明顯地表現出愛國的思想。溥常法師用春夏秋冬四時交替的自然觀來說明社會思想的變化。他在《報恩佛學院院刊序》中說：“自生民以來，我國三皇之教簡而素，春也；五帝之教詳而文，夏也；三王之教密而嚴，秋也；降及秦漢，百弊叢生，有不忍聞問者，於是我佛如來一推之以性命之理，冬也。古聖說教，迭相扶持，猶天有四時循環以生成萬物，然至其極也，皆不能無弊者。由秦漢而下千余載，人心不古，異說競出，風俗愈糜愈薄。三教鼎立，互相诋訾，大道寥寥，甚為歎惜。”春夏秋冬代表了不同時期的朝代思想文化，並有不同的特點，如春是“簡而素”，夏是“詳而文”，秋是“密而嚴”，冬是“不忍聞”，反映的是中國文化從產生到成熟，再到衰微的過程。溥常法師的這種觀點，擬看與當時西方流行的進化論學說有些相擬，但是還不能算得上嚴格意義的進化論。因為進化論要有二個標志，一是事物的進化是由低級形態向高級形態發展，二是進化論的形成與所強調的環境有重要的關系，即因為環境的改變，才促使事物發生質的變異，以適應不同環境的要求。溥常法師用四季交替來說明中國思想文化的發展，揭示了思想文化的運動過程，指出了文化思想運動的特點，這個出發點是好的，但是他的目的是要說明事物的衰退遞減作用，而不是要說明思想文化的發展由低級向高級運動的過程，即其所強調的是今不如昔的過程，因此是一種退化論。溥常法師將中國思想文化的衰落期定位在秦漢時期，這是他從佛教的立場做出的判斷，認為在這一時期“人心不古，異說競出，風俗愈糜愈薄”，因此到了後來三教鼎立時，已經“大道寥寥”，佛陀正是在這時以性命之理推出，起到了救世主的作用。這裡的所謂“性命之理”，就是一種道德倫理，即“昔我佛世尊，出世月邦，創立教法，以為一大事因緣故。鹹令法界眾生，開示悟入佛之知見，則以純粹道德為主，食息財物，悉聽護法，捧缽行化。”在佛教本位的前提下，溥常法師勇敢地挑起了救世的責任。他強調：“於今世態的變遷，一天不如一天了，人們的居心和趨向，也是一天比一天壞了。
我們站在佛子地位的人們，眼見著這種的情狀，能忍心袖手旁觀，不能勸化他們嗎？”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改善社會，淨化人生，是佛教的一個優良的傳統。出家人面對日益變化的社會，也不能將自己置之度外，這就是溥常法師的愛國思想的體現。溥常法師還用經典來為自己的做法提出了證明。他說：“《梵網經》雲：一切男子女人是我父母，我生生無不從之受生，故雲六道眾生是我父母。殺而食者，即殺我父母，亦殺我故身。且際此革命期間，血流遍地，殺戮相尋，惡業叢現。如能盡子道，拔濟三有，如此功德，報恩無既。”也就是說，從佛教的立場上看，阻止惡業，反對殺生，更是佛教的一貫傳統，也是佛教最根本的教義。遏制戰爭，尊重生命，既是報答佛恩，又是盡了孝恩，還是一種功德。
溥常法師將佛教僧人的社會責任與佛教的教義統一起來。他又從教外找出理論根據，進一步提出：“東西各國的許多遠見卓識的大哲學家、大思想界，同所公認的。他們都說，挽回世道人心的妙法，搜盡一切宗教，找不到一個相當的，唯有博大精深，至高無上的佛法裡才有。”而且“近今政體變革，社會窳敗，非仗如來大慈大悲之無畏精神，決不能挽回世道人心之言，誠為千古確論。斯時也，中外卓識遠見之志士，勃然興，油然生，欣欣然趣入佛海，以佛學為安恬天理良心之第一歸宿，未始無由。”
以佛法來挽回人心，是當時中國佛教界普遍存在的一種共識，並不是溥常法師的發明，如當代著名佛教領袖圓瑛大師也說過類似的話，認為“今者年逾花國境人桑榆，感目前之浩劫，皆人心所造成。有欲挽回劫運，必須救正人心。欲正人心，惟宏揚佛法。當此人欲橫流，殺機暴發，都為佛法不曾普及，人心未能覺悟所致。” 但是溥常法師不僅強調佛教有挽回人心的功能，更重要的是他強調了僧人的社會責任，特別是他對僧人與社會的關系做了較好的論述。他說：“(前略)第三國家，迩者，政治更新，諸多建設，僧為國民應盡感化之義務。本宗教之勸善，輔法制之未遑。夫聖人出世，欲人盡平安，所以謂堯舜與人同耳。欲息競爭，所以謂會天地與我同體。今之以黨治國，在使人言順而貌從，此但法律以制其外。吾教救世，在使人心化而行善，則明因果以怵乎內，此則先乎神，而次乎人，感其內而制其外。神也者，人民之真精神也，然非語於鬼神邪惑之說。環顧國中，果能發其淨信，修其精神，善其履行，則化干戈為玉帛，轉糾紛為平允者，直轉移間耳。以視喋血經年，治絲(世)益棼者，不其慨歎，即淺而化機少具。禍福之門，則己(回+辶)別，固何患夫政治之不修，社會之不良，真實平等自由之樂而不致哉。”溥常法師指出，即使在法制社會裡，宗教的功能並沒有改變，仍然是起到一個勸善的作用，是法律的補充，即“本宗教之勸善，輔法制之未遑”，做到了這一點，也就做到了“僧為國民應盡感化之義務”。人生的境界是人人做聖人，所謂“堯舜與人同耳”，社會的安定是根本，所謂“會天地與我同體”，佛教在以人心化善，教人明了因果，在人的頭腦中鑄下善惡得報的觀念，正因為有了這個觀念，才能外在表現出自己的行為，這就是“感其內而制其外”。它是與專制其外的汪律是不同的，也是其精神所在。所以他強調，如果人人都有了這種精神，人人都去追求善行，則世界就會沒有戰爭，社會就會變得美好，真正平等和自由就會實現。溥常法師把宗教作為法律的補充，說明它的補世的功能，給法制社會的宗教功能做了正確的定位，這是可取的，也是符合法制社會特點的，他較好地解釋了僧人在轉型社會裡所起到的作用，指出“這種勸化的義務，凡是我僧伽們，都責無旁貸的。這並不是我們自言自語，也不是我們無事找事。”僧人為國家服務，是“應盡感化之義務”，這是他的先見之明，可以看作是當代佛教界裡提倡愛國思想的先行者。他提倡以善為本的真精神，用因果律來約束人心，將佛教的道德觀念給突顯出來，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也可以為人們對佛教的誤解做一些澄清的工作，區別了佛教為鬼神的錯誤看法，這也是非常有意義的事情。
二
對佛教內部的問題，他認為要從教育入手，最重要的是培養人才，加強青年僧人的責任感，熱愛佛教，振興佛教。他認為，佛教的衰退，關鍵還是佛教自身內部的問題，在《教產共和說》中雲：“古佛遺式，緬甸、暹羅猶尊舊制，然而中華佛教形式回別。百丈立清規，馬祖
建叢林，或化主專司，或限期分衛，藉顧老病艱步，何有少年坐食？不意人格漸低，宗風日變，或積缽資以創置，或由損施而坐食，或營靜室以別居，或愛徒眷而私購，積久弊生，皆是各庵僧眾自圖肥厚，不愛教宗，直至今日，愈趨愈下。然法流東土，自漢以來，歷代尊崇，因果明白。滿清末年，橫行侵奪，揣其原故，在不知公益之佛子。教育不興，寺產何益，皮之不存，毛將安附。”
溥常法師仍危在旦夕從他的退化論的觀點出發，將佛教的衰頹，歸結為僧人自圖肥厚，不愛教宗和教育不興這兩點上，前者屬於經濟問題，後者屬於人才問題。特別是後者。他覺得尤為重要，“你看出家的雖多，能知道自己的責任，能做出家之事的，究有幾個呢？這種病根，是由於缺乏教育的緣故。”他指出，由這一結果所帶來的後果是：“現值末法時代，佛法日趨衰敗，外道日漸暴漲，實屬可憂。隨便站在客觀的地位，或主觀的立場上，都能看出佛門的險象來。佛門若不能自振，則一切邪道便要趁機而緊張，將來險象必要牽帶著佛門以俱亡的。” 為了改變這種危險的局面，讓佛教重新走出低谷，再次振興，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說：“我們釋迦老子，拖泥帶水，說法四十九年，談經三百余會，究竟為的什麼？無非就是要建立三寶，救度世界上一切眾生。但是，我們到了現在，眼見佛法快要滅亡的當兒，想什麼方法來，挽既倒之狂瀾，興將頹之風呢？據我目光來看，第一是在尊重僧伽，提高僧伽的生活，養成僧伽的資格。正傳經上說，皈依僧，眾中尊，就是這個意思。”佛法僧三寶，代表了全部佛法，法賴人弘，僧寶是佛法傳承的關鍵。他進一步強調：“(前略)三寶，住持別相一體，三說詳繹，以時間短促，故置無論。僧為三寶數，自己當尊重，若不傳法度眾生，畢竟無能報恩者。” 振興佛教說到底是佛教內部的事情，其它人是不能越祖代庖的，佛門要自振，僧人首先要尊重自己，在眾生中以自己的榜樣作用和人格魅力吸引廣大群眾，贏得他們的尊敬，這才是佛教的真正的出路。而所有這一切，都牽涉到人才的培養。“惟今之僧界，其欲挽頹風倡學校者，頗不乏人。”溥常法師正是看到了這一點，應潮流而動，與時俱進，致力於佛教教育的活動。他說：“溥常杜門偷閒，恰經十載，從前熱心教育之念，將次灰冷，乃近鑒於僧伽舉學之潮流，重以兩序委囑之雅意，大義所責，良心所現，不自揣度，(援)再出任。”這就說明，他也嘗試到過辦佛教教育失敗的痛苦，有過灰心意懶的時候，但是面對佛教界辦學的潮流，寺院兩序大眾的誠懇請求，他不能無動於衷。良心的發現，振興佛教的使命感，讓他再次被感動了，按捺不住的心情，決定再次出山創辦了報恩佛學院，因為“吾侪佛門弟子，為如來使，荷擔大法，義不容辭，但念時當未劫，法運垂秋，布教僧材，實不多得。”雖然他仍然知道會有很多的困難，“徒以長老守舊，後起尚新，意見紛纭，成效莫睹。”但是面對來自各方對佛教的謾罵，“我方袍圓頂，衣裳楚楚，稗販如來之假名佛子，能不羞恥而傷心乎？請問現在清淨大眾，聽聞此等罵名毀辱，能動心否乎？抑願甘心斃欤？”
對於佛教界培養人才的經費，溥常法師主張用寺廟的經濟來辦教育。他在昆明從事弘法活動時，正是近代佛教史上寺產爭奪最激烈的時候，許多地方政府都采用各種手段想法設法將寺產從佛教界的手中搶走，如打著辦學的招牌，將廟產侵吞，佛教界人士為了保護寺產，積極反對，進行自保。時人江亢虎組織社會黨，仿效僧界大同，提倡財產共和的主張。溥常法師非常贊同，認為這個意見很好，寺院也可以實行“教產共和”的做法，為此他專門寫了一篇《教產共和說》，認為馬祖建叢林，百丈立清規，實行教內大同社會，本意是非常好的，但是由於後來教內一些人格低下的人，自圖肥厚，寺產變成不是公益了，佛教的傳統也被破壞。有鑒於此，他在組織雲南漢藏佛教會時，在章程裡規定了寺產有監督交替之權，其目的就是“豈肯任其自私自利，置公益於度外乎？”教產共和的好處在於，“我僧界固有之模范，何忍藐視，當從佛法大局著想，固結團體，注重遠慮。藉此教產之余蓄，正好扶植人材，弘通教道，切毋謂守此產業。”也許有一些人認為，僧人為了寺產，有許多艱辛，現在忽然公開，心裡感到不平衡，對此，溥常法師指出，“獨不思我僧家建寺置產，原為興教結緣，若徒自溫飽，難逃公論。並部文宣布寺產為主體，僧眾為客體，……自後會務進行，學校開創，學生知識開通，必悔悟往日寺產之被侵吞者，原由各人願私，不集合群類以失敗也。將來我二十二省教產共和之問題，決定發生，可以預料者，西藏喇嘛與內地大剎，可以龜鏡。昆明諸山，能破除意見，首先為教產共和之模范，政府曾經核准，聲譽昭著，令人欣佩，如果徒顧目前區區，棄金擔麻，真可惜哉。”當時許多地方政府和豪紳公開掠奪寺產，有的縣裡絕大部分寺廟在短時間內被充公，溥常法師提出的“教產共和說”的目的，並不是在於廟產的歸屬權問題，他是完全從恢復古制和教產整合，資源再分配這個角度來談的。他的這個願望是很好的，教內將寺廟的財產集中起來，確實能辦成一些大事，但是這只是空想而已，因為寺產屬於經濟的問題，寺產在中國歷史上一直屬於各寺廟集團擁有，而且從來沒有整合起來，也不可能整合起來，所以各自的經濟利益決定了寺院不可能實行教產共和，就是他所強調的昆明地區的寺產也沒有做到教產共和，所以溥常法師的願望是好的，但是卻是不能實現的，這只是他的一廂情願而已。不過他提出的“藉此教產之余蓄，正好扶植人材，弘通教道”這一想法，已為一些寺院采用，例如，報恩佛學院的創辦，最終實現了他的辦學想法。
溥常法師對年輕人來完成振興佛教的使命，寄托了莫大希望，傾注了心血，當年輕的僧人去訪問他時，他一再諄諄囑咐：“你們青年的人，第一要知道自己的責任，什麼是你的責任呢？現在時當末法，
社會上的一切，都已經壞到極點了，吾等出家人，亦復如是。……你們現在青年的人，是將來佛教的主人翁，將來佛教的盛衰，全系於你們現在的青年，所以你們要認清自己的責任，應該努力從事學業，如善才之南詢，常谛之束求，藥王菩薩之燃臂，普明大士刎頸，慧可二祖之斷臂，這些都是你們求學最好的榜樣，應該去效仿法的。”溥常法師所強調的佛教前賢善才、常谛、藥王菩薩、普明大士、慧可等榜樣作用，目的就是建立年輕人對佛教的正信，培養他們的佛教感情，知道自己的責任，荷擔如來家業，振興佛法的大任。對佛學院的學生，他強調：“你們都是真實的佛子，既然有志來院求修學，那麼，就應當負起如來的使命, 當那人聲寂靜的清夜裡, 痛思著我們的過去，設想著我們底將來，豎起精神的光明憧來，披起忍辱的铠鉀來，拿著我們底武器，踏上我們底戰線，開始和那魔眷來打仗，大家一致起來，有事大家動手，努力向前奮斗。……我們的立場，是上求佛道，下度眾生，果能如法做去，方能談得上報恩兩個字。同時也才能與報恩佛學院的名義相符的。但我無一刻的時候不是在盼望著你們。” 年輕的佛子痛思過去，設想將來，報答佛恩，堅持“上求佛道，下度眾生”的立場，這是中國大乘佛教的最根本的標志，也是中國大乘佛教的優良傳統之一。溥常法師對青年學僧的厚望令人感動，他的學生也沒有辜負他的期望。他創辦的8年報恩佛學院裡，一共培養了298名學僧，有些人回去後就成為一寺的住持，為振興佛教做出了貢獻。溥常法師認為，振興佛教就是一場同魔斗爭和校量，降魔的活動。他提出“打倒那可惡的魔王，復興我們底佛教，穩固我們底基礎，不致再受他界的侵犯了。”又說“《楞嚴經》雲：‘近則九生，多愈百世。令真修行，總為魔眷’。由此可知，過去的祖師已經給魔眷打過不少的仗了。今者仍然還是與魔眷打仗，當此計窮力盡之際，存亡莫測之秋，撫昔傷今，不由的痛哭流涕了。欲想振其頹風者，可恨魔眷遍地，無所投足，那好進行步驟呢？”他號召大家奮而起之，用驅魔的意志和戰斗力來振興佛教。佛教界人人要明白，“可是現在的事實，明明告訴我們衰敗的樣子，已無可諱言了。產業被人奪去了，寺宇經人拆毀了，佛像給破壞了，我們的僧伽早被人唾棄了。”面對這一情況，“我們應該打起精神來，重整我們的旗鼓，一心向前去奮呼，達到最後勝利而後止，就是不幸而死了，也是值得的。《楞嚴經》上道：將此身心奉塵剎，是則名為報佛恩。這二句話，好比現代的強心針，我們打了，就可以奮發圖強，應該時時把他剌今的啊
。”
三
溥常法師對佛教的儀制改革也有自己的看法，例如對有人提議取消中國歷代佛教儀式中實行的祝釐制，他就持不同的意見。他在《叢林祝釐取消辨》中說：“近聞諸首剎間有取消祝釐者,亦未得的實。姑不妨與閱藏諸同學辨之以自省。我中華變政，毀皇帝行宮，拆寺觀龍碑，原出於專制太酷。人民恨急，抑亦消息盈虛天理使然乎。不意僧界中人，名稱方外，竟附會其說，果是籍故怠慢，或者識量未及過欤。自古清規，聖節祝釐，官憑給田，景命普月，朔望雨晴，祈禳必誠。(援)我佛道之大同，有裨聖王之至治，實竭愛國真忱，豈皇帝一人。要知國以民為本，民以國為家，一家誰無主，無主何為家？家必有主，國必有君，斯明極矣。皇帝君主也，總統民主也，主名之變更，的在權勢之競爭，究竟於國家之本體，又何在有損減毫末乎。本體者民也，故曰國以民為本也。吾僧徒為國民一份子。秉如來大中至正之道，悟明佛性，歸乎至善，發揮妙用，超乎至神，導民於無數之化，跻世於仁壽之域，欽惟國朝優遇，不以世禮相待，重其道也。如何吾徒，不以吾道至誠感其內，而反以外之權勢虛實名為向背。其居心安在乎？曾見上海報章，耶教開會祈禱，各界下旗表敬。近觀南北權利斗戰，罔知生靈塗炭，固敝天理良心，安望修齊治平，定為同業所感，心冀神明默化。藏經雲：毗沙門天王，每歲巡按四部，正五九月治南，(克+寸)期雲集僧眾。理宜誠心懇求，更須逐日祝贊，每飯不忘。庶幾有益於世道人心，決定獲社會歡迎，壇那信施，斯無負負，或曰功課祝願足矣，何拘拘於朔望節例。噫，正眼未來，虛設故事，未思至理，缺少誠意，感應道交，斯言何征？請讀百丈古規，正理昭彰，以是知諸佛妙用，真俗圓融，被俗之儀，不壞假名而談實相；悟真之法，必由假相以闡實性，正《法華》所謂，是法住法故，世間相常住也。強辨至此，祝釐是否取消，請同學諸君，明以教我，糾正是說。藉以抒維持教道之微意耳。“祝釐”是源於中國古代贊頌已逝的先人的一種儀式，後來發展為一種祝願皇帝和聖人的儀式，中國佛教引入使用。在元代的《敕修百丈清規》裡，就已經明文規定了這種儀式，並將“祝釐章”列為第一。該章明曰：“人之所貴在明道，故自古聖君崇吾西方聖人之教，不以世禮待吾徒，尊其道也。欽惟國朝優遇尤至，特蠲賦役使安厥居。而期以悉力於道，聖恩廣博天地莫窮，必也悟明佛性以歸乎至善，發揮妙用以超乎至神，導民於無為之化，跻世於仁壽之域。以是報君，斯吾徒所當盡心也。其見諸日用，則朝夕必祝，一飯不忘，而存夫軌度焉。”其中強調，“祝釐”就是報君，而且“朝夕必祝，一飯不忘”，成為一種制度。中國佛教的發展，與皇室朝廷有密切的關系，僧人報君，實為佛教“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的具體體現，這也是中國佛教的特點之一。在明代時，祝釐儀式已經在佛門內外普遍實行。《大明高僧傳卷第二》載：釋融照，字慧光，世家越之南明。早歲受業於華藏，刻意修習天台教觀於台之安國山及杭之天竺。後從淵叟湛法師居華亭延慶寺，力精教乘勤修禅定，燃膏繼晷旦夕無間。故學由志臻，表於叢席職跻眾右，四十祀矣名聞京師，诏嘉獎賜師號。每歲元日率眾修金光明忏祝釐君上，說法之外力事忏摩，與諸眾生掃除塵翳攝入善根。既老而彌勤，得其法者三人。曰居簡、曰宗[矩/木]、曰宗權，皆法門之龍象也。《釋氏稽古略》雲：太子少師姚廣孝卒，追封榮國公谥恭靖，有《道余錄》見前。十二月敕修武當山宮觀成，賜名曰太岳太和之山。山有七十二峰，三十六巖，二十四澗。峰之最高者曰天柱，境之最勝者曰紫霄。南巖上轶雲氣，下臨絕[堅-臣+(虍-七+(一/谷))]。舊皆有宮為祀神祝釐之所。元季兵毀，至是悉新之。癸亥八年，王振作大第於皇城，又作智化等於居東，以祝釐，追封元儒吳澄，為臨川郡公，從祀孔子廟庭。《補陀洛伽山傳》卷一曰：大德五年，集賢學士張蓬山，奉旨祝釐潮音洞，見大士相好，彷佛在洞壁。次至善財洞，童子倏現。頂上端藹中，大士再現，寶冠璎珞，手執楊枝，碧玻璃碗。護法大神，衛翊其前久之。如風中煙漸向鎖沒，但祥光滿洞；如霭霞映月，見數尊小佛，作禮慰快而去。
對於這種已經實行了幾百年歷史的“祝釐”儀式，到了民國時期，受共和思想的影響，被視為封建糟粕，遭人唾棄，在佛門裡自然也會有人對這種與封建制度相聯系的傳統儀式提出非議。溥常法師撰文是反對取消“祝釐”儀式的。他認為，一，佛教儀式的特點就是“祈禳必成”，所以作為“自古清規，聖節祝釐”已經成為佛教的傳統之一，其特點並沒有改變。二、“祝釐”儀式的對象是君主帝王，滿清滅亡，民國建立，只是“主名之變更，的在權勢之競爭，究竟於國家之本體，又何在有損減毫末乎。”對百姓而言，“民以國為家，一家誰無主，無主何為家？家必有主，國必有君，斯明極矣。皇帝君主也，總統民主也。”也就是說，從滿清到民國，只是國家換了名，實質並沒有改變，換言之，換湯不換藥也。他又說，既然國家主體者是民，僧人也是民中的一份子，其責任是使民向善，“導民於無數之化，跻世於仁壽之域”，國家對佛教的態度，是“不以世禮相待，重其道也。”所以佛教仍然應以“吾道至誠感其內”，不必“而反以外之權勢虛實名為向背。”耶教(基督宗教)也舉行祈禱，受到了各界致敬。當前戰爭不斷，人心思定，佛教舉行祈祝儀式，“有益於世道人心，決定獲社會歡迎”。有人反對舉行這種儀式，認為只要有“功課祝願足矣，何拘拘於朔望節例。”這是不對的。三、從經典上看，“祝釐”儀式在藏經中早已明文具載，“正五九月治南，(克+寸)期雲集僧眾，理宜誠心懇求，更須逐日祝贊。每飯不忘。”從佛教的義理上看，“未思至理，缺少誠意”，感應道交不應，這在《百丈清規》裡已經“正理昭彰”。舉行“祝釐”儀式，實際體現的是佛法的“諸佛妙用，真俗圓融，被俗之儀，不壞假名而談實相；悟真之法，必由假相以闡實性，正《法華》所謂，是法住法故，世間相常住也。”所以從“維持教道”的角度，“祝釐”儀式不宜取消。溥常法師反對取消“祝釐”的儀式的想法，還是與他的根深蒂固的退化論思想有關系，但是他在裡面做了一些修改，如他將“祝釐”是為皇帝祝福的特點，轉換為“民以國為本”的民本思想，強調國民的普遍性，這樣就較好地合理地解釋了在新體制下的“祝釐”儀式的特點，跟上了時代的潮流。同時他又從教理和經典上強調了“祝釐”的重要性，較好地體現了佛教的特點，做到了如法的要求，這些都是應該予以肯定的地方。
四
以上概述了溥常法師的振興佛教和佛教教育思想，以及對當代佛教儀式的看法。可以看出，溥常法師的思想的基礎是來自於“退化論”，他的一切思想的出發點都是與他的“今不如昔”的看法有重要的關系。在此基礎上，他提出了一系列的振興佛教的主張，興辦佛教教育的思想，堅持原有的佛教禮儀的看法，這些主張、思想、看法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如用佛教思想來挽回人心；培養人才，振興佛教；強調儀式，如法如禮等，對佛教的未來發展，提出了寶貴的意見。但是在他的這些思想與看法中，也有一些是不一定恰當或者不切實際的，如他對中國文化的發展以春夏秋冬的自然觀來解釋，提倡“教產共和說”等等，總之。這些既有他的以佛教為本位的思想感情使然，也與他的理念有關，還有他對新思潮的接受和理解有關。溥常法師的思想雖然在中國近代佛教史上不像太虛、圓瑛等人的思想影響大，但是它也有其特殊之處，今天我們研究他的思想，就是對中國近代佛教的發展歷史給予一個更加全面的說明，就此而言，溥常法師的思想與主張，也值得重視與研究。
作者：黃夏年，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世界宗教文化》主編。
